第5章　“亚洲门罗主义”话语之祛魅

亚洲铜　亚洲铜
击鼓之后　我们把在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叫做月亮
这月亮主要由你构成

——海子《亚洲铜》⁽¹⁾

作为一种政策的“亚洲门罗主义”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结束，然而中国文化——政治精英对于日式“门罗主义”的态度从正面转向负面，却发生在很早以前。要讲述“门罗主义”在华传播的故事，追溯中国文化——政治精英对日本认知的转变，可谓不可或缺的环节。(https://www.daowen.com)

在19、20世纪之交，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一开始都对日本政府与民间力量有所期待，与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话语使用者之间互有唱酬。这一局面部分源于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自“三国干涉还辽”以来，日本受到欧美列强的巨大压力，一度试图与中国修好，“中国保全论”在日本盛极一时。日本政府也积极投资于未来，大力吸收中国留学生，并派人前往中国游说中国政学要人。维新派主持的“大同译书局”于1898年出版了樽井藤吉1893年在日本出版的《大东合邦论》，康有为在1897—1898年力主“联日”，甚至提出中、日、英、美四国“合邦”的主张。⁽²⁾维新变法失败之后，康梁等人流亡海外，日本则是其重要据点。而同时正在形成的反满革命派，也试图寻求日本政府和民间的支持——如前所述，“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这一反满口号本身就来自中国旅日精英，受到日本所转译的美国“门罗主义”以及由此激发的日式“门罗主义”话语的影响。

但随着形势的向前发展，中国的知识界与舆论界代表人物对于“亚洲门罗主义”的态度也不断发生分化。在旅日知识分子之中，康有为大概是最早挣脱“亚洲门罗主义”的人士之一。他在百日维新失败之后流亡日本，仿效申包胥作“秦庭之哭”，希望获得日本政府的支持，救出光绪皇帝，继续推进维新变法。在求助的过程中，康有为也诉诸了日本的“亚洲主义”话语。然而，日本政府忌惮欧美列强的反应，清政府也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后者约束康党在日本的政治活动。于是，日本政府向康有为施加压力，1899年3月，康有为“自愿”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对于康有为而言，这是一段颇为黑暗的经历。在此之前，日本明治维新是康有为笔下常见的维新变法范例；在此之后，他心目中日本的地位一落千丈。同时，由于康有为以北美为基础组织的保皇会从财政上依赖于海外华侨捐款，并不试图从日本政府和民间人士获得支持，这种财政上的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康有为为何没有多少动力以“亚洲主义”话语来取悦于日本朝野人士。⁽³⁾

然而，许多近代中国文化——政治精英，或者长居日本，或者是在康有为离开日本之后，才抵达日本。他们与日本“亚洲门罗主义”的关系，也更为复杂，挣脱“亚洲门罗主义”话语的过程，也更为曲折。本章将集中探讨若干较为集中论述日式“门罗主义”的代表人物：立宪派与国家主义代表梁启超，晚清革命派领袖、后来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在孙中山之后夺得国民党控制权的蒋介石，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李大钊。最后，本章还将论述主要留学欧美而非日本的“战国策派”对于日本的“门罗主义”论述以及世界秩序走向的看法——他们的“战国时代重演论”曾获得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青年党中不少人的赞同。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青年党与“战国策派”中的许多国家主义者期待以一个中国主导的亚洲秩序取代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但在李大钊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当时“门罗主义”话语的真正超越——不是用一个区域霸权取代另一个区域霸权，而是反思霸权逻辑本身。要勾勒出这条思想的光谱，需要我们回到历史语境中回顾这些思想者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