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暧昧的“抵抗”：日本“亚洲门罗主义”话语之兴起

太平洋！太平洋！
君之面兮锦绣壤，君之背兮修罗场。

——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¹⁾

从上文对德国的案例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德国理论家之所以对“门罗主义”发生浓厚兴趣，是因为它可以被用来证成和加强德国原有的政治空间诉求，尤其是可以在“一战”后美国活跃于欧洲政治舞台的背景之下，对美国的潜在干涉起到排斥作用。在日本，“门罗主义”得以广泛流传的原因与德国类似。日本运用“门罗主义”进行大陆扩张的结果，也与德国类似。

“门罗主义”进入日本之后，迅速与既有的呼吁亚洲各民族以日本为盟主团结起来抵抗欧洲列强侵略的“亚洲主义”⁽²⁾话语结合起来，发展成为日式“门罗主义”，强调“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或“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抵抗”某些或全部欧美列强对本区域事务的干涉；然而这种貌似强调“区域自主”的话语，不管其意图如何，在历史中发生的实际效果却是为日本对朝鲜、中国等国的侵略提供了话语支持。在“二战”期间，致力于为“大东亚共荣圈”提供法学论证的日本国际法学家们更是从施米特的“大空间”理论中汲取灵感，推进日本自身的“广域国际法”理论建设，试图将日本对伪满洲国以及汪伪政权的支配纳入法律框架。

在近代西方入侵之前，东亚区域内的各国有朝贡秩序的概念，有华夷之辨的意识，但并没有“亚洲”意识。各国是在西方殖民者的炮舰之下，了解殖民者带来的“亚洲”名称，进而意识到自身所处的类似的被压迫地位。从19世纪中期开始，“亚洲”这一外来的名称在东亚各国越来越被接受，这一名称不仅具有地理含义，也暗示着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秩序中的被压迫者的某种连带关系。在19世纪50—60年代，日本的平野国臣、佐藤信渊、胜海舟等人一度主张“日清提携”，共同对抗西方入侵。尤其是被称为日本近代海军“第一人”的胜海舟，还积极向日本的政坛精英推广日本应建立海军、联合亚洲各国共同对抗欧洲入侵的主张。⁽³⁾(https://www.daowen.com)

而清朝外交官员试图将“亚洲”的概念与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结合起来，期待清王朝以朝贡体系中心的角色，在“亚洲”发挥其传统的领导作用。1876年1月24日，李鸿章在与日本使臣森有礼围绕朝鲜问题的谈话中，就曾以“亚细亚”的观念，质问日本破坏朝贡关系：“我们东方诸国，中国最大，日本次之，其余各小国均须同心和气，挽回局面，方敌得欧罗巴住。”“高丽与日本同在亚细亚洲，若开起仗来，高丽系中国属国，你既显违条约，中国怎样处置，我们一洲自生疑衅，岂不被欧罗巴笑话。”⁽⁴⁾在接下来几年中，当中国与沙俄矛盾突出时，张之洞、黄遵宪等都曾主张加强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尤其是黄遵宪受到宫岛诚一郎的影响，主张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合作，甚至直接劝告朝鲜方面将沙俄作为亚洲共同的敌人。⁽⁵⁾这些主张都体现了清朝官员在西方压力之下产生的“亚洲”意识。

但鉴于同时期日本在朝鲜、琉球和中国台湾的扩张不断危及朝贡体系，清朝外交当局不能不将日本作为与欧洲列强类似的对手，因而其“亚洲”意识也不可能转化出一种“亚洲主义”的外交政策——众所周知，李鸿章常用的国际战略是“以夷制夷”，当日本在朝鲜的影响力不断增长之时，李鸿章的策略是将欧美列强的势力也引入朝鲜以平衡日本，这从根本上是一种“均势”战略。

在清朝官员从话语上将“亚洲”概念与朝贡体系结合之时，日本的“兴亚论”也在继续发展，其不同于清朝官员“亚洲”话语的特点在于强调日本在亚洲的领导权，如1879年草间时福提出：“今日我国为亚细亚诸国中开化先进之国，率领诸邦担当东洋连横之业，舍我其谁。”⁽⁶⁾日本的“兴亚论”者创建了振亚社，其后继者为兴亚社，并于1880年发展为兴亚会，1882年又改组为亚细亚协会，1891年又有东邦协会的创设。⁽⁷⁾民权运动激进派代表大井宪太郎主张日本作为民主的先行者，应帮助亚洲各国推进国内的民主，1885年，大井宪太郎、小林樟雄等原自由党左派人士试图购买武器，制造炸药，帮助流亡日本的朝鲜开化党人士反攻朝鲜，事败被捕，此即所谓“大阪事件”。1893年樽井藤吉以汉字出版《大东合邦论》，以“黄种人”为号召，鼓吹朝鲜与日本“合邦”，进而与中国“合纵”，共同抵御西方侵略。此可谓“兴亚论”的力作，在中国影响了康有为等人在甲午战争之后的外交政策论述。⁽⁸⁾

但与此同时，明治维新的阶段性成功，以及中国在抵抗欧美列强侵略时的不断失败，也催生了以“文明、开化的日本”鄙视“顽迷、守旧的中国”的强烈意识。日本政治家杉田定一在1884年中法战争后批判中国，反对日清友好论；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于朝鲜“甲申政变”被清军镇压之后，作蔑视中国、朝鲜等亚洲邻邦的《脱亚论》，产生很大影响。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福泽谕吉精神振奋，高呼这是一场“文明”对“野蛮”的战争，⁽⁹⁾并为战争慷慨捐款。这场战争沉重打击了中国的藩属体系，中日两国签订《马关条约》，日本在东亚的优势地位日益凸显。

然而，1895年，俄、德、法三国政府认为日本从《马关条约》中获益过多，打破了东亚的势力均衡，于是集体出手实施“三国干涉还辽”，这对日本的“大陆国家”雄心构成重大打击。1896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沙皇政府签订《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中俄密约），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被日本官方视为一种强大的威胁。1897年，德国出兵占领中国山东胶澳，从而引发英国与德国在中国的争夺。1898年，美国赢得美西战争，获得对菲律宾群岛的主导权。

以上种种事态，都对日本朝野精英的心态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如果中国被列强瓜分，日本是否会成为下一轮瓜分的目标？美国在占领菲律宾之后，会否危及日本在亚洲的生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日本官方一边继续以欧洲列强为范本推动内政改革，以求达到欧洲列强的“文明”标准，从而废除领事裁判权；另一方面，也着手对民间的“亚洲主义”进行有限的支持。“亚洲主义”与“门罗主义”概念的结合，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