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近代中国“省域门罗主义”话语的谱系

山河破碎夕阳红，只手擎天歌大风。
莽莽中原谁管领，龙蛇草泽尽英雄。

——杨毓麟《北行杂诗之二》⁽¹⁾

当发源于美国的“门罗主义”进入清末民初的中国，它引发的是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从近代史料来看，当时出现的最具影响力的本土“门罗主义”话语，所关注的主题并不是“超国家”层面的区域秩序与全球秩序建构，而是“次国家”（sub-state）的省域的自主性。在本书梳理的全球“门罗主义”话语类型中，近代中国的“省域门罗主义”是最具独特性的一种。

为了准确定位“门罗主义”与近代中国遭遇的历史时刻，我们还是有必要从“门罗主义”的源头美国说起。在美国独立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的商业往来中扮演了中介，1773年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北美反抗者倾倒的就是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广州“十三行”运出的茶叶，大部分是福建武夷茶。美国独立后不久，中美两国之间很快就有了直接的商业往来。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抵达广州开始，在18世纪剩余的时间里，共有118艘商船来华。⁽²⁾19世纪初美国商人开始染指对华鸦片走私，比如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外祖父沃伦·德拉诺（Warren Delano）就曾是旗昌洋行（Russell ＆ Co.）高级合伙人，对该公司的鸦片生意扩展有很大贡献。美国商人主要从土耳其进口鸦片，在列强对华鸦片生意中一度占到10%的份额，甚至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鸦片生意利润形成冲击。⁽³⁾许多富豪家族从对华鸦片贸易中获益，并用相关利润在美国国内投资于工业与基础设施建设。比如说，波士顿许多地方的建设，就得益于被称为“波士顿婆罗门”的若干家族的鸦片贸易利润。⁽⁴⁾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7月3日，清政府与美国外交代表在澳门的望厦村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该条约因为法律技术精巧，成为许多列强与中国签订的类似条约的范本。⁽⁵⁾然而，在1844年之时，英语之中还没有“Monroe Doctrine”这个表述。不久，美国内部经历了激烈的南北冲突，进而在19世纪60年代发展为一场惨烈的内战。美国花了很长时间进行国内秩序的重建，继而借助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东风，崛起为工业化强国。因此，尽管美国作为殖民帝国势力进入中国甚早，但没有像其他列强那样在中国获得领土割让或建立势力范围，对中国文化——政治精英造成的心理压力也远比英、法、俄、德等列强轻得多。等到美国在东亚秩序中采取强势进击的姿态，已经是在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了。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菲律宾，作为其在亚洲进行帝国扩张的基地，从而进一步考虑自身在中国与亚洲的利益存在方式。一个看起来不无巧合的现象是，“门罗主义”在中国流行开来，其起点也正是在19世纪末，尤其是美西战争之后。

郭双林教授在一篇开创性的论文⁽⁶⁾中指出，在19世纪，中国人首先获悉门罗总统的存在，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才知道其主张的具体内容。1838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gah Coleman Bradgman）在新加坡用汉语刊行《美理哥合省国志略》首提美国门罗总统名字，译为“瞒罗”，该书的一些内容，被魏源的《海国图志》和梁廷楠的《海国四说》吸收，“瞒罗”之名亦得以广泛流传，但“瞒罗”之主张，仍不为人知。⁽⁷⁾1880年，上海申报馆出版日本学者冈本监辅所写的《万国史记》，介绍了门罗总统的主张：“一千八百十七年，惹米斯瞒罗为大总统。瞒罗常谓，美国自为一世界，不得关欧人纷争。诸议者多是其说。”⁽⁸⁾但冈本监辅并未将门罗总统的主张命名为“瞒罗主义”。

在此可以补充的是，1838年以来，英国人在中国创办的英文报纸，如《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及其后继者《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对于美国门罗主义的发展也多有报道⁽⁹⁾，但因为这些报纸面向的是在华外国人，其对“门罗主义”的探讨，在中国本土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中并没有引发实质反响。从既有史料来看，中国人对“门罗主义”的浓厚兴趣，是在旅日精英群体中发生的。康有为与梁启超率领的立宪派/保皇派集团对于“门罗主义”的传播，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1898年11月，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曾求助于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在11月2日致近卫笃麿的求见书信中，康有为将自己流亡日本比作申包胥的“秦廷之哭”，并着力强调“我两邦兄弟唇齿，同种同洲，祸福共之”。⁽¹⁰⁾“唇齿”之说，更充分的表达见于康有为10月底作于日本的《唇齿忧》一文，其中称中日两国“同种族，同文字，同风俗，同政教，所谓诸夏之国，兄弟之邦，鲁卫之亲，韩魏之势，而虞虢之依唇齿也”。⁽¹¹⁾其中，“诸夏之国”的说法，可以说是将日本的“亚洲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进行了结合。(https://www.daowen.com)

这些“亚洲主义”色彩的话语在康有为笔下出现并不奇怪。在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受到日本作者樽井藤吉《大东合邦论》的影响，其所领导的维新派群体也成为日本有关方面的游说对象。⁽¹²⁾在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提出“联日”乃至“中、英、美、日四国合邦论”，甚至将伊藤博文推荐给光绪，希望将其聘为客卿，为清王朝改革出谋划策，以削弱慈禧“后党”势力。⁽¹³⁾戊戌变法遭遇失败，康有为逃亡香港，先是向英国求助，因为英国政府不感兴趣，康有为才向日本政府求助，自称为效申包胥“秦庭之哭”。在迫切的求助心态之下，日本当时正在兴起的“亚洲主义”，就成为康有为的话语资源之一。

而与流亡维新派接触的日本政治精英，也以“亚洲主义”话语来回应他们。11月12日康有为晤近卫笃麿公爵⁽¹⁴⁾，近卫开场即提出：“今天的东洋问题已不单纯是东洋问题，它已经成为世界问题。欧洲列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东洋竞争。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东洋人必须有独立解决东洋问题的权力。美洲的门罗主义也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在东洋实现亚洲的门罗主义（亜細亜のモンロー主義）的义务就落在了贵我两邦的肩上。”⁽¹⁵⁾

近卫将他主张的“东洋门罗主义”简化为“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这种表述。这一表述能与古汉语中的一个句式发生深刻的共鸣：“XX，乃XX之XX也。”这个句式为何重要？因为古代中国最为重大的空间政治问题——“天下”的归属问题，正是通过这一句式得以提出。

自从秦统一六国以来，一个立足于中原、为一系列藩属所环绕的大一统王朝，逐渐成为中国官方历史书写所接受的历史常态。从理论上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仅中原王朝与藩属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基于物理性边界的内外之分，甚至藩属相互之间也是如此。⁽¹⁶⁾“天下”究竟是何人之“天下”，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极为流行的探讨主题，⁽¹⁷⁾它导向的讨论，通常不是质疑君主政体本身的正当性，而是要求君主遵守政道——君主不守政道并不会导致君主制本身被别的政体所取代，但有可能导致失德的君主被有德的君主所取代，所谓“天命靡常，惟德是辅”是也。⁽¹⁸⁾

在清朝，“天下人之天下”的表述，还关系到清朝统治者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正当性问题。在传统的天下秩序中，最重要的空间区分并不是物理性的，而是文明性的夷夏之分，夷夏和平共处乃至“以夏变夷”是“天下”常态，“以夷变夏”则被视为“天下”的异态。乾隆皇帝则采取了弱化“夷夏之辨”的策略，来论证清朝的正统地位，指出“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东夷；文王，西夷。岂可以东西别之乎？正统必有所系”。⁽¹⁹⁾在此，“天下人之天下”并非对君主专制的批判，而是对特定族群垄断中原王朝政权的批判。

而由于农耕文明非均质的分布以及夷夏之辨的存在，对“天下”的争夺并不意味着对已知的人类所居的全部地理空间的争夺，而只是对以中原为中心的成熟农耕文明地带的争夺，谁统一了核心的农耕文明地带，谁也就有可能取得对四方“蛮夷”的主导权。因此在古汉语之中，“天下”亦有可能被作为一个有限的、待支配的客体。⁽²⁰⁾“谁之天下”之问，本来可以被用于各种有边界的空间范围。而在19世纪，随着欧洲列强对中国发动侵略，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日益受到欧洲国际法体系的挤压，中国士大夫们日益意识到，古人常谈的“天下”，其实际空间范围可能不过是覆盖了一国。⁽²¹⁾公羊学在晚清的复兴，就和中国从天下之中变成列国之一的空间意识转变密切相关，而康有为正是这一复兴运动中的重镇之一。如果说公羊学里的“张三世”“通三统”直接关系到时间与历史，“异内外”则直接与空间相关，涉及“天下”“国”“夷”“夏”等一系列范畴的关系。

“天下人の天下”并不是明治时期日语中的常见表述。事实上，明治时期日语中对“天下人”的理解，与中国古汉语中对于“天下人”的理解大相径庭，指的并不是天下的百姓，而是制霸全国的大人物，如源赖朝、足利尊、织田信长、丰臣秀吉都曾被称为“天下人”。作为有能力直接写作汉诗的日本政治文化精英，近卫的“XX是XX人的XX”句式很可能来自其对中国汉文的把握，而非对日文原有句式的改造。而这一句式比任何英语的表述，都更能激发中国儒家士大夫的空间政治意识——尽管英国人在华创办的报纸对“门罗主义”已经有不少介绍，但从未引起中国士大夫的集中讨论。在世纪之交的日本，中国旅日政治——文化精英的空间政治意识几成火山喷发之势，绝非偶然。

在康有为提出具体的求助要求之后，近卫表示了保守与谨慎的态度，未提供实质的承诺。而急于向日本政府求助的康有为不断强化其“亚洲主义”修辞。1899年2月13日，康有为再次拜访近卫笃麿，在笔谈中强调“东亚大局，我两国有若孪生兄弟”。⁽²²⁾除近卫笃麿外，康有为还向其他日本政界要人求助。1898年11月下旬，康有为致信冈田正树，特意强调了“同文同种同洲”，称光绪皇帝曾在黄遵宪赴日之时亲自修改国书，加上了“同洲至亲至爱之国”，又提出清廷应聘请日本通才为改革顾问，如此中日“是不啻同国，岂止同洲哉”？⁽²³⁾在《致日本思父书》中，又提光绪改定国书之事，大谈“东亚”“黄种”。⁽²⁴⁾康还将光绪修改国书之事写入了他在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上发表的《光绪圣德记》。⁽²⁵⁾

在康有为向日本政界求助的过程之中，梁启超经常陪伴左右并帮助起草书文。1898年12月23日，流亡维新派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梁启超主持编务工作。从1899年开始，近卫笃麿式的表述“XX为XX人之XX”在旅日中国精英中间突然流行起来。是不是近卫笃麿用来解释“门罗主义”的汉语句式启发了康有为，进而启发了与康有为同行的舆论界巨子梁启超呢？本书无法从史料上确证这一传播链条。但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梁启超主持的《清议报》从1898年12月到1901年12月存续期间，对于推广“门罗主义”概念以及“XX为XX人之XX”这一句式，起到了“急先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