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之后的“省域门罗主义”

二　辛亥革命之后的“省域门罗主义”

清末积累的“省域门罗主义”情绪，在士绅们围绕着铁路权利的斗争中出现了非常激烈的表达，进而导向了辛亥革命。1911年5月14日，长沙围绕路权问题举行了万人群众集会，接着爆发长沙至株洲万余铁路工人的示威，进而影响湖北、广东、四川等地。1911年5月30日，日本驻长沙代理领事山崎壮重致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的报告中指出，湖南一部分激进士绅“信赖北京政府势将亡国，高喊湖南为湖南人之湖南，欲独自借款经营铁路”，这部分人“商人占多数，咨议局议员一部分支持此派”。⁽⁴⁹⁾当然，四川的“保路运动”更为激烈，地方士绅与官府发生武力冲突，湖北新军奉命调入四川镇压民变，造成武昌兵力空虚，中部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趁机发动武昌起义，进而引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之势。

1911年11月9日广东宣布“独立”之后，参加过中法战争，并曾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领导台湾人民反日斗争的清军将领刘永福应广东省都督胡汉民之请，出任广东省民团总长。辛亥革命文献中有一篇以刘永福名义发布的《粤省民团总长刘永福之通告》，即表现出强烈的广东地方主义色调，称“夫吾粤，东接闽，西连桂，北枕五岭，南滨大洋。风俗、语言、嗜好与中原异，天然独立国也”。通告最后还喊出了“广东者，广东人之广东也”这一口号。⁽⁵⁰⁾

然而，随着南北和谈的推进，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南北政府法统合一。随着爱新觉罗家族的统治退出历史舞台，“排满”也渐渐退潮。革命派在辛亥革命的南北妥协之中放弃了“排满主义”，接受了“五族共和”。“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包含中国境内各族，而不仅仅是汉族，成为民国政府的标准立场。至此，“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作为“排满”口号的时代落下帷幕。

“省”在清朝官制中并不属于法律规范意义上的“地方”，巡抚与总督是与“京官”相对的“外官”，由朝廷统一派遣，而且需要遵循隶籍回避制度（如林则徐注定不能当闽浙总督，曾国藩无法任湖广总督）。辛亥革命中各省脱离清廷自立，各省都督自己掌握军队和税收，任命本省官员，这不仅削弱了清政府的控制力，也使得革命派的南京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缺乏整合力。袁世凯从形式上统一南北政府之后，致力于加强中央政府权力，但受到许多省份实力派的抵制。1915年，袁世凯称帝引发了新一轮的地方脱离运动，其数年之内进行的集中军权、财权与人事权的改革成果付诸东流，1916年袁世凯死后，尽管北京政府仍为名义上公认的中央政府，但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权非常微弱。1917年张勋复辟之后，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引发孙中山南下“护法”，民国法统分裂，出现两个自命“中央政府”的权力中心，中国的政治碎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然而自秦统一六国以来，以中原为中心的农耕区已经逐渐习惯一统之世。儒家士大夫原本崇尚以分封制为基础的周代礼乐，但经历周秦之变，逐渐适应了郡县制与皇帝制度。在汉代，董仲舒这样的今文经学家积极配合汉武帝削弱分封，加强皇帝制度；在唐代，柳宗元作《封建论》肯定郡县制，反对以“封建”为名的藩镇割据；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等批判过于集中的皇权制度，但并不因此而否弃“大一统”。顾炎武曾评论：“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而他提出的治道，是“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⁵¹⁾在清朝，西方传入的民族主义思想，进一步与中国传统的认同资源发生化学反应，最终生成自觉的“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认同。⁽⁵²⁾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辛亥革命之后，即便是闭关自守的地方实力派，通常也不至于在大原则上反对国家统一，争论的焦点是凭借何种原则、通过何种方式来统一。在围绕着中央地方关系的争论之中，“门罗主义”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符号。

民国时期，美国执政精英以区域霸权为基础，为争取全球霸权，对“门罗主义”进行重新解释，对中国国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17年1月22日，威尔逊总统在美国参议院发表了“没有胜利的和平”演讲，将“门罗主义”解释为各个国家和民族自己决定自身发展道路的主义，它不仅适用于美国主导的美洲，也适用于世界上各个地方：

所有国家应自愿将门罗主义作为世界性的原则；任何国家都不应将其政治体制扩展到其他国家或民族，而且每一民族都有自由决定自己的政治体制，有不受阻碍、不受威胁、不必恐惧地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自由，无论是小国还是大国和强国。⁽⁵³⁾

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次日就对威尔逊的演说做了介绍，并用一小段话概括了威尔逊的“门罗主义”论述：“任何国家不应针对其他国家或人民进行扩张或强加政策，不论大国还是小国，每个国家应当在不受阻碍和无恐惧的条件下自由发展。”（…that no nation should seek to extend itself or its policy over any other nation or people but that each, little and great, should be free to develop unhindered and unafraid.）⁽⁵⁴⁾英国人莫安仁（Evan Morgan）主编的《大同月报》1917年第3期介绍该演讲时如此描述：“威氏又谓世界各国皆当以门罗主义为法，不得将己国之政策侵入他境，强其从同，不论强国弱国，均使之得以自由意思治理其国，他国不得妨碍之。”⁽⁵⁵⁾美国人福开森（John C. Ferguson）主办的《新闻报》则在1918年3月8—9日刊登了《战后之门罗主义（美国公法学教习威尔逊氏演说文）》，介绍威尔逊1917年1月22日演讲：“二十二日元首之宣言系表示政府如何对待此主义，盖政府之意，拟以议和之难题亦本此主义施行。由此新门罗产出将放宽其范围，不似前此之狭窄，而为天下宽大之础基焉。此主义之解释即是各国自由发展，其目的不受他国之干预。”⁽⁵⁶⁾作者甚至主张：“吾人以宽大眼光观之，此次战争之目的，直可谓为天下之门罗主义也。”⁽⁵⁷⁾

1917年4月13日，威尔逊设立了宣传机构公共信息委员会，该机构又于1918年9月在中国上海建立分部“东方新闻社”（Oriental News Agency，后改名“中美新闻社”），向中国宣传中美友谊、美国国家发展道路以及威尔逊思想。东方新闻社为300多家中文报纸提供国际新闻和评论，使得源于美国的国际信息迅速压过英国，还在中国大城市发行宣传海报与画刊；其领导人卡尔·克罗（Carl Crow）精心挑选了威尔逊的演讲，交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后者推出了钱智修翻译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和议演说》（1919年3月第1版）以及蒋梦麟翻译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参战演说》（1918年11月第1版），在中国舆论界流传甚广。卡尔·克罗通过传教士和国际公司等渠道，搜罗了25000个中国地方上层人士的名字和地址，向他们寄送了威尔逊演讲集，并收到了5000多封回信，可以说产生了巨大的舆论影响。⁽⁵⁸⁾在中国知识界、舆论界，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黄炎培领导的江苏省教育会以及张元济领导的商务印书馆乃至梁启超领导的研究系，都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与传播渠道，积极传播威尔逊的主张。⁽⁵⁹⁾

尽管威尔逊在其1918年1月8日发表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中仅仅在第五条提出“对于殖民地之处置必须公正开明，在所有有关主权的问题上，殖民地人民的利益与殖民政府的正当要求应进行平等的考虑和权衡”⁽⁶⁰⁾，根本没有使用布尔什维克式的“民族自决”的提法，十四点和平原则中涉及具体民族独立的部分也集中于对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三个国家的处置，并没有在一般原则意义上推动殖民地民族独立的意愿，但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的宣传还是对威尔逊的主张做了放大，将威尔逊打造成了“民族自决”热情洋溢的支持者，强调美国对中国在战后参加和会、收回列强利权的支持。⁽⁶¹⁾而经过威尔逊中国形象的中介，美国的传统外交政策“门罗主义”，也就与“民主自治”“民族自决”等理念密切关联在一起，甚至美国的联邦制，也被纳入同一个“意义域”之中，与“门罗主义”一起成为“民主自治”理念的体现——下文将以青年毛泽东参与湖南省宪运动的例子来集中说明这一“意义域”的存在。

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的宣传，让威尔逊的在华威望在短期内如日中天，然而其宣传塑造的威尔逊作为“世界和平之福星”的形象，引发了中国精英的过度期待，从而也为威尔逊埋下了地雷。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威尔逊同意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这一行动与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的宣传形成鲜明对比，致使威尔逊在中国遭遇了声望的滑铁卢。但美国宣传机器所塑造出的“门罗主义”、联邦制与“民主自治”“民族自决”之间的联想机制，却继续在中国舆论界发挥影响。⁽⁶²⁾到了1920—1921年，在南北两个政府对立的背景之下，一些地方实力派主张推进各省自治，制定自治宪法，进而以类似于美国联邦制的方式，重新产生中央政府。“联省自治”运动由此兴起。一系列鼓吹省域“自治”的刊物创刊：1920年9月《新湖北》创刊，1920年12月《新安徽》创刊，1921年12月《新浙江》创刊，1921年4月《新四川》创刊，1921年5月《新江西》创刊，1921年7月《新山东》创刊……中国迎来了一个“省域门罗主义”的高潮。然而这波高潮迅速过去，“门罗主义”从一个积极正面的词汇，很快变成一个负面的词汇。

下文梳理的是民国时期的若干种“省域门罗主义”。入选“XX门罗主义”，需要具备某种形式要件：该省精英明确将本省的自治实践称为“门罗主义”，或有报章或外省精英将其称为“门罗主义”。笔者将从最具正面色彩、最接近威尔逊解释的“省域门罗主义”开始，进而不断下降，展示“门罗主义”在中国的评价所经历的渐变。

（一）“湖南门罗主义”。自从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湖南的地方认同处于不断上升的过程之中。立宪派的杨度作《湖南少年歌》疾呼“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革命派的杨毓麟作《新湖南》鼓吹湖南脱离清廷自立。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左宗棠平定新疆、谭嗣同为维新变法流血等近代事迹，均成为晚清湖南地方认同的重要符号资源。在1911年5月30日湖南的保路运动示威中，一部分激进士绅已经喊出了“湖南为湖南人之湖南”的口号。⁽⁶³⁾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迅速响应，宣布独立于清廷，其地方实力派掌握了军政大权。在1917年法统分裂、南北对峙形成之后，湖南省成为南北势力争夺的一个战场，本省绅民不堪其扰，因此出现了呼吁湖南“自治”，不参与南北争夺的运动。

毛泽东在湖南“自治”运动中非常活跃。1919—1920年，毛泽东是湖南学生驱逐皖系军阀张敬尧的“驱张运动”的青年领袖。1920年6月，谭延闿、赵恒惕率领湘军把张敬尧赶出了湖南，“驱张运动”取得成功。毛泽东及其他新民学会会员进而提出在湖南实行“自治”的主张，正如他在1936年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的那样：“我们的团体（指新民学会——作者注）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可以更加迅速地现代化，所以主张同北京分离。那时候，我是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⁶⁴⁾而谭延闿、赵恒惕也主张“联省自治”，推动制定湖南省宪。“湖南门罗主义”的说法，即在湖南制定省宪的过程中涌现。甚至上海的英文报纸《大陆报》都曾在1920年11月25日发布如下标题的报道：“湖南政府将偿还银行货币：本省将拥有‘门罗主义政府’，且将调节自己的事务。”（Hunan Government To Redeem Bank Currency: Province To Have ‘Monroe Government’ And Will Regulate Its Own Affairs.）⁽⁶⁵⁾

长沙《大公报》的主笔龙兼公是“湖南门罗主义”的提出者。他在湖南省宪运动中，写下了《湖南们罗主义》《粤人治粤》《湘人自治》《民本主义的宪法》《湖南自治纪略》等文，其中《湖南们罗主义》一文发表于1920年9月5日。在龙兼公发表《湖南们罗主义》之前，毛泽东常用的词是“湘人自决主义”。在6月23日致曾毅的书信中，毛泽东称“湘人自决主义”的敌人是“与湖南文明之创造为对敌者，军阀也，湘粤桂巡阅使也，湘鄂巡阅使也，护国军、靖国军、征南军也”，“湘人自决主义”主张这些势力一律退出湖南，“湖南人得从容发展其本性，创造其文明”。⁽⁶⁶⁾在龙兼公发表《湖南们罗主义》的次日，毛泽东即撰文《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认为龙兼公所提解释“们罗主义”的三个条件“我们用心干我们自己应干的事”“我们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绝对不许别人干涉我们的事”，符合大多数湖南人民的心理。⁽⁶⁷⁾毛泽东同时发表的《反对统一》进一步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们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以外，一概不理”。⁽⁶⁸⁾

与此同时，毛泽东强调，自己主张的是“湘人自治”，而不是泛泛的“湘人治湘”，两个口号的差异在于，前者是湖南绝大多数民众真正的民主自治，而后者则可能沦落为少数本土官僚与军阀对政权的垄断。⁽⁶⁹⁾10月5—6日，毛泽东、彭璜、龙兼公等湖南各界代表377人联名在《大公报》上发表《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声明，认为谭延闿、赵恒惕政府召集自治会议，并不符合南北两个法统的规定，不如正大光明地打出“湖南革命政府”旗号，湖南人每五万人选一个代表，组成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文中称：“我们觉得湖南现在所要的自治法，即与美之州宪法和德之邦宪法相当。中国现在四分五裂，不知何时才有全国的宪法出现。在事实上，恐怕要先有各省的分宪法，然后才有全国的总宪法，一如美、德所走那一条由分而合的路。”⁽⁷⁰⁾由此可见在毛泽东、龙兼公等人心目中“门罗主义”与“联邦制”的同构性。10月8日，湖南各界联合举行“召集人民宪法会议”的集会，毛泽东被推选为会议主席。

然而，谭延闿、赵恒惕并不接受毛泽东等人向平民开放宪法起草程序的主张。谭延闿试图由省议会来主导制宪。不久，由于湘军内讧，谭延闿被赵恒惕赶出湖南。赵恒惕更是彻底否定公民制宪的要求，改为延请专家学者制宪，最后只在程序上交由全省选民公投。毛泽东的“民治”路线在制宪过程中遭遇了挫败。而根据毛泽东对斯诺的自述，他在1920年底就已经转向了新的救中国的途径：“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的指引。”⁽⁷¹⁾

1922年1月1日，赵恒惕正式公布《湖南省宪法》，规定“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自治权“属于省民全体”，“省内治安，省民共保之；省外军队，非经省议会议决，及省政府允许，永远不得驻扎或通过本省境内”。⁽⁷²⁾关于省外军队的规定，集中体现了赵恒惕制定省宪的核心关注点。在1921年南北两个政府的对峙背景下，孙中山借助陈炯明的粤军攻克广西，进而在桂林设立大本营，筹备北伐。然而赵恒惕以“湖南自治”为名保持中立，拒绝孙中山派遣的北伐军通过湖南，最后迫使孙军从江西北上，北伐未能取得成功。《申报》1921年5月23日刊文《湘省对于粤桂战事之态度——湘省以自治老招牌与孟禄主义老办法应付粤桂战争》评论了赵恒惕的所作所为：“目前湘省对于粤桂战事，只有以自治老招牌，及孟禄主义老办法应付之，故对孙系之请，亦婉辞谢却。”⁽⁷³⁾1922年10月12日《时报》报道：“赵恒惕最近对各县代表宣言：湘省仍保守门罗主义，对南对北，两无偏袒，期以三年，与民休息。”⁽⁷⁴⁾

而谭延闿在被赵恒惕赶出湖南之后，重新借助孙中山的力量，于1923年8月回到湖南衡阳，打出“省宪修正事务所”的旗号，与赵恒惕分庭抗礼。赵恒惕发动“护宪”，为了打败谭延闿，将直系军队引入湖南，实际上违反了《湖南省宪法》限制客军驻扎的条款。在谭、赵之争中，“湖南自治”已经沦为一地鸡毛。在1923年7月1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前锋》月刊创刊号上，毛泽东以“石山”为笔名撰文《省宪下之湖南》，指出湖南兵不多，军饷虽不足，但尚可以支持一时，“与四川云南等省养兵过多有时不得不向外就食者稍有不同”。因此，那种“只要别人不来侵略，自己亦无须侵略别人”的“门罗主义的省自治”，就建立在这样一种经济基础之上，得以持续两三年的生命。但终究，“省宪之寿命决无久理。联省自治更是万无实现之望的东西”。⁽⁷⁵⁾

《湖南省宪法》从形式上存续到了北伐战争时期。1926年7月14日，广东国民政府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唐生智抵达长沙，废除省宪。至此，“湖南门罗主义”终结。几个月之后，毛泽东深入考察如火如荼的湖南农民运动，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为“湖南自治运动”曾经的先锋，毛泽东在一场通过社会革命来重新统一国家的新运动之中，又一次站到了时代的最前沿。⁽⁷⁶⁾

（二）“浙江门罗主义”：辛亥革命以来，浙江一直由本省籍人士担任军政首长。1916年，省内各派争夺省长一职，引发政局动荡。1917年1月3日，北京政府任命杨善德（安徽人）、齐耀珊（山东人）为浙江督军和省长。浙江士绅发起抵制，于1月5日起在杭州连续多日召开“公民大会”，到会人数多达4800余人。省议员许祖谦演说指出“浙江门罗主义，从此打破”⁽⁷⁸⁾，议员沈定一、任凤冈、金燮、张雨樵以及国会议员褚辅成等相继发表演讲，号召各界拒绝客军入浙。沈定一疾呼：“浙江者，我浙江人之浙江也。浙人不能保浙即国人不能保国……如浙不能自治，他省亦如浙之不能自治，则中央基础何由能固？”⁽⁷⁹⁾然而浙江士绅的抵制并没有发生作用。1月17日，杨善德正式在杭州接任浙江督军，稍后齐耀珊也接任省长。

皖系北方实力派卢永祥（籍贯山东济阳）于1919年任浙江督军。1921年，在直系控制北京政府的情况下，卢永祥以“地方自治”为名拒绝直系势力进入浙江，于6月4日发出“豪电”，主张各省先制定省宪，此后各省军政长官选派代表协商，最终将方案付诸全民公决。⁽⁸⁰⁾这一姿态受到了陈炯明等地方实力派的响应，也获得了浙江士绅的欢迎。1921年12月《新浙江》杂志创刊，发刊辞称：“……是谁之浙江耶？曰是浙江人之浙江也，此言也，夫人人而知之矣，然吾则曰是全浙江人之浙江……是故爱浙江者以浙江人治浙江为第一职志。”⁽⁸¹⁾在“浙人治浙”的气氛下，卢永祥也把自己的祖籍从山东改成了浙江宁波。

1921年9月9日《中华民国浙江省宪法》（“九九宪法”）正式颁布。然而，九九宪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本省选民年满三十五岁者，得被选为省长，如为现职军人时须解除军职方得就任”⁽⁸²⁾，这意味着卢永祥必须解除军职才能担任省长，加之又有人质疑卢永祥的籍贯，卢永祥旋将此法束之高阁。浙江士绅后来又起草了“三色宪法”与《浙江省自治法》，甚至组织了浙江省自治政府，但只存在了三天即告失败。

1924年，卢永祥处于直系军阀的包围之中，于是联合奉系与孙中山，形成“反直三角同盟”。卢永祥收编闽军臧致平、杨化昭部，引起了直系很大不满，指责其违反了规定不得收编客军的《江浙和平公约》。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与驻扎福建的孙传芳联合，击败卢永祥。不过，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随后皖系段祺瑞在奉系张作霖的支持下重新上台，组建执政府。齐燮元被段祺瑞免职。孙传芳主导了浙江，于1926年初宣布在苏浙闽皖赣实行“五省门罗主义”。然而，随着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军逼近浙江，大战一触即发。1926年11月25日《大公报》报道称：“浙籍军人之欲行一种浙江门罗主义，拟自立于漩涡以外”，不过，“惟绅士既属空谈、浙军亦乏实力，于目前时局，实际上恐少所建树”。⁽⁸³⁾1927年2月，北伐军攻克浙江全境，“浙江门罗主义”亦烟消云散。

（三）“五省门罗主义”：1925年10—11月，孙传芳（籍贯山东泰安）与张作霖为争夺江苏、安徽地盘爆发浙奉战争。孙传芳凭借五省军力，最终迫使奉军后撤至山东。1925年11月25日，孙传芳在南京正式宣布成立苏浙闽皖赣五省联军。在1926年2月南京的重要将领会议上，孙传芳宣布要确守“五省门罗主义”，强调“认定五省保境安民宗旨”，东南五省在正在进行的河南及湖北方面的战事中保持中立。⁽⁸⁴⁾日本外务省在北京出版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1926年6月9日）上即以“孙传芳确守五省门罗主义”来报道事态发展。⁽⁸⁵⁾1926年5月，因坊间传闻国内要召开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四巨头会议，孙传芳回应记者称“本人无意活跃”，他希望吴佩孚与张作霖携手，至于他自己，“拟将东南诸省之门罗主义推及全国，对善良政府固不惜予以援助，对不良政府则取不问不闻之态度，而决以遵守民主主义为方针”。⁽⁸⁶⁾

我们并不清楚孙传芳这个讲话是否有意参照了1917年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没有胜利的和平”这一讲话，后者将“门罗主义”解释为一种各国各族自决其发展道路的主义，进而从美洲推广到全世界。但孙传芳主张“将东南诸省之门罗主义推及全国”，无疑包含着类似的修辞结构，即淡化干涉与反干涉这一问题，而将重点放在本区域治理所体现的精神上，孙传芳将这种精神解释为“民主主义”，因而“将东南诸省之门罗主义推及全国”意味着，当北京政府和其他省份政府奉行此主义时，即予以支持；如不奉行此主义，即予以反对。当然，何谓“民主主义”，解释权在孙传芳自己手里。

不久，广东国民政府开始北伐，北伐军逼近孙传芳势力范围，冯玉祥所部国民军也在北方对吴佩孚势力展开打击。吴佩孚希望集中力量对付冯玉祥军队，期待其盟友孙传芳能够抵挡广东北伐军。孙传芳再次显现出了地方军阀“门罗主义”的本色，一面敷衍吴佩孚，一面与蒋介石洽谈，声明如果北伐军不进攻浙江与江西，他将置身事外。

孙传芳又如何对待掌握北京政府的张作霖呢？《顺天时报》的观察是：“孙传芳对于中央政局之态度，实欲以东南门罗主义，维持其中立，并不欲吴（佩孚）张（作霖）任何方面之强盛。”⁽⁸⁷⁾然而，北伐军在两湖地区进展顺利。9月5日，北伐军进攻江西；10月5日，北伐军进攻福建。1926年10月，浙江省长夏超宣布脱离五省联盟，归附广东国民政府，就任国民革命军第18军军长。于是“门罗主义”反外来“干涉”的一面就凸显出来了，孙传芳调兵遣将镇压夏超自立，杀害了夏超以及支持夏超自立的中共杭州地委书记贺威圣等人。不久，孙传芳不克北伐兵锋，兵败北遁，“五省门罗主义”也就成为过去时。

（四）“云南门罗主义”：籍贯为云南会泽县的唐继尧是“云南门罗主义”的主角，但所谓“云南门罗主义”，并非唐之自我标榜，而是国内报章所评。1920年唐继尧的“靖国军”进攻四川，据《大公报》报道，四川省议会痛骂唐继尧的扩张举措是“帝国主义”：“自民国以来，武人专权，罔识大体，谬拾帝国主义之说，倡为同胞自残之行。”⁽⁸⁸⁾唐继尧伐川失利，退守云南，1920年12月15日《大公报》有评论称：“云南唐继尧宣布自守，纯取门罗主义，惟又声明护法到底，其势不过暂避黔川耳目，已为人人所知。”又称唐继尧私下召集各界有名人物秘密商议，“所议者微闻仍在攻川，次取贵州”。⁽⁸⁹⁾《大公报》暗示，唐继尧的“门罗主义”不过是表面上的，事实上仍存扩张主义之心。

1921年，唐继尧部下顾品珍驱逐唐继尧，自任滇军总司令。1922年2月，唐率军反攻，顾品珍自杀身亡，唐继尧重掌云南大权。1922年5月18日《顺天时报》撰文《云南之门罗主义》，对云南时局发表看法：“唐继尧回滇之后，其所有一切宣言，均颇值注意。观其真意所在，似已悉以武力讨伐邻省，建设大云南主义之不可能，欲专心致志于省治，完成省政府之组织。其方针既不称兵他省，亦不准他省来侵，换言之，即似抛弃当时之大云南主义，而以建设小云南自治国为目的也。”不过，如同《大公报》一样，《顺天时报》也对唐继尧的意图心存疑虑：“……云南门罗主义，为吾人所极端赞成，用全力于省自治，而谋省政府之确立，乃中国全体之利益，云南全省之利益，并唐氏自身所以成名之道，所成为问题者，唐氏是否真心诚意以此主义为始终而已。”⁽⁹⁰⁾

唐继尧自然不会满足于仅仅经营云南。重掌云南军政大权之后，唐继尧将滇军扩编为“靖国军”，自任滇川黔鄂豫陕湘闽八省靖国联军总司令，先控制贵州，进而发动第一次滇桂战争，遭遇挫败。在广东国民政府开始北伐之后，唐继尧站在北伐军的对立面。1927年2月6日，蒙自镇守史胡若愚、昭通镇守使张汝骥、昆明镇守史龙云、大理镇守使李选廷联合发动“兵谏”，迫唐继尧放弃实权。两个月后唐继尧病死。

在一段过渡时期之后，龙云成为云南的实力派，相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但龙云在抗战前与蒋介石走得比较近，在西安事变中还曾公开表态要进攻张杨，救回蒋介石；抗战中，重庆国民政府对云南进行“削藩”，与龙云矛盾逐渐激化，1945年10月3日蒋介石命令杜聿明在昆明发动政变，剥夺龙云实权。但这一“削藩”的进程是以类似“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推进的，龙云并没有像阎锡山那样，被国统区的主流舆论贴上“门罗主义”标签。而卢汉接任云南省主席之时，滇军主力已被蒋介石调到东北参加内战，更没有搞“云南门罗主义”的条件。

（五）“贵州门罗主义”：在贵州，由于1917年成立的护法军政府的内部分裂，形成了新旧两派的对立，旧派以护法军政府政务总裁、贵州省长刘显世为首，与云南唐继尧结盟并引滇军入黔；新派以其外甥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为首，支持孙中山。1920年（民国九年）11月，王文华还在上海之时，新派受到旧派威胁，先发制人发动“民九事变”，迫使刘显世下野。在王文华在沪期间，卢焘（广西思恩人）代理黔军总司令，并在1921年3月王文华被投降北洋政府的黔军将领袁祖铭暗杀后，正式担任黔军总司令。“民九事变”后媒体有报道称“卢焘治黔，确取门罗主义，虽邻省亦不接洽”。⁽⁹¹⁾这说的就是卢焘作为亲孙的新派势力，既不干涉川滇等邻近省份，亦反对邻省干预。究其原因，不干涉是因为黔军经历变乱，成“五旅分立”之局势，无力对外干涉；反对邻省干预，则是因为邻省掌握在亲唐继尧的旧派势力之手。1922年，袁祖铭和刘显世势力回潮，名义上服从北洋政府，卢焘辞去黔军总司令之职，其治下的短暂的“贵州门罗主义”时期也因此结束。

（六）“福建门罗主义”：出身于北洋军的江苏丰县人李厚基1916年投靠皖系，获任福建督军兼省长。1920年7月直皖战争皖系失败，直奉两系控制了北京政府，李厚基遂疏远皖系，靠近直系。《新闻报》1921年9月17日以《李厚基最近态度：闽省采用们罗主义》为题，剖析了李厚基经营福建的策略。李厚基联络直系而不联络奉系，引起了张作霖的不满，于是劝说李厚基部下王永泉起兵驱逐李厚基。然而李厚基面对内外挑战，重新站稳了脚跟。报道提到，9月3日，李厚基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于时局之应对策略，“终经决定闽省以确守中立保境安民为宗旨，无论时局何种变动，闽省绝不偏袒一方，惟有不谅闽省苦衷，横加侵犯者，闽省应采取恰当之处置”。⁽⁹²⁾这是将李厚基在复杂时局中保持中立的姿态，命名为“门罗主义”。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舆论界的评价中，一个军阀宣示以“保境安民”为指导思想，经常被视为“门罗主义”的体现，孙传芳如此，李厚基如此，下文将提到的阎锡山也是如此。

（七）“广东门罗主义”：近代广东海外华侨众多，又靠近英国控制的香港，广东籍士大夫和知识分子较早接触西学，较早产生变革思想。立宪派知识领袖康有为与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均出自广东。但广东地处岭南，远离北京，又很容易产生偏安意识，晚清革命派出于“反满”，又策略性地提出十八省自立于清廷。欧矩甲受到革命派的影响，作《新广东》，以“反帝”带出“反满”，进而提出“广东为广东人之广东，非他人之广东，是广东人者，为广东之地主矣”“以广东之人，办广东之事”。⁽⁹³⁾这可以说是“广东门罗主义”话语的重要创制，并对其他省籍人士的类似表达，产生了影响。

在辛亥革命之后，“广东门罗主义”话语集中在护法运动和“联省自治”的语境中爆发。1917年孙中山携胡汉民等南下“护法”，段祺瑞政府任命的广东省长朱庆澜表示支持，段祺瑞对此不满，宣布对调广东、广西省长，朱庆澜没有桂系根基，只有辞职。广东省议会推举胡汉民任省长，但桂系担心孙中山的民党势力在广东坐大，于是广西籍国会议员邓家彦发电攻击胡汉民，称其与孙中山的护法理念不合：“中山先生痛国会非法解散，觅净土于西南，卒以粤省召国会议员开非常会议。而议员来意在一国，不在一省，在约法不在省长。若粤人师孟罗主义而达其旨，曰广东者，广东人之广东，则滇饷纠纷不难再见。勇士裹足，志士灰心，殊非中山先生本意矣。”⁽⁹⁴⁾孙中山要求胡汉民向省议会推辞省长职务。胡汉民虽从命，但闷闷不乐。时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章太炎观察：“孙公所部粤人亦欲挟军政府以行广东主义，余知其无就，欲西行。”⁽⁹⁵⁾

1918年4月，广州护法军政府内部发生政争，大元帅制被修改成七总裁合议制，孙中山从大元帅变成七总裁之一。孙离开广东，军政府领导权落入桂系岑春煊、陆荣廷之手。1920年，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四总裁联名反对桂系，陈炯明率粤军打败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队，进而出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1月4日，陈炯明发布《告粤父老兄弟书》，宣告已驱逐“客军”，恢复广东人民自治之权，“今日以后，广东者，广东人民共有之，广东人民共治之，广东人民共享之”。⁽⁹⁶⁾1921年1月13日，陈炯明在广东省议会临时会上演说称：“粤人治粤目的已达到。”⁽⁹⁷⁾

1920年正在大力鼓吹“湖南自治”的长沙《大公报》于12月14日发表《粤中之派别谈》，对广东的政治势力进行了评点：“其一为陈炯明派，主张广东门罗主义，不是侵犯他省，亦不许他省侵犯，一效湖南所为。其进行之方法，则建立联邦，改广东省为广东邦，商界、教育界与其他各界与政治无十分关系者属之；其二，军府派，以孙文为领袖，主张重建军府，开非常国会，选举非常总统。凡他省之策士、政客及粤籍之游民或政客付和之。”⁽⁹⁸⁾

孙与陈之路线分歧，在1921年的时候就已经相当明显。1921年2月中旬，在与《字林西报》记者的谈话中，陈炯明明确评论：“孙逸仙博士亦曾有一时欲以武力统一中国，亦未成功。然则今日苟尚有抱武力主义之个人或团体，绝不当托以大权，似已彰彰明甚。”又称广东将实行自下而上的自治试验，希望其他省份效仿，“最后使中国成为一大联省政府也”。⁽⁹⁹⁾当1921年6月4日浙江督军卢永祥通电主张各省制定省宪，并召集各省代表举行联席会议时，陈炯明迅速表示响应。赵恒惕在湖南推进制定省宪，陈炯明也对其有颇多响应。

在1920—1921年的“联省自治”运动中，陈炯明站到了前沿。他主张先巩固广东根据地，“休养民力”，反对孙中山速选总统，反对主动讨伐广西，⁽¹⁰⁰⁾通电八省劝广西加入联省自治。⁽¹⁰¹⁾在陆荣廷出兵攻击广东之后，陈炯明才被动地进行反击。1921年6月陈炯明任援桂军总司令，攻占广西全境。但在修辞上，仍是反复强调，这是对广西多次挑衅，影响广东自治的回应，确系出于无奈，而未来的目标也是助广西自治进入正轨。⁽¹⁰²⁾陈炯明的目标，是将广西变成其“联省自治”路线的盟友，而孙中山攻取广西的目的，仍在于推进北伐。在南宁，陈炯明与孙中山讨论北伐问题，认为力量不够，不应该贸然北伐，不久发表声明“余无力赞助北伐，由孙自行发展，所部有愿听孙者自便”。⁽¹⁰³⁾(https://www.daowen.com)

早在1921年6月6日与吴宗慈谈话时，陈炯明就说过：“如今之中山政府，实不敢赞成，然事已成矣，只有不与之钱，以免妄费……总之，广东之钱，只能办广东之事。”⁽¹⁰⁴⁾在孙中山决定北伐之后，陈炯明又在筹饷问题上消极对抗，并在1922年2月份拒绝了北伐军左翼总司令的任命。围绕着北伐统一中国还是联省自治，陈、孙的路线斗争不断深化，最终导向了1922年的“六一六兵变”，两人彻底决裂。

陈炯明在1925年被国民政府的东征军队击败，从此退出政治舞台。陈从未称自己奉行的政策是“广东门罗主义”，但“广东门罗主义”这一标签，此后一直与其相伴随。因陈炯明出身惠州，并提倡“惠州人的惠州”，日本学者竹内实在1977年的一篇文章里甚至将陈炯明的主张称为“惠州门罗主义”。⁽¹⁰⁵⁾孙、陈之争，并非简单的个人恩怨或人品之争，而是如何统一中国的政治路线之争。陈炯明是地方实力派中对“联省自治”最有理论与实践热情的人物之一，陈之失败，也标志着“联省自治”路线在革命派阵营中彻底失势。

（八）“两广门罗主义”：“两广门罗主义”之说发生在1927年“宁汉对立”期间。广西梧州出身的李济深从1926年11月开始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927年八九月间，广东财政厅长古应芬及其亲信串通奸商，操纵广州金融风潮，大发其财，引发商民怨愤。李济深通过政治分会决议，密令警备司令邓世增于9月6日采取行动，古应芬听到风声遁逃，其党羽数十人被逮捕法办。⁽¹⁰⁶⁾《大公报》9月10日刊发文章报道此事，称：“盖李此次之举动无非欲实现大两广门罗主义，使两广事实上离国民政府而独立，表面上对汉宁两保持中立或协调之态度，李恰欲以南方之冯玉祥自命也。”⁽¹⁰⁷⁾在此“门罗主义”当然变成了贬义词，指的是李欲脱离南京与武汉两个国民政府而自立，从根本上是想“扩张大两广主义”。

但很快，“宁汉合流”完成，桂系得势。素有“半个桂系”之称的李济深卷入了1928—1929年国民党内部的蒋桂矛盾，1929年3月被蒋介石扣押在南京，后来获得自由之后，失去了对粤系军队的控制权。故“两广门罗主义”之说，终究是昙花一现。

（九）“四川门罗主义”：在“联省自治”运动中，1920年10月4日，四川实力派刘湘通电全国，倡议四川自治。同年12月13日，刘湘、但懋辛、杨森等又联名致电熊克武、刘存厚，倡导“集全川公民之公意，实行自治”。⁽¹⁰⁸⁾熊克武、刘存厚给予正面回应。1921年1月8日，刘湘等联名通电全国，称“在中华民国合法统一政府未成立前，川省完全自治”。⁽¹⁰⁹⁾在上海建立的四川自治期成会主办的《新四川》刊物鼓吹平民政治，但认识到四川武人势力的强大，于是其最低纲领无非是“希望川中将领，驱逐滇黔军之后，实行独立自治”。⁽¹¹⁰⁾1923年1月，省宪起草委员会在成都成立，不久草成《四川省宪章草案》等四个法律草案。但很快，四川军阀内部发生混战，省宪运动也就不了了之。

在“联省自治”过程中，就有报章提到四川的“门罗主义”。1921年，孙中山联络湖南、四川地方实力派，反对湖北地方实力派王占元。1921年7月29日，川军总司令兼省长刘湘率川军攻鄂，川鄂战争爆发。北京政府以吴佩孚、萧耀南取代王占元，分任两湖巡阅使和湖北督军。吴佩孚击溃湘军，但因为恐惧奉军南下和孙中山军队北上，与刘湘议和。12月22日，孙传芳与刘湘互派代表签订和约草案17条，川军陆续撤回四川。1922年2月21日《大公报》刊发一则文章辟谣，称最近有人称川鄂和议将决裂，不是实情：“现虽有少数野心家及鄂籍旅川人运动川军与粤孙一致，实行攻鄂，而刘湘鉴于川中情势，仍抱定门罗主义以巩固川省自治之根基，不为人言所动。”⁽¹¹¹⁾3月7日，川鄂和约正式签订，川鄂战争终结。在《大公报》的这个报道中，“门罗主义”仍然是在正面意义上被使用。1934年《新蜀报》四千号纪念特刊曾撰文分析护国运动之后的四川形势：护国运动之后滇黔军把持四川政权，但懋辛、刘湘将滇军顾品珍、赵又新赶出四川，川军一部分由刘湘、杨森统率，另一部分由熊克武、但懋辛统率，“大唱门罗主义，宣布川人治川”。⁽¹¹²⁾在这里“门罗主义”仍然是描述性的，没有明确的贬义。

消极意义上的“门罗主义”，首先出现在亲孙中山的四川革命青年的表述之中。《四川省志》记载，宜宾县金城乡人吕一峰曾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7月末，他联络北大的进步学生组成“川、滇、黔文化协进会”，提出三点主张：一，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义；二，反对川人治川的门罗主义；三，反对滇、黔军的侵略主义。不久，吕一峰前往上海谒见孙中山，重申了以上三点主张，得到孙中山的赞赏。接下来，吕一峰奉孙中山之命入川，游说川、滇、黔各路军阀势力联合倒熊（克武）。⁽¹¹³⁾在这些表述中，“四川门罗主义”被视为四川军阀的割据主义，从而与孙中山通过革命统一全国的思想相对立。在北伐战争进行过程中，《大公报》于1926年11月23日发表评论，称以刘存厚、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等为代表的一部分四川地方实力派，“始终抱定门罗主义，闭关自守防区，以致川中对于国家大计，至今毫无接洽”。⁽¹¹⁴⁾这就是更明确地将“门罗主义”与“国家大计”对立起来。

（十）“河南门罗主义”：1922年奉系督军赵倜失势，当时尚依附于直系的冯玉祥成为河南督军，直系军阀吴佩孚试图推举心腹李济臣（直隶献县人）成为河南省长，“（旅京）豫人观此情势急转直下，于是大倡门罗主义，而豫人治豫之声，逐满布于京汴”⁽¹¹⁵⁾。其核心诉求在于废除督军，自行选举省长。冯玉祥也一度任用暴式彬等国民党人在河南推行地方自治，但自治运动到1923年9月即陷入停顿。“豫人治豫”口号出现的另一个时段是1926年北伐期间。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旗下的樊钟秀（河南省宝丰人）进入河南与吴佩孚直系军队作战时，打出“豫人治豫”的旗号。⁽¹¹⁶⁾不过，隶属于广州国民政府的樊钟秀打出的“豫人治豫”旗号只是战争宣传的口号，与“联省自治”中的“X人治X”口号相比，并不具有对抗中央政府的意涵。

（十一）“湖北门罗主义”：1920年秋，依附直系的湖北督军王占元（山东人）试图保荐其亲家孙振家担任湖北省长，湖北旅京精英迅速动员反对孙振家，并得到黎元洪、周树模等湖北在京大员的支持。总统徐世昌在压力下，改命平政院院长夏寿康为省长。在夏寿康履新之前，湖北旅京同乡会提出四个口号“鄂人治鄂”“军民分治”“湖北自治”“废督裁兵”，作为拥护夏寿康的条件。⁽¹¹⁷⁾夏寿康履新后推动鄂人自治，遭到王占元强力阻挠，一度派兵包围省政府。湖北旅京同乡会和地方士绅进一步掀起“驱王运动”。1920年9月30日毛泽东的《“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一文中，就有“‘非鄂人治鄂’的王占元”这样的表述，可见“驱王”影响之大。⁽¹¹⁸⁾王占元为了敷衍“鄂人治鄂”诉求，向北京政府推荐湖北襄阳人刘承恩担任湖北省长，1921年3月8日，刘承恩被正式任命为湖北省省长，但同样遭到反王的地方精英抵制，后者更是进一步向邻省求援，试图引入外力驱逐王占元。在这一形势下，湖南的赵恒惕、四川的刘湘都打出了“援鄂自治”的旗号。最终，王占元下野，但直系军队顺势控制了湖北，吴佩孚出任两湖巡阅使，与湖北地方精英交集较少的直系人物萧耀南（湖北黄冈人）出任湖北督军，但并没有撤换被外界视为“王派”的省长刘承恩。在驱王反刘的人士推动下，1922年汤芗铭出任湖北省长，却遭到萧耀南抵制，无法就任。不久，萧耀南自任省长，直至1926年2月因病去世。

1922年4月24日《大公报》曾发表一则评论，称自从吴佩孚出任两湖巡阅使以来，“对于鄂省视为征服地”，其军队从湖北获取供给，给当地人带来沉重负担。随着直奉冲突爆发，驻鄂直军多数撤防，湖北“本地巨绅为减轻省民负担起见，拟发起请愿会，向军民两署及省议会要求：凡撤防直军，请求不再返鄂，所有饷糈，不再由湖北供应，如此方战事剧烈，至必要时，应实行堵截武胜关，宣布湖北门罗主义，不令外兵窜入”。⁽¹¹⁹⁾这其实就是主张，湖北应当在直系和奉系的军阀战争中保持中立，并借机将直系军队排挤出湖北。这在当时的情况下自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从4月28日持续到5月5日，直系将奉系军队赶出关外，吴佩孚巩固了对湖北的掌控。

（十二）“奉天门罗主义”：“奉天门罗主义”指的不是奉天一省的“门罗主义”，而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奉行的“门罗主义”，其地理范围以东三省为主，在不同时期有扩张或收缩。李大钊曾在1927年4月发表于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193期的《北方政局近情》（署名“列武”）一文中评论张作霖的决策与用人：“奉方军事政治，皆严守门罗主义，不容外人参入。”⁽¹²⁰⁾张作霖于1916年护国战争期间打出“奉人治奉”旗号，并授意奉天保安会参议总长袁金铠等人草拟了《奉天保安会章程》，逼走奉天将军段芝贵，迫使袁世凯任命自己为盛京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在袁世凯死后，张作霖与段祺瑞结盟，在1917年的府院之争中支持段祺瑞，一度宣布“独立”于北京政府；1922年，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战败，被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免去本兼各职，于是于5月12日在滦州宣布东北“独立”，进而利用东北地方实力派掀起的“联省自治”运动，以奉天省议会为基础，宣布东三省实行“联省自治”，自任东三省巡阅使兼奉天督军、省长及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霖还利用“独立”截留原本应当递送给中央政府的税款，用于扩充自己实力。《大公报》1922年7月7日报道，张作霖在7月3日召开军政会议，表决“不受中央与任何方面之命令及协商”，报道解释称“关于此项系采用浙省办法。因抱定门罗主义，是以并其他方面之协商亦拒绝之”。⁽¹²¹⁾这就是说，张作霖利用了浙江督军卢永祥的“联省自治”口号，拒绝北京政府的命令与协商。

1924年，张作霖赢得第二次直奉战争，不仅大大扩张了自己的地盘，而且对于北京政府有了很大的话语权。然而随着张作霖与冯玉祥、段祺瑞关系的恶化，1926年初，张作霖再一次宣布“独立”，东三省法团联席会也发出通电，宣称拥护张作霖，实行东三省“联省自治”。但张作霖的关注点不在于实行真正的地方自治，而是利用“联省自治”的名义，截留应当递送给中央的税款，扩充军力，进而用兵于关内。张作霖从未宣布正式取消第三次“独立”，但在北伐军压力之下，奉系势力于1927年6月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张作霖自任大元帅。1926年9月15日，日本外务省在京编辑的《顺天时报》发表社论大谈所谓“奉派责任”，号召奉系积极改造北京政府，对吴佩孚和孙传芳稍加援助，但“务必以六省三特区门罗主义为要旨”，意即不宜过度扩张。⁽¹²²⁾而1926年10月12日发布的中共湖南区十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对此做出回应，指出“日帝国主义此时正在为奉系计划，把住北京政权，持门罗主义不直接和北伐军冲突”。⁽¹²³⁾

1928年6月，张作霖在北伐军压力下退往东北，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弹炸死。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不过，在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和反蒋联盟均派代表请求东北军出兵，8月22日奉系元老张作相（张作霖盟兄弟）曾电告张学良抱定“东北门罗主义”。最后王树翰代张学良回电称严守中立绝不出兵。⁽¹²⁴⁾张实为待价而沽，最后驰援蒋方，给了反蒋联盟重重一击。

（十三）“山西门罗主义”：“山西门罗主义”的主角是出身于山西五台的阎锡山。辛亥革命后，阎锡山长期盘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山西。在1918年南北对峙的复杂局面下，阎锡山打出“保境安民”旗号，宣布“三不两要”原则：一不入党派，二不问外省事，三不为个人权利用兵；一要服从政府命令，二要保卫地方治安。“保境安民”意味着，晋军不出山西，但客军也不得进入山西，在邻省的冲突中保持中立，但对于来犯之敌也坚决击退。⁽¹²⁵⁾与此同时，阎锡山扩展军队，发展军事工业，养精蓄锐。1923年直系曹锟担任总统之后，坊间有北京将阎锡山调离山西之传言，1923年12月3日《大公报》报道称阎锡山致电北京政府，推荐山西督军人选，并称自己可以担任省长，但不接受客军进入山西，凡此种种，“是亦阎氏仍持门罗主义之一端也”。⁽¹²⁶⁾等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阎锡山打破守成格局，出兵反直，但不久又联直反奉。1926年，阎锡山与直奉军阀联合对冯玉祥的国民军发动“讨赤之役”，晋军和西北军在晋北发生激战，晋军胜出，1926年7月21日上海《时报》以“阎锡山之门罗主义”报道了战况，称阎锡山主张“保境安民”，并不出省追击。⁽¹²⁷⁾不过，这话说得过早，8月，晋军进占绥远，很快改名晋绥军。

广州国民政府开始北伐之后，阎锡山的山西就成为北伐所要克复的堡垒之一。在1927年6月21日的国民党武汉档案中有一则山西学生来信，谈及“阎锡山的山西门罗主义”：“革命军自克复南京以后，阎锡山看见革命的怒潮已雄飞突进，风起云涌，进展至黄河流域尤其是关系最要的山西，于是晋阎感觉到地位的动摇，遂放弃其门罗主义之保境安民来应付革命的高潮，以维持其晋绥的地盘。”⁽¹²⁸⁾此信将阎锡山的“保境安民”旗号，称为“门罗主义”，可见以国家统一为尺度，省域“门罗主义”已成为割据和封闭的代名词。然而阎锡山再次展现其“保境安民”的才能，1927年6月3日宣布“山西易帜”，在“宁汉之争”中，将赌注押在了南京一方，与蒋介石合作。但在响应蒋介石“清党”的过程中，阎锡山又压制国民党内的CC系在山西的势力，以防止对山西的党务工作失去控制。

接下来，阎锡山与蒋介石合作，积极推进“二次北伐”，借机在华北扩张自身的势力范围。不久，蒋介石因扩充自身实力、削弱地方实力派而引发反弹。在国民党内部的“党统”之争中，阎锡山一度成为反蒋联合阵线的领袖之一。然而1930年中原大战的军事失败，使其冲击全国霸权的努力受到沉重打击，之前夺得的许多势力范围也丢失了。阎锡山下野蛰居一年之后即东山再起，重掌山西。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阎锡山再次推行韬光养晦方略，在山西建设了一个独立的金融体系和实业体系，甚至将同蒲铁路都修成了与全国标准不同的窄轨。⁽¹²⁹⁾

阎锡山的“山西门罗主义”声名远播，就连日本方面也用这个词来称呼他的治省方针。曾辅佐阎锡山的徐永昌在1936年4月12日的日记里记载日本使馆参赞板垣修等来访，日方“询问极其复杂，最奇者询山西今后仍持向来之门罗态度否”。⁽¹³⁰⁾1938年日本读卖新闻社编辑局编辑的《中国事变实录》第3卷谈及日军在山西的攻势，即称日军对“山西门罗主义”发动进攻。⁽¹³¹⁾日本战俘古海忠之观察到：“山西省形成一种独立王国式的封锁经济，构成阎锡山的山西门罗主义。但是日本军凭借武力切断了山西同河南的交通，全部控制了太原通往其他城市的运输线——铁路与公路……第一军（即侵华日军第一军——引者注）继承这一‘传统’，强调‘山西的特殊性’，实施山西的门罗主义，它完全是一种彻底的市场垄断。”⁽¹³²⁾

内田知行《日军占领下的太原铁厂的经营状况》也讨论了日军对于阎锡山“山西门罗主义”的继承。在日军占领太原之后，1938年6月，日本大仓财阀代表太田文雄提出了太原铁厂的运行方针，尤其是要把充分满足地方需要作为第一阶段的任务，要“扩大旧西北实业公司的山西门罗主义，将河南和陕西的一部分，作为其供给区域”。⁽¹³³⁾所谓“旧西北实业公司”，即阎锡山在经济上的“门罗主义”的主要抓手之一，是山西最大的官僚资本企业之一。

抗战之后，“山西门罗主义”在南京国民政府眼里继续保持为一个问题。日本记者松本重治的《上海时代》描述了蒋介石如何借助追击共产党军队，让中央军进驻山西，打破阎锡山的“山西门罗主义”。⁽¹³⁴⁾而在1949年之后，太原市军管会金融接管组批判“阎锡山政权长期采取门罗主义，形成半独立性的金融体系”，而接管组的努力在于打破这种门罗主义，将山西的金融体系与整个解放区联成一片。⁽¹³⁵⁾

除了以上十三种“省域门罗主义”之外，还有一些省份在“联省自治”运动中虽然没有直接出现“XX门罗主义”的表述，但出现了很强的“X人治X”的表述，距离被命名为“XX门罗主义”，可以说只有一步之遥。

（一）江苏：1920年，江苏省议会推动罢免省长齐耀琳（吉林伊通人），从而形成以“苏人治苏”为号召的地方精英动员。张謇等地方精英发起成立“苏社”，鼓吹“苏人治苏”，推行地方自治。在“驱齐”成功后，江苏士绅继而就新省长人选，与属于直系的江苏督军李纯（直隶人）以及北京政府反复博弈，但地方士绅喊“苏人治苏”的口号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谈判策略，最终接受了王瑚（直隶人）担任省长。李纯1920年10月猝死后，地方士绅提出“废督自治”，并试图推动制定江苏省宪/省自治法，成效均颇为有限。地方士绅们真正实现的是推动继任直系督军齐燮元（直隶人）和孙传芳（山东人）奉行“保境安民”政策，在湘鄂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中保持中立。⁽¹³⁶⁾但随着军阀混战的加剧，江苏陷入到1924年9月的江浙战争（齐卢之战）和1925年10月的奉浙战争中，战后处于孙传芳的控制之下，直至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克苏。

（二）江西：早在1912年3月，李烈钧就曾以“以赣人治赣事”⁽¹³⁷⁾的口号，从马毓宝（云南昆明人）手中夺得江西都督之位。1920年11月，江西旅京同乡会向北京政府请愿，提出罢免江西省长戚扬（浙江山阴人），并反对丁乃扬（浙江吴兴人）继任。随后，旅居外省的其他团体和个人纷纷发表通电或集会响应。江西在外绅商的活动，迅速带动本地的自治运动。1920年12月初，省议会议员邱玉麟起草一份江西自治法草案交省议会临时会议讨论通过，随后省议会多次举办讨论会，就自治法进行讨论。省议会还通过了弹劾戚扬以及赣人长赣、民选省长两项议案。1921年2月21日，北京政府免去戚扬的省长职务，而丁乃扬也知难而退。继任省长赵从蕃（江西南丰人）获得江西地方精英的欢迎。然而，江西督军陈光远（直隶武清人）阻止赵从蕃就任，使北京政府改任自己的亲信杨庆鉴署理江西省长。江西地方精英掀起了驱杨并敦促赵从蕃到任的运动，未能成功。在广州政府致力于北伐的背景下，地方精英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督军陈光远。1922年，广州政府北伐军将陈光远赶出江西，江西自治运动继续推进，第三届江西省议会通过《赣省议会之县自治案》；旅沪赣民自治促进会讨论通过了《江西省自治政府组织大纲》。然而北京政府任命蔡成勋（直隶天津县人）为援赣总司令，重占江西，并成为江西军务督理，随后支持其亲信李廷玉成为江西省长。江西地方精英以及江西旅京精英掀起拒蔡运动，最后李廷玉于1922年9月任职一个月后，即辞职离开江西。1924年秋，蔡成勋被赣南镇守使方本仁（湖北黄冈人）赶下台，江西各团体纷纷通电，希望北京政府执政段祺瑞尊重“赣人治赣”精神，任命李烈钧为江西军务督理兼省长，未果。方本仁执掌江西军务，1925年曾兼任孙传芳领导的东南五省联防军赣军总司令。1926年4月，吴佩孚策动方部邓如琢（安徽阜阳人）倒戈，方失势后投向广州国民政府。邓如琢取代了方本仁在江西的地位，直至被国民政府北伐军击败。

（三）安徽：1912年革命派柏文蔚就任安徽都督时，即提出“以皖人治皖事”。⁽¹³⁸⁾“二次革命”失败后，安徽落入倪嗣冲（安徽阜阳人）之手，中间虽有黎元洪任命张勋为安徽督军的插曲，但倪嗣冲通过投靠段祺瑞重获安徽督军职位，甚至还吞掉了张勋的定武军。1920年直皖战争后，皖系政权垮台，倪嗣冲称病辞职。自从“二次革命”后控制安徽以来，倪嗣冲把持、操纵省议会选举。在1921年的第三届省议会选举中，倪嗣冲的侄子倪道烺亦试图加以操纵，不少政客与投机分子在选举中作弊。尽管倪嗣冲、倪道烺也是安徽人，但皖系军阀在安徽已不得人心，地方精英纷纷起来揭露选举黑幕。倪道烺以及旧部马联甲试图合作谋取省长一职，遭到安徽地方精英抵制，被怀疑与倪道烺以及马联甲有政治交易的省长人选李国筠和吕调元也同样遭到抵制。1921年8月21日，徐世昌总统任命倪嗣冲幕僚、福建人李兆珍为安徽省长，李未赴任前由财政厅长陶镕（安徽舒城人）代行省长职责。8月21日，旅京、沪皖人公开发声，指责北京政府任命“年近八旬，久经病废”之李兆珍和“贪鄙猥琐”的陶镕主政安徽是“有意陷吾皖于水火”，要求“皖人治皖”。⁽¹³⁹⁾9月10日，安庆绅、商、学各界召开会议抵制李兆珍赴任，并在随后的游行中打出“皖人治皖”标语。⁽¹⁴⁰⁾李兆珍在压力之下放弃就任，1921年9月29日，安徽地方精英较为认可的许世英（安徽至德人）出任省长。许赴任之后积极处理第三届省议会选举案，与倪嗣冲残余势力发生冲突，同时推动“废督裁兵”，与安徽省督理马联甲产生了较大矛盾。1923年2月，许世英辞职。北京政府任命1919—1920年曾任安徽省长的皖系人物吕调元（安徽太湖人）为安徽省长，又引起了安徽十一个地方精英团体的通电反对，⁽¹⁴¹⁾但抗议未能奏效。吕调元任职不久被调离，安徽省长由马联甲暂行兼署。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安徽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皖人治皖”话语并非直接指向外省势力，而首先指向不得人心的本省军阀。

不过，从既有史料来看，与安徽地方实力派有关的更为直接的“门罗主义”表述，可能到了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启动之后才发生。11月8日北伐军攻占南昌。1926年11月18日《大公报》报道了一则传闻：安徽军务帮办、孙传芳的“五省联军”第五方面军（皖军）总指挥陈调元与安徽省长王普“通电保境安民、严守中立、欲脱离战争漩涡，既不联孙，亦不附南，只求保守门罗主义”。⁽¹⁴²⁾这应该只是一则传闻。陈调元与国民革命军后来发生交战，但在1927年3月率部倒向北伐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与其最近的安徽省自然也就没有发生“门罗主义”的可能性。

（四）陕西：陕西督军、皖系军阀陈树藩（陕西安康人）在1920年直皖战争后失去段祺瑞这个靠山，省内又有孙中山支持的靖国军反抗。1920年6月，西安成立陕西各界驱陈联合会。为了挽救自己的颓势，陈树藩打出“陕人治陕”旗号，以对抗直系军阀从外部对其的威胁，同时释放拘禁了两年的胡景翼，以缓和与省内靖国军之间的关系。1920年12月，陈树藩又提出“废督制宪”旗号，要求省议会速筹制宪。如果说许多其他省份是本地精英驱逐外省籍督军或省长，但在陕西，却是本省地方精英驱逐失去北京政府支持的本省籍督军，反而是后者打出自治旗号。但这一旗号也救不了陈树藩。1921年5月，北京政府免去陈树藩督军职位。阎相文（山东人）和冯玉祥（直隶人）先后出任陕西督军，驱逐陈树藩的地方精英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省域门罗主义”。

（五）甘肃：1921—1922年，当地诸马军阀借直皖战争中皖系军阀失败之机，驱除依附皖系的甘肃督军张广建（安徽合肥人），后又反对北洋政府派驻直系的蔡成勋（直隶天津县人）出任甘肃督军的安排。当时有报纸报道称：“甘人反对以蔡成勋兼省长，以甘人治甘主义，通电京内外同乡，一致向政府请愿，蔡闻之，拟辞兼长。”⁽¹⁴³⁾蔡成勋受到抵制，未到职，于1922年6月改任江西督军。陇东镇守使陆洪涛（江苏铜山人）代理甘肃督军，而当地实力派马福祥试图争夺督军一职，在这场“陆马之争”中，双方都诉诸了民族话语⁽¹⁴⁴⁾，这也使得“甘人治甘”的口号，带上了其他省份不具备的民族矛盾色彩。争斗最终以妥协结束，陆洪涛就任甘肃督军，马福祥出任绥远都统，原职由其侄马鸿宾代理。即便陆洪涛已任职数年，甘肃省议会仍有潜在的反对声音，1925年有报道称“甘肃省议会请中央顺应潮流，任命甘人治甘”。⁽¹⁴⁵⁾

（六）山东：与许多其他省份类似，山东地方精英驱逐客籍督军的运动，带来了“鲁人治鲁”舆论的一度高涨。1919年12月，皖系出身的国务总理靳云鹏（山东邹县人）支持田中玉出任山东督军，试图通过控制田中玉来控制山东。田中玉一开始倾向于皖系，但在直皖战争中坐山观虎斗，坐视皖系失败。在全国各省呼吁“军民分治”的环境下，田中玉通过种种手段赶走了省长齐耀珊（山东昌邑人），自己兼任省长。田中玉作为客籍督军如此作为，不免与地方精英发生冲突，于是山东掀起了“驱田废督”运动，多次派代表向北京政府请愿，甚至有人提出请吴佩孚担任山东督军。曾任山东督军的东阿人张怀芝、滨州人张树元也是“驱田”运动的重要推动者，试图通过赶走田中玉而自己出任督军。但田中玉及时投靠直系，仍得以留任。最终，1923年，田中玉剿匪引发“临城劫车案”，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之下被迫引咎辞职。继任督军郑士琦、省长龚积炳为安徽人，大量任用徽籍同乡人士。旅京山东人又于1925年4月向北洋政府请愿，打出“鲁人治鲁”旗号，试图倒郑、龚。⁽¹⁴⁶⁾于是，奉系首领张作霖借着“鲁人治鲁”的口号，安排鲁籍奉系军阀张宗昌主政山东，总揽军政民政，直至被国民党北伐军击败离开山东。

以上种种“省域门罗主义”，不论其中的某些省份在实践上多么闭关自守，在话语上均非以脱离中国作为号召，可见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与文化传统根基深厚，非数十年乱世所能撼动。但在外力介入之下，中国东北出现了一种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地方“门罗主义”，在此值得附加探讨。

1928年，北平小报《新北平》曾刊文《所谓满洲门罗主义》（作者署名“快”）针对日本田中义一内阁的东北政策提出严厉批评，称日本政府正在推行一种“满洲门罗主义”。⁽¹⁴⁷⁾但日本军国主义支持的东北区域“门罗主义”真正走到前台来，应该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1931年11月5日，曾在张作霖与张学良手下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参议的于冲汉向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提出了八点政见：1．实行绝对的保境安民主义，建立独立国家；2．收揽民心，涵养民力；3．改正奉给令，制定慰劳金制度；4．创设审计院制度；5．改革警察制度，制定户籍法；6．确立新政权的不养兵主义，在东北奉行门罗主义，废除中国军队，以日本军队取代之；7．道路行政和产业政策的确立；8．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自治是不够的，还要借用其他途径与方法实现之。⁽¹⁴⁸⁾

根据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在远东军事法庭上的证词，于冲汉在和本庄繁谈话（1931年11月3日）中指出：“目前事件已发展到这种状况，为了保护和维持东北地区的安全、民众福祉以及法治与秩序，该地区应从南京政府分离出来，以独立的形式建立一个新国家。在东北地区以独立的形式建立一个新的区域，应采取不进行军事训练的原则，也就是反军事化的原则，并建立和遵守不威吓、不侵略的原则，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门罗社会。”⁽¹⁴⁹⁾11月10日，伪满自治指导部成立，于冲汉担任部长，负责在基层宣传日本“王道”统治。⁽¹⁵⁰⁾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之后，于冲汉任首任伪监察院院长。

为“满洲门罗主义”提供系统论述的作者，是曾担任溥仪内务府大臣的郑孝胥，他是汉族人，在伪满洲国成立后，担任了溥仪的“国务总理”。郑孝胥作《满洲建国溯源史略》，建构了一个以“满洲自古以来为独立国”为宗旨的历史论述，并称伪满建国“以所谓满洲门罗主义为国是者也”，⁽¹⁵¹⁾最大目的是“以满洲国人民统治满洲”，其实质含义是“满洲者，以现在居住满洲之各民族完全支配”⁽¹⁵²⁾，而这里的“满洲人”则泛指居住在伪满境内的一切人种，包括满人、汉人、蒙古人、朝鲜人、俄罗斯人、日本人等。但将日本人包含在“满洲人”之内，也就有可能将东京对于伪满决策的主导包装成为伪满的自主决策。

郑孝胥的“满洲门罗主义”恰与日本的“满蒙门罗主义”相互呼应。上海《救国周报》1932年第3期翻译了日本极右翼分子中野正刚的文章《日本及满蒙门罗主义》，中野正刚称：“日本自己没有富源，正在寻找移民地方。现在于满蒙扶植日本势力，是绝对必要的，外国断没有干涉的理由。美国倡导门罗主义，在南美各国树立势力。英国则与其广大无边的殖民地之间，形成一大经济势力圈。法国又于欧洲大陆上，建设其经济势力圈。我日本在满蒙提倡日本门罗主义，还用什么客气。”“我们以为对于满蒙问题，如果不毅然采取不许第三国干涉的政策，则满蒙政策必将失败，必有再为人侵略权利之一日。”⁽¹⁵³⁾这一论述赤裸裸诉诸日本的殖民需要，呼吁日本政府“援助”伪满洲国，并排斥其他国家的干涉。由此看来，“满洲门罗主义”实质上是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的延伸，是对于中国领土主权的破坏。这是省域门罗主义话语最为堕落与变态的形式。

省域“门罗主义”从威尔逊式的民主自治的正面形象，走到封建割据、抗拒统一的负面形象，其关键转折点在于国共合作。“联省自治”运动兴起之后，虽然孙长期主张以县而非省为自治单位，由于若干加入运动的省份承认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政府为正统，在现实形势之下，孙对“联省自治”不便表示公开反对。不过，在其根据地广东，孙的北伐主张与陈炯明的“广东门罗主义”主张冲突日益激烈，二人最终在1922年6月兵戎相见。而在中共方面，1922年7月16—23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认为“十年来，一切政权业已完全分于各省武人之手，若再主张分权，只有省称为国，督军称为王了”，主张“联邦的原则在中国本部各省是不能采用的”。⁽¹⁵⁴⁾1922年8月，孙中山与李大钊在上海会谈，达成反对军阀割据、统一全国的共识。9月13日中共中央《向导》周报创刊号发表陈独秀《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批评当下的联省自治招牌底下，实质是“分省割据”“联督割据”，陈独秀主张用全国的民主主义分子造就强大的政党，打倒军阀，建设一个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¹⁵⁵⁾中国共产党人迅速加入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在1924年1月通过的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联省自治运动的激烈批评：它不过是据省自重的小军阀与挟持中央政府的大军阀相安无事的伪自治，而真正的自治，必须等待中国全体独立之后才能成立。⁽¹⁵⁶⁾国共携手，共同发动国民革命。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开始北伐。即便在1927年4月发生了蒋介石针对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政变，在蒋介石的用语中，“门罗主义”仍保持着负面色彩。1927年5月，蒋介石与胡汉民致电唐继尧，邀请其来南京共商大计，电文中写道：“吾兄大才硕望，国家柱石，谅不固守门罗主义，及时奋起，本爱乡之心出而爱国。”⁽¹⁵⁷⁾在此，“门罗主义”意味着固守云南一隅，不问全国大局。1927年6月21日的国民党武汉档案收录了一封山西学生来信，更是直指阎锡山受到革命浪潮的冲击，“遂放弃其门罗主义之保境安民来应付革命的高潮，以维持其晋绥的地盘”。⁽¹⁵⁸⁾这两则史料中，“门罗主义”都被置于全国统一事业的对立面。徐永昌在其1949年4月21日的日记里写道，他目击长期担任宁夏省主席的马鸿逵向白崇禧抱怨国民党有关方面“补给不公，还疑其门罗主义”，“慷慨激昂，竟至下泪”⁽¹⁵⁹⁾，可见“门罗主义”在国民党内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标签。

在“联省自治”运动中，“X人治X”口号的意义域与“门罗主义”的意义域高度重叠。在“门罗主义”的光环褪去之后，仍然会有一些地方实力派运用“X人治X”的口号，只是对其进行了新的界定，弱化了排斥外省势力与中央政府的意涵，从而避免被人称为“门罗主义”。比如属于新政学系的熊式辉在1931—1941年期间担任江西省主席，1941年出版的《赣政十年》中收入了熊式辉1932年1月25日在江西省政府的讲话《赣人治赣的真精神》，里面说：“赣人治赣，不是以省政府主席及委员是几个江西的人就了事，是要全体的江西人，能一致努力来治江西的事，换一句话说，就是三千万人民，自治起来，这才是赣人治赣的真精神。”⁽¹⁶⁰⁾不过，熊式辉在主政江西之前，针对当时的江西省主席鲁涤平大造“赣人治赣”的舆论，意在将湖南籍的鲁涤平排除江西。⁽¹⁶¹⁾换言之，在实践之中，“X人治X”针对外省势力的排斥意义仍然是明显的，只是在国民党“训政”理论之下，不会显露排斥中央政府的意涵，以避免被贴上“门罗主义”标签。

在1927年国共决裂后，中共会用“门罗主义”指称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闭关自守的行为，但很少会用这个词汇来指称党内的现象。中共能够在不同军阀的势力范围之间生存壮大，依靠的正是不断打破既有边界，在敌人的辖区动员起民众力量的能力。穿越边界的游击战和运动战，本身就是对军阀的“门罗主义”的克服。而要保持这种穿越边界的能力，革命政党就需要克服自己内部的利益集团化、宗派化的倾向。在革命斗争中，中共给党内的小团体闭关自守行为找到了新的命名——“山头主义”或“宗派主义”。⁽¹⁶²⁾尤其是“山头主义”，根植于革命政党在山区打游击的经验，是对孤立与偏安更形象的命名。当能够用“山头主义”或“宗派主义”说明问题的时候，使用“门罗主义”这一标签来描绘党内现象就丧失了必要性。⁽¹⁶³⁾

而“门罗主义”形象的进一步负面化，不仅源于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也与日本对于“门罗主义”这一符号的滥用有很大关系。当日本政府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不断主张“亚洲门罗主义”或“日本门罗主义”，对中国步步紧逼之时，“门罗主义”要在汉语中保持为一个正面词，也就愈益困难。从1931年直到抗战胜利，中国报章上出现大量的对于日式“门罗主义”的批判。甚至连上海出版的《小学生》杂志都在1935年刊登寓言《小狐狸的门罗主义》《山羊的门罗主义》来探讨东亚的国际局势。⁽¹⁶⁴⁾在中华民族危在旦夕的背景之下，各省军阀公开主张“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省域门罗主义”，也就日益缺乏正当性。

比如说，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长期被人称为“山西门罗主义”。正如王奇生教授所概括的那样，阎锡山在抗战期间“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联蒋反共，或亲共制蒋，或与国、共联合抗日，亦曾打算与日本妥协对付国、共，基本无底线可言”。⁽¹⁶⁵⁾在1938年出版的《全国将领抗日谈》中，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张香山批判阎锡山的“晋军”的失败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失败，而首先是政治上的失败，这种失败源于阎锡山实施的“门罗主义”，表现为金融、交通、人事等方面的封闭保守，也不愿意发动民众积极抗日。⁽¹⁶⁶⁾1939年晋西事变前数月，蒋介石还在日记里骂阎锡山“以大一统为遗毒，与中心思想之曲解，其卑劣甚于共党，其破坏三民主义之罪恶为不可恕也”；1944年2月5日蒋又在日记里骂阎锡山图谋“降敌叛国”，实为“匪夷所思”。⁽¹⁶⁷⁾1939年晋西事变之后，阎锡山与中共的抗日合作出现很大裂痕。抗战晚期，晋察冀边区流行过刘薇、唐诃创作的《骂阎锡山》，其中有词句为“嘴里说守土又抗战，心里边谋划着个人地盘”“跟国共两党联合是假，跟日本鬼子可是真”。⁽¹⁶⁸⁾《晋冀日报》上还曾登载过1945年底阎锡山进攻解放区时，被阎军俘虏的儿童团员唱着《骂阎锡山》就义的消息。⁽¹⁶⁹⁾

在抗战背景下，不仅是“省域门罗主义”，更低层级地方单位的“门罗主义”也引起了许多评论者的忧虑。萧乾《岭东的黑暗面》批评潮汕地区国民党官员在抗战期间的种种丑态，其中提到揭阳的梁县长不仅对老百姓课以苛捐杂税，而且在抗日救亡上过分采取“门罗主义”，不愿意与广东省第八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合作，不录用八区训练的妇女干部，等等。⁽¹⁷⁰⁾1939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青年工作委员会的一个报告中提到了三原民治学校的状况，称其“是一个抗协的集团，实行门罗主义，别的学校的学生不能轻易进门，在校学生经常受监视”，⁽¹⁷¹⁾所谓“抗协”，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发展起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拥有武装国民抗敌自卫军，然而其一些基层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一度鼓吹走第三条道路，与中共分庭抗礼，1942年被解散。⁽¹⁷²⁾陕西省委青年工作委员会的报告即体现出对于“抗协”基层组织日益封闭化的忧虑。抗战期间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相互提防，更是家常便饭，一些国民党干部也会用“门罗主义”标签来对这些现象进行命名。国民党末任福州市长何震在《略记福建的特务派系》一文中回忆抗战时期福建的特务派系，称驻闽海军奉行“门罗主义”，借以保持内部一致，外人不容易渗进，军统曾有人打入舰队司令部当秘书，被发现踢走。⁽¹⁷³⁾时任第五战区政治部第二科科长袁雁沙则在回忆录《蒋桂在第五战区军队政工方面的明争暗斗》中称，由于李宗仁指挥的不仅是嫡系军队，还有一定数量的杂牌军，“新桂系军队政工要继续实行门罗主义那就不容易了”。⁽¹⁷⁴⁾结果李宗仁通过巧妙的人事安排，既保持了战区政工的领导权，也尊重了“中央”派来的人。

以上所录抗战时期的史料表明了一种跨党派的共识：在侵略性的“亚洲门罗主义”面前，“省域门罗主义”乃至更低层级的单位的“门罗主义”对于狭隘的地方利益、小团体利益的过度考虑，最终只是助长了侵略者的野心。在此背景之下，不要说是“山西门罗主义”，任何省份的“门罗主义”，都难以获得抗日主流舆论的认可。抗日战争大大增强了国家与民族认同，为“省域门罗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全面淡出，准备了心理上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