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国家、国家与省域：“门罗主义”话语的三个层面
1898年12月梁启超主持创办《清议报》，其“叙例”（创刊词）陈明四点宗旨：“一，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二，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三，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并呼吁“我支那四万万同胞之国民，当共鉴之，我黄色种人欲图二十世纪亚洲自治之业者，当共赞之”。(26)“东亚”“亚粹”“黄色种人”等，均为当时日本“亚洲主义”者最乐于探讨的概念。可以说，日本的“亚洲主义”舆论气氛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梁启超对于亚洲各国连带关系的意识，这种意识很快产生了实际的知识后果。
《清议报》创办的时代背景，是美国在美西战争中与菲律宾民族主义者一起击败西班牙殖民者之后，试图甩开菲律宾民族主义者，将菲律宾变成美国殖民地。梁启超密切关注事态的进展。1899年1月2日出版的《清议报》第2册，刊发了署名“片冈鹤雄”的一篇译文《极东之新木爱罗主义》，关注菲律宾事态。所谓“极东之新木爱罗主义”，就是“远东新门罗主义”的意思，译文称，美国某参议员阐发了“极东之新木爱罗主义”，并认为借此可以理解美国对菲律宾的占领。这一主义的实质是“美、英二国操持世界共通之新帝国主义”，取代古罗马的帝国主义，它的主张有五个方面：第一，由英、美、荷兰共同协商创设由各国加盟的国际仲裁机构；第二，加盟各国应在战争中限制杀伤性武器的使用；第三，美国的属地对各国开放，自由通商；第四，英、美、日三方共同实行“新木爱罗主义”，保护中国，对抗“欧洲列强，止其割夺土地之事”；第五，在美、英、荷兰正式成立国际仲裁机构前，“此主义，当行于印度群岛而维持之”。(27)
《极东之新木爱罗主义》所说的“印度群岛”，应当指的是“东印度群岛”，包括了美国占领的菲律宾、荷兰占领的印度尼西亚以及英国占领的马来西亚。因此，这一主义意味着远东的列强——英国、美国、日本、荷兰相互协商，维持本地区的秩序，尤其是防止其他列强瓜分中国。《清议报》编辑团队既然安排刊发这篇译文，说明他们对于菲律宾问题与门罗主义之间的关系，有了比较清晰的问题意识。
在《清议报》第2册出刊后21天，1899年1月23日，菲律宾共和国宣告成立，阿奎那多（Emilio Aguinaldo）出任菲律宾总统。2月4日，美军向马尼拉市郊菲军发动进攻，次日，菲律宾共和国对美宣战。菲军民表现英勇，对美作战时有斩获。美军对菲律宾军民残酷镇压，甚至动用了集中营这样的残酷手段。以梁启超为首的《清议报》团队密切关注这场战争，将美军的侵略视为不仅是对菲律宾的侵略，也是对“亚洲”的侵略。1899年8月，在菲美战争进行期间，《清议报》编辑团队成员之一，康有为弟子欧矩甲在《清议报》第25册上发表《论菲律宾群岛自立》，将菲律宾树立为中国的榜样，认为菲律宾能够以小搏大，原因在于其领导人倡导自由独立，致使菲律宾人民产生了“菲律宾者菲律宾人之菲律宾”的意识——在这里，欧矩甲将“XX为XX人之XX”这一句式用于民族国家的层面。欧矩甲从菲律宾人的斗争中，进一步看到了“亚洲自主”的希望：“曰亚洲未有能倡自主者，有之始于菲律宾。”(28)他将菲律宾而非日本视为第一个保卫“亚洲”独立的国家，然而这种“亚洲”连带意识，显然与其所处的日本环境具有很大的关系。
与“菲律宾者菲律宾人之菲律宾”类似的用法，很快出现在《清议报》第58册（1900年9月）的署名“冯自强”的《独立说》之中：“中国者吾中国人之中国，非他人所得而保全也，保全中国者，吾中国人自己之责任，非他人所得而代之也。”(29)而郭双林统计指出，从“冯自强”的论述开始，“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在清末报刊中至少出现了20多次，出处包括了欧矩甲的《新广东》、邹容的《革命军》、鲁迅的《中国地质略论》、陶成章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孙中山等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30)、杨度的《金铁主义说》等名篇(31)，其中既有革命派，也有保皇派，可见影响之广远。
1900年，梁启超邀请在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的蔡锷（1897年在长沙时务学堂受梁启超指导，1899年曾就读于梁启超任校长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参与《清议报》的编辑团队。《清议报》第67册刊载了蔡锷的《孟鲁主义》一文，直接介绍和评论美国的“门罗主义”：“孟鲁主义者何？盛行于19世纪上半期之亚美利加者也。略译其意，则亚美利加者，亚美利加人之亚美利加也。”(32)内嵌的“黄白种争”主题在此，又出现了近卫笃麿“XX为XX人之XX”句式。蔡文回顾了美国19世纪的对外扩张，又评论美国两大政党“其一永奉孟鲁主义，其一则执帝国主义。奉孟鲁主义者，德摩古拉特（Democrat）党是也。与该主义为反对者，则勒巴勃里克（Republican）党是也”。
在上文提到的1899年1月初《清议报》第2册发表的署名“片冈鹤雄”的译文《极东之新木爱罗主义》之中，“门罗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已经浮出水面。蔡锷的描述接续了这个问题，只是他将“孟鲁主义”与“帝国主义”视为对立的两极——在共和党人西奥多·罗斯福担任总统的背景之下，蔡锷认为美国正在奉行共和党的帝国主义路线，然而“昔以孟鲁主义建国而独立，今弃之以取帝国主义，盖亦势之所利，时之所迫，而不得不然者也”。在菲美战争进行之中、菲律宾步步败退之时，蔡锷想到的是“东亚人之东亚果如何耶”，担忧“黄族”之命运。而这正是日本当时流行的“大亚洲主义”内嵌的“黄白种争”主题。(33)
1902年，蔡锷又在梁启超编辑的《新民丛报》上发表《军国民篇》，此文介绍：“美国者，世界所称为太平共和固守‘门罗’主义之国也。然其小学学童所歌之词，皆激烈雄大之军歌也。”(34)又在讨论列强的“国魂”时评论美国：“在美则有孟鲁主义，曰：‘美洲者美人之美洲。美洲之局，他国不得而干涉之也。’此数语也，美人脑中殆无不藏之。而今则将曰‘世界者世界之世界也’，强梁勿得而专有之矣。于是反其自卫之伎俩以外攻焉。”(35)蔡锷重申了他在1900年文章中对于美国从“孟鲁主义”走向“帝国主义”的判断，并进一步将美国的当下主张提炼为“世界者世界之世界”这一表述，表明了美国从“门罗主义”变为“帝国主义”过程中在政治修辞上的连续性。
与蔡锷密切合作的梁启超于1903年访问北美，面见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撰文《新大陆游记》，分析了“门罗主义”的实质从“亚美利加者亚美利加人之亚美利加”到“亚美利加者美国人之亚美利加”再到“世界者美国人之世界”的变化，对美国政客们的解释能力表示惊异。(36)无论是蔡锷说的“世界者世界之世界”，还是梁启超说的“世界者美国人之世界”，都指向美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赢得美西战争、越出西半球之后的全球帝国主义姿态。
蔡锷的论述，是将“孟鲁主义”与“帝国主义”视为意义相反的两个概念。(37)同时期的另外一些评论，则有不同的判断。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浙江潮》1903年第6期“新名词释义”栏目认为“孟鲁主义”为“帝国主义”之别名。1903年在东京编辑出版的《湖北学生界》第5期“历史传记”栏目发表《菲立宾亡国惨状记略》，1904年浙江金华《萃新报》创刊号全文转载该文，该文在探讨菲律宾亡国史同时，也对美国的“们洛主义”的帝国主义本质进行了揭示。(38)杨度1907年在日本所作的《金铁主义说》则称美国“变其门罗主义而为帝国主义”，前者文明，后者则略带野蛮，但非此不足以求生存。(39)但今日美国是“帝国主义”，则是诸多论者的共同结论。(https://www.daowen.com)
当然，清末民初舆论界也不乏强调美国慷慨仁慈一面的论述，如1913年潘武所编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本国之部》（第2册）认为美国在亚洲与太平洋的扩张，是因为要与欧洲各国取得“均势”，而且美国与中国同属共和国，更是将庚子赔款用于教育事业，对中国而言是友好国家：
美偏处太平洋以东，向持门罗主义。故其于我国，只求通商上之利益，并无以兵力侵我主权之事。惟近以欧洲各国均势之局成，亦渐恢张兵力于太平洋，占据菲律宾、檀香山等处。义和团之乱，联军入北京，美亦与其列，而分偿赔款。美国独愿还之中国，以为派遣留美学生之用。故近来颇有联美者，且美系民主之国，共和告成。两国之感情，当从此日富也。(40)
经过旅日中国文化——政治精英的转化，“门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很快沿着两种路径前进。第一种路径是跟排满主义和地方主义结合在一起，尤其是跟省域的自治和自立主张结合在一起——尽管清王朝的传统制度将行省督抚与京师部院之间的关系界定为外官与内官的关系，而非地方与中央的关系(41)，但这不影响我们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探讨晚清省域日益增长的“地方性”。第二种路径，是聚焦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对日本与美国的门罗主义论述做出回应。本章将集中于对第一种路径的论述，将第二种路径留待下一章处理。
如前所述，1899年欧矩甲受到菲律宾抗美战争的激励，赞许菲律宾“自立”，并对“菲律宾者菲律宾人之菲律宾”的精神表示仰慕。(42)1902年，欧矩甲在日本横滨出版《新广东》，提出“广东自立”。针对清廷的“卖国”行为，欧矩甲高呼“夫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与1900年《清议报》发表的《独立说》一文中的类似口号不同，欧矩甲的口号本质上是排满主义的，即将满人视为外来的征服者与压迫者。欧矩甲的论述是，由于卖国的清政府的昏庸颟顸，英国、法国以及其他多个列强的势力已经进入广东，广东的全面沦丧“指日可待”。由此，欧矩甲提出“广东为广东人之广东，非他人之广东，是广东人者，为广东之地主矣”，“以广东之人，办广东之事”。(43)他呼吁广东“自立”，各省响应广东，脱离清廷，进而在新的政治原则基础上进行联合。
《清议报》编辑团队关注的许多议题，如菲律宾抗美，波尔人（即布尔人）抗英，波兰、印度被瓜分，都在《新广东》之中得到反映。《新广东》提到了美国各州通过联邦制联合建国的范例，并没有直接提到“门罗主义”。然而基于上文对于《清议报》所发表的文章的分析，对于作为编辑团队一员的欧矩甲来说，“门罗主义”已然是一种默会的知识。
欧矩甲的“广东门罗主义”论述很快发生影响。1903年，旅日革命派人士杨毓麟作《新湖南》，开篇即提及欧矩甲《新广东》的思想激励，提出“湖南者，吾湖南人之湖南也”，呼吁湖南起兵排满，以待十八省响应，文中更有“广东鼓之，吾湖南舞之。吾于广东，如骖之靳也”(44)的表述，向欧矩甲《新广东》致敬。如同欧矩甲那样，杨毓麟列举了列强在东亚的帝国主义侵略行状，担忧湖南沦亡于“白人”之手，又称“吾湖南而为菲律宾，必有人为阿君雅度”，这里的“阿君雅度”(45)，即欧矩甲笔下的“阿圭拿度”，即菲律宾反美战争的领导人阿奎那多。
郭双林教授曾发掘出一则史料，证明排满民族主义口号“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与美国“门罗主义”具有内在联系：1903年4月在东京编辑的《湖北学生界》第3期刊登的《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一文称：“吾闻美人有言曰：美洲者，美人之美洲，非欧人所得而干涉也。日本人有言曰：亚洲者，亚洲人之亚洲，非白人所得而干涉也。吾愿我国民亦曰：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外人所得而干涉也。”(46)这篇文章将美国的“门罗主义”表述、日本的“亚洲主义”表述与反满口号“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相并列，勾勒出一条影响链条：美国的“门罗主义”激发了日本的“大亚洲主义”，进而激发了旅日中国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这一反满口号。不过，《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出现在1903年。而本章通过考察更早时期《清议报》编辑团队关注的议题，说明反满口号“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以及反满的“省域门罗主义”与日本人转译的美国“门罗主义”的关联。这可以对郭双林的相关考证，起到一种进一步加强的作用。
当然，在晚清报刊中，“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这一口号未必都具有明确的反满意涵。1900年《清议报》针对八国联军侵华所发表的“冯自强”的《独立说》(47)提出“中国者吾中国人之中国”，其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意涵更为突出。梁启超在1901年的《灭国新法论》又进一步评论了义和团运动：“……盖中国人数千年在沉睡之中，今也大梦将觉，渐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之思想，故义和团之运动，实由其爱国之心所发，以强中国拒外人为目的者也。”(48)这就将义和团运动视为一场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为精神的运动，赋予这个口号不同于反满主义的含义。而杨度《金铁主义说》批评列强“盖已以中国为世界各国之中国，而非复中国人之中国”，强调的也是“反帝”而非“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