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余论
施米特的国际空间政治与国际法理论，是一种具有深厚政治神学背景的多极秩序理论。基于《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中保罗对于“敌基督者”与“拦阻者”的论述，施米特将寻求全球统一的普世主义——帝国主义视为“敌基督者”，进而寻求承担“拦阻者”使命的空间政治形式。从这一政治神学视角来看，美国的“门罗主义”，恰恰从一个具有“拦阻者”精神的空间原则，堕落成了“敌基督者”推行全球普遍主义——帝国主义的话语。施米特希望德国能够重拾原初的“门罗主义”所体现的“拦阻者”精神，在欧洲打造一个“大空间”，与世界上其他若干“大空间”并存，从而守护世界的多元性和政治性。
从既有的研究来看，我们无法完全确定施米特的“门罗主义”剖析和“大空间”思想究竟对当时的德国决策者起了多大的影响，德军的“巴巴罗萨行动”，很可能已经远远超出了施米特“大空间”理论所覆盖的范围。不过，在思想史上，“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情况非常多见。可以确定的是，施米特的“大空间”理论对“二战”期间的日本产生了一定影响，尤其是对日本“广域国际法”的推进，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在下一章关于日本式“门罗主义”的讨论中，我们将论述施米特“大空间”理论在日本引发的回响。
在“二战”走向结束之时，施米特的思想还可能影响到了英国的国际战略思想者。1945年，曾出席过凡尔赛和会并于20世纪30年代在国联的外交办公室工作的威尔士大学伍德罗·威尔逊讲席教授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出版《民族主义及之后》（Nationalism and After），预测“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将以超民族国家的政治单位为基础展开：“……如果这些预测得到实现的话，世界将不得不适应若干集中了政治权力的巨大的多民族单位的出现，这些单位最好的名称是‘文明’；显而易见，有英国、美国、俄国与中国文明，它们都不会止步于旧有的民族疆界。经济上，德国地理政治学家发明的‘大空间’一词看来是最恰当的。苏联明显是一个大空间；美洲大陆是美国潜在的大空间，虽然大空间这个词用于英联邦或海洋性而非大陆性聚合的英镑区的时候会更不方便一些。在军事上，古老而有用的术语‘势力范围’已经遭到了贬低，用于表达所需的战略性互动程度之时，可能显得过弱。美国发明了更为便利的‘半球防卫’概念来覆盖门罗主义所划定的势力范围。”(88)尽管爱德华·卡尔在这里称“大空间”为经济概念，但他的讨论明显具有地缘政治的意涵。卡尔并没有直接引用施米特，但在当时的欧洲，明确将“大空间”与“门罗主义”关联起来的理论家，无人能出施米特之右。(89)
不过卡尔并不认同以“民族精神”为原则建立“大空间”：“一种建立在可以普遍适用的共享的理想和渴望之上，而非民族与语言的排他性之上的政治单位，可以被认为比一种仅仅建立在民族崇拜之上的政治单位更具明白无误的进步性。”(90)卡尔看到，在历史上，英国与俄国在欧洲的两翼，对欧洲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二战”末期苏联在东欧影响力的上升，促使卡尔提出这样的外交政策主张：英国应该将其外交政策的重心从一个正在毁灭之中的全球帝国转向西欧。与其他多民族大文明体相比，西欧在一个“半球”或“大空间”时代缺乏领导者与权力中心，而英国恰恰可以担当此任。(91)
然而，英国的实力已经不足以支撑起卡尔以西欧为英国的“大空间”的战略构想。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发表“铁幕”演讲；1947年，英国接受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援助；1948年，英国接受美国在英国领土上建立空军基地。如果说战后的西方存在着一个跨大西洋的“大空间”的话，这个空间的领导者显然是美国，而不是英国，北约的军事力量和马歇尔计划的美元，是美国在西欧发挥重大影响的基础。不过，美国的理念是普遍主义——帝国主义式的，这一点并不符合施米特“大空间”的设想。而对“二战”之后的施米特而言，面对分裂成两半的德国，设想一个德国领导之下的欧洲“大空间”已经不再具有当下的现实性。
施米特在1950年出版的Der Nomos der Erde，保留了对近代“欧洲公法”时代的怀念——在那个时候，欧洲还是一个具有同质性的文明，“欧洲公法”是这个具有同质性的文明所产生的区域性的国际法。只是，那个时候的欧洲秩序建立在“均势”的基础之上，其内部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主导国（Reich），在这一点上不符合“大空间”的概念。在2017年，有两位作者试着将施米特的“大空间”概念用到当下的欧洲：整个欧洲类似于一个“大空间”，而欧盟则是这个“大空间”里的主导国。然而他们发现，这样解释的困难在于，欧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国家联盟，与德国这样一个联邦制国家相比，欧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称为“国”，有着很大的争议性；欧盟所奉行的原则也是普遍主义式的，与西方阵营里其他国家所奉行的政治原则并没有特别大的分野，因而并不符合施米特对于区域特殊性的设想。(92)
在今天，或许在俄罗斯的一些“欧亚主义者”那里，我们还能看到对施米特“大空间”原则的模仿性运用。俄国地缘政治学者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继承了施米特的“大空间”理论，并运用其思考一个多极化世界的结构。如同爱德华·卡尔那样，杜金将“大空间”与“文明”的概念关联起来，设想了北大西洋（西方）、欧亚（Eurasia）、伊斯兰文明区、中华文明区、拉丁美洲、南亚印度教文明区、日本文明区、撒哈拉以南非洲等不同的“大空间”。而对于杜金而言，欧亚这个“大空间”中的主导国，毫无疑问是俄罗斯。(93)杜金对于诸文明的列举，会让我们想起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中的相应讨论。的确有评论者将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施米特的“大空间”理论作类比，(94)但二者实际上出于不同的问题意识——亨廷顿提醒美国人不要陷入福山式的“历史终结”的迷梦，但作为一名美国的爱国者，多极化的格局本身，对其而言只是一种需要清醒地接受的结果，本身未必是可欲的。而对施米特与杜金而言，数个“大空间”并存的格局，本身就优于单极霸权的帝国主义——干涉主义式支配。(95)
只是，对于施米特及其当代追随者而言，有一个问题始终是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否必然会要求将“门罗主义”的解释从一种区域主义调整为一种全球干涉主义？如果德国的工业经济足够强劲，所谓德国的“民族精神”能够阻止德国越出欧洲，向普遍主义——干涉主义方向发展吗？事实上，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威廉二世皇帝统治时期，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德国的全球野心：威廉二世鼓吹“世界政策”（Weltpolitik），推动在非洲、中国攫取殖民地，对殖民拉丁美洲充满兴趣，同时也试图打造全球最强的海军，在全球范围实现与英国的“均势”。
如果德国继续在这一方向发展，商业、海军、金融这些与海洋帝国相联系的关键词，迟早也会与德国如影随形。作为德国的爱国者，施米特为其提供的辩护词，就不可能是“大空间”理论。只是，对于历史行动者而言，其行动的情境，经常是如同命运一样被给定——1918年德国战败之时，施米特只有三十岁。“一战”的失败导致德国丧失大量海外殖民地，变成了更为纯粹的中欧陆地国家，并处于英、美、法等国的强大压力之下。魏玛民国的政治家们不可能像威廉二世那样奢望在全球范围挑战英国势力，德国最多能够期待的是区域霸权的地位。施米特回应的是这样一个需求，而不是别的什么需求。
这不是要通过“反事实”（counterfactual）的假设，期待施米特在其人生的前三十年，就为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贡献不同的理论论述。这只是说明，施米特对于美国的“帝国主义——普遍干涉主义”的批判，或许并没有完全回应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述。施米特批判了美国执政精英对“门罗主义”的解释从“拦阻者”到敌基督的“不法者”精神的反转，但他并没有真正深入解释这种反转何以发生。而从列宁的理论范式出发，无论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美国、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还是在“一战”之后寻求复兴的德国，从本质上都是“帝国主义”，只是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经济实力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扩张需要，带来了不同的外交政策话语和秩序想象：达则全球扩张主义，穷则区域霸权主义。
“民族精神”无法解释为何威廉二世放眼全球，而希特勒着眼于欧洲；“民族精神”也无法保证德国在成为区域的“主导国”之后，不会向全球扩张。施米特批判了英美两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带来了普世主义——干涉主义，从而揭示了“经济”所具有的深刻的“政治性”，以支持区域“大空间”内的政治经济整合。但他终究将重心放在政治神学和法学上，而没有对德国从19世纪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Volkswirtschaftslehre）到“二战”期间的“战争经济”（Wehrwirtschaftslehre）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做更多的论述。
(1) 刘小枫、温玉伟编：《施米特与破碎时代的诗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0页。
(2) 1928年，英国在签署法美两国发起的《巴黎非战公约》时，做了一个保留：1928年5月19日英国外交部给美国驻英大使的照会中称：“世界上有一些区域，其福利与完整性，对于我国的和平与安全而言，构成一种特殊的和关键的利益。”［英］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下）：争端法、战争法、中立法》（第1分册），第137页，注1。
(3) Bernhard Suphan, Herders sdmmtliche Werke, Vol. 23, Berlin: 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 1877-1913, p. 462.
(4) Emil Botzenhart ed., Heinrich Friedrich Karl Freiherr vom Stein, Briefwechsel, Denkschriften und Aufzeichnungen, Vol. 4, Berlin: C. Heymann, 1933, p. 165.
(5) Eduard von Beckenrath et al edi., Friedrich List, Schriften, Reden, Briefe, Vol. 5, Berlin: R. Hobbing Verlag, 1935, p. 502.
(6) Richard Charmatz, Minister Freiherr von Bruck, Leipzig: S. Hirzel, 1916, pp. 157-281.
(7) Otilia Dhand, The Idea of Central Europe: Geopolitics, Culture and Regional Identity, London ＆ New York: I. B. Tauris, pp. 13-19.
(8) Joseph Partsch, Central Europe, London: W. Heinemann, 1903.
(9) Otilia Dhand, The Idea of Central Europe: Geopolitics, Culture and Regional Identity, pp. 19-27.
(10) Ibid., pp. 28-30.
(11) Günter Wollstein, Das“Grossdeutschland”der Paulskirche: Nationale Ziele in der bürgerlichen Revolution, 1848/49, Düsseldorf: Droste Verlag, 1977, p. 302. Matthew P. Fitzpatrick, Liberal Imperialism in Germany: Expansionism and Nationalism, 1848-1884, Oxford ＆ New York: Berghah, p. 41.
(12) Whitelaw Reid,“The Monroe Doctrine; The Polk Doctrine; Anarchism,”Yale Law Journal, Vol. 13, No. 1, 1903 .
(13) Robert A. Kann, Stanley B. Winters, Dynasty, Politics, and Culture: Selected Essays, Boulder: Social Science Monographs, 1991, p. 96.
(14) Richard N. von Coudenhove-Kalergi, Crusade for Pan-Europe: Autobiography of A Man and A Movement,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43, pp. 10-11.
(15) 该书法语版的标题仅仅是“欧洲”，但在英文版中用了“欧罗巴合众国”这个标题。Édouard Herriot, Europe, Paris: les éditions Redier, 1930. Édouard Herriot, Reginald J. Dingle trans., 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30.
(16) Jorg Brechtefeld, Miteleuropa and German Politics, 1848 to the Presen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6, p. 48.
(17) Walther Vogel, Das Neue Europa und seine historisch-geographischen Grundlagen, Bonn: Schroeder, 1925, pp. 416-422.
(18) David Thomas Murphy, The Heroic Earth: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Weimar Germany, 1918-1933,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17-125.
(19) Jorg Brechtefeld, Miteleuropa and German Politics, 1848 to the Present, p. 50.
(20) Ibid., p. 52.
(21) “Der Nomos der Erde”，目前刘毅、张陈果中译本将其翻译为“大地的法”。刘禾主张翻译成“全球规治”，认为der Erde所指的是“地球”，而并非与“海洋”相对的“陆地”或“大地”，因为施米特在书中也花费大量篇幅探讨了对于海洋空间的争夺；施米特同时强调希腊语中的名词νόμος（nomos）源于动词νέμειν（nemein），后者兼有“划分”和“放牧”的意思，基于这一词源，nomos既是人们依照某种秩序用来划分和安置土地的丈量手段，也是由此而确立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和宗教秩序的形式，刘禾主张以“规治”而非“法”来翻译nomos，以凸显施米特希望强调的丈量和统治之间的内在联系。见刘禾主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53—55页。刘小枫认为，施米特在该书前言中引用了歌德的诗句“所有无关紧要的事物终将消散，只有海洋（Meer）和大地（Erde）巍然不动”，认为“Erde”不应翻译成“地球”，并主张“Erde”一词甚至不妨读作“天下”。见刘小枫：《欧洲文明的“自由空间”与现代中国：读施米特〈大地的法〉札记》，《中国政治学》2018年第2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在本书看来，两种译法各有自身的弱点。施米特在其著作标题中使用νόμος（nomos）一词，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其多义性，“规治”恰当地强调了nomos与其动词形态nemein的关联，但这一译名放在施米特批判实证主义的情境之中，对nomos作为“高级法”的强调稍弱。另一方面，施米特这一标题也利用了Erde作为“土地”与“地球”的双关语，法语中的terre具有类似的双关性，但中文缺乏类似的双关词，“大地”很容易被理解为与“海洋”相对的“陆地”，失去“地球”之含义。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使用的“全地”一词，倒是具有一定的双关性，“全地”既可指与“海洋”相对的“陆地”的总和，亦可指以“陆地”为本位，但包含了海洋、可以被经纬线测量的整个地球，但施米特在使用Erde时，并不总是在讨论“陆地”的总和或整个地球，故“全地”之“全”字又显得太强。总之，理想的译法颇难寻觅。本书正文中保持施米特原标题，在引用时指向中文译本。
(22) ［美］费利克斯·吉尔伯特：《现代欧洲史》（第6卷），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14—216页。
(23) Kaspar Bluntschli, Le Droit International Codifie, trans. M. C. Lardy, Paris: Guillaumin, 1870, p. 282.
(24) Stephen C. Neff, War and the Law of Nations: A General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17-118.
(25) 不过，欧洲列强仍然残留了古典国际法的观念，威廉二世受到了中立国比利时的保护，英法在多次努力无效之后，最后也放弃了引渡。
(26) ［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第184页。
(27) 最为典型的表述来自苏格兰法学家詹姆斯·拉里默，他的三分法表述分别是civilized humanity，barbarous humanity，以及savage humanity，参见James Lorimer, The Institutes of the Law of Nations, Vol. 1，Edinburgh and London: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1883, p. 101。有学者将此解读为，判定何谓文明国家的关键，是这些国家保护欧洲旅行者与商人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意愿和能力，参见Georg Schwarzenberger, The Frontiers of International Law, London: Stevens and Sons, 1962, p. 71。
(28) ［德］施米特：《作为国际政治客体的莱茵兰》，《论断与概念》，第19页。
(29) ［德］施米特：《作为国际政治客体的莱茵兰》，《论断与概念》，第22页。
(30) ［德］施米特：《作为国际政治客体的莱茵兰》，《论断与概念》，第21页。
(31) ［德］施米特：《作为国际政治客体的莱茵兰》，《论断与概念》，第24页。
(32) ［德］施米特：《作为国际政治客体的莱茵兰》，《论断与概念》，第26页。
(33) ［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第198页。
(34) ［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第201—202页。
(35) ［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第204页。
(36) ［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第205页。
(37) ［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第222页。
(38) 对古典战争法的全面抛弃要到“二战”结束之时才发生。在1963年的《游击队理论》中，施米特指出：“历史的和国际法的逻辑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尤其美国和苏联，唾弃古典的欧洲国际法意义上的两国交战，在共同取得对德国的胜利之后，唾弃并消灭了普鲁士国家。”［德］卡尔·施米特：《施米特文集》（第1卷），第293页。
(39) ［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第252页。
(40) ［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第253页。
(41) Francis Anthony Boyle, Foundations of World Order: The Legalist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898-1922）, pp. 104-107.(https://www.daowen.com)
(42) ［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第262页。
(43) Kellogg-Briand Pact, August 27, 1928, 46 Stat. 2343, 2345-2346（Pt. 2）.
(44) ［英］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下）：争端法、战争法、中立法》（第1分册），第137页，注1。
(45) ［德］卡尔·施米特：《现状与和平》，《论断与概念》，第32页。
(46) ［德］卡尔·施米特：《现代帝国主义的国际法形式》，《论断与概念》，第176—177页。
(47) ［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第262页。
(48) ［德］卡尔·施米特：《日内瓦国际联盟的两张面孔》，《论断与概念》，第34—36页。
(49) ［德］卡尔·施米特：《国际联盟与欧洲》，《论断与概念》，第84—91页。
(50) ［德］卡尔·施米特：《国际联盟与欧洲》，《论断与概念》，第84页。
(51) ［德］卡尔·施米特：《国际联盟与欧洲》，《论断与概念》，第88页。
(52) 施米特引用了黑格尔关于美国只是一个市民社会而非国家的评论，以及马克思对于美国的相似批评，来加强自己的论证。［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第275—276页。
(53) ［德］卡尔·施米特：《国际联盟与欧洲》，《论断与概念》，第89—90页。
(54) Sophia Su-fei Yen, Taiwan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1836-1874, Hamden, CT: Shoe String Press, 1965, p. 196.
(55) 金子堅太郎：『東洋の平和はアジアモンロー主義にあり』，皇輝会，1937年，第16—19頁。另参见［德］卡尔·施米特：《以大空间对抗普世主义》，《论断与概念》，第309页。
(56) 威尔逊在此试图将“门罗主义”界定为一种“区域谅解”，但在后面的参议院批准过程中遭遇了滑铁卢。如前所述，美国政府的官方表述是：“门罗主义”是美国政府的一项外交政策，既不是国际法原则，也不是“区域谅解”。
(57) ［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第226—227页。
(58) ［德］卡尔·施米特：《国际联盟的第七次变化》，《论断与概念》，第214页。
(59) “就其政治存在的整体和一切细节来看，民主制预设了拥有政治存在意志的同类的人民。在此一先决条件下，卢梭完全有理由说，人民所意欲的事情总是善的。这个说法的正确性并非缘于某个规范，而是缘于人民的同质性存在。”［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页。
(60) ［德］卡尔·施米特：《莱茵地区的国际法问题》，《论断与概念》，第102页。
(61) Carl Schmitt,“Völkerrechtliche Großraumordnung mit Interventionsverbot für raumfremde Mächte: Ein Beitrag zum Reichsbegriff für Völkerrecht,”Staat, Grossraum, Nomos: Arbeiten aus den Jahren 1916-1969,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95, pp. 288-280.
(62) Carl Schmitt, Staat, Grossraum, Nomos: Arbeiten aus den Jahren 1916-1969, p. 281.
(63) ［德］什克尔：《施米特谈朋友与敌人》，刘小枫、温玉伟编：《施米特与破碎时代的诗人》，第321—322页。
(64) Carl Schmitt, Staat, Grossraum, Nomos: Arbeiten aus den Jahren 1916-1969, pp. 281-283.
(65) Whitelaw Reid,“The Monroe Doctrine; The Polk Doctrine; Anarchism,”Yale Law Joural, Vol. 13, No. 1, 1903 .
(66) Carl Schmitt, Staat, Grossraum, Nomos: Arbeiten aus den Jahren 1916-1969, pp. 285-287.
(67) ［英］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下）：争端法、战争法、中立法》（第1分册），第137页，注1。
(68) Carl Schmitt, Staat, Grossraum, Nomos: Arbeiten aus den Jahren 1916-1969, p. 288.
(69) ［德］卡尔·施米特：《以大空间对抗普世主义》，《论断与概念》，第309页。
(70) ［德］卡尔·施米特：《以大空间对抗普世主义》，《论断与概念》，第313页。
(71) ［德］卡尔·施米特：《以大空间对抗普世主义》，《论断与概念》，第313页。
(72) ［德］卡尔·施米特：《以大空间对抗普世主义》，《论断与概念》，第305—306页。Carl Schmitt, Staat, Grossraum, Nomos: Arbeiten aus den Jahren 1916-1969, p. 294.
(73) ［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第25页。
(74) Heinrich Meier, M. Brainard trans., The Lesson of Carl Schmitt: Four Chapters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olitical Theolog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 161. See also Jens Meierhenrich ＆ Oliver Simons edi.,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arl Schmit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46-49. 当然，对于施米特究竟是否可以称得上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理论界存在着一些争论，参见Aaron B. Roberts,“Carl Schmitt - Political Theologian?”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77, No. 3, 2015, pp. 449-474。
(75) Carl Schmitt, Staat, Grossraum, Nomos: Arbeiten aus den Jahren 1916-1969, pp. 296-297.
(76) ［德］卡尔·施米特：《国际法中的帝国概念》，《论断与概念》，第314页。Carl Schmitt, Staat, Grossraum, Nomos: Arbeiten aus den Jahren 1916-1969，pp. 295-296.
(77) Carl Schmitt, Staat, Grossraum, Nomos: Arbeiten aus den Jahren 1916-1969, p. 298.
(78) ［德］卡尔·施米特：《国际法中的帝国概念》，《论断与概念》，第315页。Carl Schmitt, Staat, Grossraum, Nomos: Arbeiten aus den Jahren 1916-1969, pp. 295-297.
(79) Carl Schmitt, Staat, Grossraum, Nomos: Arbeiten aus den Jahren 1916-1969, pp. 304-305.
(80) Patrick O’Sullivan ＆ Jesse W. Miller JR., The Geography of Warfar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83, p. 96.
(81) Gopal Balakrishnan, The Enemy: An Intellectual Portrait of Carl Schmitt, London: Verso, 2000, p. 236.
(82) Adolf Hitler, Der Führer antwortet Roosevelt, Reichstagsrede vom 28, April 1939（Munich: Zentralverlag der NSDAP, Franz Eher Nachfolger, 1939）, p. 51.
(83) Alton Frye, Nazi Germany and the American Hemisphere,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169-170.
(84) Joseph Bendersky, Carl Schmitt: Theorist for the Rei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258-259.
(85) Werner Daitz,“Echte und unechte Großräume,”（1941）in Lebensraum und gerechte Weltordung. Grundlagen einer Anti-Atlantikcharta. Ausgewählte Aufsätze von Werner Daitz, Amsterdam: De Amsterdamsche Keurkamer, 1943, p. 43.
(86) Max Weinreich, Hitler’s Professors: The Part of Scholarship in Germany’s Crimes against the Jewish People, New York: Yiddish Scientific Institute, 1946, p. 125.
(87) Reinhard Höhn,“Grossraumordnung und Volkisches Rechtsdenken,”Reich, Volksordnung, Lebensraum, Jg. 1（1941）, p. 286.
(88) Edward Hallett Carr, Nationalism and After, London: Macmillan, 1945, p. 52.
(89) 此节对于卡尔的探讨得益于Mika Luoma-aho,“Geopolitics and Grosspolitics from Carl Schmitt to E. H. Carr and James Burnham,”Louiza Odysseos ＆ Fabio Petito edi.,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ought of Carl Schmitt: Terror, Liberal War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Order, New York: Loutledge, 2007, pp. 42-47。
(90) Louiza Odysseos ＆ Fabio Petito edi.,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ought of Carl Schmitt: Terror, Liberal War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Order, p. 66.
(91) Ibid., p. 73.
(92) Walter Rech ＆ Janis Grzybowski,“Bewteen Regional Community and Global Soceity: Europe in the Shadow of Schmitt and Kojèv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Vol. 13, Issue 2, 2017, pp. 148-149.
(93) Nicolas Laos, The Metaphysics of World Order: A Synthesis of Philosophy, Theology, and Politics, Eugene, Oregon: Pickwick Publications, 2015, p. 160; Alexander Dugin, The Fourth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Arktos, 2012, pp. 155-158.
(94) Stephen Legg edi., Spatiality, Sovereignty and Carl Schmitt: Geographies of the Nomo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 69.
(95) 近年来，也有一些论述者重视施米特“大空间”理论的区域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特征，试图将其作为未来区域秩序建构的理论资源，但同时认为其对于“大空间”的具体设想，仍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Michael Salter,“Law,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ast Asia: Carl Schmitt’s Grossraum Analysis,”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1, No. 3,（September 2012）, pp. 393—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