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主义”与“门罗主义”概念的结合
美国的“门罗主义”话语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影响日本的决策精英？最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当然还是美国自己的外交官。1872年12月，在上年末派出的岩仓具视使节团还在考察欧美各国之时，日本外务省聘请了曾任美国驻厦门领事的法裔美国人李仙得担任顾问，为日本侵略台湾出谋划策。这位老谋深算的外交家以美国的“门罗主义”为蓝本，向日本执政精英建议推行一种日本版本的“门罗主义”：“人们必须勇敢地采取行动，以期在亚洲升起太阳旗，并扩大我们的帝国。为了成为亚洲各个国家的保护者，防止欧洲向我们的领域扩张，这些行动是必要的。这一政策类似于美国在欧洲渗透和侵略美国势力范围之际所采取的政策。”(10)
在19世纪70年代，这是非常激进的主张，因为在西方的眼里，日本只是一个“半开化”国家，就连与西方平起平坐的资格都没有，更不要说模仿美国的“门罗主义”，主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了。李仙得建议日本执政精英，必须将这一计划深藏在心，但要尽可能地在国际上宣传，日本正在努力地帮助整个亚洲从野蛮和原始的阶段摆脱出来，迈向文明阶段。(11)而具体的做法，是“尽可能平定和教化他们，如果做不到……消灭他们，或者以其他方法对待他们，就如同美国与英国对野蛮人所做的那样”。(12)
李仙得于1875年辞任外务省顾问，直到1890年赴朝鲜之前，一直住在日本，并曾担任大隈重信的私人顾问。在日本吞并琉球、侵略台湾、觊觎朝鲜的背景下，李仙得将美国的势力范围思想，传递给了当时正在锐意学习西方的日本执政精英，并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野心。(13)
尽管李仙得为日本在亚洲的地位积极谋划，但他在文明观念上仍然是一个西方中心主义者，与当时日本主流的“亚洲主义者”相去甚远。我们需要问的是，日本的“亚洲主义”究竟从何时明确寻求与“门罗主义”话语的结合？“兴亚论”代表人物之一、日本右翼团体玄洋社创始人之一以及黑龙会顾问头山满曾指出：“提出‘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这一口号的人，霞山公是第一人。亚洲民族应团结一致抵制西洋诸国的暴慢并驱逐其侵略野心，首倡大亚洲主义的也是霞山公。公引例美国的门罗主义，提出实行亚洲门罗主义之义务，在于以日本与支那的双肩为基础的日中提携，其先见之明与达识雄图至今仍让人敬服不已。”(14)所谓“霞山公”，即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公爵，日本第34、38、39任首相近卫文麿的父亲，曾有留学德国波恩大学和莱比锡大学的经历。
1898年东亚同文会成立时，近卫笃麿担任了首任会长。该会几乎一统日本既有的“兴亚”组织，并有不少高官和贵族加入，名为民间组织，实际上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发挥“民间外交”的作用。1898年初，近卫笃麿在《太阳》杂志第4卷第1号上发表了著名文章《同种人同盟——附研究中国问题之必要》，同樽井藤吉一样，近卫将黄白人种之间的冲突置于显著位置：“以我来看，东洋的前途难免成为人种竞争的舞台。即使通过外交政策可以解决一时事态，但那只是权宜之计，最后的命运仍是黄白两大人种的竞争，在此竞争中，支那人和日本人共同处于以白种人为仇敌的位置。”(15)近卫主张“支那人民的存亡，与其他国家休戚相关，也关乎日本的命运。因此，应该从今天起，以友爱之情对待支那，劝诱它、开导它，使其进步、促其发奋、去其猜疑、除其妒忌，使它产生对日本亲近及依赖之心，以使两国人民之间产生保护人种之默契”(16)，这就是著名的“支那保全论”。近卫认为：“虽然清国的国势已衰，但其弊在政治不在民族，直至启发利导，携手保全东洋，岂为难乎？”(17)
1898年11月，在接见来访的中国流亡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时，近卫笃麿又阐述：“今天的东洋问题已不单纯是东洋问题，它已经成为世界问题。欧洲列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东洋竞争。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东洋人必须有独立解决东洋问题的权力。美洲的门罗主义也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在东洋实现亚洲的门罗主义（亜細亜のモンロー主義）的义务就落在了贵我两邦的肩上。”(18)不过，一旦康有为提出借助日本力量打击慈禧、营救光绪的主张，近卫笃麿的态度就变得十分谨慎，强调必须要顾及其他列强的态度。近卫的谨慎态度，体现的正是日本执政精英当时的复杂心态——一方面，日本迫切需要获得欧洲列强对其“文明国”地位的全面承认，因而“黄白种战”之类说法，只敢在私底下说说，绝不敢变成官方表述；另一方面，日本又担心列强瓜分中国导致“唇亡齿寒”——尽管日本在1900年也派兵参与了“八国联军”侵华，但列强种种瓜分中国的议论，也会让日本朝野不少人士对日本的未来感到忧心。
早稻田大学教授、《太阳》杂志主笔浮田和民1901年发表的《帝国主义与教育》就表达了这种无力感：“虽欲提倡亚洲乃亚洲人之亚洲的日本式门罗主义，但为其落后时代而颇感无奈。日本今日唯一得以倡导之帝国主义，只能是基于国际法，向欧美诸国充分伸张本国人民权利，同时扶植亚洲各国独立，为此而诱导促其改革而己。”(19)浮田在此时认为，在中国，“日本经济地位落后于英国，政治地位落后于俄国”，中国并非像朝鲜那样能满足日本的迫切需要，因此日本对华责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累赘。(20)
1901年2月3日，内田良平、平山周等主张日本对俄采取强硬政策的人士发起成立了黑龙会，该会名称取自黑龙江，本身就显示出该会人士与沙皇俄国竞逐黑龙江区域霸权的野心。黑龙会纲领第一条称“吾人弘扬肇国之宏谟，阐明东方文化之大道，进图东西文明之和睦，期以成为亚细亚民族振兴之领袖”，显示出非常鲜明的“亚洲主义”的色彩。(21)头山满担任了黑龙会顾问。值得一提的是，近卫笃麿、伊藤博文、井上馨、大隈重信等政要，当时都主张对俄采取强硬政策。1902年，英国为牵制沙俄势力，与日本缔结同盟，与全球头号列强签订平等同盟条约，这对日本的国际地位是一个非常显著的提升。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日本得到了英美资本的支持。黑龙会与日本军部合作，组织了名为“满洲义勇军”的游击队，与俄军作战，在战后又致力于巩固日本在朝鲜的统治以及对中国东北的扩张，扮演了日本大陆扩张急先锋的角色。
1904年10月23日，曾在1898年担任首相并在1902年大力促成英日同盟的大隈重信在早稻田大学清韩协会发表题为“论东亚之和平”的演讲，对正在进行的日俄战争做出回应，称这是一场“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日本代表了立宪主义，沙俄代表了专制主义。但日本要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就需要考虑日本在东亚的地位，日本是唯一有资格引导中国的国家，应基于同文同种之谊，对中国进行救治。日俄战争的媾和条件，也应该要保证日本是“东亚和平的支柱”。(22)这一宣言从种族和文明的角度解释日俄战争，并明确地表达了日本的势力范围主张，被东京各大报章视为“大隈主义”之表达。1905年，日本打败俄国，被西方列强接纳为世界第一等级国家的俱乐部“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日本从俄国手中取得旅顺口、大连湾并其附近领土领水之租借权以及有关的其他特权，还取得了南满铁路及其附属权利。这场胜利在中日两国民间舆论中都被广泛解释为一个“黄种人战胜了白种人”的事件，而日本在南满建立“势力范围”，也被小寺谦吉这样的日本的“门罗主义”者们解释为对中国的“保全”——帮助了同属“黄种”的中国，防止中国沦丧于英国、俄国等欧洲列强之手。
然而，在小寺谦吉笔下的那个得到“保全”的“中国”，已经被剥离了东北、内外蒙古、新疆与西藏，其范围不过是当时日本常说的“中国本部”。(23)小寺谦吉的中国领土观在当时的日本并不独特——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及理论奠基者吉田松阴早在1858年就提出日本要“拉满洲，压支那”(24)，从观念上将中国东北从中国剥离出去；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学界更是兴起了与“支那学”并列的“满洲学”或“满蒙学”。而像内田良平这样的大陆浪人很早就已经设想将日本的边疆线从朝鲜半岛推到西伯利亚，其“支那保全论”始终附属于日俄竞逐东北亚的大局，其解释服务于日本扩张的需要。用日本学者藤村道生的话说：“所谓的中国‘保全论’，虽然以将俄国从东北驱逐出去为目的，但并没有包含否定日本侵略中国的含义。”(25)
不过，历史的际遇，使得中国的反满革命派与日本的“亚洲主义者”走近。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得到了黑龙会的大力支持，内田良平、平山周、北一辉等黑龙会会员也先后加入同盟会。而两会能够走近，有着各方面的原因：双方均担忧欧美列强先瓜分中国，进而控制日本，都认为中国与日本需要联合起来抵抗西方侵略者（尤其是俄国），同时也都认为中国的清政府无法胜任这一目标，中国需要进行某种内部的改造，才能够动员起力量进行自我保存。而对于宫崎寅藏和北一辉(26)这样受到一定社会主义思潮影响、试图在日本推动社会改造的“亚洲主义者”而言，中国革命与日本的社会改造具有某种连带性，尤其是北一辉，其《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在1906年刚出版即被禁止发行，他深感改造日本社会之困难，因而决定首先投身于中国革命，进而以中国革命带动日本的社会改造。
而对于内田良平这样的对于日本的大陆扩张更感兴趣的“亚洲主义者”而言，与中国的反满革命者合作也符合他们的目标。内田指出：“吾人不惜性命援助孙（文）革命之原因，在于其与日本利益相一致。以大义名分、灭满兴汉为革命旗帜，目的在于驱逐满人，建设汉人之中国。因此帮助汉人，使满人求助于俄，而后日支提携以破俄，收满洲、西伯利亚为我所有，奠定大陆经营之基础。”(27)而同盟会采用了明太祖朱元璋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传统的“夷夏之辨”与近代民族主义相结合，生成一种反满的汉民族主义，许多人对日本朝野“保全中国”实为保全“十八省”（或称“中国本部”）的认知，至少不作强烈异议，并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存在，视为对俄国侵略的牵制。如此，日本的大陆扩张主义者就可以通过强调俄国这一共同的“敌人”的存在，巩固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并进一步将势力延伸到中国东北。(28)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同盟会内部的差异，有一些成员对于日本“亚洲主义”话语的压迫性和虚伪性，有着相当程度的觉悟。比如说，宋教仁对于黑龙会主流的中国领土观念，显然有着很大的抵触。1907年，当内田良平试图在中、朝、俄边境制造“间岛”问题、侵略中国领土之时，宋教仁通过实地考察，化名写作了《间岛问题》(29)，托人交给清政府要员，从而在清政府与日本的外交交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捍卫中国领土做出了贡献。
同盟会中也有像章太炎这样洞察英日同盟与亚洲联合思想之根本张力的思想家。1907年，章太炎与日本社会主义者辛德秋水，印度人钵罗罕（Mohammed Barkatullah）、保什（Surendramohan Bose）等人发起筹建“亚洲和亲会”，其起草的《亚洲和亲会约章》主张以中国与印度两国为主轴展开“亚洲和亲”，呼吁亚洲弱小民族联合起来反抗强权，自求解放。(30)该《约章》并没有提到日本的作用，并不是偶然的。章在同时期的若干政论之中，对日本压制印度、朝鲜的民族解放运动进行了严厉的批判。(31)而这种压制，正是英日同盟签订并扩大所带来的结果。(32)(https://www.daowen.com)
面对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扩张，不仅是英国通过英日同盟，利用日本来牵制俄国，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将日本视为牵制俄国的重要力量。在日俄战争还在进行之时，1904年6月6日，罗斯福向其哈佛大学同学、日本时任外交代表金子坚太郎以及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提出，日本应当在黄海周边地区拥有最高利益（paramount interest），就如同美国在加勒比海周边拥有最高利益一样。(33)1905年，日本赢得日俄战争。罗斯福试图在日俄两国之间协调，主持召开了朴茨茅斯会议。日本时任外交代表金子坚太郎回忆称，1905年7月8日，罗斯福在与他探讨即将召开的朴茨茅斯会议的过程之中，提出日本作为亚洲唯一理解西方文明的原则与方法的国家，有资格成为亚洲的领袖，推行“亚洲门罗主义”（Asiatic Monroe Doctrine），在从苏伊士运河到俄罗斯堪察加的广大地域（排除俄国领土和英、法、葡殖民地）中担任盟主角色，排除欧洲列强的干涉与侵略，如同美国在美洲所做的那样。(34)
在日俄战争之后的语境下，罗斯福提出“亚洲门罗主义”，其用意在于通过承认日本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特权，换取日本承认美国在菲律宾的存在，同意在其新势力范围对美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并进一步发挥阻挡俄国势力东进的作用。虽然罗斯福从来没有将这一内部讲话公之于众，它还是进一步激励了日本政府对于朝鲜和中国的侵略，同时也为后来日本反过来限制美国对区域事务的干预提供了一个口实。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扩张主义者更是最大限度地榨取了罗斯福谈话的剩余价值，利用其为对华侵略政策辩护。
在日俄战争后，大隈重信又就东亚秩序发表了一系列新的意见。在清末新政的背景下，大隈主张日本应当通过“监督引导”中国进行近代化改革而“保全”“开发”中国，并在中国面前树立一定的“威严”，以防止清政府用欧美力量来制约日本。(35)大隈又引入欧美盛行的文明等级论，称世界上存在着开化国和未开化国的区别，已经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日本需要在高低文明之间，起到协调作用。(36)尤其是作为东洋的先觉者和代表，指导亚洲劣等文明国，使其向文明前进。(37)日本背靠1902年缔结的英日同盟，打败俄国，这给大隈重信带来一种信心：日本作为西方文明的吸收者与介绍者，可以在本地区起到协调欧美国家与亚洲诸国的作用。大隈明确承认英国是文明最高的国家，但认为日本通过改革已经在东方取得了能与英国相比肩的地位，英日同盟即其明证。
大隈重信的“文明论”很可能受到其私人顾问、法裔美国人李仙得的“门罗主义”论述的影响，与那些立足于东洋文化独立性与优越性的“亚洲主义”话语（如冈仓天心的亚洲论述）具有不同的理论底色，它从根本上立足于“西化”，而且复制了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文明化之使命”（the Mission to Civilize）话语。(38)1915年日本协助英军镇压了新加坡印度裔士兵的反英起义，大隈重信对此也颇为自得。(39)然而大隈对于日本在亚洲势力范围的密切关注和公开宣扬，使得其成为近卫笃麿之后“亚洲门罗主义”的重要代表之一。换而言之，“亚洲门罗主义”话语并不必然基于反对西方和所谓“白色人种”的立场，也有可能基于一种与西方相协调，并换取西方承认日本在亚洲的势力范围的立场。只要将大隈以欧洲为范本的“文明”论述换成以“国体”“皇道”为中心的新论述，就可以非常容易地导出日本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区域霸权思维模式。
在日俄战争中，美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支持日本一方，当然是想借此获得回报，扩张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但这就有必要抑制日本独占中国利益的野心。在1907—1908年，德皇威廉二世曾谋求建立一个中、美、德之间的同盟关系，但清廷恐惧与个别列强走太近，反而招致其他列强的猜忌；美国也有类似的考虑。(40)最后，中、美、德同盟并未被付诸实施。美国认为对当下中国独立与领土完整的最大威胁来自日本，于是在1909年与日本签署了罗脱——高平换文（The Root-Takahira Agreement），与日本就太平洋秩序达成一系列协议，同时要求协议的第三款写明：维持中国之独立及领土完整，及该国列强商业之机会均等。
美国外交当局支持铁路大王哈里曼（E. H. Harriman）在1906年提出收购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但遭到日方拒绝。1909年，美国塔夫脱总统的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C. Knox）进一步提出“诺克斯计划”（Knox Plan），寻求“满洲铁路中立化”，要用国际共管的方法，逼迫日本放弃南满铁路，俄国放弃中东路；如果日本执意不从，“诺克斯计划”的备选方案就是修筑一条从锦州到瑷珲的铁路，开展与日本和俄国的竞争。受到威胁的日俄于1910年签订第二次日俄密约，不仅确认了1907年两国第一次密约划定的势力范围，而且规定当两国特殊利益受到威胁时，缔约双方将采取联合行动或相互提供援助，这就使得这一盟约具有了军事同盟的性质。西奥多·罗斯福利用日本来牵制俄国，进而扩大美国在华利益的谋划，可以说遭到了重大挫败。
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防备的重点日益从俄国转向美国。日本在1905年、1911年续签英日同盟，不过，在这一同盟关系之中，日本仍属于比较弱势的一方，很难抛开英国单独行动。而美国在支持日本赢得日俄战争之后，并没有获得预期的回报，美国政府的不满，以及日俄战争之后集中爆发的美国民间的排斥日本移民情绪，也都让日本朝野颇感忧虑。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09年，就有一位曾担任康有为与孙中山军事顾问的美国人荷马李（Homer Lea）出版了一本鼓吹日美必有一战的著作——《无知之勇》（The Valor of Ignorance）。该书在1911年即被翻译为日文出版，可见日本方面的重视。(41)
在1907年10月，日本银行副总裁高桥是清访问处于排日风潮中的美国，据《旧金山呼声报》（San Francisco Call）的报道，高桥是清公开宣布，日本的新国策是“亚洲人之亚洲”，而《旧金山呼声报》的评论者很敏锐地抓住了要点：这其实是与“美洲人之美洲”类似的日本式的门罗主义。(42)但高桥是清在很大程度上表达的只是他个人的情绪，而非日本高层决策者的思维。1907年9月，满铁总裁后藤新平和时任朝鲜统监的伊藤博文之间曾经发生过一场谈话。后藤新平向伊藤博文描绘了他设想的“亚洲人之亚洲”的前景，却遭到了伊藤博文的警告。伊藤博文认为“大亚洲主义”可能会引起西方列强的误解，让他们进一步将日本政策与“黄祸”关联起来。(43)
伊藤博文的观点，可以说代表着明治维新元老们对于国际形势谨慎的态度。正是出于这种谨慎，日本政府对于日本亚洲主义者与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活动分子的联系，保持着高度警惕。比如说，1907年，日本政府给孙中山一笔资助，“礼送出境”；“一战”期间，当日本的亚洲主义者大川周明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密切来往时，英国对日本施加压力，要求予以遏制，日本政府也进行了一定的配合。
欧洲列强也对日本政府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对华政策起到了制约作用。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之后，玄洋社、黑龙会不少成员为革命派提供了支持，内田良平甚至出任南京临时政府的外交顾问。但日本政府内山县有朋、寺内正毅等元老对革命派比较排斥，主张在外交政策上与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相协调。日本内部有很多人对中国能否走共和道路表示怀疑。中岛端在1912年出版《支那分割之运命》一书，认为中国人无共和之资格，无共和之信念，无共和之历史，无共和之思想，无共和之素养，有省份观念，无国家观念；中国人腐败，人心离散，具有依赖之根性；汉种人侮弱畏强，历史上惯于屈膝于外种异族……因此，如果走共和道路，很可能走向各省分裂、列强分割的命运。中岛端倡导“黄种人”团结对抗“白种人”的“东亚门罗主义”，强烈反对日本协同列强瓜分中国，认为瓜分中国将带来唇亡齿寒的结果，导致“黄种人”的衰败。(44)此书对中国有大量负面言论，因而在民初中国引发了激烈批评。
由于内部多种主张的并存，日本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出现波动：在革命早期，日本政府曾向清政府提供借款，并试图迫使革命派接受君主立宪制方案；在后期，日本政府又想押宝革命派，试图向南京临时政府提供借款。英国担心远东出现瓜分中国的狂潮，而这将意味着英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受损，与中国直接相邻的日俄可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于是，英国坚持“金融中立”，反对给南北双方任何一方提供借款，敦促双方通过协商决定政治出路，并从实质上支持袁世凯获得国家政权。
在这一政策基调下，英国基于英日同盟，多次叫停了日本方面的对华政策异动。在袁世凯出任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之后，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总体上与英国保持步调一致。1912年5月，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在中国东北策动“满蒙独立”，日本陆军先表示支持，后放弃援助。(45)内田良平等在1913年成立对华研究会，继续鼓动日本政府借机解决所谓“满蒙问题”。由于民间人士的激进对华方针与日本政府谨慎的外交政策不一致，还引发了外务省政务局长阿部守太郎被刺事件。(46)
总体而言，在明治和大正时期，“亚洲门罗主义”话语与日本的国家建制之间，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关系。“亚洲门罗主义”话语的所有持有者都不满西方列强（尤其是俄国）在亚洲的扩张，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不满日本政府对于西方的妥协态度以及协调主义的外交路线；但对于日本在朝鲜、琉球、中国台湾和东北的扩张，“亚洲门罗主义”话语的持有者很少会表示批评，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是日本大陆扩张政策的急先锋；他们的“支那保全论”，也不能说是完全虚伪，毕竟，如果中国被列强完全瓜分，对于日本而言，势必“唇亡齿寒”。然而，如前所述，许多“亚洲门罗主义者”头脑中设想的这个有待“保全”的“中国”，其版图相比于清朝版图已经大大缩水。从今天的领土观念来看，这种所谓的“保全”，和“瓜分”其实不过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关系。(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