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余论
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是近代中国诸多思潮的发源地。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在欧美列强压力之下，重视吸收中国留学生，重视影响旅日中国文化——政治精英。其结果是，晚清的旅日文化——政治精英，无论是维新派/改良派，还是反满革命派，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思潮的影响。日本政学两界将“门罗主义”与其“亚洲主义”结合，形成日本式的“门罗主义”，这启发了中国的反满民族主义（包括反满的省域自立主张）；一部分革命派期待从日本政府与民间获得资助，因而对于日式的“门罗主义”话语，有比较积极的响应。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日本的对外政策与“亚洲主义”话语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试图借助“亚洲主义”话语从日本政府和民间获得支持的中国政治精英，也屡屡遭遇挫败，而这就带来了“亚洲门罗主义”话语的祛魅。本章探讨了不同派别的旅日文化——政治精英摆脱日式“门罗主义”话语的过程：
◆ 由于1898年向日本求助的失败，康有为很快摆脱日式“门罗主义”话语，而梁启超通过对世纪之交日语中的帝国主义论述的阅读，以及对美国的实地考察，摆脱了日式“门罗主义”话语。
◆ 作为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长期面临革命财政基础不稳定的问题，对日本政府与民间人士有所期待，因而其对日式“门罗主义”话语的响应较多。但在袁世凯死后，日本政府支持的是北洋政府，而非孙领导的政府，孙中山开始在话语中逐渐摆脱日式“门罗主义”，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其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立场更为坚决。
◆ 蒋介石早年亦寻求日本政府的支持，但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其对日式“门罗主义”的批判大增，重在强调其危及欧美各国利益，必将遭到各国抵制，但在政策上仍以《九国公约》与《巴黎非战公约》来牵制日本侵华步伐，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直到西安事变之后才决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日本步步紧逼之时，蒋介石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关系，为此刻意区分美国的“门罗主义”与日式“门罗主义”，赞美前者而贬斥后者。
◆ 抗战中的战国策派汲取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将当下称为“战国时代”，其发展前景是在各区域产生若干“大力国”，实质上实行某种“门罗主义”，最终走向世界一统，洪思齐还希望中国能够以“亚洲联邦”的形式，实现对朝贡体系下旧藩属的整合。
◆ 在各派人士之中，最令人惊异的是李大钊的视野。在1913年留日之前，李大钊就已经对日本式的“门罗主义”有所“免疫”。1912年的李大钊与江亢虎、陈翼龙等中国社会党人紧密接触，而后二者受到日本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其中重要的思想源头就是辛德秋水。1907年，章太炎与辛德秋水一起发起“亚洲和亲会”，倡导一种弱小民族联合自求解放的“亚洲主义”，这一事件对陈独秀产生了影响。而留日的李大钊，又受到了辛德秋水的密友安部矶雄的思想影响。(136)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初日本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为反思日本的区域霸权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李大钊与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会师，并最终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在1921年携手创立中国共产党。而众所周知，列宁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批判是极其彻底的，对于弱小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支持也是极其彻底的。相比于列宁，威尔逊的民族主张仍然无法摆脱种族主义与帝国主义色彩。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面前，甚至美国原版的“门罗主义”都难以建立道德优势，更不用说日本右翼的拙劣模仿版了。列宁的理论与实践促成了孙中山先生的“亚洲主义”论述的极大转变——在孙中山1924年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中，亚洲不再是日本右翼势力用“黄种人”这样的概念来界定的亚洲，界定“亚洲”的关键不在于自然属性，而在于它奉行的原则究竟是“王道”还是“霸道”，东方的朝贡体系被视为“王道”的典范，而长期被视为“白种人”的俄国，如今也被视为践行“王道”的示范者。
相比于孙中山，李大钊先生开启的，是一个更具未来色彩的传统。“新亚细亚主义”是对日本“大亚洲主义”包含的“势力范围”思维的否定，同时也并非古老的亚洲朝贡体系的复活。它呼吁亚洲各民族在否定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实现自我解放的基础上进行平等的联合，而这种联合本身的目的，也不是建构一个集体性的、排他性的势力范围，设定一条封闭的边界。毋宁说，它对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都保持着警惕。亚洲的解放，是全世界解放事业的一部分，与其他区域的解放事业关联在一起。
在20世纪初，康有为曾设想，在“升平世”，美国统一美洲，德国统一欧洲，中国统一亚洲，三个区域联合最终走向“太平世”或“大同”。然而，康有为设想的区域整合方式是霸权式的，即由一个主导国家以类似于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并非实质平等的区域联邦，先在区域范围之内实现“去国”；在这一逻辑之下，列强的殖民地并不需要经历先独立再联合的过程，而是作为宗主国的一部分，被直接整合进新的区域联邦之中。(137)与康有为相比，李大钊的方案支持殖民地的解放，同时更为清晰地拒斥霸权式的整合逻辑。
康有为设想的路径并没有成为历史的现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列强在相互厮杀中相互削弱，十月革命更是为俄国带来了一个支持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独立的革命政权；正在崛起的美国越出西半球，不断干预欧亚大陆事务，也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欧洲列强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支配。而这就使得“欧洲中心”的地位被削弱，19世纪欧洲列强共同维护的“文明等级论”在很大程度上丧失权威，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与国家的独立与自我解放运动如同星火燎原，并形成相互呼应之势。
在20世纪，正是在共同的反帝反殖民的事业之中，各区域相互支持和呼应，形成了“亚非拉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概念与认同。在此意义上说，李大钊对“新亚细亚主义”的呼唤，不啻为后来“亚非拉人民大团结”以及天安门城楼上的“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口号的先声。“世界人民”这一政治主体并不专属哪个特定区域，而是立足于全球的政治空间；它指向的不是一种基于势力范围支配权的政治，不是全球资本相互协调、寻求利润最大化的政治，而是一种立足于劳动和人的社会性的政治，一种具有强烈未来朝向的政治。
在今天，单极霸权体系正处于深刻的转变之中，多极化正在成为愈益明显的发展趋势，这意味着世界上的许多区域有可能获得比以往更大的自主性。但这种自主性中，同样也包含了区域霸权主义以及全球秩序碎片化的可能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能够重新想象“世界人民”这一统摄性的力量吗？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我们能够勾勒出一种什么样的前景？当下通行全球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能够支撑我们对于“世界人民”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想象吗？对“门罗主义”的思考还将继续，但新的议题正在缓缓开启。
(1) 海子：《海子的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2) 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387页。
(3) 在20世纪初，康有为周游列国，进而将威廉二世领导下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树立为值得中国仿效的典范。在1913年刊行于《不忍》杂志的康有为《大同书》片段中，康有为甚至预测德国将战胜英国，统一欧洲：“百年中弱小之必灭者，瑞典、丹麦、荷兰、瑞士将合于德……其班、葡初合于法，继合于英……而英有内变，或与德战而败……”见《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132页，注7。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文字未见于更早时期的《大同书》手稿，因此，极大的可能是，康有为遍考欧洲，对德国产生了新的判断，在出版的时候加上此段文字。在“一战”期间，康有为也反对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1917年，他支持了张勋的复辟行动，而张勋背后的国际支持就来自德国。康有为在青岛的寓所“天游园”原为德国胶澳总督副官的住宅。
(4) 《梁启超全集》，第168页。
(5) 《梁启超全集》，第324页。
(6) 《梁启超全集》，第316—317页。
(7) 《梁启超全集》，第358页。
(8) 《梁启超全集》，第433—434页。
(9) 《梁启超全集》，第474页。
(10) 《梁启超全集》，第949页。
(11) 《梁启超全集》，第923页。
(12) 《梁启超全集》，第923页。
(13) 《梁启超全集》，第926页。
(14) 《梁启超全集》，第1537—1544页。
(15) 梁启超：《所谓大隈主义》，《新民丛报》第57号，1904年11月21日。
(16) 梁启超：《中日最近交涉平议》，《梁启超全集》，第2760页。
(17) 梁启超：《再警告外交当局》，《梁启超全集》，第2770页。
(18) ［日］狭间直树：《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高莹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0页。
(19)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02页。
(20)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13页。
(21)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53页。
(22)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1—832页。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秘笈录存》（近代史资料专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3页。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五四爱国运动》（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336—340页。
(25) 《晨报》第129号，1919年4月23日。
(26) 《梁启超全集》，第2969页。
(27) 《梁启超全集》，第3035页。
(28) 《梁启超全集》，第3040—3041页。
(29) Philip Marshall Brown,“Mexico and the Monroe Doctrin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6, No. 1（January 1932）, pp. 117-121.
(30) 《梁启超全集》，第3036页。
(31) 《梁启超全集》，第3036页。
(32) 《梁启超全集》，第3037页。
(33) 《梁启超全集》，第926页。
(34) ［日］车田让治：《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59—270页。
(35)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2—233页。
(36)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4页。类似的表述还可见于1902年8月的《〈三十三年之梦〉序》，《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6页；1904年8月31日的《支那问题真解》，《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43页。
(37)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1—182页。
(38)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5页。
(39) 段云章编著：《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增订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1—52、68—70页。
(40) 段云章编著：《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增订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9页。
(41) 段云章编著：《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增订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5页。
(42) 俞辛焞、王振锁编译：《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8—1916.4）》，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43) 段云章编著：《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增订本），第98、101页。
(44) 《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第341、4—6页。
(45) 《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第126—127页。
(46) 《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第341、279—281页。
(47) 见本书此处正文及脚注的讨论。
(48) 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0页。
(49) 参见章永乐：《“大国协调”与“大妥协”：条约网络、银行团与辛亥革命的路径》，《学术月刊》2018年第10期。
(50) 孙中山：《在日本东亚同文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16页。
(51) 孙中山：《日本日华学生团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1页。
(52) 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6—27页。
(53)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41页。
(54) 孙中山：《在长崎中国领事馆华侨晚餐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50页。
(55) 杨帆、江沛：《〈纽约时报〉视野中的孙中山（1896—1925）》，《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
(56) 刘泱泱编：《黄兴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60页。
(57) 孙中山：《致井上馨函》（1913年5月17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61页。
(58) “Dr. Sun Yat-Sen Flees From China,”New York Times, August 7, 1913, p. 4.
(59) 孙中山：《致大隈重信函》（1914年5月11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84—87页。(https://www.daowen.com)
(60) 承红磊：《日本与护国战争期间的南北妥协》，《历史研究》2020年第3期。
(61) 金光耀、王建朗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62) 李吉奎：《孙中山研究丛录》，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页。
(63) 孙中山：《致日本首相寺内正毅函》，《孙中山全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8页。
(64)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27—128页。
(65)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34页。
(66) 段云章编著：《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增订本），第548页。
(67)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43页。
(68)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54页。
(69)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20页。
(70) 德国外交部未刊政治档案，China 7, Bd. 11-12, A53674 Hintze an A.A.Berlin, 1. Dezember. 1918，转引自李国祈：《德国档案中有关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几项记载》，《民国史论集》，台北：南天书局1990年版，第321—323页。
(71) 段云章编著：《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增订本），第596—597页。
(72) 段云章编著：《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增订本），第598页。
(73) 孙中山：《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2页。
(74) 孙中山：《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2页。
(75) 孙中山：《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74页。
(76) 段云章编著：《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增订本），第613页。
(77)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59页。
(78) 段云章编著：《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增订本），第618页。
(79) 孙中山：《与宫崎滔天萱野长知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82页。
(80) 段云章编著：《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增订本），第631页。
(81) 段云章编著：《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增订本），第636页。
(82) 《与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01页。
(83) 段云章编著：《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增订本），第658—659页。
(84) 李大钊年谱编写组编：《李大钊年谱》，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6页。
(85) 《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64—365页。
(86) 《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71页。
(87) 《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92—393页。
(88) 《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01页。
(89) 《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7页。
(90) 段云章编著：《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增订本），第645页。
(91) 《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12—413页。
(92) 段云章编著：《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增订本），第707—708页。
(93) 中山優：「新秩序の東洋的性格」，『東亜聯盟』1939年第1期。
(94) 胡汉民：《大亚细亚主义与抗日——与松井大将之谈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印发《胡汉民先生遗教辑录》，转引自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第543—544页。不过，根据松井石根的日记，胡方关注的重点是希望日方拿出实质的对蒋政策，对于日方提出的“大亚洲主义”，胡方的回应是中国自孙文时代就有自己的“大亚洲主义”，与日方的意见并不相悖。参田中正明編：『松井石根大将の陣中日誌』，芙蓉書房，1985年，第227頁。
(95) 汪精卫：《中日国交调整与东亚联盟》，《东亚联盟》（复刻版）第3卷第1号特辑，东京：柏书房株式会社1996年版，第7页。
(96) 参见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97) 蒋介石：《发刊词》，《军声》1912年第1期；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5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2—3页。
(98) 蒋介石：《发刊词》，《军声》1912年第1期；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5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2—3页。
(99) 林绍昌：《亚洲的门罗主义》，《南华评论》1931年第1卷第22期。
(100) 百英：《亚洲门罗主义与美洲门罗主义》，《申报月刊》1932年第1卷第1号。
(101)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4卷），第367页。
(102) 蒋介石：《东亚大势与中国复兴之道》，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2卷），第95页。
(103)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8卷），第316页。
(104) 蒋介石：《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4卷），第160页。
(105) 蒋介石：《政府与人民共同救国之要道》，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7卷），第109—110页。
(106) 蒋介石：《对五届七中全会开会致词》，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7卷），第375页。
(107) 蒋介石：《对五届七中全会开会致词》，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7卷），第374—376页。
(108) 李勇、张仲田编著：《蒋介石年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页。
(109) 蒋介石：《目前外交之一般检讨》，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7卷），第383—384页。
(110) 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上），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第728—729页。
(111) 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中正总统五记·学记》，第157页。
(112) 蒋介石：《对五届七中全会闭会致词》，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7卷），第393—396页。这里可以对照的是中共中央对于同一信息的判断。1940年8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与我党的宣传方针》中指出：“美国一切都是积极反德意日阵线的。他在七月上旬宣布亚洲门罗主义是为了阻止日本加入德意阵线。而在近卫上台后他就不会要这种门罗主义了。‘门户开放’‘援助中国’等旧调又会重弹。”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93—94页。
(113)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北京：光明日报社1985年版，第635页。
(114) 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上），第757—758页。
(115)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陈启天对于“门罗主义”的看法，“所谓门罗主义者，国家主义之雅号也”，见陈启天：《国家主义与中国前途》，少年中国学会编：《国家主义论文集》（第3版），上海：中华书局1925年版，第46页。
(116) 参见桑兵、关晓红主编：《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41—543页。
(117) 洪思齐：《释大政治》，《战国策》第10期（1940年8月15日），转引自曹颖龙、郭娜编：《战国策派》，第357—358页。
(118) 洪思齐：《释大政治》，《战国策》第10期（1940年8月15日），转引自曹颖龙、郭娜编：《战国策派》，第359页。
(119) 何永佶：《龙虎斗》，《战国策》第10期（1940年8月15日），转引自曹颖龙、郭娜编：《战国策派》，第288页。
(120) 桑兵、关晓红主编：《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第529—617页。
(121) Francis O. Wilcox,“The Monroe Doctrine and World War II，”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36, No. 3（June 1942）, p. 452.
(122) 何永佶：《美国应立刻宣战》，张昌山编：《战国策派文存》（下），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72页。
(123) 何永佶：《美国应立刻宣战》，张昌山编：《战国策派文存》（下），第476页。
(124) 林同济：《民族主义与二十世纪——一个历史形态的看法》，曹颖龙、郭娜编：《战国策派》，第149页。
(125) 康有为：《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132页，注7；1904年《德国游记》中又称：“吾国若自强则霸于亚，德统于欧，美统于美，此三国者，大地之候补霸者乎！”见《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53页。
(126) 李大钊：《〈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李大钊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78—479页。
(127) 朱文通：《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历程新探》，《河北学刊》2007年第1期。
(128) 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284—286页。
(129) 李大钊：《极东们罗主义》，《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290—291页。
(130) 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106—108页。
(131) 李大钊：《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244—245页。
(132) 李大钊：《平民主义》，《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127页。
(133) 李大钊：《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244—245页。
(134) 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269页。
(135) 同上书，第270页。
(136) 朱文通：《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历程新探》，《河北学刊》2007年第1期。
(137) 康有为：《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132页，注7；1904年《德国游记》中又称：“吾国若自强则霸于亚，德统于欧，美统于美，此三国者，大地之候补霸者乎！”见《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