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财政自主与话语自主

二　孙中山：财政自主与话语自主

甲午战争后的日本政府，一方面迫切期待被西方国家承认为“一等国”，取消领事裁判权；另一方面，担心西方国家瓜分中国带来“唇亡齿寒”的结果。于是，在外交政策上，日本政府密切关注欧美列强动向，不违逆其大势，同时又有限支持民间的“亚洲主义”活动，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于1898年出任亚洲同文会会长，即为这一动向的表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一度麇集亚洲各国革命志士，从反满革命到反袁的“三次革命”，孙中山都能够从日本政府或民间获得一定的资源支持。这种资源上联系的实践后果是，孙在话语表达上经常对日本的“亚洲主义”表示出响应。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并离世之后，日本政府支持了掌握北京政府的段祺瑞，孙与日本的资源联系弱化，于是孙在话语表达层面，逐渐远离以日本为领导者的“亚洲主义”话语，转向更具自主性的解释。

1895年2月，在甲午战争进行之中，孙中山在香港与在当地经商的日本人梅屋庄吉谈话，指出中国面临着被西欧列强殖民主义者瓜分的危险，所有亚洲各国都有可能成为西欧的奴隶，“中日两国不幸发生战争，但我们非团结起来不可。使中国脱离殖民化的危机，是保卫亚洲的第一步；为了拯救中国，我与同志们正在准备发动革命，打倒清朝”。⁽³⁴⁾梅屋庄吉被孙的主张所打动。3月，孙中山通过梅屋庄吉的关系，见到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望其支持广州起义，日本官方对此持保守态度。梅屋庄吉则通过个人渠道为孙中山筹集资金、购买军械。

孙的广州起义计划不久流产，于1895年11月流亡日本。在日本，孙中山与大隈重信、大石正己、尾崎行雄、副岛种臣、犬养毅、头山满、宫崎寅藏、平山周、内田良平、平冈浩太郎、秋山定辅、中野德次郎、铃木五郎、安川敬一郎、犬冢信太郎、久原房之助、山田良政、山田纯三郎、菊池良一、萱野长知、副岛义一、寺尾亨等日本各界精英人士都有交往，“各志士之对于中国革命事业，先后多有资助”。⁽³⁵⁾相应地，孙中山当时的论述中，对日本的“亚洲主义”，也有颇多积极回应。如1897年8月中下旬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中，孙大谈通过中国革命，“雪亚东黄种之屈辱”⁽³⁶⁾；1898年8月与宫崎寅藏笔谈时，赞同宫崎的“中东合同，以为亚洲之盟主……阻遏西势东渐”的主张，同时将俄国视为敌人。⁽³⁷⁾在1902年春与章太炎讨论中国在何处建都时，他表现了强烈的亚洲意识：“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³⁸⁾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日本人坂本金弥（实业家，时任《东京二六新闻》社长，众议院议员，东亚同文会会员）的住宅召开成立大会。梅屋庄吉设立“中国同盟会后援事务所”，在日本筹集资金，支援同盟会的活动。宫崎寅藏、平山周、萱野长知、和田三郎、池亨吉、北一辉等人加入同盟会，参与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内田良平、平山周、北一辉是觊觎中国东北领土的黑龙会成员。当时，同盟会的革命话语既受到传统的“夷夏之辨”话语影响，又受到强调单一族群的民族主义话语影响，侧重“反满”，呼吁建立汉人的共和国，在领土想象上侧重所谓“中国本部”十八省，同时将日本视为对于俄国势力的一种牵制力量。当时许多日本的“亚洲主义者”主张“保全支那”，但他们所试图保全的中国，重点亦在所谓的“中国本部”，因而“保全支那”之论，与他们对于中国东北地区的觊觎可以并存。而俄国势力在中国东北的强大存在，为同盟会以及日本的“亚洲主义者”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敌人。

孙中山在日本进一步发展了其亚洲革命的思想。1899年，在菲律宾人民起兵反对美国侵略之时，日本军部有心援菲，但外务省坚决反对。当时孙计划先率兴中会会员帮助菲律宾革命，待其成功，再在菲律宾人的帮助下，在中国国内发动革命。⁽³⁹⁾陈少白称孙的目的是“使菲岛先行独立，借其余力助中国革命成功，奠定亚细亚同盟之基础，以反抗口中倡导博爱而实际上行非人道之列强，并将其逐出亚洲”。⁽⁴⁰⁾孙通过与日本军方的关系，帮助菲律宾革命者购买并运输军械，并有支持孙的日本人在这一过程中付出了生命。而据菲律宾独立人士彭西，孙热切支持中国、朝鲜、日本、印度、菲律宾、暹罗等亚洲各国学生在东京组织的东亚青年协会。⁽⁴¹⁾而当时监视孙中山在日活动的日本警视厅的统计显示，仅在1914—1915年期间，孙中山和印度志士共会见29次。⁽⁴²⁾

然而日本政府很难给予孙公开的支持：一是不能无视清政府的压力，二是在1902年缔结英日同盟之后，日本更是对孙中山在靠近英国势力范围的华南发动革命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唯恐孙的活动损害英国利益，因而密切监视孙在日本的动态。1900年时，日本内阁曾下令日本人不得参与中国革命，日本治下的台湾总督府一度将孙驱逐出境。⁽⁴³⁾1907年，日本政府给予孙一笔遣散费，“礼送出境”；1910年孙过日时，外务省与军部又就是否容许孙居留发生分歧，最后军部意见占了上风，孙得以短暂停留。

在同盟会中，孙中山与章太炎的亚洲论述相比，具有更强的权变色彩。章太炎于1897年曾在《时务报》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一文，主张联日拒俄，“亚洲和亲”。⁽⁴⁴⁾到了1899年，章太炎对东亚形势的观察，仍将德、俄视为最大威胁，因而认为中国可以联合日、英、美来牵制德、俄，这一判断与当时的康党并无根本区别。他甚至认为美国占据菲律宾对于东亚是利大于弊，有助于美国发挥对欧洲列强的均势作用。⁽⁴⁵⁾1900年清政府在八国联军侵华过程中的表现，对章太炎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他的立场从推动清政府改革，转向了反满革命。1906年，章太炎加入同盟会，并一度担任《民报》主编。在《民报》资金困难，得不到孙中山资助之时，章太炎想到的是派遣陶成章向南洋华侨而非列强政府筹款。

1907年，章太炎与日本、印度志士共同发起筹建“亚洲和亲会”，其起草的《亚洲和亲会约章》重视以中国与印度两国为主轴展开“亚洲和亲”，反抗帝国主义，但根本没有提到日本的作用。⁽⁴⁶⁾此外，章太炎还多次撰文批判日本侵略朝鲜，毫无向日本政府求取革命资助之意。⁽⁴⁷⁾

相比之下，孙中山为了革命筹款，四面出击，既试图获得日本政府和民间的支持，也试图与菲律宾、印度等地的革命者合作，而这就使得其“亚洲主义”话语呈现出更多波动——在面对日本合作者时，其“亚洲主义”话语会强调日本的模范作用，希望日本政府和民间力量扶掖后进，帮助中国革命获得成功，而同时也必然会默认日本的某些既得利益，对其某些侵略行径存而不论；在面对菲律宾、印度等地的革命者时，更强调弱小民族联合抗争强权，但极少批评日本为帝国主义势力。在1911年3月上旬与日本记者的一次谈话中，孙中山还直接使用了“亚洲门罗主义”一词。他强烈谴责加拿大政府歧视亚洲侨民的政策，声明“积极支持日本某些政治家提出的召开亚洲各国会议，以建立亚洲各国同盟的计划，并且呼吁日本率领亚洲各国反对英、美、法、德与沙俄”，并指出：“唯有中国发生革命，印度亦从沉睡中觉醒，亚洲各国方能联合起来，实行亚洲门罗主义。”⁽⁴⁸⁾

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之后，以英国为首的列强相互协调，对华保持“金融中立”，既不借钱给清政府，也不借钱给革命党人。孙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获得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随即联络列强政府，试图为革命党带回列强借款。然而，美国、英国、法国都拒绝了孙的借款请求，孙在12月回国时，没有为在南京的革命党人带回任何列强借款。1912年初，由于日本外交政策的调整，南京临时政府从日本获得了少量借款，但英国很快叫停了日本对革命派的资金支持。最终，列强支持的袁世凯，成为革命果实的收割者，从清廷的内阁总理大臣，摇身一变成为民国的临时大总统。⁽⁴⁹⁾

1912年9月，袁世凯任命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筹办全国铁路。由于辛亥革命期间沙俄支持外蒙古独立，朝野深感俄国威胁，孙主张袁世凯政府宜采取“联日”政策，袁世凯则同意其以个人身份访日。1913年2月，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仍在进行之中，孙中山东渡日本，以推进其“联日”政策，同时为中国的铁路建设筹措资金。从2月份到3月份，孙中山在日本发表了多次具有强烈“亚洲主义”色彩的演讲：

◆ 2月15日，在日本东亚同文会欢迎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指出，中国与土耳其近年都发生革命，但中国没有像土耳其那样沦陷于悲惨境地，原因在于有日本这样的强邻作为后援。孙中山重述了日本的“大亚洲主义”口号“亚细亚，为亚细亚人之亚细亚也”，指出“亚细亚之和平，亚细亚人应有保持之义务。然中国现在则欠乏维持之实力，故日本之责任，非常重大”。日本是亚细亚“最强之国”，中国为东方“最大之国”，两国相互提携，则不仅可以保持东洋之和平，更可以保持世界之和平。⁽⁵⁰⁾而1913年2月22日，在日本日华学生团欢迎会上的演说中，孙也向留日学生提出：“诸君之天职，为保障东亚之名誉，维持东亚之势力，不受异种人之侵害。”⁽⁵¹⁾

◆ 在2月23日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中，孙中山指出：“现今五洲大势，澳非两洲，均受白人之钳制。亚洲大陆维持之责任，［应］在我辈黄人。”又代表革命党感谢日本：“假使从前无日本，则东亚前途必不可问。东亚地方，得留与我辈成就革命事业，都是日本之力。中国此次革命成功，对于日本，不能不感谢。”最后，呼吁中日学生联手：“亚洲人口，占全地球三分之二，今日一部分屈伏于欧人势力范围之下。假使中日两国协力进行，则势力膨胀，不难造成一大亚洲，恢复以前光荣历史。令世界有和平，令人类有大同，各有平等自由之权利。”⁽⁵²⁾3月10日，孙中山在大阪欢迎会上称，“惟冀自今而后，益提携共同防御欧西列强之侵略，令我东洋为东洋人之东洋”。⁽⁵³⁾

◆ 3月22日，孙中山在长崎中国领事馆华侨晚餐会的演说中又说：“关于中国的未来，有人主张美国的援助云云。然而门罗主义的美利坚合众国能够成为中国的依恃吗？以美国之实力能够左右中国的命运吗？”孙认为“关于中国的将来，能够致死命者必为日本”。⁽⁵⁴⁾这些言论引起了美国政府和舆论的疑虑。美国人主办并在中国发行的英文报纸《大陆报》对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时有负面评论。⁽⁵⁵⁾

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在1913年3月份结束，国民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宋教仁踌躇满志，准备北上组阁。然而，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引发了革命派阵营对北洋集团的愤怒。孙于3月27日返回上海，当晚在黄兴寓所开会，孙力主先发制人，武力反袁，提出“联日”“速战”，但以黄兴为代表的多数意见为“法律解决”。⁽⁵⁶⁾4月26—27日，袁政府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正式签订了总额为2500万英镑的《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很快获得列强借款，用于加强兵力。5月17日，孙为宋教仁案致信日本元老井上馨，希望日本政府对给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提出条件，禁止将借款用于军事用途。孙认为袁世凯政府的罪状之一，就是勾结俄国人，“且将凭借欧洲之势力，以排斥我利害与之友邦”。⁽⁵⁷⁾显然这里诉诸的就是日本“大亚洲主义”的心理结构。

1913年7月，“二次革命”从南方爆发，但很快被北洋政府镇压。1913年8月7日《纽约时报》报道孙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乘坐日本船只出逃至台湾，副标题尤其强调了日本船只。⁽⁵⁸⁾8月9日，孙中山抵达日本神户，不久转往东京继续策划反袁。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希望获得日本的支持，发动“三次革命”。1914年5月11日，孙致函日本内阁首相大隈重信，称“今日之日本，宜助中国革新，以救东亚危局面；而中国之报酬，则开放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工商”，希望大隈内阁帮助革命党人。⁽⁵⁹⁾6月22日，中华革命党第一次大会在东京召开。居正担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司令，其总部设在日军新近从德国手中夺取的山东青岛。日本为了削弱袁世凯的势力，除了支持孙的“三次革命”之外，也支持了其他反袁力量，包括东北的“宗社党”势力，以及西南蔡锷领导的“护国军”。⁽⁶⁰⁾(https://www.daowen.com)

1916年，在袁世凯倒台之后，黎元洪担任大总统，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而段祺瑞与日本关系较好。日本在袁世凯时期竭力反对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但现在调整了策略，向北洋政府提供借款，推动北洋政府在日本的主导下参加“一战”，而段祺瑞政府正可借助参与“一战”的名义，利用日本贷款练兵，削弱革命派与各地实力派。孙中山分别致电北京国会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坚决反对中国参战。⁽⁶¹⁾1917年3—4月，孙中山已经在与德国驻上海总领事柯南平接触，德国方面准备与孙联合，推翻段祺瑞政府，并给予相应资助。1917年6月，北京围绕参战问题展开的“府院之争”达到白热化程度，张勋6月14日进京“调停”，借势准备复辟。6月27日，孙中山将从德方取得的部分“倒段”经费30万元交给海军总长程璧光，希望其策动海军舰队南下。⁽⁶²⁾同月，孙中山致函日本新首相寺内正毅，祝贺寺内正毅组阁，并称“东亚之和平与中日将来之发展，必待两国人真正之提携”。⁽⁶³⁾然而，支持段祺瑞的日本政府不可能为正在“倒段”的孙中山提供帮助。

7月1日，张勋宣布拥立溥仪“复辟”，但很快被段祺瑞调集的军队剿灭。共和恢复，但再一次面临法统的选择问题。段祺瑞主张制定新宪法，拒绝恢复1912年的《临时约法》。孙继续推动“倒段”事业，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程璧光响应孙的护法号召，率领海军部分舰艇南下。7月31日，孙在与广州各报记者谈话中称南方不会屈服于奉行“伪共和”的北方：“譬之亚洲以日本为较强，然中国人断不肯自甘归并于日本。”⁽⁶⁴⁾

德国方面为孙提供“倒段”资助并不是无条件的。德方期待，孙之政府应在“一战”中保持中立，不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然而，在广州的护法军政府受到协约国较大的压力。1917年8月25日，孙致电日本首相寺内正毅、外相本野一郎以及犬养毅、头山满等人，希望日本对于他领导的“护法运动”给予支持。在信中，孙回顾了他之前领导的共和革命，解释其目标是“为中国国民图永久之安宁幸福，为亚洲民族谋文明之进步发展”，革命党人发扬了“爱国爱洲之精神”，因此“不仅国民相扶相助，即友邦人士，亦深寄同情”，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⁶⁵⁾9月15日，在与旅美日本政治评论家河上清的谈话中，孙认为德国如果在“一战”中溃败，其结果会是加强英国对亚洲的控制，对于亚洲毫无裨益。“日本作为亚洲公认的领袖，不应该跟他们（指北洋的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引者注）一样去为白种人火中取栗。”⁽⁶⁶⁾

9月22日，戴季陶带回日方消息，称日方要求护法军政府对德宣战，此后，可以给予资助。基于这一期待，9月26日，广州护法军政府对德奥宣战。然而，广州方面获得日本资助的期待很快落空，日本政府给予段祺瑞政府的支持有增无减。11月20日，孙又致电寺内正毅等日本政府高官，感谢日本对于中国革命的支持，又指出，风闻段祺瑞最近以参加“一战”为名，向日本借款数千万，用以练兵，希望日本政府不要接受段祺瑞的请求。⁽⁶⁷⁾这一主张当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采纳。在南北两个对立的政府之间，日本政府显然更倾向于北方政府。11月29日，孙在给唐继尧的电文中，称“对德宣战已铸成大错”。⁽⁶⁸⁾

日本政府对北洋政府的支持，日益将孙推向对立面。孙在困顿之中，寻找新的国际盟友。1917年11月，俄国爆发布尔什维克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1918年1月28日，孙在广州警界宴会上的一个谈话中即指出：“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⁶⁹⁾1918年5月，孙设想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中国退出“一战”，并与苏俄、德国结成一个同盟。孙甚至派大元帅府参议曹亚伯前往柏林游说德国政府，希望德俄两国能与其联合，推翻段祺瑞政府。但此时德国已经战败，在外交上无法自主。孙的想法自然无法实现。⁽⁷⁰⁾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梁启超等人不断从巴黎发回关于山东问题交涉进展的报道，而北洋集团内部也出现了对亲日的安福系的不满。在国内反日气氛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孙中山的反日态度也更为坚决。4月5日，日本在汉城屠杀朝鲜示威群众万余人，孙中山对日本记者大江卓发表谈话，谴责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日本人非亚洲人也……日本人为欧人使用而侵略我亚细亚人者，焉得为亚细亚乎！”孙中山要求日本解决山东问题，同时提出了他之前很少提的满洲问题，并旗帜鲜明地支持朝鲜“民族自决”。在孙的新论述中，“亚细亚民族”的敌人也不再是笼统的“白种人”，而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这就把俄国从敌人的名单中排除了。⁽⁷¹⁾

五四运动爆发后，孙中山对运动表示了支持。1919年5月8日，其追随者张继、何天炯、戴季陶发表《告日本国民书》谴责日本的扩张政策，将日本对于台湾、满洲、蒙古、朝鲜与中国内地的侵略问题，一并提出。⁽⁷²⁾6月24日，孙中山接受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采访，对日本的批判态度更加鲜明。孙指出“乃近年以日本政府每助吾国官僚，而挫民党，不禁痛之”。孙将中国民党比作日本五十年前的维新志士，欲以日本为楷模而改造中国，并与日本亲善。“乃不图日本武人，逞其帝国主义之野心，忘其维新志士之怀抱，以中国为最少抵抗力之方向，而向之以发展其侵略政策焉”。⁽⁷³⁾在访谈中，孙还回应了日本朝野的困惑：为何中国人对日本的愤恨超过对欧美列强的愤恨。孙指出，这就类似于一个小弟与强盗为伍，劫了长兄的家，反过来却怪长兄为何愤恨他甚于愤恨这些强盗。

孙中山在访谈中进一步表达了对日本夺取中国山东的不满。他指出，日本攻取青岛时，宣布将其还给中国。等到中国参加“一战”后，日本反而与欧洲列强签订密约，谋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权。日本劝诱中国参加“一战”，却又试图谋取山东，这差不多就是在澳门的外洋资本家诱骗国人出洋，“卖猪仔”。⁽⁷⁴⁾孙强调，日本必须将山东还给中国。欧洲方面，甚至连中立国丹麦都获得了19世纪60年代德国夺取的领土，中国对“一战”做出了巨大贡献，却无法收回自己的领土，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孙正告：“东邻志士，其果有同文同种之谊，宜促日本政府早日猛省，变易日本之立国方针。”⁽⁷⁵⁾

1920年6月11日，孙中山在上海对《字林西报》记者发表谈话，极力反对英日同盟的续订，认为它意味着英国人支持日本侵略中国；英日同盟针对的俄国帝国势力已经消灭，而日本在太平洋的进一步扩张，会对英国的殖民地造成冲击。⁽⁷⁶⁾6月29日，孙致函日本陆相田中义一，指责日本政府“专以援助反动党排除民主主义为事”，认为日本如不改弦易辙，“则国人之恶感更深，积怨所发，其祸将不至于排货”。希望日本“鉴于世界之大势与东亚之安危，一变昔日之方针”。⁽⁷⁷⁾10月5日致宫崎寅藏（滔天）的书信中，称最近白人外患已弱化，最值得担心的是日本军阀的政策。如果日本政策不变，“则吾人亦不能不倒行逆施，亲英、美以排日也，则其咎则当归之日本”。⁽⁷⁸⁾在1921年3月12日与宫崎寅藏、萱野长知的谈话中，孙又谈到了日本当局将其视为亲美派、亲英派的事情，孙指出，这不过是日本当局的一厢情愿之见。⁽⁷⁹⁾

在这期间，孙不断将北洋政府与日本绑定在一起批判。在1921年8月28日致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书信中，孙断言“在与日本切身利益有关的一切重大政策问题上，北京实际上是东京底工具”。⁽⁸⁰⁾11月上中旬，在与《大陆报》美国记者谈话中称自己攻伐的并不是中国的北方，因为北方的人民是赞同他的主张的，“吾人今只谋推倒被日本使用之华人耳”。⁽⁸¹⁾1922年4月中旬，在与《华盛顿邮报》记者的谈话中，孙宣布其政府北伐之目的，“不在中国北方人民，而在日本及为日本外府之北庭”，称北方的卖国政府将中国利权卖给日本，日本就可以利用中国的物产与人口来推行帝国主义，从而危害太平洋的和平，孙断言：“能维持太平洋和平之国家，非英国，实中国也。吾人今日自救，即可以使全世界免除日本武力之危害。”⁽⁸²⁾

但这并不意味着孙对日本已经完全无所期待。1923年11月16日，在获悉其朋友犬养毅出任山本权兵卫内阁邮电大臣兼文部大臣之后，孙十分兴奋，给犬养毅写了长信，指出当下俄国、德国为欧洲的受压迫者，中国、印度是亚洲的被压迫者，英、法无论在欧洲还是亚洲都是“横暴者”，美国无论如何都不会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孙希望犬养毅在日本新内阁中发挥作用，促使日本放弃对欧洲帝国主义的模仿，真正扶持亚洲，站在受压迫者的一边。⁽⁸³⁾事实上，就在两个月之前，就连李大钊也在讨论中、日、俄的接近，李大钊把重点放在9月1日爆发的东京大地震之上，认为中国在地震后表达的善意，可能促成日本走近中国，提出中国应欢迎日本“投入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里”。⁽⁸⁴⁾

1924年11月，孙受到段祺瑞邀请，借道日本北上，与北洋政府谈判南北和平大计。孙试图向日本政府和民间传播一个理念：建立中国、日本与苏俄之间的联盟，日本应支持中国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努力，与中国联手共同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在11月23日与长崎新闻记者的谈话中，孙指责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得到了强盛，反忘却了中国革命之失败，相比之下，“近来俄国革命成功，还不忘中国革命之失败，所以中国国民同俄国国民，因革命之奋斗，日加亲善”。⁽⁸⁵⁾同日，在与长崎欢迎者的谈话中，孙断言“中国决不望任何友邦援助，将以国民实力收拾时局”。中日两国未来可以想象建立某种经济同盟关系，然而日本要获得这样的机会，就需要支持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⁸⁶⁾

11月24—26日，孙中山与日本《中外商业新报》记者高木的谈话中，指出“两国全体国民应当为了东洋民族，广而言之应为全世界被压迫之民族，携起手来争取国际的平等，离开这个目的而谈论两国的友好乃是错误的。因此我深信，日本国民如不改变视日本为列强之一的观念，将无法产生对于真正的中日友好的思想”。⁽⁸⁷⁾

11月28日，在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五团体举办的欢迎会的演讲中，孙中山就“大亚洲主义”这一主题发表演讲。⁽⁸⁸⁾在演讲中，孙指出，亚洲是“最古文化的发祥地”，最近几百年才逐渐衰落。明治维新的成功与1905年日本战败俄国，对于亚洲民族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埃及、波斯、土耳其、阿拉伯、印度都发生了民族独立运动，亚洲各民族之间的联络正在加强。孙进而将西方的文化称为霸道文化，将东洋的文化称为王道文化，并举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例子来演示这种王道文化，尤其提到尼泊尔到了民国元年还来中国朝贡。孙指出：“我们现在处于这个新世界，要造成我们的大亚洲主义，应该用什么做基础呢？就应该用我们固有的文化做基础。要讲道德、说仁义，仁义道德就是我们大亚洲主义的好基础。我们有了这种好基础，另外还要学欧洲的科学，振兴工业，改良武器。不过我们振兴工业，改良武器，来学欧洲，并不是学欧洲来消灭别的国家，压迫别的民族的，我们是学来自卫的。”⁽⁸⁹⁾

孙中山呼吁亚洲各国在仁义道德基础上联合起来，推翻压迫它们的西方帝国主义者。但他又认为，西方存在一个异数，即苏俄，是行王道的，是亚洲各国联合的对象。早在1922年11月中旬，孙中山与日本时事通讯社记者谈话时曾说，俄国人也是亚洲人，“在他们的血管里，流动着亚洲人的血液”，主张日本与俄国共同反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侵略。⁽⁹⁰⁾但在《大亚洲主义》演讲中，重点已经不是俄国人的血统，而是他们所奉行的理念。在演讲的最后，孙中山对日本提出自己的期待：“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在同日对神户各团体欢迎宴会的演说中，孙中山又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中日关系。中国并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如同一个有十几个主人的“世仆”，日本要和中国亲善，走在路上，不断碰到中国的第一个主人、第二个主人、第三个主人，这时候中国就要给这些主人拿伞，即便日本想请中国吃饭，也请不成。所以，如果日本真希望中日亲善，就需要支持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将中国从十几个主人的支配中解脱出来，这时候中国才可能真正与日本做兄弟。⁽⁹¹⁾

1924年的“大亚洲主义”演讲非常清晰地表明了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日本主流的“亚洲门罗主义”的不同旨趣。然而，在当时日本民间对美国限制日本移民新法案感到愤恨的背景下，日本报刊重点在于凸显孙中山对于“中日亲善”的强调，很少有人分析他的主张与日本主流鼓吹的“亚洲门罗主义”的差异。⁽⁹²⁾在孙中山逝世后，孙的演讲被日本政客利用。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在30年代推动“东亚联盟”运动，1939年日本还组织了东亚联盟协会，鼓吹以日、满、华为中心结成东亚联盟，建设东亚新秩序。日本的“东亚联盟论”者称西方文化是霸道文化，东方文化是王道文化，在论证中日两国具有共同的王道文化时评论：“孙文思想虽不明确，但包含着王道思想和大亚洲主义。”⁽⁹³⁾

日方还以“大亚洲主义”来联络反蒋的西南地方实力派。1936年2月，松井石根前往两广接触西南派要人。作为西南反蒋力量的精神领袖，胡汉民在《三民主义月刊》第7卷第3期上发表文章，公开了1936年2月21日在广州与日本军阀松井石根的部分会谈记录。论及“大亚洲主义”，胡汉民明确表示，孙先生之“大亚洲主义”与日本之“大亚洲门罗主义”大异其趣。胡汉民批评日本的军政政策“果于实行，短于计虑……循此以往，远东必成糜烂之局而不可收拾，所谓大亚细亚主义，适得其反而已”。胡汉民声明“余为一亚细亚主义者，同时又为一抗日主张者”，希望倡导“大亚细亚主义”的松井矫正过去的错误，将日本政治扳回到正确轨道上来。⁽⁹⁴⁾但西南反蒋派虽然在口号上将“抗日”与“反蒋”、“剿共”并举，又始终存在借助日本政策来削弱蒋的盘算，加之实力限制，其对于日本“大亚洲主义”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缺乏实际行动的姿态。

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声称自己继承了孙中山的亚洲主义思想，并创办《大亚洲主义》《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等杂志，论证孙的思想与日本的“亚洲主义”政策之间的一致性。⁽⁹⁵⁾这更是彻底抛弃了孙中山晚年的“反帝”思想，将孙中山“反帝”的“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亚洲主义”混为一谈。孙中山先生在晚年摆脱了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然而，追随他的同盟会——国民党精英，许多人在信念或利益上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日本军国主义强势入侵的背景之下，要摆脱“亚洲门罗主义”话语，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