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美日“门罗主义”之间
在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国民党内部围绕着“接班人”问题爆发激烈斗争，直至1936年胡汉民去世，蒋介石才真正巩固在国民党党内的领导地位。(96)那么，蒋介石是如何看待美国的“门罗主义”与日本的“门罗主义”呢？从蒋的文字表述来看，他很早就认识到二者均为“帝国主义”表现形式。但在“二战”之中，蒋介石为了获得美国援助，刻意区分美国的“门罗主义”与日本的“门罗主义”，从而在话语上逆转了自己早年的一些表述。
蒋介石1906年4月第一次赴日留学，就读于东京“清华学校”，因自费生不能学习军事，蒋介石当年回国进入保定军官学校就读，1907年底考取公费留学资格，前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学校之一东京振武学校留学，1910年毕业后以“士官候补生”身份进入“帝国陆军第13师团野炮兵第19联队”实习。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蒋介石以请假为名，回国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蒋介石在上海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后，前往日本避祸，但因前一年违反日军纪律，已不能学习军事，只能先学习德语，尝试以后到德国留学。在此期间，蒋介石在东京创办了《军声》杂志，先后撰写了《军声》发刊词、《革命战后军政之经营》、《军校统一问题》、《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征蒙作战争议》和《巴尔干战局影响于中国现列国之外交》六篇文章。在《军声》的《发刊词》中，蒋介石如此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
夫太平洋沿岸，其为万国竞争之焦点者，独我中华土地耳。何以故？美洲既卵翼于美国门罗主义之下，他国莫敢垂涎。澳洲则为英国势力范围之所及，国旗所指，令人望而生畏。非洲之南端已为英所攫取，其北之摩洛哥，亚昔里，阿比西尼等，又隶法、意诸国之版图。至于小亚细亚及印度之北陆，无甚价值，列强尚置为缓图。则其鹰瞵鹗视，倡议瓜分，而以利益均沾为饱欲之计者，心目中已早无我支那人种位置之地矣。(97)
在此，蒋介石将美国的“门罗主义”理解为一种建立势力范围的霸权主张。蒋介石在“万国竞争”（这也是康有为非常喜欢用的表述）的态势之下来理解辛亥革命，认为辛亥革命“名为对内，实为对外”，原因在于专制政体“以天下为君主一人之私产”，对外软弱无能。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政体，也为中国的重新崛起提供了必要的条件。(98)
1913年，蒋介石参加了国内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又避祸日本。在革命派寻求日本对于反袁的支持时，蒋介石的论述中也不乏“亚洲主义”话语。但孙中山政治话语的调整，也深刻地影响了蒋介石的政治话语。在孙逝世后，蒋介石一度以国民党左派的面目出现，以至于苏联代表一度将制约国民党右派的希望寄托在蒋的身上。1927年在党内斗争受挫之后，蒋介石再次前往日本，求助于田中义一内阁，获得日方支持的承诺。然而1928年日本少壮派军官制造“济南惨案”与“皇姑屯事件”，使得蒋介石与田中达成的合作方案难以为继。
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后，日本在东北的扩张引发了美国的外交反弹。这引起了中国国内报章对于美日两国门罗主义的比较。1931年10月17日出版的《南华评论》发表林绍昌文章指出，与美国在美洲实施的门罗主义不同，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从来没有促成、援助或保护过任何亚洲国家或民族的政治独立；当然，林绍昌文章同时指出，自从西奥多·罗斯福以来，美国的“门罗主义”已经“从保守的变为进攻的”“无我的变做为我的”，侵占的范围从西半球扩展至欧亚两洲，远比日本的“门罗主义”覆盖范围大，只是其侵占程度尚不如日本的蛮横。林绍昌倡导一种“真正”的为亚洲乃至全人类谋利益的“亚洲门罗主义”，并主张中国应当成为这种“亚洲门罗主义”的担当者。(99)
1932年初出版的《申报月刊》发表署名“百英”的评论文章《亚洲门罗主义与美洲门罗主义》，评论1月7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关于不承认日本以武力造成的国际领土变更的外交照会。该文指出，“帝国主义者总是以门罗主义作为独占殖民地的招牌，门户开放主义作为侵入他处的旗帜。日美的冲突，就这样以‘门罗主义’为标榜来争夺亚洲”，这从根本上是“门罗主义的反对门罗主义”。(100)这两篇文章在当时涌现的一批对比日美“门罗主义”的评论中颇具典型性，即将日美两国的“门罗主义”同时视为“帝国主义”的表现，二者之间的差别是程度的不同。
众所周知，1931年3月，蒋介石在南京郊外的汤山软禁胡汉民，随后激起了国民党内反蒋力量促其“下野”的声浪。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蒋的政策重心在于维护自身在国民党内的政治地位，对外则强调依靠国联和英美来牵制日本势力，尤其强调以《九国公约》的“门户开放”政策来对抗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然而日军占据东北之后，进逼华北。蒋介石一边在各种谈话和演讲中指出日本威胁，揭示日式“门罗主义”的欺骗性，但重点在于强调日式“门罗主义”侵犯欧美列强利益，必将引发欧美列强强烈反弹，以此来证成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1933年1月23日，蒋介石在南京与张学良谈话时称：“倭寇之目的敌为美国，如其与我大规模正式作战，是为无的放矢，虽胜必败，此其最大之弱点也，故我决与之持久战斗。”次日，又说：“倭势扩充至北满，则与俄接壤地面广阔，而其力不足以称之，是又其弱点之一也。”1月25日的谈话中，则直接点出了“门罗主义”：“倭寇骄横，不自知其已与世界各国为敌，犹妄欲自居为亚洲之中心，而效美国之门罗主义，不问其地位与时势之能否，倒行而逆施，焉得而不亡乎？”(101)这一对比是将日美两国之“门罗主义”，均视为独霸区域的主张，在道德上并无高下之分。
1934年3月5日，蒋介石在南昌北坛官邸发表演讲，分析了东亚形势，探讨中国的策略。他指出，目前有两股力量为了侵略中国而在东亚竞逐，以英美为代表的势力主张“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欲求利益均沾之均势主义”；而日俄以“门罗主义”或“世界革命”为口号，“欲求利益独占之独霸主义”。前者旨在维持现状，而后者旨在打破现状，“利用一切机会随时逐行其军事与政治的侵略，达到鲸吞中国之目的”。两害相较，蒋介石主张借助英美力量来牵制日俄。(102)
1934年4月23日，蒋介石再次在南昌对局势发表看法：“预料倭寇对我方案：甲、实行二十一条之要求；乙、反对白人助华之一切行动；丙、随时取军事行动。”次日，又称：“倭寇阻止国联助华，以排除其威胁，终不能停止；而其必欲与世界决战，以建立其东亚门罗主义之野心，亦决不改变也。”(103)
在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天羽声明》之后，蒋介石认为中日关系更趋紧张。1934年12月的《外交评论》上发表了署名“徐道邻”的《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此文实际上由蒋介石口授，陈布雷执笔。该文批判，日本“亚洲门罗主义”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1935年的亚洲与1823年的美洲的不同。当年英法等国“在美洲还没有如何了不得的深切利害关系”，加上当时交通工具落后，因此美国才能够用“美洲人之美洲”的口号来实现一国对两大洲的支配。蒋介石又指出，“但事实上美国在现在也不得不放弃当时门罗主义的政策”，这指向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所推行的“睦邻政策”。而日本高唱“亚洲门罗主义”，以“东亚人之东亚”的口号排斥欧美势力，“不仅美俄已敌视日本，欧洲诸国都要敌视日本，尤与英国利害极端相冲突”。蒋介石尤其指出，日本的强大是英国“保育”的结果，日本以东亚主人自居，最终会造成自身的孤立局面。(104)
1936年1月16日，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对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与学生代表发表演讲，有部分内容是对中日关系的看法。蒋介石谈到了明治维新之前白种人对黄种人的歧视，认为明治维新的成功，使得白种人对黄种人的态度从轻视变为戒惧，但始终没有打破种族成见。但现在同种的日本人抢在白种人之前对中国下手，而这又进一步引发了白种人对日本的戒惧。蒋介石分析，英国在“一战”之前因为嫉妒俄国与德国，与日本同盟，助长了日本势力，但在“一战”之后，受到日本的挑战，英日之间矛盾日益严峻。美国在日俄战争前试图用日本牵制俄国，但日本打败俄国之后，又利用“一战”的机会发展国力，通过“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的东四省，“公然高唱所谓‘东亚门罗主义’，排斥欧美在东亚的势力，尤其不许美国的资本和商品侵入满洲，于是美国在远东商业和整个太平洋势力的发展，就遇着重大的打击”。蒋介石强调，英美两国目前对于日本有很大的不满，但因为相互之间的矛盾，联手制裁日本却不可能。(105)(https://www.daowen.com)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面临内外压力，终于下定决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南京国民政府一面组织抗击，一面大力争取英美的支持，淞沪会战的发动，即来自于强烈的争取国际支持的动机。然而，英美久久按兵不动。
1940年7月1日，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召开。蒋介石发表开幕致辞，对世界形势进行了分析。蒋介石指出，最近这十天以来，日方高唱“东亚自主”，对外声言要宣布其所谓“东亚门罗主义”，但迟迟没有发表正式外交声明，原因在于对国际形势有所忌惮。“敌人今天尽管想要宣布其所谓‘东亚门罗主义’，作为他南进侵略的先声，但是他的幻想决无实行的可能”，原因在于美国的监视，德国的冷淡，苏联的威力，以及中国坚持抗战：“他今天要以‘东亚门罗主义’作侵略行动的护符，在明眼人看来，真无异于痴人说梦！”(106)
蒋介石接下来进一步分析日方“东亚门罗主义”的实质，尤其是对日本的“门罗主义”与美国的“门罗主义”进行区分：“敌国朝野鼓噪着‘东亚门罗主义’的论调，由来已久，最近更高唱入云，其主要用意当然在于沿袭世界上已经习见的名词，欺骗着世界，堵塞住欧美各国尤其美国的反对，不许欧美各国，置身远东，过问远东的事情，他以为他久已幻想而为举世所反对的所谓‘建立东亚新秩序’一个阴谋，可以换一个名词而实现，但是他完全不知道美国门罗主义之成功，乃由于美洲当时有他特殊的时代与特殊的环境，而美总统门罗所提倡的主义其精神与特质，适为美洲各独立自由民族所需要。”
蒋介石认为“门罗主义的推行，决不是美国武力侵略的结果，更不是徒凭一纸宣言，所能成功的”，而日本推行“东亚门罗主义”，则属于不自量力。首先，日本国力远不如美国；其次，“美国倡导门罗主义，乃是基于平等自由的原则，美国倡导门罗主义已经百年，美洲几十个国家至今还都是独立平等，都能共存共荣，惟其美国所倡导的门罗主义，有这种的精神，所以才能得到美洲各国的赞助”！而日本崛起之后，却灭亡朝鲜，侵略中国，为亚洲民族所痛恨，蒋质问：“日本今天凭什么资格来谈‘东亚自主’？”最后，蒋介石指出，只有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才配做东亚和平的柱石和远东秩序的保障。(107)蒋介石要求，国民党对外政策应以《九国公约》为中心，以不变应万变为指针，确保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重奠东亚之和平。(108)
7月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作《目前外交之一般检讨》的报告，称“日本要想征服中国实行东亚门罗主义的野心，已被我们三年抗战所粉碎”，其征服安南的政策只是用来安慰国内的厌战者。(109)然而，7月6日，罗斯福新闻秘书发表声明称欧亚美三洲都可以实行自己的门罗主义。蒋介石对此深感意外，评论道：“此声明，殊为奇突！然彼全为对德而言也。”7月9日，蒋介石又仔细研究了美方的“亚洲门罗主义”之见解，评论：“其意在亚洲各国共同处理安南问题，而不认倭之单独占领乎？”(110)
7月12日，蒋介石修正五届七中全会闭幕词，在日记中自评：“此篇虽以力辟亚洲门罗主义为要旨，而使敌寇感觉轰炸重庆之无效，实为着目点也。”(111)在全会的闭幕词里，蒋介石再次强调，“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东亚门罗主义”，借口美国存在“门罗主义”，因此日本也可以奉行类似的主义，“其用意无非在排除欧美，免为其侵略中国掠夺亚洲的障碍，尤其是针对着提倡‘不承认主义’与‘坚持九国公约’的美国”。蒋介石表示，美国奉行的“门罗主义”精神与日本的“东亚门罗主义”精神大相径庭，并指出，亚洲是与东西两半球共同有关的地区，北部有苏俄，又与太平洋以及印度洋相关，但日本“俨然以亚洲支配者自居”，高唱“亚洲门罗主义”，无论在文化道德上，还是在实力上，都没有基础可言。
接下来，蒋介石解释了7月6日罗斯福总统新闻秘书的谈话，认为“美政府所希望而认为应当实现者乃各洲皆实行门罗主义”这句话不应按照日本方面的理解来解释，其原意实际上是“美政府愿见欧洲与亚洲均各采用门罗主义，而此门罗主义之解释与适用，一如在美洲所行者”，即以“互助自卫平等独立为基础”。这一谈话的核心是如何处理欧洲战败国在美洲的领土，而在亚洲，其意在反对日本以武力侵占其他国家，尤其是对法属安南的归属提出的“应该由东亚各国用集议协商的方法来解决”，这句话的用意并非主张日本单独用武力支配安南，而是坚持了美国尊重各国独立和“开放远东门户”的主张。而美国最近扩充军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太平洋与亚洲的局势。(112)
我们可以看到，蒋介石在1940年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所发表的讲话，对于美国“门罗主义”的描述和评价，与1934年的《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出现了相当大的差异。如果说1934年的文章是将美国的“门罗主义”看作美国的扩张战略，1940年的讲话则对美国的“门罗主义”颇多溢美之词。我们并不清楚蒋介石是否阅读了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官员和顾问们在同一时期对于美国“门罗主义”与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差异的强调。但不管他是否读过这些文字，他的论述的改变，显然有着政治修辞上的考虑。在此我们需要引入历史情境：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热烈讨论的主题之一，是国民政府在外交上究竟是否联德。
在1940年7月2日的全会讨论中，外交部长王宠惠报告称，日本逼迫法国政府关闭滇越铁路，逼迫英国断绝中国通过香港和缅甸的对外联络通道。孙科主张，德国在欧洲已经稳操胜券，英国在欧洲必将失败，中国应该“联德”。这一主张也得到了白崇禧的赞同，党内一时“联德”之声大盛，甚至有人主张应支持缅甸当地民族抗英，以获得德国的好感。蒋介石并没有反对“联德”，只是强调与日本之外的列强都保持良好关系，以孤立日本。7月8日，蒋介石在致闭幕词时强调“努力自强”，并表示了对希特勒“全由自己奋斗之成功”的关注。(113)全会之后，蒋介石推行的政策也是暗地加强中德关系。
然而“联德”之路并不顺畅。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签订经济军事同盟，日本主张的“大东亚新秩序”获得德意两国支持，国民党内的亲德气氛才逐渐低落，而美国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出来。1941年1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回顾了前一年的外交路线争论：“去年六七月间，当英法惨败，德国大胜，美总统之机要秘书发表欧亚皆可各自树立门罗主义之声明，当此之时，我中央外交方针，几乎全体主张联德，而孙哲生、白健生等为尤烈，总以为美国外交，决不可靠也……若余当时不坚持，听健生等之言，而违美联德，则英美今日不仅不愿与我合作，其必联倭以害我，我处极不利之地矣！抚今追往，思健生等之幼稚如故，实不胜为国家前途忧也！”(114)
不过，蒋介石在这里的笔法，多少有些自我粉饰的意思。在五届七中全会上，蒋并没有和亲德派发生激烈争论，会议之后他也推行了与德国进一步接触的外交政策，他所做到的只是比较谨慎，没有在与德国的正面外交上走得太快，以至于“违美联德”，引起其他列强猜疑而已。
综上所述，从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蒋介石一直试图以《九国公约》、《巴黎非战公约》以及英法主导的国联来制约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野心，这从本质上还是一种“均势”战略。哪怕是在国民党的五届七中全会上，蒋介石公开坚持的仍然是交好所有西方列强以制约日本的思路，既想拉拢美国，也想拉拢德国。从蒋更早时期的论述来看，蒋完全知道美国在美洲的“门罗主义”本质上是帝国主义，但为了拉拢美国，他不惜采取了新的论述，将美式“门罗主义”与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截然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