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余论
“门罗主义”这一通常被用于“超国家”政治空间的话语，如何在近代中国被转用于“次国家”的省域空间，并经历了舆论评价的翻转？尽管1838年中文世界就出现了对门罗总统的介绍，19世纪《字林西报》等在华出版的外文报纸对“门罗主义”的发展也有所介绍，但中国的政治——文化精英对“门罗主义”的浓厚兴趣，要等到19世纪末才发生。旅日的中国精英汲取了日本传播的“门罗主义”，进而发展出一种反满的“省域门罗主义”话语，欧矩甲《新广东》是这种话语的代表。
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妥协告终，“反满主义”淡出历史舞台，但“省域门罗主义”话语并未因此而终结。在民初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的对峙之中，“门罗主义”话语被用于地方实力派的自保行为之中，而威尔逊主义对于“门罗主义”的新解释，则赋予了“省域门罗主义”一种很强的“民主自治”的色彩。当1920年毛泽东支持“湖南门罗主义”的时候，强调的正是“门罗主义”具有的“民主自治”的含义。而当国内报章在与“帝国主义”对立的意义上使用“门罗主义”一词来描述那些并不支持平民政治参与的地方实力派的举措时，这一表述仍然保持着与“和平”及“地方自治”的关联，不失正面色彩。但随着国共两党在20世纪20年代找到通过革命统一全国的道路，“门罗主义”日益与军阀割据、封闭自锁、抗拒统一关联在一起，其消极意义盖过了积极意义。
在“门罗主义”从“超国家”层面被转用于“次国家”层面的过程中，存在一个关键的“中间环节”——清末的旅日中国精英在日本“大亚洲主义”的影响之下，为“门罗主义”找到了一个具有感染力的句式：“XX是XX人的XX。”这一句式本身完全可以被运用于不同层面的政治空间，无论是超国家、国家，还是次国家。通过这一句式，不同层面的政治话语具有了相互感染的可能性。不过，句式本身毕竟只是一个工具，更重要的问题是：人们为何有如此大的动力频繁使用这一句式？而这就要追溯到19世纪末中国所遭遇的全面的政治秩序危机。在甲午战争之后，东西方列强竞逐于中国与东亚，中国的戊戌变法遭遇失败，对于当时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无论是国家的秩序、“超国家”的区域秩序，还是“次国家”的省域秩序，都处于高度的不确定之中，由此引发的是对不同层面空间秩序的全面反思。(175)
在全面反思不同层面空间秩序的知识风气下，近代的历史行动者对于“门罗主义”符号被同时使用于“超国家”与“次国家”两个层面，不无理论上的总结与思考。在1918年7月发表的《Pan……ism 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一文中，李大钊以“大……主义”（Pan……ism）来同时解释日本的“大亚洲主义”与中国军阀的省域门罗主义：“持此主义者，但求逞一己之欲求，不恤以强压之势力，迫制他人，使之屈伏于其肘腋之下焉。”“一战”期间，民国法统分裂，南北对峙，军阀之间相互攻击。在李大钊看来，这就出现了一种内斗的“大……主义”。李大钊如此解释这种主义与列强的扩张主义之间的差异：“……他人之‘大……主义’，乃奋其权力而向外部发展；吾国之‘大……主义’，乃互相侵陵，以自裂其本体。故他人之‘大……主义’，为扩充之主义，吾国之‘大……主义’，为‘缩小之主义’。”原因在于，中国作为弱小之国，其国民无力对外扩张，于是“好争之性”只能对内发泄，冲突只能在“次国家”的省域层面发生。(176)
在1918年的《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一文中，李大钊尚未明确将军阀划定和争夺势力范围的实践命名为“省域门罗主义”。但早在他参与编辑、1912年12月出版的《〈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一书中，李大钊就和北洋法政学会的同人们一起，将日本的“大亚洲主义”与“门罗主义”关联在一起：“近顷日人所盛倡者曰‘亚洲孟罗主义’也，曰‘大亚细亚主义’也。听其言，则友朋也。窥其心，则盗贼也。所谓此等主义者，乃日本希图独霸亚东之代名辞耳。”(177)在1917—1918年，李大钊更是撰文多篇，继续批判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极东门罗主义”。(178)既然李大钊在日本的“大亚洲主义”与中国军阀的势力范围意识之间做出类比，这距离将中国军阀的势力范围意识命名为某种“门罗主义”，也不过是一步之遥而已。
当然，在这一时期，李大钊尽管批判军阀的省域门罗主义，但仍对通过联邦制实现中国的重生抱有一定希望。(179)但随着“联省自治”实践的展开，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地方军阀与官僚只是借着联邦制的口号来抗拒实质的统一，真正渴望在省这一层面推动民主自治，进而促进全国实质统一的人士，并没有施展理想的空间。于是，李大钊与孙中山殊途同归：1922年8月，孙中山与李大钊在上海会谈，达成反对军阀割据、统一全国的共识。
李大钊于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张作霖逮捕。就在那天，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193期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文章《北方政局近情》（署名“列武”），内有“奉方军事政治，皆严守门罗主义，不容外人参入”的评论字句。(180)4月28日，李大钊英勇就义，绞杀他的，正是他所抨击的奉系军阀的“门罗主义”。然而他参与缔造的新式政党继续推进社会革命，以克服他所反对的两种“门罗主义”。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20世纪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场与“门罗主义”话语息息相关的革命，它在“超国家”的区域层面抵抗日本以“亚洲门罗主义”（或“东亚门罗主义”）为旗帜的区域霸权，在“次国家”的层面克服军阀的“省域门罗主义”，最终完成了政治——社会——法律秩序的全面重建。“门罗主义”符号虽然源于地球的另一边，是纯正的美国土特产，却跨越大洋，经过不断的重新解释，最终深度参与了近代中国的“旧邦新造”进程。
(1) 饶怀民编：《杨毓麟集》，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365页。
(2) 汪熙、邹明德：《鸦片战争前的中美贸易》，汪熙主编：《中美关系史论丛》，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5—96页。
(3) Hunt Janin, The India-China Opium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efferson, North Carolina ＆ London: McFarland ＆ Company, Inc., pp. 62-63.
(4) Peter Dobkin Hall, Family Structure and Class Consolidation Among the Boston Brahmin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1975.
(5) ［美］络德睦：《法律东方主义》，魏磊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1页。
(6) 郭双林：《门罗主义与清末国家民族认同》，《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第331页。郭双林教授的这篇论文是本章研究的重要起点。
(7)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刘路生点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近代史资料》（总92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9页。
(8) 此书又有1897年上海六先书局、1898年上海著易堂、1901年上海书局等多个版本。笔者能够查阅到的引文出处是，［日］冈本监辅：《万国史记》（第19卷），上海：六先书局1897年版，第10页。
(9) 试举几例：“Extension of the Monroe Doctrine，”《字林西报》1893年12月27日；“The Monroe Doctrine，”《字林西报》1895年12月13日；“Proposed Enlargement of the Monroe Doctrine，”《字林西报》1896年1月23日；“The German Press and the Monroe Doctrine，”《字林西报》1896年11月17日；“The Monroe Doctrine，”《字林西报》1900年6月19日。
(10) 《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0页。
(11) 《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141页。
(12) 参见邱涛、郑匡民：《戊戌政变前的日中结盟活动》，《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13) 1898年9月19日晚，康有为与杨深秀、宋伯鲁等人商议上奏保荐伊藤博文、李提摩太。杨深秀随即向光绪帝上奏：“今日危局，非联合英、美、日本，别无图存之策……况值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在都，其人曾为东瀛名相，必深愿联结吾华，共求自保者也。未为借才之举，先为借箸之筹。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5页。
(14) 1898年初，近卫笃麿在《太阳》杂志第4卷第1号上发表了著名文章《同种人同盟——附研究中国问题之必要》，该文将黄白人种之间的冲突置于显著地位，见本书第3章第166页的内容。近衛篤麿：「同人種同盟附支那問題研究の必要」，『太陽』第4巻第1号，1898年，第1頁。
(15) 近衛篤麿日記刊行会編：『近衛篤麿日記』第2巻，第195頁。
(16) 1689年《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两国的东部边界，在1711年康熙又下谕对东北地区进行测绘，特别命令要划清哪些是“中国地方”，哪些是“朝鲜地方”。正如黄兴涛指出的那样，康熙所说的“中国”，开始带有与“国界”紧密联系的近代国家观念的意涵。参见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15页。而康熙热衷于划清边界，与其身边具有欧洲国际法知识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的影响，不无关系，参见曾涛：《近代中国与国际法的遭逢》，《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17) 试举几例：《汉书·谷永杜邺传》：“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天下之天下，非独陛下之天下也。”《晋书·段灼传》：“夫天下者，盖亦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晋书·潘岳传附从子尼传》：“……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辞而已者乎！”《隋书·杨素传》：“天下者，先皇之天下也。”这样的讨论并非仅仅局限于士大夫精英。明代小说《封神演义》以武王伐纣为基本线索，借姜子牙之口宣布“天下人之天下”，影响到士大夫之外的社会中下层。清代民间秘密会社天地会的“西鲁神话”抄本中，出现了“天下人治天下，非是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的表述，参见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下），北京：同心出版社2007年版，第590页。
(18) 值得一提的是，1779年（安永八年），日本的平贺源内所作《风流志道轩传》却批判中国“天下并非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的意识，认为这鼓励了夺取君主政权的变乱。日本君主稳定的世系，是平贺源内论述的基础。见［日］渡边浩：《东亚的王权与思想》，区建英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29页。
(19) 《清高宗实录》（第784卷），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版，第424页。乾隆的这一姿态得到了清代中期今文经学家们的支持，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二部：帝国与国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519—578页。
(20) 如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最后一句“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空间政治意识。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这就是说，中原（“中国”）所占据的空间（“天下”），在黄帝之前，大概也是野蛮之地。这里的“天下”，指向的显然是有限的空间。
(21)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说：“吾国夙巍然屹立于大东，环列皆小蛮夷，与他方大国，未一交通，故我民常视其国为天下。”见《梁启超全集》，第657页。这不过是梁启超对许多士大夫共同意识的表述。
(22) 《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107页。
(23) 《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3页。
(24) 《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4—45页。
(25) 《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115页。
(26) 《梁启超全集》，第168页。
(27) 《极东之新木爱罗主义》，《清议报》第2册（1899年1月2日）。
(28) 欧矩甲：《论菲律宾群岛自立》，《清议报》1899年第25册（1899年8月26日）。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12月，美国派遣的菲律宾总督，亦即后来的塔夫脱总统，曾经发表演讲讨论“The Philippines for the Filipinos”这一口号，把自己打扮成这一口号的支持者。“The Duty of Americans in the Philippines，”speech delivered by Taft before the Union Reading College in Manila，December 17, 1903; reproduced in Official Gazette（Supplement）, December 23, 1903（Vol. I, No. 68）, p. 3. 而他对这一口号的解释，是将其与民族独立区分开来，只是强调美国对菲律宾的治理，是为了菲律宾人自身的福利。
(29) 冯自强：《独立说》，《清议报》1900年第58册（1900年9月24日）。
(30) 1906年，孙中山等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恢复中华”条目下明确称：“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这是一句非常明确的反满口号。《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页。
(31) 郭双林：《门罗主义与清末国家民族认同》，《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第328页。
(32) 《孟鲁主义》，《清议报》1900年第67册（1900年12月22日）。
(33) 蔡锷的论述有可能是与梁启超讨论的成果。1902年，在《论美菲英杜之战事关系于中国》一文中，梁启超大赞菲律宾抗击西班牙与美国，认为菲律宾“实我亚洲倡独立之先锋，我黄种兴民权之初祖也”！菲律宾如果取胜，“可以为黄种人吐气，而使白种人落胆”。《梁启超全集》，第949页。参见本书第5章第284页。
(34) 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
(35) 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
(36)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梁启超全集》，第1155页。
(37) 蔡锷在1912年12月28日就宪法制定的原则致电袁世凯、黎元洪、国务院以及各省都督时，还曾提到“北美为共和先进之国，素守门罗主义者，近亦极力倡导国家主义，以图谋发展”，见曾业英编：《蔡松坡集》，第630页。蔡锷强调的“国家主义”，核心是打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集中国内力量，进行国际竞争，因此与其在1900年“孟鲁主义”释义文章中所说的“帝国主义”属于同一主张的不同维度。
(38) 《菲立宾亡国惨状记略》，《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5期，《萃新报》1904年第1期。
(39) 刘晴波主编：《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页。
(40) 潘武编：《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本国之部》（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13年版本，第249页。
(41) 关晓虹：《清季外官改制的“地方”困扰》，《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
(42) 欧矩甲：《论菲律宾群岛自立》，《清议报》1899年第25册（1899年8月26日）。
(43) 欧矩甲：《新广东》，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287页。
(44) 饶怀民编：《杨毓麟集》，第30页。
(45) 饶怀民编：《杨毓麟集》，第45页。
(46) 参见郭双林：《门罗主义与清末国家民族认同》，《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第334页。
(47) 冯自强：《独立说》，《清议报》1900年第58册（1900年9月24日）。
(48) 《梁启超全集》，第473页。
(49) 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217页。
(50) 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259—1260页。
(51) 李世瑜：《社会历史学文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89页。
(52)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页。
(53) 参见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54) President Woodrow Wilson,“Peace Without Victory,”speech, January 22, 1917, 64th Cong., 23 Sess., Senate Document No. 685:“A League for Peace.”
(55) “Pres. Wilson on Peace Terms，”《字林西报》1917年1月23日。
(56) 一苇：《美总统威尔逊之演说和平》，《大同月报》1917年第3期。
(57) 《战后之门罗主义（美国公法学教习威尔逊氏演说文）》，《新闻报》1918年3月8日。
(58) 《战后之门罗主义（美国公法学教习威尔逊氏演说文）续》，《新闻报》1918年3月9日。
(59) 任一：《“寰世独美”：五四前夕美国在华宣传与中国对新国家身份的追求》，《史学集刊》2016年第1期。
(60) 马建标：《塑造救世主：“一战”后期“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学术月刊》2017年第6期。
(61) ［美］伍德罗·威尔逊：《美国总统威尔逊参战演说》，蒋梦麟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第41页。
(62) Hans Schmidt,“Democracy for China: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Diplomatic History, Vol. 22, No. 1（Winter 1998）, pp. 1-28.
(63) 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是，为何威尔逊在1919年遭遇声望的滑铁卢之后，他对“门罗主义”的解释仍然能够在中国风行数年。而这就和1919年中国舆论界对于威尔逊与威尔逊主义的报道与评论方式有很大关系。当时抨击威尔逊比较激烈的陈独秀也不过是将威尔逊称为“威大炮”，口惠而实不至，但并没有致力于挖掘更多威尔逊的黑材料。陈独秀：《威大炮》，《每周评论》第8期，1919年2月9日。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仍然倾向于将威尔逊理解为一个好人，但被一群老奸巨猾的坏人所包围，不得不做出妥协，干出违心的事情（毛泽东：《可怜的威尔逊》，《湘江评论》1919年7月14日创刊号）。中国舆论界不少人知道，当日本代表提出种族一律平等的议案的时候，威尔逊总统站在支持种族主义的澳大利亚与英国代表一边。《地学杂志》还刊载了一系列文章，探讨“一战”之后“民族自决”的实际运用，指出绝大多数国界变迁是列强继续扩张的结果，尤其是英国打着“民族自决”旗号在中国西藏策动分离主义（参韩子奇：《〈地学杂志〉与一次大战前后中国人的世界观》，陈勇主编：《民国史家与史学1912—1949：民国史家与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104页）。但即便如此，并没有人去系统发掘威尔逊总统的种族主义言论史。事实上，在美国南方长大、浸润于种族主义文化的威尔逊总统具有很深的种族主义偏见。他在“一战”后支持的民族独立建国，首先是对战败国的惩罚，而且他所承认的基本上都是白人民族的独立；一旦面对美国自己的殖民地菲律宾，威尔逊总统的说辞是菲律宾人还没有达到适合自治的能力，仍需要美国的监护，见Woodrow Wilson,“The Ideals of America，”Atlantic Monthly 90（December 1902）, pp. 721-734。如果这些事实为当时中国舆论界所知，威尔逊的形象恐怕会有所不同。但当时的历史行动者不去挖掘这些材料，并不仅仅是个缺乏知识来源的问题，更深层的原因恐怕是，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精英对于美国并没有特别强的恶感，因而没有多少“黑”威尔逊的动力——毕竟，与其他列强相比，美国并没有在中国拥有殖民地或确定的势力范围，其“门户开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牵制了其他列强对于中国的瓜分图谋，尽管最终是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算计。
(64) 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2册），第1259—1260页。
(65) 刘朋主编：《中共党史口述实录》（第1卷），第3页。不过，值得一提的是，1916年毛泽东求学长沙时，曾对“湘人治湘”表示过质疑。1916年7月18日，毛泽东在《致萧子升信》中分析湖南政局，认为湖南都督汤芗铭（湖北蕲水人）被驱是湖南的不幸：“汤可告无罪于天下，可告无罪于湘人，其去湘也，湘之大不幸也。”见《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9页。7月25日毛泽东再次致信萧子升，概括前信内容为“言湘人取们罗主义以便其私”，并明确表示湖南不断杯葛外省籍官员，造成“倾侧、构陷、钻营之风大竞”，“此种自推长官风气，极不可开。本省人作本省官，其害甚大”。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9页。
(66) “Hunan Government To Redeem Bank Currency，”《大陆报》（The China Press）1920年11月25日。正因为赵恒惕获得了“门罗主义”之名，当他于1921年以“援鄂”名义发动湘鄂战争的时候，引起了坊间一些议论。参见《湘鄂问题与保定会议》，《申报》1921年8月2日。
(67) 毛泽东：《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1920年6月23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917.11—1923.7》（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85页。
(68) 毛泽东：《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1920年9月6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917.11—1923.7》（上），第900页。
(69) 毛泽东：《反对统一》（1920年9月6日、7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917.11—1923.7》（上），第920页。
(70) 毛泽东：《“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1920年9月30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917.11—1923.7》（上），第908页。
(71) 毛泽东：《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1920年10月5日、6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917.11—1923.7》（上），第911—913页。
(72) 刘朋主编：《中共党史口述实录》（第1卷），第4页。
(73) 《湖南省宪法》，《东方杂志》19卷22号，1922年11月25日。
(74) 《湘省对于粤桂战事之态度——湘省以自治老招牌与孟禄主义老办法应付粤桂战争》，《申报》1921年5月23日。
(75) 《赵恒惕最近之态度》，《时报》1922年10月12日。
(76)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54—556页。
(77) 从求学长沙开始，对于“门罗主义”的关注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在1920年的“湖南门罗主义”时刻之后，毛泽东还在一些报告、宣言和谈话中提到“门罗主义”，如在1940年7月13日《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的报告中，毛泽东分析德、意、日与英美等两个帝国主义阵线之间的斗争，指出其主战场已经从陆地转移到海上，在此毛泽东对美国做出评论：“美国是门罗主义加上世界主义，‘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它是不愿意放弃大西洋与太平洋上的利益的。”因而中国可以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页）。1958年10月6日毛泽东起草、以彭德怀名义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中，抨击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1页）1959年3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时明确指出“西太平洋要由西太平洋自己的国家来管”。(77)这是倡导中日两国携手，共同排斥美国的占领和对本地区事务的干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71页）。
(78) 许行彬：《十年流亡之生日吟》，转引自沈晓敏：《处常与求变：清末民初的浙江咨议局和省议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93页。
(79) 《浙江之善后问题》，《申报》1917年1月7日。
(80) 《卢永祥关于省宪自治之通电》，《申报》1921年6月5日。
(81) 张静庐：《发刊辞》，《新浙江》1921年第1期。
(82) 夏新华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90页。
(83) 《沪浙情形》，《大公报》1926年11月25日。
(84) 沈云龙主编：《国闻周报·国内外一周间大事记》（3卷1期至3卷50期），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503页。
(85) 《孙传芳确守五省门罗主义》，《顺天时报》1926年6月9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16册，第35页。(https://www.daowen.com)
(86) 《孙传芳前日之谈话》，《世界日报》1926年5月29日；《吴佩孚果能偕孙传芳北来耶》，《世界日报》1926年5月23日；《孙传芳与日记者谈话》，《申报》1926年5月29日。
(87) 《孙传芳牵制奉派以助吴》，《顺天时报》1926年7月1日。
(88) 《川省会痛骂唐继尧》，《大公报》1920年6月19日。
(89) 《探报中唐继尧之存心》，《大公报》1920年12月15日。
(90) 《云南之门罗主义》，《顺天时报》1922年5月18日，转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四至六月份）》，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2年版，第1239页。
(91) “昨（二十三）晤黔籍某政客，谈及贵州现状。据云，卢焘治黔，确取门罗主义，虽邻省亦不接洽……”《最近之统一消息》，《申报》1920年12月26日第6版。
(92) 《李厚基最近态度：闽省采用们罗主义》（上册），《新闻报》1921年9月17日。
(93) 欧矩甲：《新广东》，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287页。
(94) 《邓家彦致胡汉民电》，天津《益世报》1917年9月6日。
(95)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49页。
(96) 《粤军陈总司令之宣言》，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1月12日。
(97) 《省议会开临时会纪》，《广东群报》1921年1月14日，第3页。
(98) 《粤中之派别谈》，《大公报》1920年12月14日。
(99) 陈炯明：《字林西报通信员披露广东真相》，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下），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52—553页。
(100) 陈炯明：《与某议员的谈话》《关于攻桂的谈话》，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下），第587—588页。
(101) 陈炯明：《电请八省劝桂省自治》，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第611页。
(102) 陈炯明：《在广西省议会的演说》《与某军官的谈话》，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下），第671—672页。
(103) 陈炯明：《关于孙中山北伐的谈话》，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下），第703页。
(104) 陈炯明：《与吴宗慈谈话》，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下），第625页。
(105) ［日］竹内实：《中国历史与社会评论》，程麻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106) 广西梧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苍梧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李济深民主思想研究》（《梧州文史资料》第15辑），梧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梧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组1991年版，第324页。
(107) 《表面调和，因财政风潮尽逐胡蒋两系》，《大公报》1927年9月10日。
(108) 《刘湘等征询刘存厚、熊克武对四川自治意见电》，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四川军阀史料》（第3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3—185页。
(109) 周开庆：《民国刘甫澄先生湘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3—24页。
(110)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著：《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3辑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28页。
(111) 《势 鼙鼓声中之鄂湘川形 分配海军泛地 湘赵确已投南 川鄂和议将成》，《大公报》（天津版）1922年2月21日。
(112) 贺植军：《四千号的追忆》，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五四运动在重庆》，1984年内部发行，第206—207页。
(113)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人物志》（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页。
(114) 《混沌之四川 与大局无干 以多兵为累》，《大公报》（天津版）1926年11月23日。
(115) 《旅京豫人之废督易长运动》，《申报》1922年10月26日第6版。
(116) 《樊钟秀声势甚盛》，《民国日报》1926年8月20日；《樊军占领许昌》，《民国日报》1926年8月22日。
(117) 卢蔚乾：《北洋时期湖北的省长更迭及“鄂人治鄂”》，《湖北文史资料：北洋军阀统治湖北》（1989年第2辑 总第27辑），武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89年版，第19页。
(118)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917.11—1923.7》（上），第908页。
(119) 《言调停者可以休矣》，《大公报》（天津版）1922年4月24日。
(120) 李继华、冯铁金、周芳编注：《李大钊轶文辑注与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13年版，第71页。
(121) 《奉省之军政会 表决事件五项 张将巡视吉黑》，《大公报》1922年7月7日。另参见《张作霖召集军政会议》，《申报》1922年7月8日；《张作霖改守门罗主义说》，《申报》1922年7月19日。以上报道均提到了张作霖的“门罗主义”方针。
(122) 《时局与奉派之责任》（社论），《顺天时报》1926年9月15日。所谓“六省三特区”，“六省”为奉系原本控制的东三省加上直隶、山东以及盟友阎锡山控制的山西，“三特区”为热河、察哈尔、绥远。
(123) 易亮如等编：《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3—1926年》，中央档案馆、湖南档案馆1983年版，第85页。
(124) 《东北元老派抱门罗主义》，《盛京时报》1930年8月26日。
(125) 雒春普：《阎锡山传》，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121页。《申报》1922年10月有评论称阎锡山“抱定门罗主义，四方八面，如中央地方，对直对奉，皆运用不粘不脱之手腕，亦无与人打仗之决心，即使被迫作战，亦未必能陷阵冲锋”。欧沧：《山西通信》，《申报》1922年10月2日。
(126) 《阎锡山之门罗主义：督理由阎保荐 不愿客军入境》，《大公报》1923年12月3日。
(127) 雪筠：《阎锡山之门罗主义》，《时报》1926年7月21日。
(128) 《董用威致中政会（1927年6月21日）》附《山西学生赵、王两君致邓同志函一件》，国民党党史馆档案，汉2617号。转引自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武汉：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46—47页。
(129) 同蒲铁路的轨距被广泛视为阎锡山“山西门罗主义”的标志。但也有论者认为同蒲铁路轨距与阎锡山闭关自守的“山西门罗主义”无关，主要出于节省资金的考虑。郭学旺：《山西窄轨铁路成因考辨》，《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
(13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徐永昌日记》（第3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404页。
(131) 読壳新聞社編輯局編：『支那事変実記』第3辑，非凡閣，1938年，第246—248頁。
(132)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华北经济掠夺》，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39页。
(133) ［日］内田知行：《日军占领下的太原铁厂的经营状况》，未刊稿，叶晓彤译，转引自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民国山西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87—388页。
(134) ［日］松本重治：《上海时代》，曹振咸、沈中琦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424—425页。
(135) 山西省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太原市军管会金融接管组档案》，1949年。转引自孔祥毅主编：《民国山西金融史料》，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年版，第205页。
(136) 参见陈明胜：《民初地方士绅与军阀政府的矛盾共生——以江苏“省自治”运动为中心》，《民国档案》2018年第4期。
(137) 《烈火千钧任平生：李烈钧文集》编委会编：《烈火千钧任平生：李烈钧文集》，北京：团结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
(138) 孙彩霞主编：《柏文蔚文集》，合肥：黄山书社2011年版，第83页。
(139) 《旅京皖人反对李兆珍》，《大公报》1921年8月24日。
(140) 《安徽各界拒李大游行》，《民国日报》1921年9月15日。
(141) 《旅沪皖人又一拒吕之通电》，《申报》1923年2月23日。
(142) 《皖陈王通电保境后所闻 昨日风传安庆危急》，《大公报》1926年11月18日。
(143) 《时报》1921年1月6日第3版，国内特约电。
(144) 相关电文，参见丁明俊：《马福祥传》，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145) 《时报》1925年9月17日第2版。
(146) 《旅京鲁人倒郑龚之大请愿》，《申报》1925年4月6日。
(147) 《所谓满洲门罗主义》，《新北平》1928年第7期，第7页。
(148) 参见伪皇宫陈列馆编：《伪皇宫陈列馆年鉴》，长春：伪皇宫陈列馆1987年版，第84页；丘树屏：《伪满洲国十四年史话》，长春：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2002年版，第248页。
(149) 程兆奇主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国部分·侵占东北辩方举证》（上），杨夏鸣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3页。片仓衷在证词中曾这样解释于冲汉“在门罗主义基础上建立国家”的理念：“根据于冲汉的观点，只要能在东北地区以独立的形式建立一个国家，就能建立一个像瑞士那样的国家，一个在原则上没有武装、不威吓他国，也不被他国威吓的国家……他的观点还包括，应该建立一支国家防卫军队，保护东北地区，这样该地区就可以有一支军队对日军和俄军进行反击了。”当然这里说的是于冲汉投身伪满之前的观点。见程兆奇主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国部分·侵占东北辩方举证》（上），第148页。
(150) 参见伪皇宫陈列馆编：《伪皇宫陈列馆年鉴》，第84页；丘树屏：《伪满洲国十四年史话》，第248页。
(151) 郑孝胥：《满洲建国溯源史略》，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伪满洲国史料》（第1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年版，第480页。
(152) 郑孝胥：《满洲建国溯源史略》，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伪满洲国史料》（第1册），第464页。
(153) 子正：《关于日本的法西士特：中野大倡满蒙门罗主义》，《救国周报》1932年第3期，第23—25页。
(15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155) 陈独秀：《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向导》周报1922年9月创刊号。
(156)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16—117页。
(157) 《蒋中正与胡汉民电唐继尧来宁共担党国大任》，1927年5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文物·革命文献·北伐时期，002-020100-00002-057。
(158) 《董用威致中政会（1927年6月21日）》附《山西学生赵、王两君致邓同志函一件》，国民党党史馆档案，汉2617号。转引自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第46—47页。
(15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徐永昌日记》（第9卷），第311页。
(160) 《赣政十年》编辑委员会：《赣政十年：熊主席治赣十周年纪念特刊》，《民国珍稀专刊特刊增刊纪念号汇编》（第39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0年版，第7页。
(161) 姚甘霖：《统治江西十年的熊式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西文史资料选辑》1982年第1辑（总第8辑），第144页。
(162)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1—829页。
(163) 有两个例外值得一提：（1）1929年，陈独秀曾试图加入从莫斯科归国的留学生的托派组织“我们的话派”，后者提出陈独秀无法接受的条件，于是，陈独秀、彭述之、尹宽等自行成立小团体，并谴责“我们的话派”搞“门罗主义”。记工编：《历史年鉴192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172页。在此，发生冲突的两个小团体从事的都是“非组织活动”。（2）1933年6月中央驻北方代表田夫（孔原的化名）在致中央的一封信里推荐河北省委代理书记，在谈到时任河北省委组织部长史汀生（阮锦云的化名）时，称后者有些软弱，在河北工作，有一个时期抱着“门罗主义”态度，只注意自己部分工作，整个工作很少注意。不过，在这里提到“门罗主义”时，田夫特意加了括号，里面注明：“他自己的话”，意即这是阮锦云的自我批评。《中央驻北方代表田夫致中央信第十三号——关于张家口事变的报告（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北方局文件汇集：1933年——1934年》（二），北京：中央档案馆1992年版，第114页。
(164) 《小狐狸的门罗主义》，上海《小学生》1935年第5卷第5期；《山羊的门罗主义》，上海《小学生》1935年第5卷第6期。亦可见本书第3章第198页。
(165) 王奇生：《多种政治力量间的博弈：以1935—1945年的阎锡山为个案》，《江淮文史》2018年第5期。
(166) 张云涛编：《全国将领抗日谈》，上海：华光出版社1938年版，第81页。
(167) 以上蒋介石日记中的表述，转引自王奇生：《多种政治力量间的博弈：以1935—1945年的阎锡山为个案》，《江淮文史》2018年第5期。
(168) 王瑞璞主编：《抗日战争歌曲集成·晋察冀·晋冀鲁豫》（第2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版，第80—81页。
(169) 唐诃：《唐诃散文集——一位音乐家的足迹》，济南：黄河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页。
(170) 萧乾：《萧乾选集》（第2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3页。
(171)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9年》（二），内部资料1992年版，第484页。
(172)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9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05—206页。
(173) 何震：《略记福建的特务派系》，政协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福建文史资料·第28辑：CC、中统在闽内幕纪实》，福州：政协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2年版，第201页。
(174) 袁雁沙：《蒋桂在第五战区军队政工方面的明争暗斗》，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第30辑：新桂系纪实》（中集），南宁：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年版，第259页。
(175) 国民革命以来，“门罗主义”这一标签也在省域以下非军政的基层情境中得到运用。常见的场景是指称某一单位或部门的主事者在人事上利用自己的党羽，排斥外来力量，或一个单位或部门奉行本位主义，不与其他单位或部门相配合。大学是军政部门之外另外一个容易造成人事争议的空间。作家李长之1947年所作的《论大学校长人选》特别强调校长不要培植自己的势力，“造成清一色的门罗主义”。见李长之：《论大学校长人选》，《李长之文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38页。赵俪生《篱槿堂自叙》曾提到1925年清华改为国立大学之前曾有过十四年“留美预备学堂（校）”的时期，输送了上千名青少年赴美留学，这些校友在回国之前就倡导“清华者清华人之清华”的“清华门罗主义”，而赵俪生认为这些学生学术训练西多中少，西重中轻，而且中西之间缺乏会通，难堪大任。见赵俪生：《篱槿堂自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不久，还真发生了一个赵俪生担心的事件。1930年6月阎锡山任命1919年从清华学堂毕业的山西人乔万选为清华大学校长，上海与北平清华同学会的一些校友主张“清华人为清华人之清华”“校友治校”，进行“拥乔”活动，但清华多数师生反对阎锡山任命的这位“校友”，称同学会的姿态为“门罗主义”，掀起“驱乔”运动，最后迫使阎锡山收回成命。见张德昌：《我们对于校事的态度》，《清华周刊》1930年总第493期，第4页。而郭沫若也在《脱离蒋介石之后》一文中回忆他主持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时进人受到法科拒绝，评论说“广东大学的门罗主义也是很严的”。见郭沫若：《脱离蒋介石之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页；另参见咸立强：《知识分子、城市与公共领域：郭沫若的广州体验及其思想转向》，李怡、毛迅主编：《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24辑），成都：巴蜀书社2018年版，第166—167页。而更一般的例子，如殷钟麒在1946年出版的《中国档案管理新论》中主张成立专门的“档案师”，认为：“假如一机关，既无专才，而又采取‘门罗主义’……则档案管理，有长夜漫漫之感，档案管理前途，不堪设想矣！”殷钟麒：《中国档案管理新论》，《档案学通讯》杂志社编：《档案学经典著作》（第2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791页。这说的就是机关单位自己没有专才，又拒斥外来人才，造成档案管理工作混乱。张劲夫在1934年所作的大众生活素描《老绵羊》一文中，描写了一个同宗的剃头匠老绵羊，由于“‘家家门朝西，都是窝里鸡’的门罗主义”，其生意在宗族里颇受照顾。但另外一个村子的剃头匠用了新的剃头工具，尽管老绵羊有宗族照顾自己生意，最后生意也难免越来越差。在张劲夫的自述里，这个寓言指向的是自己小时候目睹村里的老织布机被更新的机器替代的经历，说明“新的工具总要战胜落后的”。见张劲夫：《思陶集》，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155、10—11页。这么来看，“门罗主义”还带上了保守落后、拒斥先进事物的意涵。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自从国民革命以来，“门罗主义”话语不仅在省这一空间层面日趋负面，在更基层的空间里，也日益与封闭、排外、保守等消极意义关联在一起。
(176) 李大钊：《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下文除特殊标注外，均为此版），第244—245页。
(177) 李大钊，《〈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朱文通等整理编辑：《李大钊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78—479页。
(178) 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极东们罗主义》，《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284—286、290—291页。
(179) 李大钊：《省制与宪法》，《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211—227页。
(180) 李继华、冯铁金、周芳编注：《李大钊轶文辑注与研究》，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