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与日式“门罗主义”的上升与受挫
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随后欧洲各大列强纷纷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相互厮杀，导致其在东亚的力量空虚，这为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创造了一个从思潮转化为国家政策的机会。1914年8月23日，第二次组阁的大隈重信抓住时机，打出“维护东亚和平”的旗号对德宣战，随后利用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的时机，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48)日本政府要求袁世凯政府不将沿海的海湾、港口或岛屿割让或租界给任何列强，并禁止中国在福建省引入外国投资，不得许可外国或外国利益从事采矿、铁路建设以及海港建造，实质上是不允许第三国在福建持有陆海军势力，以防止危及日占台湾的地位。这些要求与美国对于拉丁美洲各国提出的要求，具有高度的相似性。(49)
日本外务省在北京出版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在这一时期十分活跃。袁世凯政府将“二十一条”内容泄露给列强，试图借助西方列强，尤其是美国的力量来牵制日本。《顺天时报》评论指出，袁世凯期待美国干涉远东问题，会违背美国自身的“门罗主义”：“安有确守门罗主义而肯远隔重洋干涉他国之交涉乎？”又引用英、法、美、俄各国报章，论证各国实际上对日本政策表示了默认，劝诫袁世凯放弃挣扎。(50)而当时美国的政治精英对日本颇有不满。1915年4月7日上海四大报纸之一《新闻报》转引日本报道，称美国参议员菲律宾委员会邀请曾担任波斯帝国政府财政总长的美国财政专家摩根·舒斯特（William Morgan Shuster）就菲律宾独立问题发表演讲，舒斯特随后在《泰晤士报》的采访中，大谈日本自从日俄战争胜利后，发展起了自身的“门罗主义”，必将支持菲律宾的独立运动，将美国的影响力排挤出亚洲。(51)
美国威尔逊政府收到袁世凯政府的求援，向日本施加压力，重申了“门户开放”原则，并强调日本不应损害美国的利益和中国的领土完整，但对日交涉的力度非常有限，最终也未能阻止日本向中国强加“二十一条”。国务卿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3月13日给日本的照会中，还承认了日本因为领土上的相邻（territorial contiguity），拥有与中国的“特殊关系”(52)，而这实际上为日本“亚洲门罗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刺激。
1915年12月，在袁世凯宣布“洪宪帝制”之后，大隈重信内阁决议排袁。中国国内掀起了一系列反袁运动，如川岛浪速与宗社党合作在中国东北推动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孙中山的“三次革命”，以及蔡锷、梁启超旗下的护国军，等等，这些运动或多或少都获得了日本政府或民间的一定支持。由于欧美列强对于日本独霸中国东北的警惕，以及日本内阁在这一问题上对欧美列强的忌惮，日本势力推动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并未取得成功。但日本支持的反袁运动却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在内外压力之下发布《撤销帝制令》，恢复共和制度，6月6日因病离世。在袁之后，中国政局进入更为碎片化的状态，地方实力派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而这种碎片化状态对于日本当政者来说，比袁世凯的个人独裁更有利于日本在华势力的增长。
1917年，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围绕着是否参与“一战”、如何参与“一战”，出现了激烈的“府院之争”，将地方实力派卷进来，从而引发了7月1日的“张勋复辟”。“张勋复辟”不到两周就迅速被镇压。由于段祺瑞主张制定新宪法，拒不恢复《临时约法》，孙中山南下发动“护法运动”，建立护法军政府，民国的法统出现分裂。日本官方采取了扶植北京政府的政策，通过西原龟三向段祺瑞政府提供了“西原借款”，确保中国在日本的主导之下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在段祺瑞的皖系失势之后，日本官方又相继支持控制北京政府的直系和奉系。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护法军政府不断寻求日本官方的承认和支持，但未获得积极回应。
日本在“一战”期间的对华政策引发了北一辉的严厉批评。在其作于1915—1916年并于1921年修订出版的《支那革命外史》中，北一辉认为真正的中国保存主义与英日同盟是不能兼容的，日本在英日同盟之下，实际上是以保全为名义，扮演了英国的外交走狗的角色，参与银行团，与欧美各国一起对中国施行经济侵略，向北洋军阀提供借款，却不支持真正谋求中国自我保存的革命势力。北一辉揭露了大隈重信式的“亚洲门罗主义”论述的伪善，要求日本真正践行“亚洲门罗主义”，摆脱对英国外交政策的追随，扮演“支那及其他黄种人独立自强之保护者、指导者”以及“亚细亚之盟主”的角色，支持与北洋集团相对立的革命派，进而发动日英战争、俄中战争，真正将亚洲从欧洲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53)北一辉在对中国革命的期待幻灭之后，于1923年出版《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其对华政策主张为之一变，然而他认为日本应扮演对抗西方的亚洲盟主的核心主张是连续的。(54)
随着日本在华实力的日益增长，美日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1917年，美日展开谈判。日本特命全权大使石井菊次郎在与美国国务卿蓝辛（Robert Lansing）会谈期间，于9月29日及10月1日在纽约发表公开演讲，称类似于“门罗主义”的观念，不仅在西半球，在东洋也存在。(55)石井又进一步指出：“美国对中美洲以及南美洲的‘门罗主义’及日本对中国态度的声明之间，有着基本的差别。首先，在美国方面，并没有做出什么约定或允诺，而日本则是自愿地宣布日本要约定自己，不破坏她邻居的政治或领土完整，并遵守门户开放及机会平等的原则，同时要求其他国家也尊重这些原则。”(56)蓝辛于1919年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交代了他和石井的交流和谈判：他认为美国“门罗主义”的中心原则是“不干涉”，而石井的演讲精神与此一致；(57)石井认为根据美国的“门罗主义”，美国在墨西哥拥有“最高利益”，日本也可据此在中国拥有同样的利益。而蓝辛否认美国的“门罗主义”里包含这样的内容，但他准备承认由领土的相近所产生的特殊利益。(58)在蓝辛与石井谈判的过程之中，美国“门罗主义”始终是日本提出自身主张的参照系，日本甚至积极主动地解释美国的“门罗主义”，进而迫使美国方面对“门罗主义”做出更符合当下自身利益的界定。
1917年11月2日美日双方签订的《蓝辛-石井协定》表明石井对蓝辛做出了让步，文本未写入石井一开始主张的“最高利益”，但声明“合众国及日本国政府均承认凡领土相接近之国家间有特殊之关系（territorial propinquity creates special relations），故合众国承认日本国于中国有特殊之利益（special interests），而于日本所属接壤地方，尤为其然”。(59)相应地，日本承认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原则，承认美国在华享有“机会均等”的权利。该秘密协定还包含有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省的特权转交给日本的条款。由此可见，从罗斯福政府到威尔逊政府，美国对于日本在亚洲运用其“门罗主义”先例，一直是默认乃至纵容的。
“一战”为日本提供了扩张良机，也极大地刺激了日本舆论界与理论界的地缘政治想象，日式“门罗主义”论述进一步发展。日本政坛活跃人物小寺谦吉于1916年发表了《大亚洲主义论》，浓墨重彩地渲染了西方的“黄祸论”，称“我所谓大亚洲主义者，即亚洲乃亚洲人之亚洲也”，鉴于欧美列强对中国有极大野心，日本“对于中国问题，在肩负维持东亚和平之责任关系上，具有不可不成为其中心，将其从白人压迫下拯救出来之崇高使命，亦应充当黄人之盟主”。(60)小寺谦吉指出，日本军力可与欧美国家并驾齐驱，但缺乏资源；中国资源丰富，但军事力量弱小，因此中日两国正好可以“相互提携、相互扶助，为亚洲乃至全体有色人种，理应与白人展开对抗”。(61)他的“亚洲门罗主义”，因而包含着一种区域内部分工的思想，中国对于“大亚洲主义”的意义在于提供经济资源，而日本则可以以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对整个区域提供保护。
1916年，曾在1894年提出“大日本膨胀论”并为日本赢得甲午战争欣喜若狂的评论家德富苏峰作《大正青年与帝国前途》，大肆宣扬“亚洲门罗主义”。德富赤裸裸地宣布：“我坚信日本帝国之使命在于完全实现亚洲门罗主义。所谓亚洲门罗主义，即是亚洲之事由亚洲人处理之主义也。”德富认为，欧洲人处理欧洲事务，美洲人处理美洲事务，亚洲人处理亚洲事务，应当互不干涉。但在“亚洲事务”中，日本是必然的领导者：“然虽说是亚洲人，但除日本国民以外也无人可担此任务。故亚洲门罗主义，即是日本人处理亚洲之主义也。”文中指责中国人“常向白人磕头以偷取片刻苟安”，但日本仍应对中国“尽同人种之谊”。至于和“白人”的关系，德富表示，强调“东洋自治”，并不必然意味着排斥白人，而是通过努力，“具备超越白人之资格，让白人在事实理论面前诚服。进而诱导我东洋人士，与白人对等交往”。(62)
德富苏峰的论述，引发了浮田和民的疑虑。1918年，浮田在《太阳》杂志上发表了《新亚细亚主义——东洋门罗主义之新解释》，以中国、日本、朝鲜在西方入侵之前的“锁国主义”为“旧亚细亚主义”，将德富苏峰的“亚洲门罗主义”称为“新亚细亚主义”，他自己则主张“新新亚细亚主义”，批评德富苏峰“以人种为立足点实乃谬误”，认为在亚洲居住的所有民族，不论其人种异同，均应属于亚洲人之列，这就可以将欧洲殖民者也纳入“亚洲人”的范畴。浮田和民认为，如果像德富苏峰那样在外交政策上过于强调以日本为中心，“将引发在东洋保有利益的列强反对，同时招致东洋各国的抵抗”。他主张的“新新亚细亚主义”的目标，“非驱逐欧美人势力于亚细亚之外。代之以日本人而处理亚细亚，乃不愿亚细亚如非洲之为欧美列强所分割而已”。在对华政策上，浮田和民坚持日本是“东洋的保护者”，不应该对被保护者采取强硬态度，“尤宜先抛弃其以中国或数州置于日本势力范围之小政策……不特中国本部，即十八省以外之领土，亦当使之保全，向东洋全局面，宣布亚细亚孟禄主义之大义而实行之”。(63)(https://www.daowen.com)
北一辉的兄弟北昤吉也在1917年撰文对比了美国的“门罗主义”与日本的“大亚洲主义”。北昤吉指出，美国的“门罗主义”，既不是要打败欧洲势力，一统美洲，也不是针对欧洲文化，张扬一种独特的美洲文化，它从根本上是一种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心的伪装的美国主义。相应地，“大亚洲主义”的意义并不在于发动黄种人打败白种人，不在于通过与亚洲的弱小国家合作阻止白种人的侵略，也不在于以东方文明的概念来对白种人进行文化战争，它的目标和“门罗主义”类似，旨在从亚洲消除西方压迫，建立起日本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以谋求日本的政治生存和日本文化的发展，因而“大亚洲主义”从本质上意味着“日本主义”。北昤吉强调，应该从日本的国家利益出发，以非常灵活的手段去消除白人对于日本的压迫，可以与某些亚洲国家结盟，但无须受制于某种想象的扶助亚洲弱国的义务；必要的时候与某些西方国家结盟，没有必要挑起黄白种争的情绪。(64)我们可以看到，北昤吉的日本中心主义比德富苏峰表现得更为明显，但在实现日本利益的手段上，北昤吉又与浮田和民一样，担心黄白种争的言论引发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冲突，主张采取更为灵活的姿态。
如果不理解“一战”期间“亚洲门罗主义”成为日本官方政策的倾向以及日本在华影响力的显著增长，我们就很难理解1919年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要求将“种族平等”写入国联盟约，成功地迫使威尔逊做出让步，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交日本的约定。而对“门罗主义”做出让步的国联盟约第21条，也被日本代表团视为对日本特殊的区域利益的承认。(65)巴黎和会对于中国山东问题的处置，在中国引起了愤怒。我们完全可以说，五四运动是对“一战”爆发以来日本“亚洲门罗主义”政策的回应，也表达了对美国威尔逊政府纵容日本“亚洲门罗主义”的不满。在强大的国内压力之下，北洋政府谈判代表并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1920年初国际联盟成立，日本顺利获得了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也是亚洲唯一的国联理事国。当时梁启超抱怨，亚洲在国联理事会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代表，但“若说靠日本代表亚洲。此何异承认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就这一点，已足为世界战乱之媒”。(66)与此同时，《凡尔赛和约》在美国国会表决遇到极大障碍。在1919年11月美国参议院就山东问题的处置提出异议时，《读卖新闻》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评论，指责美国不尊重其他国家的自由，高唱自家的“门罗主义”，在山东问题上又不尊重日本的“门罗主义”。(67)对于日本舆论界而言，美国的回应是对从罗斯福到威尔逊一贯允许日本在东亚使用美国“门罗主义”先例这一实践的逆转。
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很快受到西方列强的打击。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以美、英、日、法《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即《四国条约》）终结了英日同盟，并以《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即《九国公约》）对山东问题进行了重新处理，日本被迫吐出多项军事与政治利益，列强对中国加强共同支配，抑制了日本对中国的“特殊利益”追求。在1924年，美国又通过了新移民法案，在当时被称为“排日法”，在日本国内引发了愤怒情绪。日本外务省具有比较强的国际协调主义传统，然而在西方列强的不断刺激之下，日本军部的“亚洲门罗主义”倾向不断加强，日本外交中的路线斗争，在20年代愈益激烈。
日本军政精英仍继续在中国寻找新的突破口。1927年6月，日本内阁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了针对“满蒙”地区治理的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要纲》，主张日本在“满蒙”尤其是东三省具有“特殊地位”——意在排除其他列强在本区域的势力。田中内阁计划在中国东北地区铺设五条主干铁路，通过经济手段控制“满蒙”，而田中义一与“东北王”张作霖关系颇为密切。同时，田中义一也将目光投向了蒋介石。1929年9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激烈的党内斗争中失利，暂避风头，宣布“下野”，前往日本寻求支持。时任日本陆军总参谋部第二部（情报部）部长的松井石根帮助蒋介石四处游说，介绍蒋介石谒见田中义一。获得田中义一的支持承诺之后，蒋介石重回南京，掌握国民政府。田中同时投资于中国南北两大势力，试图以此扩大日本在华利益。
然而，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指出的，由于日本国家意识形态的性质及其与封建传统的紧密联系，当时的日本军官集团军事职业精神微弱，表现出高度政治化的特征。(68)日本的少壮派军官们希望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没有田中义一放长线钓大鱼的耐心。1928年5月3日，日军突然进攻济南，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此即“济南惨案”；6月4日，在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策划之下，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车站被炸死，其结果是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田中义一通过“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谋取“满蒙”的计划遭到挫败。
田中上奏日本天皇参劾河本大作，却遭到军部的指责。1929年7月2日，田中引咎辞职。随着田中的温和路线失势，少壮派军官的激进侵华路线走向前台，尤其到了1932年5月15日温和的犬养毅首相遭到军人刺杀之后，日本战前“政党内阁”走向终结，日本军人干政的形势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军部的“亚洲门罗主义”，加速转化为日本政府的官方政策。
1928年8月美国、法国发起《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巴黎非战公约》），要求缔约各国废弃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69)英国在签署这一条约的时候做出了一个保留：1928年5月19日英国外交部给美国驻英大使的照会中称，“世界上有一些区域，其福利与完整性，对于我国的和平与安全而言，构成一种特殊的和关键的利益”。主张在这些区域之内，英国可以行使自卫权。(70)裕仁天皇的国际法教师、长期研究“门罗主义”的立作太郎在1928年12月发表评论，称英国政府的这一保留是“新门罗主义”：“英国不承认在其拥有密切利益的势力范围内适用不战条约……美利坚合众国也基于其门罗主义，有宣称禁止不战条约适用于其战争地点的可能……故在发动自卫权以外的场合，由于美利坚合众国的门罗主义，英国声称有密切利益的势力范围的新门罗主义，不得不承认，将会有不战条约不能禁止的战争。”(71)
立作太郎关注英美的“门罗主义”动向，其用意在于论证日本也有权对中国东北实现类似的“门罗主义”。但日本政府最终没有在这一点上提出保留，而是提出条约中“以各自人民的名义”的表述有违日本国体。(72)不过，随着形势的进展，立作太郎的主张，在接下来的几年，迅速成为日本官方的标准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