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余论
本章所讲述的“门罗主义”话语在日本传播与演化的故事，是一个帝国主义秩序中的后来者寻求与既得利益者平起平坐的故事。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外交官李仙得向日本传播了“门罗主义”的话语和实践，到了19世纪末，“门罗主义”话语与“亚洲主义”话语结合了起来。从日俄战争到1917年的《蓝辛-石井协定》，美国政府为了在东亚与欧洲列强竞争，纵容乃至鼓励了日本运用“门罗主义”作为参照，来处理其与亚洲邻国之间的关系，以至于最后“养狼自噬”。试图让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仅仅将矛头对准欧洲列强是不可能的。从19世纪末开始，“亚洲主义”与“门罗主义”在日本的结合版本，就已经大谈“黄白种争”，大谈日本应作为亚洲领袖，将亚洲从西方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欧美列强在亚洲的步步紧逼，欧美各国内部种族主义势力对于亚洲移民的排斥，使得“亚洲主义”反抗欧美列强的修辞获得了一定的感召力，日式“门罗主义”话语在中国文化——政治精英中一度赢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同。
然而这种“抵抗性”修辞是暧昧的，它与日本的外交政策长期是两张皮。从1902年开始，日本与英国缔结同盟关系，这一同盟关系持续到1921年12月13日华盛顿会议签订《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即《四国条约》）为止，在条约存续期间，日本曾协助英国镇压驻新加坡印度裔士兵的起义，而英国也支持日本加强对朝鲜的殖民统治；被日本的“亚洲主义者”吹嘘为“黄种人打败白种人”的日俄战争，其背后实际上是欧美列强内部的矛盾，英美支持日本与俄国相对抗；在“一战”期间，日本国内的“亚洲门罗主义”话语甚嚣尘上，但日本的实际政策却是与欧美列强签订秘密条约，通过利益交换，寻求后者承认其在中国山东的利权。将“黄白种争”“亚洲人是亚洲人的亚洲”等修辞与日本和欧美列强之间的种种同谋与协调关系摆在一起，只会让人感到强烈的反差。
不过，这种暧昧性有着政治上的原因。长期以来，由于欧美列强的强势，日本的外交当局采取与前者相协调的外交路线，“亚洲门罗主义者”中对西方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人，在很多时候反而会被视为过于激进的麻烦制造者，被排除在核心决策圈之外。像大隈重信这样的决策层精英把英日同盟放在优先位置，只是选择性地借用了一些“亚洲主义”话语，为日俄战争和在中国建立势力范围做论证。然而，在“一战”结束之后，随着日本扩张与欧美列强的冲突日益凸显，随着日本军方势力的不断上升和政党内阁的衰落，与欧美相协调的外交路线渐趋衰落。到了30年代，日本与英法主导的国际联盟公开决裂，后来更是直接对英美宣战。
在东南亚，日本军队确实向英国、荷兰殖民军队开战，并赢得了当地民众中一些群体的支持，这使得其“抵抗”的修辞，看起来少了一些尴尬。然而，不可改变的事实是，此时的日本比以往更赤裸裸地寻求对中国的支配，并给被其纳入“大东亚共荣圈”内的诸多民族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对于这样的“亚洲主义”，德富苏峰在1916年所说的“亚洲门罗主义，即是日本人处理亚洲之主义也”，或北昤吉在1917年提出将“亚洲主义”与“日本主义”相等同的论述，或许正好抓住了其精髓——这里并没有对于区域内其他国家与民族的主体性的真正尊重可言。
以此作为背景，我们可以更深地理解日本思想家竹内好在1961年的《作为方法的亚洲》中所作的深刻反思。竹内好指出，西欧在对外输出自由、平等这些正面价值时，又在世界上建立起新的等级，从而将这些价值有效作用的空间局限于其内部，否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能在与西方交往之中援用这些价值。因而，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人民只有经过对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抵抗，经历深刻的内部运动，才能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并真正将这些价值变成人类普遍价值。(114)“亚洲”在竹内好这里并不是一个文化——地理概念，而是一个通过抵抗而生成的政治主体，以色列处于地理上的“亚洲”，但不属于竹内好所界定的“亚洲”；古巴在地理上处于美洲，但却可以属于竹内好所说的“亚洲”。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曾经具有一定的“抵抗”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意涵，但最终自己变成了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
竹内好痛感日本“亚洲主义”抵抗意涵的丧失。但这种丧失，也许是日本明治维新带来的所谓“成功”的必然结果。在明治维新中，日本的上层精英模仿欧洲列强的“文明”，迅速推动了日本的富国强兵，打赢了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而英俄“大博弈”的国际环境，也给了日本相当有利的上升条件，日本得以成为英国的盟友，并很快被承认为国际体系中的“一等国”，加入了殖民帝国的俱乐部。日本与其他列强的矛盾，变成了殖民帝国之间的矛盾，而“亚洲主义”的“反抗”修辞，最终实现的不过是以“亚洲”的名义，与帝国主义俱乐部内的其他列强争夺对于区域的控制权。
与近代日本相比，近代中国对不公正的国际秩序的“抵抗”更为坚决与深刻。但这并不是出于某种“与生俱来”的品质，而是中国模仿日式道路失败之后，打掉了各种侥幸心理的结果。近代中国有无数政治——文化精英羡慕殖民帝国的威风，羡慕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从所谓“半文明国家”变成列强所承认的“一等国”的进身之路。然而，从地缘政治的眼光来看，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本身就堵死了中国通过类似的途径加入列强俱乐部、成为区域霸权的可能。且不说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对中国造成的直接损害，在“一战”期间，当日本无法控制的袁世凯政府试图通过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之时，大隈内阁的反应是竭力阻止。(115)
积贫积弱的中国受到区域霸权与全球霸权的双重压迫，通过类似明治维新式的改革来变成区域霸权的路径，已经走不通。在濒临灭国的境遇中，中国奋起谋求独立自主，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内部政治与社会革命，而由此建立起来的主体性，也就具有更多的资源来摆脱近代区域霸权所带有的暧昧性——不是在一个霸权的等级秩序中寻求取代压迫自己的那些霸权力量，而是对霸权的逻辑本身进行深刻的反思，从而塑造一个新的、更为公正的国际体系。
(1) 《梁启超全集》，第5427页。
(2) 野原四郎将“亚洲主义”界定为“一种呼吁亚洲各民族以日本为盟主团结起来抵抗欧洲列强侵略的主张”，并得到竹内好的赞同。参见［日］竹内好：《亚洲主义的展望》，高士明、贺照田主编：《人间思想》（第4辑），台北：人间出版社2016年版，第256页。
(3) 陈海忠：《晚清中国与日本：博弈百年》，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8年版，第39页。
(4)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8—303页。
(5) ［日］茂木敏夫：《中日关系式的语境——19世纪后半叶》，载刘杰等著：《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来自日本学者及海外中国学者的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1页。
(6) 草間時福：「東洋連横論」，『郵便報知新聞』1879年11月19日。
(7) 狭间直树《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试图以1898年东亚同文会为界，从日本的“亚洲主义”发展历史中分出一个帝国主义特征不那么明显的早期阶段。［日］狭间直树：《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张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不过，这里的问题是，无论是“脱亚论者”还是“兴亚论者”，在面对日本侵略朝鲜、琉球乃至中国台湾，旨在摧毁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朝贡体系的政策时，往往有高度惊人的一致，很少有人会批判日本政府的政策。同时，许多“中国保存论”者观念中的“中国”，其领土范围都要远远小于清朝的版图，这种“保全论”实际上为日本觊觎“满蒙”留下了广阔空间。
(8) 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87页。
(9) 福沢諭吉：「日清の戰爭は文野の戰爭なり」（1894年7月29日），慶応義塾編：『福沢諭吉全集』第14巻，岩波書店，1961年，第491頁。
(10) Sophia Su-fei Yen, Taiwan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1836-1874, Hamden, CT: Shoe String Press, 1965, p. 196.
(11) Ibid.
(12) Robert Eskildsen ed., Foreign Adventurers and the Aborigines of Southern Taiwan, 1867-1874, Nankang, Taipei: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c Sinica, 2005, p. 209.
(13) 关于李仙得对日本明治时期外交政策影响的研究，见Sandra Carol Taylor Caruthers,“Charles Le Gendre, American Diplomacy, and Expansionism in Meiji Japan，”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olorado, 1963。
(14) 吉田鞆明編：『巨人頭山満翁は語る』，感山荘，1939年，第115頁。
(15) 近衛篤麿：「同人種同盟附支那問題研究の必要」，『太陽』第4巻第1号，1898年，第1頁。
(16) 近衛篤麿：「同人種同盟附支那問題研究の必要」，『太陽』第4巻第1号，1898年，第1頁。
(17) 近衛篤麿日記刊行会編：『近衛篤麿日記 別巻 近衛篤麿日記付属文書』，鹿島研究所出版会，1969年，第401頁。
(18) 近衛篤麿日記刊行会編：『近衛篤麿日記』第2巻，鹿島研究所出版会，1968年，第195頁。
(19) 浮田和民：『帝国主義と教育』，民友社，1901年，第35—36頁。
(20) 浮田和民：『帝国主義と教育』，第74頁。
(21) ［日］堀幸雄：《战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熊达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
(22) 大隈重信：「東亜の平和を論ず」，早稲田大学編輯部編：『大隈伯演説集』，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07年，第101—123頁。
(23) 小寺谦吉在其《大亚洲主义论》中将日俄战争论证为对中国的“保全”。那什么叫“领土保全”呢？小寺谦吉的界定是，所谓领土保全，就是自力不能保全领土的国家，依靠外力遏止行将灭亡的颓势，而并非保全已经丧失掉的东西，或者解除已经接受了的主权限制。按照小寺谦吉的这一标准，中国可以“保全”的，也就是内地十八省，其藩部均应排除在外。参见王向远：《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北京：昆仑出版社2015年版，第98—103页。顾颉刚在1939年撰文指出，“中国本部”一词本身包藏祸心，不宜使用，见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待废弃》，《益世报·星期评论》1939年1月1日。
(24) 吉田松陰：「丙辰幽室文稿·久坂玄瑞に復する書」，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4巻，岩波書店，1938年，第152頁。
(25) 藤村道生：「日本の対アジア観の変遷」，上智大学史学会：『上智史学』第22号，1977年，第30頁。
(26) 北一辉1923年出版《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标志着其走向军国主义，而中国则是其日本改造方案实施必然的侵略对象。但在早年，北一辉确实对中国革命寄予厚望并深入参与。
(27) 內田良平：『硬石五拾年譜』，葦書房，1978年，第77頁。
(28) 王柯：《民权、政权、国权——中国革命与黑龙会》，《21世纪》2011年总第127期。
(29)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135页。
(30) 《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41、279—281页。
(31) 在1908年的政论《清美同盟之利病》中，章太炎称：“日本之骄矜自肆，非吾良友也。”《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第341页。在1909年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之后，章太炎撰文《安君颂》纪念之。1911年10月10日《与满洲留日学生》中，章太炎更是批判日本钳制朝鲜，警告保皇派留学生勿寄希望于日本支持清政府。《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95—396页。
(32) 关于英日同盟对章太炎思想的影响，参见林少阳：《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77—224页。
(33) TR to Cecil Arthur Spring-Rice, June 13, 1904, Elting Morison ＆ John Blum eds., The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 Vol. 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1954, p. 833.
(34) 金子堅太郎：『東洋の平和は亜細亜モンロー主義にあり』，皇輝会，1937年，第16—19頁。
(35) 大隈重信：「再び東亜の平和を論ず」，早稲田大学編輯部編：『大隈伯演説集』，第133頁。
(36) 大隈重信：『経世論』，冨山房，1912年，第29—30頁。
(37) 大隈重信：『経世論』，第38頁。
(38) ［日］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走向亚洲的航踪》，张学锋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6—11页。
(39) 長崎暢子：「日本のアジア主義とインドの民族運動」，大形孝平編：『日本とインド』，三省堂，1978年，第71頁。
(40) 李永胜：《1907—1908年中德美联盟问题研究》，《世界历史》2011年第4期。
(41) Homer Lea, The Valor of Ignoranc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09. 该书中文版见［美］荷马李：《无知之勇——日美必战论》，李世祥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
(42) “Japan Promulgates ‘Monroe Doctrine’ Affecting Korea and Encroachment by Russia Means Declaration of War,”San Francisco Call, Vol. 94, No.135, October 13, 1903.
(43)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2巻，勁草書房，1965年，第960—961頁。
(44) 中島端：『支那分割の運命』，政教社，1912年，第234—235頁。相近时期的相似论调，参见酒卷貞一郎：『支那分割論』，啟成社，1913年，第275—276頁。内藤湖南1914年发表《支那论》，1924年又作《新支那论》，都主张分割中国，参见內藤湖南：『支那論·附支那新論』，創元社，1938年。
(45) 对于辛亥革命中的“大国协调”的作用，可参见章永乐：《“大国协调”与“大妥协”：条约网络、银行团与辛亥革命的路径》，《学术月刊》2018年第10期。
(46) ［日］堀幸雄：《战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第35—36页。
(47) 类似的情况在英国的对华态度中也存在——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英国反对列强瓜分中国，但其所设想的中国版图却已经刨除了西藏。英国对藏政策是其与俄国在中亚“大博弈”的延伸，英国担心俄国南下占领西藏，进而威胁到英属印度，因而试图将西藏从中国独立出去，形成一个缓冲地带。1903年英国印度总督寇松即提出中国对西藏仅享有“宗主权”而非“主权”。1904年，英国强迫西藏贵族与僧侣签订《拉萨条约》，同时试图强迫清廷承认中国仅对西藏享有“宗主权”，遭到清政府拒绝。1907年英国与俄国签订条约又确认这一主张，见G. P. Gooch ＆ Harold Temperley edi.，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 1898-1914, Vol. 4, London: H.M.S.O., 1929, p. 352。英国反对清政府在川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的改革。1910年2月，川军进入拉萨，达赖逃亡英属印度，清廷革除达赖名号。英国受制于1907年英俄协约，并未出兵干涉。但辛亥革命爆发使得英国又找到了干预西藏事务的机会，英国重申中国对西藏仅有“宗主权”的主张，支持分离主义势力。但从法理上说，英国的主张是其一贯立场的延续。由于1907年的英俄协约过于约束英国对西藏的干预，1912年，英俄两国达成新的妥协，英国承认俄国在外蒙古享有行动的自由，而俄国承认西藏为英国势力范围。英国进而大量派遣军队进驻藏区。
(48) 王造时在1933年如此论述“一战”带来的局势秩序变化：“1915年，日本乘欧战的机会，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这是亚洲门罗主义战胜门户开放主义的时期；一直到1922年华盛顿会议以后，远东的均势才恢复过来。”王造时：《假使远东大战》，《中国问题的分析·荒谬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3页。原题为《假使远东大战——怎么办》，载《自由言论》第1卷第19期，1933年11月1日。
(49) 鲍明钤在一个评论中明确将“二十一条”视为亚洲门罗主义的政策。鲍明钤：《鲍明钤文集》，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763页。
(50) 《其愚可怜（中）》，《顺天时报》1915年3月10日。
(51) 瑜公：《日本之门罗主义》，《新闻报》1915年4月7日。
(52) Noriko Kawamura, Turbulence in the Pacific: Japanese-U.S. Relations During World War I, Westport ＆ London: Praeger, 2000, p. 45.(https://www.daowen.com)
(53) 北一輝：『支那革命外史』，聖紀書房，1921年，第184—187、242頁。
(54) ［日］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走向亚洲的航踪》，第31—41页。
(55) 池田十吾：「石井·ランシング協定をめぐる日米関係（一）——中国に関する日米両国交換公文の成立過程から廃棄に至るまで」，『國士舘大學政經論叢』，1988年63巻4号，第116頁。
(56) 转引自鲍明钤：《鲍明钤文集》，第764—765页。鲍明钤于1921年在美国出版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China: A History and a Survey一书，其中有专章讨论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鲍明钤文集》收入了该书中文译本。鲍明钤在其中对比了日本“门罗主义”与美国“门罗主义”之异同，但这一对比并没有充分考虑美国在拉丁美洲进行的大量干预别国内政的行为。
(57) Hearings on the Treaty of Peace with Germany signed at Versailles on June 28, 1919, before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Sixty-six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Senate Document No. 106, p. 226.
(58) Hearings on the Treaty of Peace with Germany signed at Versailles on June 28, 1919, before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Sixty-six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Senate Document No. 106, pp. 147, 223-224.
(59)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17世纪中叶——1945》，第446页；Ross A. Kennedy edi., A Companion to Woodrow Wilson, Malden, Oxford ＆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5, p. 234。中文报章对于《蓝辛-石井协定》与“门罗主义”的讨论，参见屠汝涑：《“特殊利益”与日本之门罗主义》，《留美学生季报》1918年第2期，第155—160页。
(60) 小寺謙吉：『大亜細亜主義論』，東京宝文館，1916年，第12—13頁。
(61) 小寺謙吉：『大亜細亜主義論』，第466頁。
(62) 徳富蘇峰：「大正の青年と帝國の前途」，神島二郎編：『徳富蘇峰集』，筑摩書房，1978年，第229—231頁。
(63) 参见浮田和民：「新亜細亜主義——東洋モンロー主義の新解釋」，『太陽』第24卷9号，1918年，第2—17頁。《东方杂志》曾刊发该文中译，参见［日］浮田和民：《新亚细亚主义——东洋孟禄主义之新解释》，《东方杂志》第15卷第11期（1918年11月）。
(64) 北昤吉：「誤解されたる亜細亜主義」，『東方時論』第2巻第7号，1917年，第8—10頁。
(65) Thomas W. Burkman, Japan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Empire and World Order, 1914-1938,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p. 79.
(66) 《梁启超全集》，第3037页。
(67) Thomas W. Burkman, Japan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Empire and World Order, 1914-1938, p. 101.
(68) ［美］塞缪尔·亨廷顿：《军人与国家：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李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4页。
(69)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17世纪中叶——1945》，第630页。
(70) ［英］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下）：争端法、战争法、中立法》（第1分册），第137页，注1。
(71) 立作太郎：「英国の新モンロー主義の宣言及不戦条約の実効」，『外交時報』第48巻第12号，通巻第577号，1928年12月15日，第3頁。
(72) 参见［美］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王丽萍、孙盛萍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131页。
(73) 石井菊次郎：『外交余録』，岩波書店，1930年，第132—163頁。
(74) 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1卷）（“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4—95页。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九·一八”事变资料汇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110页。［日］水野明：《石原莞尔在满洲事变前的谋略》，《铁血沉思：纪念“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史料专辑》（《沈阳文史资料》第18辑），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1991年版，第165—173页。
(75) ［日］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走向亚洲的航踪》，第262—263页。
(76) Stanley Hornbeck memorandum, January 14, 1932,“Manchuria?… for Asia,”in Justus D. Doenecke ed., The Diplomacy of Frustration: The Manchurian Crisis of 1931-1933 as Revealed in the Papers of Stanley K. Hornbeck, Palo Alto,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1, p. 127.
(77) “Japan: Fissiparous Tendencies,”Time, September 5, 1932.
(78) 徐公肃：《所谓亚洲门罗主义》，《外交评论》1932年第2期。
(79) 松原一雄：「リットン報告と日本モンロー主義」，『東亜』第5巻第11号，1932年，第7頁。
(80) Yasaka Takagi,“World Peace Machinery and the Asia Monroe Doctrine,”Pacific Affairs 5, No.11, 1932. See also George Blaustein, Nightmare Envy and Other Stories: American Culture and European Reconstr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63-64.
(81) 此文在1938年单独出版，Katsuji Inahara, Japan’s Continental Policy, Tokyo: Foreign Affairs Association of Japan, 1938, p. 32。
(82) 内田康哉：「第六十四回帝国議会ニ於ケル内田外務大臣演説」，外務省，1933年，第9頁。
(83) Japanese Delegation to the League of Nations, Japan's Case in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 as Presented Before the Special Session of the Assembl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Geneva, 1933, p. 60.
(84) ［英］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下）：争端法、战争法、中立法》（第1分册），第137页，注2。
(85) 横田喜三郎：「アジア·モンロー主義批判」，『中央公論』1933年7月，第92—104頁。中文译文见［日］横田喜三郎：《亚洲门罗主义之批评》，王明章译，《外交月报》1933年第3卷第2期。
(86) George H. Blackslee,“The Japanese Monroe Doctrine,”Foreign Affairs, 11（July 1933）.
(87) John R. Murnane,“Japan’s Monroe Doctrine? Re-Framing the Story of Pearl Harbor,”The History Teacher, Vol. 40, No. 4（August 2007）, p. 514.
(88) 《申报》1933年6月16日；参见秦邦宪：《为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与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69页。
(89) 张力：《顾维钧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和国联的技术合作》，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20—236页。
(90) 龚古今、恽修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71页。
(91) 《天羽声明》发表之后，《大公报》撰写社评《日本外务省之声明》（《大公报·社评》1934年4月20日），剖析日本的用意在于：“就积极的言，最好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俱安受日本所谓东亚门罗主义之支配……消极的言，至少亦须做到国际不能大规模援助中国增加军事力量，以为对日报复之用。前述声明，乃其消极的决心之表示，至积极方面，日本亦知不易达，今方露其端倪，欲试作初步之进行也。”社评同时指出，“日本此次，方仅赖一片之高压的声明，以临中国，以吓世界，则将来东亚和平之可能的大破坏，中国实丝毫不负其责”。
(92) 《日本所谓东洋门罗主义》，《大公报·社评》1932年11月30日。
(93) 杜重远：《大亚细亚主义》，《新生》周刊1934年第1卷第45期。
(94) 方济生：《大亚细亚主义之研究》，北京：新亚洲书局东方问题研究会第一支部1937年版，第4页。
(95) 在这两则寓言里，日本的形象是狐狸，打着与山羊家族联合反抗金钱豹、老虎的旗号，欺骗昏庸颟顸的老山羊，赶走了警觉的小山羊，最后占据了山羊家族的房子，吃掉了山羊公公和山羊婆婆。这就是“狐狸的门罗主义”（《小狐狸的门罗主义》，上海《小学生》1935年第5卷第5期）。而逃出去的小山羊与山谷中的鸡鸭鹅猪等动物联合，打败了狐狸，确立弱者联合的门罗主义，禁止狐狸踏足山谷，这就是“小山羊的门罗主义”（《山羊的门罗主义》，上海《小学生》1935年第5卷第6期）。
(96) 龚古今、恽修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辑》，第183—184页。
(97) 龚古今、恽修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辑》，第184页。
(98) Kimitada Miwa,“Japanese Images of W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in Akira Iriye, ed., Mutual Images: Essays in American-Japanese Rel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33.
(99) 转引自Gerald K. Haines,“American Myopia and the Japanese Monroe Doctrine, 1931-41,”Prologue 13（Summer 1981）, p. 113。
(100) Francis O. Wilcox,“The Monroe Doctrine and World War II,”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36, No. 3（June 1942）, p. 452.
(101) Division of American Republics, Memorandum, July 8, 1940, DS 710.11/2527, RG59, NA.
(102) 龚古今、恽修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辑》，第229页。
(103) 龚古今、恽修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辑》，第239页。
(104) Gerald K. Haines,“American Myopia and the Japanese Monroe Doctrine, 1931-41,”Prologue 13（Summer 1981）, p. 103.
(105) 《汪伪政府对英美宣战文》，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汪精卫问题研究组》选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判资料选编》，南京：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年发行，第282页。
(106) 参见大川周明：『大東亜秩序建設』，第一書房，1943年。
(107) 参见王向远：《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第117—124页。
(108) 日本国际法学界在“二战”期间曾有发行十二卷《大东亚国际法丛书》的计划，最终发行了四卷，其中的两卷是：松下正寿『米洲広域国際法の基礎理念』，有斐閣，1942年；安井郁『歐洲広域国際法の基礎理念』，有斐閣，1942年。参见明石欽司：「『大東亜国際法』理論-日本における近代国際法受容の帰結」，『法学研究』82巻1号，2009年，第261—292頁。汉语学界对于日本“广域国际法”的翻译和介绍，参见魏磊杰主编：《国际法秩序：亚洲视野》，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版，第67—— 159页。
(109) 田畑茂二郎：「ナチス国際法学の轉開とその問題史的考察」，『外交時報』第107巻第1号，通巻第926号，1943年7月1日，第5—17頁。
(110) 田畑茂二郎：「東亜共栄圏国際法への道」，『外交評論』23巻1号，1943年，第14頁。
(111) 松下正壽：『大東亜国際法の諸問題』，日本法理研究会，1942年，第25—26頁。
(112) 松下正壽：『大東亜国際法の諸問題』，第43—44頁。
(113) 参见松下正壽：『大東亜国際法の諸問題』，第45—50頁。
(114) 竹内好：「方法としてのアジア」，『日本とアジア 竹内好評論集第3巻』，第419—420頁。
(115) 参见唐启华：《洪宪帝制外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34—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