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会》之后

一个作者的作品出版了，就意味着作者“死了”，他再也不能知道读者能从他的著述中延伸出来的、有时甚至与他的原意相反的理解。《古代社会》出版后，摩尔根在美国学术界曾保持某种支配地位长达几十年。据怀特的介绍，当时美国对《古代社会》的评论是大加赞扬的，《纽约时报》发表过两篇长篇评论，称之为“长期以来对美国科学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1]。然而，在英国人类学界，对摩尔根的批评和讥讽却没有停止过。有人说他是“轻率的”，有人说他“在希腊字和拼写方面不断出错”，有人抱怨他“缺乏科学精神”。著名人类学家泰勒认为，摩尔根“所建造的理论大厦，比它的事实基础所能承担的要大要重”^[2]。除了评价方面的是是非非之外，摩尔根这个名字与它带着的各种可能性，被它们的“解读者”延伸出了一种具有时代特点的世界性的“两条路线斗争”。

怀特提到摩尔根的“阶级品性”时，说到“摩尔根是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产儿”，并说“他完全了解这个革命，并赞美它的成就”^[3]。关于摩尔根的这一“阶级品性”，怀特还说：

表面上看来，摩尔根的生活中，实际并没有什么东西会使他与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相契合。他生长在美国一个普普通通、但比较富裕的社会阶层中，他从当时一所第一流大学毕业，并成为一名律师。在罗彻斯特，他住在富裕而社会地位很高的地区，并和该城的“上等人士”交往，他到长老会教堂做礼拜（虽然他从未接受耶稣作为他的救世主），偶尔还协助做一些教会的行政事务。他是共和党党员，历任两届州议员。他做过密歇根州的矿业和铁路商人的律师，在这些企业里投过资，是个资产不多的小资本家，在19世纪70年代积蓄了一笔不大不小的财产。

一如怀特所言，作为这样一个人，摩尔根“对严酷的阶级斗争没有认识，从未清楚理解社会主义工人阶级革命的概念”。然而，这一事实并没有阻止摩尔根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推崇对象。恩格斯曾说，“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4]。马克思于1881年5月至1882年2月，仔细研读了《古代社会》，写下了《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5]，共计10万多字。在这部摘要中，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人马克思充满热情地赞扬了这位美国人类学家的成就。《纽约时报》对摩尔根的评论是从“资产阶级革命”的角度出发写的，而对马克思来说，摩尔根著述里陈述的资料却令人兴奋地证实了“共产主义”的历史性与未来性。

在《古代社会》一书抵达马克思手中以前，马克思未曾探讨过原始社会，他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构。他曾在针对“东方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展开的探讨时，意识到这种生产方式的三大特征，即，不存在土地私有制、专制国家高度发达、农村公社长期存在。^[6]读完《古代社会》，马克思深受摩尔根两个方面“发现”的刺激。摩尔根坚持认为，母权制先于父权制，“氏族共产主义”先于私有制和国家社会。这两个要点被马克思接受，使他在“东方社会”中揭示出来的“公社制”得到了更具历史深度的证实。已有学者指出，在一定意义上，摩尔根使马克思放弃了孤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7]，承认这是“原始社会”的残存，更彻底地将历史加以“原始”与“文明”的区分。一如恩格斯所表述的，马克思也认定摩尔根是一位自发的唯物主义者。不过，可能是因为他同时也意识到这位出自美国“资产阶级”背景的人类学家在唯物主义的道路上走得不够深远，所以，在写作他的摘要时，他悄悄地将摩尔根的历史发展序列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改造。这个序列在摩尔根是：生产技术的发展——政治观念的发展——家庭形式的变化——私有制的产生。到马克思那里，它被重新界定为：生产技术的发展——家庭形式的变化——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这个变化表面上看很小，实际产生的效果却很强大。至此，被摩尔根强调得如此之重的“政治观念”，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已彻底退让于非观念性的家庭与所有制了。

正如史铎金指出的，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摩尔根的人类学对在美国民族学局工作的人类学家具有极大影响。尽管他的《古代社会》论述的主要是制度变迁，但当时的美国人类学家将这一理论当成是纯粹的心灵进化论来推崇。^[8]饶有兴味的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摩尔根奠定的美国人类学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认识，仍然处于同一个出发点；接着，围绕着1918年这个时间分水岭世界人类学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在1918年以前，美国人类学除了坚持以进化论的观点来设想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外，也逐渐变得比摩尔根具有更多的种族主义色彩。^[9]种族主义思潮走到极点，人类学“否极泰来”，出现了文化相对主义。如布洛克（Maurice Bloch）所概述的，1918年，进化论方法被美国人类学抛弃，导致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派在美国绝迹。代之而来的是“文化人类学”，这一学派主张用19世纪详尽记录的史学方法来研究文化，反对进化论的“虚构和假设”，强调文化是超有机体，不被任何非文化的因素所决定。论点主要来自德国人类学，代表人物是波亚士（Franz Boas）。实质上，“文化人类学”是新康德主义的新结晶，它主张认识先于经验，从一个认识论的角度彻底推翻了摩尔根对自然与文化所做的关系联想。结果是，从1918年到1950年，美国人类学很少支持摩尔根。对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美国人类学有相当影响的怀特，是这当中的一个例外，他可以说是摩尔根的唯一支持者。^[10]

然而，怀特的人生又有趣地说明了人类学的世界史的另外一面。怀特接受摩尔根，是因为他曾与苏联学者有过密切接触，在接触中受到影响，认为人类经历了一系列发展阶段，主张通过考察人均占有的能量额来区分不同社会的进步程度。他的进化人类学影响到后来的一批人类学家（包括萨林斯），也导致了美国围绕着进化和文化的辩论。在这期间，波亚土的学生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的强调适应和进化多线性的论点出台；文化唯物主义者哈里斯（Marvin Harris）舍弃政治观念史和辩证法的“庸俗唯物主义”，与萨林斯寻找“另一个马克思”的努力同时出现。尽管如此，长期以来，美国人类学家对于摩尔根这个名字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生怕它导致意识形态的分歧。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法国年鉴学派世界史研究的引进，起初只是附带地随着“世界体系”批判性研究进入美国学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到人类学家沃尔夫（Eric Wolf）那里，才与农民社会、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研究结合起来，重新造就一个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人类学。然而，到了这个时期，摩尔根人类史的那一种宏大叙事，已经往日不再。今日美国批评派的人类学更关注的是殖民主义与被殖民的“原始社会”之间的“权力”互动，而在其中，“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或它的替代词“现代性”等——成为人类学研究的“关键词”。

1918年以后，怀特接触到的另一种人类学也崛起于苏联。苏联的人类学将“文化人类学”视为敌人，而宁愿将自己称为“民族学”或“民族志”。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已经过了一个阶段的积累。除了马克思的笔记外，1884年恩格斯为了实现马克思的遗愿发表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根据摩尔根提供的资料、看法，同时综合了他对古代欧洲史的阅读，重新以唯物主义的论点组织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脉络。在这部著作里，恩格斯开创性地将“生产”的概念运用于劳动的发展阶段和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分析，提出了“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繁衍（生产）”两种生产理论。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1842—1911）也给予人类学高度的重视，特别是他在他那本献给恩格斯75寿辰的《财产的起源和进化》（1895）的著作中，对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的财产形式进行了细致讨论。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普列汉诺夫（1857—1918），在其大量的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始社会理论进行了运用。这些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人类学论著，大多还是围绕着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特征和矛盾的构成来写作的。到了列宁和斯大林时代，通过对原始社会的研究来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理论批判，仍然是民族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随着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国际民族关系和国内民族问题的处理，成为苏联民族学所承担的使命。在这一背景下，苏联民族学率先在世界上掀起了研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热潮，这一学派也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原则的同时，较为成功地实现了民族学综合研究，结合“文化人类学”的区域理论，提出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和“历史民族区域”的概念。到20世纪40年代，苏联坚持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其实践已与摩尔根当初的思想与方法形成巨大差异，而摩尔根这个名字直到20世纪80年代依然接受着俄罗斯学术语言的歌颂。^[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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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怀特，《摩尔根生平与〈古代社会〉》，第8页。

[2] 怀特，《摩尔根生平与〈古代社会〉》，第8页。

[3] 怀特，《摩尔根生平与〈古代社会〉》，第9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

[5] 该笔记是《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一书的组成部分，该书为荷兰历史学家克雷德（Lawrence Krader）所编，搜集了马克思于1880年到1882年用英文摘录的4本书的笔记，包括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菲尔（John Budd Phear，1825—l905）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农村》（1880）、梅因的《古代制度史讲义》（1875）和卢伯克（1834—1913）的《文明的起源与人类的原始状态》（1870）（参见杨堃，《民族学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104页）。

[6] 贺麟，《略论人类学从摩尔根到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7] 鲁越、王国庆，《试述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始末》，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黄淑聘，《人类学的社会进化观及其批评的辨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

[8] Stoking，Race，Culture and Evolution：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1968，p．116．

[9] Stoking，Race，Culture and Evolution：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1968，第270—301页。

[10] 莫里斯·布洛克，《马克思主义与美国人类学》，陈为译，《民族译丛》，1986。

[11] 参见杨堃，《民族学概论》，第103—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