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教条的式微

我这代人上大学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还在中国人类学里占据主导地位。记得是1983年，老师召集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本应是关于人类学学科建设的，但却集中于原始社会史和婚姻家庭史。会议论文的内容大多来自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但涉及的理论多为摩尔根和恩格斯的提法。不是说当时的学者对摩尔根模式毫无批评，事实上，那时在我阅读的一些文章中，时常还是可以看到对摩尔根具体论点进行纠错的。只不过是在纠错的过程中，学者们大多只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摩尔根模式在中国人类学界的持续影响是有历史背景的。那个时候，“极左”思潮刚刚成为过去，在“文革”的破坏下，社会科学各门类都处于百废待兴的局面。学科能恢复到20世纪50年代的状况已不容易，哪里还谈得上对旧有的模式展开反思。在这种情况下，摩尔根在中国人类学学科的改革中起的作用应当说是积极的。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摩尔根模式为老一辈学者总结20世纪50年代积累起来的原始社会史的知识提供了一个在当时情况下还算严谨和客观的理论解释框架。比如，林耀华先生主编的《原始社会史》就是一个例子。林先生1949年在吴文藻先生的指导下学习人类学，后留学海外，获得了系统的社会人类学知识，他的理论取向是结构-功能主义的。20世纪50年代起，林先生参加民族学研究，与其他老一辈人类学家一样转入历史唯物主义，深受摩尔根模式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他与苏联专家合作，一直摸索中国民族学发展的道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积累了许多原始社会史教学和研究的经验。这些经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并没有被好好地总结出来。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林先生组织编写《原始社会史》，结合历史文献、考古发现和民族志资料，对原始社会史进行了系统阐述。^[1]

其二，使中国人类学研究与“原始社会史”研究密切关联起来。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人类学研究运用了摩尔根关于家族史的论述，整理了丰富的国内民族志资料，在当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依据有关各民族的社会历史资料，编写、出版了少数民族的调查文献。尽管对于社会形态的研究过度集中于形态的演变，但摩尔根对亲属称谓和氏族制度所做的梳理，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的研究提供了相当有效的工具，使这些调查文献比较详实地记述了20世纪50年代以前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面貌。大部分文献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得以系统出版。

谈摩尔根模式对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人类学所起的积极作用，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无视它造成的负面影响。经过20世纪50年代和70—80年代的不断运用，摩尔根模式在中国人类学界几乎成为僵化的教条。这个模式代表的一个强制性话语体系，导致20世纪30—40年代已多元化、国际化的中国人类学走进了自我封闭的空间，使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人类学的“百花齐放”面貌为“原始社会史主义”面貌所取代。学生时代，我阅读了许多前辈的人类学著作，从中体会到经历这个转变的前辈学者留下的遗憾。举一个例子说，杨堃先生从20世纪20—30年代起从事人类学研究，在法国年鉴学派社会学里直接接受大师的训练，回国后写了不少关于法国社会学派的文章，也做了不少仍然值得我们今天继续追踪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与林耀华先生一样，杨先生开始转为摩尔根模式的叙述者。到1984年他发表《民族学概论》时，竟将摩尔根当成是划时代的人类学家，将西方人类学史划分为“摩尔根以前”和“摩尔根以后”。

显然，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已有不少前辈关注到摩尔根模式的僵化带来的问题。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吴文藻先生才于1982年发表《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化》一文，广泛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结构人类学和新进化论的思想，给中国人类学带来了新鲜空气。学生时代，我对这些类型的论文特别感兴趣。到了我大学毕业时，与人类学前辈的更多接触使我认识到，试图为中国人类学打破僵化局面的人并不少。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已接触到童恩正先生，聆听过他对摩尔根模式的批评。到1988年，童先生的那些精彩观点得以正式发表。尽管从今天的情况来看，童先生的许多论说还需要补充，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他的文章《摩尔根模式与中国的原始社会史研究》却宣布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在文章中，童先生指出：

1949年建国以后，中国学术界以很大的热情学习马克思主义，自觉地将史前考古学、民族学的实践，置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从而开辟了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新时代。但是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原始社会史理论，主要是照搬了苏联学术界在30年代确定下来的某些结论，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也感染了较严重的教条主义的影响。再加上从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长期“左倾”思潮的流毒，使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原著时，也是习惯于照抄结论，而不习惯于体会其精神实质。种种有形的和无形的禁区和桎梏，至今并未在原始社会史的研究中彻底清除……^[2]

时至今日，继续延伸摩尔根模式的人类学家依然大有人在，也不无其理由。不过，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这个模式已逐步失去“话语霸权”。与此同时，摩尔根以后人类学理论的发展，成为学术界引入介绍的主要对象。现在看来，与摩尔根对立的美国历史具体论派、英国功能主义和法国社会学派，都已成为中国人类学参考的主要理论。不仅是这样，在这三个现代西方人类学传统内部发展起来的解释人类学、过程理论、结构人类学、后结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也开始受到国人的关注。今天的青年学生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于这些后期的理论的学习，从而使摩尔根这个名字逐步变得生疏起来。

[1] 林耀华主编，《原始社会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

[2] 童恩正，《摩尔根模式与中国的原始社会史研究》，第3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