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分流
文明的分流
从20世纪上半叶知识的国际状况看，摩尔根这个名字代表的那种人类学，面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特别是在人类学的主要国家英国、法国和美国，摩尔根这个名字遭到了激烈的批评。从这三个国家兴起的功能主义、社会结构论和历史具体主义，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创造了风格迥异的人类学。重视田野工作中观察的重要性，重视制度化的地方过程，成为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的两个主要特征。在法国（部分也在英国），人类学成为一种比较社会结构的研究，这一类型的人类学主张在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找到连续性，特别重视社会构成方式中习俗起到的重要作用，强调在原始社会中发掘现代社会凝聚机制的基础。美国人类学中，则出现了前文概述的“波亚士转变”，人类学从德国的社会思想中引进了大量观点，特别强调文化的一体性和相对性，及文化作为一个自主体系的存在。[1]在这三个国别性的现代人类学传统中，摩尔根的人类学基本上被置之不顾了。
在苏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学开始分化为“古人类学”“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学”。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苏维埃国家知识管理体系的确立，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思想在学科定义和研究模式方面占据了支配地位。对西方“资本主义人类学思想”的述评，没有间断地为苏联社会科学家所重视。然而，在人类学的具体研究上，苏联人类学将摩尔根的著作奉为经典，虽对之加以个别修正和唯物主义化，但基调是将之当成正统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组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一风格的人类学在中国人类学中也占据了主导地位。
摩尔根这个符号延展出一条分水岭：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古典进化论的人类学成为过去；在社会主义国家，这种人类学变成“原始社会史”，成为阶段论的历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础。而历史总有停滞与急变之别。正当摩尔根模式在中国逐步升级为教条时，世界人类学的格局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我前文提到过的怀特，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便公开发表了对摩尔根的支持意见。自此以后，美国人类学重新出现了进化论的新潮流。进化论和唯物主义，在地位上取代了波亚士的新康德主义文化认识论，而沿着这个概念标出的路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探讨生态与进化的关系、进化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线条、决定论与文化的关系。在法国，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得以勃兴，这个派别的人类学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当成是自己的伙伴，继承了摩尔根对亲属制度的浓厚兴趣，采纳结构语言学的若干原则，对原始氏族社会的结构展开了精彩的跨文化比较和综合。在这个基础上，20世纪60年代法国人类学出现了结构马克思主义的论说，至今依然有着重大影响。[2]在英国，曾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影响的人类学家，如利奇（Edmund Leach），20世纪50年代便提出以过程的分析来纠正功能主义的“无时间性”的错误，而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家已与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同坐一桌，交流各自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看法[3]，而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生产”和“阶级”的看法，也在诸如古迪（Jack Goody）这样的人类学家中受到关注。到1980年，一部由苏联和西方人类学家参与的人类学大会的论文集出版了，英国人类学家福蒂斯（Meyer Fortes）在导言中宣称，两个意识形态阵营里的人类学，“基本的科研目标是一致的”，二者之间的理论观点“也存在诸多的重叠和趋同之处”[4]。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重新在西方人类学中受到热烈欢迎。在对人类学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东方学之间密切关系展开历史的批判时，许多西方人类学家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马克思主义式的“抵抗”“斗争”的论述，也在那个时代的农民社会的研究中崛起。同时，西方人类学又掀起研究资本主义文化和世界体系的热潮。在这个热潮中，从人类学角度解构西方的世界性霸权成为主流。到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人类学家沃尔夫（Eric Wolf）已完整地总结了这个热潮中涌动的思绪，提出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观念来纠正人类学的“文化”概念的失误。[5]同时，在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批判中，受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人类学家，广泛综合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与其他哲学流派中的“反思现代性”观点，促成了“反思人类学”的兴起。[6]
在欧美人类学逐步接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过程中，摩尔根的论著并没有随之而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是越来越被认为已成为过去。原因很多，摩尔根猜测的历史含有的所有猜测成分引起了当今人类学家的担忧。仅从摩尔根模式的内部说，即使是主张进化论的人类学家也反对他对蒙昧、野蛮与文明时代提出的论说。他对机械唯物主义与基督教思想的糅合、他采取的充满想象而无证据的考古学历史分期标准、他对亲属称谓与亲属关系事实的不加区分、他提供的人类家族史中“乱交”之说及母系先于父系的武断论说等，都已一一被新发现的证据所证伪。
更重要的是，摩尔根依据蒙昧、野蛮与文明三个时代的划分建构起来的人类史，与人类学家在现实世界中遭遇的现实问题，有比较遥远的距离。包括摩尔根在内的人类学家大多数是从现存的“世界少数民族”的观察中提出他们的看法的。然而，正如功能主义者早已指出的，摩尔根式的“臆想的历史”将现今生活的“世界少数民族”当成西方文明的久远祖先来研究，认为这些族群生活中的文化，乃是远古的原始人遗留下来的。事实上，这些文化是被西方人类学家“发现”的，而西方人类学家之所以能“发现”这些文化，又是以特定时代西方探索世界的“科学发现运动”为前提的。在今天的人类学家看来，对于“世界少数民族”之不同文化的“发现”，乃是欧洲中心的世界政治经济史的组成部分，而近代以来的世界制造了一个格局，使欧洲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其他地区和民族成为其边缘。因而，在切实可见的世界史中考察人类学研究的历史，使人们意识到，所谓“野蛮”与所谓“文明”之间是有一个近代的现实体系的。摩尔根在展开他的人类史叙述时，未能将这个体系的构成与他所研究的易洛魁文化联系起来，从而掩盖了印第安人遭受殖民主义侵袭的真实历史。
这也就是说，摩尔根在提出“氏族共产主义”概念时，从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产儿”的角度，揭示了一个令马克思主义者振奋的史前时代。这个史前时代的“发现”，符合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社会否定无阶级社会、并将被无阶级社会再否定的三段式理想主义历史目的论。然而，这个发现，又与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相违背，在将现今生活的“世界少数民族”当成“原始人”的过程中，减轻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责。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立足于“原始人”与“资本家”代表的两种文化之间，企图通过对二者的“阶级”关系的批判来缔造一种新的人类学。对他们来说，从任何意义上讲，摩尔根的工作都已失去其重要性了。
[1] 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 Maurice Godelier，“The Emergence of Marxism in Anthropology in France”，Emest Gellmer ed.，Soviet and Western Anthropology，1980．
[3] Maurice Bloch，ed.，Marxist Analyses and Social Anthropology，1975．
[4] Meyer Fortes，“Introduction”，Ernest Gellner ed.，Soviet and Western Anthropology，1980，p．xxv．
[5] Eric Wolf，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1982．
[6] 马尔库斯、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