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生平
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在北依龙门山、东傍奔腾怒吼的黄河水的一个小乡村（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一户姓司马的人家诞生了一个男孩，他就是后来史学史和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司马迁。
司马迁，字子长，出生于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史官世家。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司马迁的家世可以上溯到上古颛顼时代掌管天地的重黎氏，也就是颛顼王的史官。周宣王时，重黎氏的后代程伯休甫做了主管军事的司马。按照古代以官为氏的习惯，司马迁的家族就以司马为其姓氏。周惠王、周襄王以后，为避战乱，司马家族逃到了晋国。公元前621年，为躲晋室之乱，司马家族再度逃亡，“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而司马迁祖上这一支，在“晋中军随会奔秦”的这一年（公元前620年），迁到了少梁（今陕西韩城县南）。
在战国时代，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因伐蜀有功，做过蜀郡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与武安君一起参加了历史上有名的长平之战。司马靳的孙子司马昌也就是司马迁的高祖，做过秦始皇的主铁官。曾祖司马无泽，在汉初为长安的一个“市长”（管理市场的小官）。祖父司马喜虽无官职，而有九等爵位，为“五大夫”。由此可以推断，他的家庭那时可能是“中人之家”，因此有条件出粟买爵。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生于汉文帝初期，他继续其先祖“世典周史”的传统，担任了汉朝太史令的官。他“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见《太史公自序》），是当时的一位有广泛修养的读书人。史官是主管天时星历、祭祀礼仪、保管典籍、记载朝事的官职。官位不高，职权不大。司马谈虽官职卑微，但学识渊博，志在高远。他的《论六家要旨》，以简练的文字分析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学术的短长，是古代学术史上一篇不可多得的论文。
正如“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样，《史记》的诞生固然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但是为什么同处在汉武帝的时代，只有司马迁写出了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这就不能不涉及到司马迁的主观条件和产生这些主观条件的独特的人生经历。
儿时的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太史公自序》），为其日后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建元五年（前136），汉武帝为巩固自己的统治，立五经（《诗》、《尚书》、《礼》、《易》、《春秋》）博士。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在崇尚黄老思想的窦太后死后，公开推崇儒家思想。公元前134年，传公羊《春秋》的董仲舒和学春秋杂说的公孙弘，因此而成为朝廷重用的著名学者。恰逢此时，司马迁随做了太史令的父亲来到了京都长安。长安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文荟萃、商业发达、名人聚集的良好环境为日后司马迁的学习和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这种良好的氛围的熏染下，司马迁潜心学习。在风华正茂之时，曾师从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孔安国和董仲舒。孔安国的《尚书》使他具备了阅读和整理先代典籍的能力，而公羊《春秋》则使他懂得了修史的精神。尤其是董仲舒的《春秋》学说，竟成为他著《史记》的指导思想。如果说家庭的基础教育和儒学大师的指点迷津使司马迁具备了扎实的理论功底的话，那么，他二十岁时的远游则奠定了他的实践基础。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仅二十岁的司马迁暂时停止了古文经传的诵读，远游访问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这一切为他日后从事《史记》的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司马迁“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由此可见，他游历过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省，但是这并非游山玩水，而是在做详细调查。
他到达会稽，探寻禹穴。在今浙江绍兴东南的会稽，山上有一个洞，据说禹曾经进去过，所以称为禹穴。在这里，他考察了“禹疏九江”的传说。
他去过汨罗县，感念屈原。在汨罗江畔，“信而见疑，忠而被怨”的屈原的悲剧境遇勾起了他无限的怀想和伤感。
他到达姑苏，眺望五湖，并在吴县亲临春申君的宫殿遗址，感受楚国贵族当年的气势和生活。
他渡江北上，访问淮阴。这里流传着淮阴侯的故事。他在这里访问了淮阴父老，并深深地为淮阴侯当年种种不同凡响的举动所激励。
渡过淮水，参观曲阜。曲阜是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故乡。受当时举国尊儒风气的影响，这里一派兴旺的景象。在这里，他拜谒了孔子墓和孔子故居；参观了孔子的庙堂、车服和礼器；目睹了儒生们按时习礼的情景；请教了这里的儒者们。所有这些，都唤起了司马迁对孔子的崇敬和敬佩，以致他在这里停留的时间最久。
他南游彭城（今江苏徐州），抵达丰沛。这里是秦楚、楚汉相争的地方，也曾是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这里是记载汉代历史的重要见证，也是搜集汉代历史资料的重要地方。因此，他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深入地进行调查。“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史记·樊郦滕灌列传》）意思是说，他到了丰沛，访问了当地的遗老，参观了萧何、曹参、樊哙、滕公（夏侯婴）的家，了解了他们平素的情况，与以前听说的不一样。他从这里知道了当年鸿门宴上的壮士樊哙曾经是卖狗肉的，而汝阴侯滕公还曾有过编织养蚕器具和当吹鼓手的经历。尽管当时司马迁已非常穷困，但是他几乎没有放过彭城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重要的人物，这恐怕也是他在后来的《史记》中对秦汉之际群雄蜂起、风云变幻的复杂局面叙述得有条有理、得心应手的原因吧。
他继续向西，进入大梁，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这里是战国时期魏国的都城。他专访了夷门，这里是当年魏国贵族信陵君无忌谦恭下士、亲身拜访夷门监者侯嬴的地方。亲临大梁城的东门——夷门使他对信陵君更加钦佩。在这个地方，他还得到了秦魏最后一战的珍贵史料。原来魏国最后被灭，是由于秦“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史记·魏世家》）。约在公元前119年，司马迁回到了长安。过了不久，“仕为郎中”。这是汉王朝郎官系统中最低的小官。郎中的职责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皇帝出巡，是车驾的侍从，皇帝在宫，则是宫门的卫士。虽然其政治地位不高，但却因得以亲近皇帝、便于升迁而被世人青睐。
司马迁能够在如此年纪成为皇帝的亲信，应该说是一件幸事，这不仅为他今后的仕宦生涯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他在史学方面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汉武帝当权初期，北方的匈奴经常进犯汉朝，而朝廷内部也有诸多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忙于加强内部统治和稳固边塞的汉武帝无暇出巡。公元前113年冬季，汉武帝带着司马迁父子等众臣出巡郡县。先到雍（今陕西凤翔）祭祀五帝，接着到河东郡的汾阴（今山西荣河北），立后土祠，举行祭礼。尔后南渡黄河，经荥阳（今河南荥泽西南）返回洛阳。第二年冬天，司马迁又一次随武帝祭祀五帝，西跨陇坂，又登崆峒，西行祖厉（今甘肃靖远西南），回返长安。此行使他拓展了视野，感受到与江淮大相径庭的西北风情，丰富了知识，印证了古文经学派对上古历史的解释。
汉朝十分重视西南边陲，汉武帝曾先后派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去西南开发和安抚。公元前111年秋，司马迁受命出使巴蜀以南。司马迁此行可谓踌躇满志，一则是他感到这是武帝对他的信任，因为武帝认为司马迁是当朝众多的“辩知闳达、溢于文辞”的人才之一，所以才有这次西南之行的机会；二则西南之行也可以丰富他的人生阅历，使他得以补充有关祖国西南的地理、物产、民情、风俗的知识。他从长安出发，出汉中（今陕西汉中南），进巴郡（今四川重庆北）；再由犍为郡（今四川宜宾西南）到柯郡（今贵州黄平西）；然后越巴蜀，过邛（今四川西昌）、（今四川汉源）到达昆明。这次出使对他后来写《货殖列传》无疑具有很大的帮助。
元封元年（前110），武帝在实现了帝国统一以后，东行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这种典礼据说起原于战国。登泰山筑坛祭天为封，在梁父山辟基祭地为禅。所以帝王先到泰山顶上祭天，尔后在泰山脚下祭地，只有这样，帝王才有资格作为天的唯一合法代表。封禅是千载难逢的盛典。司马谈因病不能成行，留在洛阳。司马迁从西南回来，赶到洛阳，见到了因病而生命垂危的父亲，心里万分难过。父亲拉着儿子的手，嘱咐他要继孔子作《春秋》之后写出一部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事迹的通史，以完成司马谈毕生的事业和理想。司马迁“俯首流涕”接受了父亲的遗命，立定了修史的志愿。
父亲去世后，司马迁急于复命，又继续东行，追赶武帝。武帝在泰山举行了封禅大典，实现了他炫耀功绩、安定人心的目的。接着又希望会见神仙，以达到长生不死的目的。于是他东至海上，沿海北上至碣石山，又经辽西郡（今河北卢龙东）而至九原郡（今内蒙五原），最后回到甘泉。
汉武帝的这次封禅活动，使司马迁有机会亲眼目睹：“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此行又使他对齐燕的风土人情、海上景观、边塞特点有了感性认识，进一步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和地理历史知识。三年过后，司马迁被任命为太史令。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史官的生涯。这是司马迁从事《史记》创作的重要条件。
太史令属“卿大夫”，但在官职体系中仍然属于低级官位，每月领俸七十斛。但是这个职务比起郎中来已是体面得多了，而且对于立志继承父志的司马迁来说，这个职位也有利于他接触朝廷的藏书，掌握必要的历史资料。
朝廷的藏书十分丰富，“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史记·太史公自序》），但却缺乏整理。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司马迁夜以继日地“纟由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一方面，他要尽量从杂乱无章的历史典籍中找出条理；另一方面，他又要辨别真伪，进行考证。可以想象得到，这是一项多么艰难而又浩大的工程啊。但他凭着“小子何敢让焉”的精神无怨无悔地承担了起来。
太史令还有一种职责，就是侍从武帝。已近暮年的武帝，为了长生不死，求仙的欲望日益强烈。所以司马迁在整理史料的同时，还要陪伴武帝出巡。随着武帝元封四年冬的北巡，元封五年冬的南巡、元封六年冬的北巡，使他已有的知识面更加广博、阅历更加深刻了。
汉朝建立之后，一直沿用秦的《颛顼历》，把十月作为岁首。司马迁任太史令后，考虑到《颛顼历》与当时的天象已有出入，“宜改正朔”，于是就从天象的实际出发，向武帝提出了改历的建议。这恰好符合了武帝的心愿。于是武帝命令司马迁、公孙卿、壶遂和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共同制定汉历。
经过司马迁等人的努力，一部精密的新历终于诞生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太初历》。《太初历》奠定了中国夏历的基础。它以正月为岁首。这个历法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至今还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在广大的农村还起着重要的作用。
当司马迁年届不惑的时候，广博的知识、丰富的阅历、过人的才华都使他感到著史的条件已经成熟，而《太初历》的推行又为他叙事纪年提供了统一的时间坐标。于是他像一艘鼓满风帆的船在史学的大海中起航了。
就在司马迁开始写作《史记》后的第七年，发生了李陵投降匈奴的事件。
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宠姬李夫人的兄长李广利去攻打匈奴。其目的是想让他立功以便为其封侯。李陵是李广利的部将，又是历史上立下战功的李广的孙子。据说，当年的李广虽然口讷，但作战勇猛，曾与匈奴进行过大小七十余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就是对他的赞誉。作为名将之后的李陵，勇猛善战，颇具乃祖遗风。在这次攻打匈奴的战役中，他作为李广的偏师带兵五千人与匈奴奋战。李广利未遇匈奴主力，兵败而归。而李陵在先后十一万匈奴的围攻中，虽英勇奋战，斩敌万余，终因孤立无援而最后被迫投降。结果，李广利无人批评，而李陵却倍遭指责。武帝也借李陵之罪为李广利开脱。当武帝问及司马迁的看法时，司马迁出以公心，为李陵辩解。他认为李陵败降并非本意，而是迫不得已。即使现在败降，也只是暂时的，他会在适当的时机报效汉朝。司马迁为李陵辩解并非出于和李陵的私交。司马迁的确同李陵相识，也曾与他一起做过侍从，同李陵的祖父李广也见过面。但是，他们仅仅是相识，而并非朋友。这样做只是出于对李陵人品的钦佩。平素觉得他为人正直，有国士之风。在与匈奴的战役中，觉得他奋起抵抗，勇敢出击，因寡不敌众才被迫败降，应给予公正的评价。所以他在人们对李陵落井下石的一片指责声中，公正无私，敢于直言。这本是应该赞许的品格，却因触怒了武帝而被投入监狱。第二年，又因李陵（实际上是李绪）给匈奴训兵的谣言传来，使“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的司马迁背上了“诬上”的罪名，被判以死刑。根据当时的法律，被判死罪的人如想免死只有两条路：或用五十万钱赎罪，或受腐刑。对于官小家贫、无力承担、又无亲朋好友赞助的司马迁来说，这第一条路是难以走通的。而这第二条路又意味着将要忍受人世间的奇耻大辱，这也是司马迁极不愿意接受的事实。如果选择死，那么父亲的嘱托和撰史的宏愿便会付之东流。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司马迁鼓起一般男儿所没有的勇气，承受着心灵和肉体双倍的痛苦，接受了宫刑。
这一重大变故使司马迁以更深邃的目光透视社会，以更深切的体验感悟人生，以更深刻的思想解析历史。
受刑二年之后，武帝大赦天下。司马迁结束了囚徒的生活。一年之后，他做了皇帝的中书令。中书令一职对于权欲极强的人们来说，是“尊宠任职”，可以接近皇帝，可是对于刚直的司马迁来说，这实际上等于是当打扫宫庭、听候差遣的奴仆。所以他从“厕下大夫之列”的太史令变为一个“身残处秽”的“馆阁之臣”没有半点喜悦，反而从此认清了朝廷政治的黑暗，看到了自己社会地位的卑微，感到了“立德”、“立功”的无望。于是他在著述以外对朝廷的事务感到索然无味，有的只是“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瞮衣也”。
太始四年，承载着司马迁生命和夙愿的《史记》终于完成了。约公元前87年，他的生命也与《史记》一起化为了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