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陶渊明，字元亮，或云名潜，字渊明，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出生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王朝的开国元勋。陶侃出身寒微，以军功升任荆州刺史，成帝时官至侍中、太尉，领荆、江二州刺史，都督荆、江等八州军事，封长沙郡公，死后赠大司马。在偏安江左的东晋王朝中，陶侃是一个胸怀壮志，有强烈进取精神的人。他做州官时，每天早上运一百块砖于室外，晚上又运回室内，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他还常常对人说：“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见《晋书·陶侃传》）这些佚事名言，至今仍为人们所乐道。陶渊明在他的《命子诗》中称赞他的曾祖父：“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对乃祖的勋业和节概可谓推崇备至。
陶渊明的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他父亲的情况一般史传均付阙如，有说其父名陶逸，做过晋安城太守，但未可征信。陶渊明在《命子诗》中写道：“于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由此，我们可以想见他的父亲是一个并不以仕宦显、生性淡泊的人。
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即陶侃的女婿）曾为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陶渊明曾撰《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一文记述他的生平。在这篇传文中，陶渊明称颂他的外祖父“冲默有远量”，“温雅平旷”，“行不苟合，言无夸矜”。他特别写道，孟嘉“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旁若无人”。一次孟嘉在桓温龙山之宴上风吹落帽，自己还不知道，桓温命孙盛为文嘲笑他，孟嘉即席作答，其文甚美。这些被当时人们所称赏的“名士”风度，无疑对陶渊明产生了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
陶家在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时曾十分显贵，富甲一时。《晋书·陶侃传》称陶侃“媵妾数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陶侃死后，一因官场风波，二因兄弟阋墙，家境日渐式微。陶渊明的祖父、父亲都不是陶侃的嫡嗣子孙，不曾继承爵位，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更一落千丈。陶渊明八岁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从此他的家更陷入一贫如洗的境地。陶渊明的朋友颜延之在《陶征士诔》中称他“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应该离真实的情况不远。
生活在这样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使陶渊明从小就有机会接触到各种文化典籍，博览群书。诸子百家，兼收并蓄。他在《饮酒》诗中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之二中又写道：“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可见，少年陶渊明对儒家经典曾情有独钟，受儒家积极用世思想的影响，追踪曾祖父的遗风，陶渊明也曾立下了“大济苍生”的宏伟抱负。他在《杂诗》第五首中曾不无神往地写道：“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陶渊明二十九岁时才第一次出去做官，到江州（今江西九江）任州祭酒（主管教化的官）。他在《饮酒》诗的第十九首中曾这样概述他第一次出仕的经过：“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陶渊明在任时间很短，就以“不堪吏职”为由，辞职回家了。所谓“不堪吏职”，恐怕与当时的政治腐败以及陶渊明的耿介性格有关。东晋是一个门阀世族统治、等级森严的时代，陶家虽然历史上也曾经辉煌过，显赫过，但“望非世族”，与当时王、谢诸姓的资望究竟不同。何况陶渊明时陶家已破落，政治上已无势力，他出去做官是不可能被重用的。陶渊明是一个品行高洁的人，“少有高趣”，“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很难设想他能够适应谄媚奉迎、尔虞我诈的官场风气。明白了这一切，他在“而立之年”才谋得一个官职又很快辞去，就不会令人奇怪了。
辞官后，他在家居住了整七年，生计仍十分窘迫。这时正是王恭、刘宗之、桓玄、殷仲堪等一批军阀混战、孙恩起事、东南大乱之时。在陶渊明三十六岁时，一半由于饥寒所迫，稻粱之谋，一半由于壮心未泯，苍生之志，陶渊明来到荆州刺史桓玄的幕中。当时，桓玄消灭了他的主要敌手原荆州刺史殷仲堪和雍州刺史杨全期，独据建康上游荆、江二州，自称“三分天下有其二”，踌躇满志，野心勃勃。桓玄一方面树立心腹，招兵买马，为篡夺帝位作准备；另一方面，又借口孙恩之乱，上表要求出兵勤王，以便窥伺机会。陶渊明到达桓玄的据点江陵之后，渐渐对桓玄的野心有所认识，不愿与其同流合污，辞官归田的思想复萌。他到江陵的第二年（400），奉命到京返柴桑途中，曾作《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流露出这种心情。诗中写道：“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途，凯风负我心，戢籱守穷湖。”“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透过对自然环境的险恶的描写，我们不难看到他对政治形势的忧患与担心。次年冬，他的母亲孟氏去世，于是他便以奔丧守孝为名，辞官还乡。
403年春，桓玄攻入建康，诛杀司马道父子，自为国相，一时朝野震动。而此时陶渊明已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躬耕田园了。他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一中不无庆幸地写道：
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
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
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
鸟弄欢新节，冷风送余善。
……
诗人以十分喜悦的心情、轻灵的笔致讴歌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田园生活，表达了他对官场的厌倦，以及对桓玄之辈的鄙视。
然而，陶渊明毕竟是一个忧国忧时、不甘沦落的人。当刘裕从京口出发讨伐桓玄时，他对刘裕这一新崛起的人物又产生了一定的幻想，应召到京口当了刘裕的参军。他在《荣木》一诗中写道：“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大展宏图之志跃然纸上，然而他的理想旋即又一次化为了泡影。陶渊明很快看到刘裕并非他理想中的人物，残暴专横，为了消灭异己无所不用其极，辞官归隐之思复又占了上风。我们在他这一年写的《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曲阿即今江苏丹阳）》一诗中可以看出他的心迹：
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405年，陶渊明离开刘裕以后，又在江州刺史刘敬宣处当了一段参军，不久即辞职，回到离家乡不远的彭泽做了八十天的县令。这次他做官已没有“大济苍生”的打算，只是出于生计的考虑，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说得很明白：“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为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
就在这年冬，郡里督邮来县检查，县吏告诉他：“应束带见之。”陶渊明听了说：“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不久，他即辞官回乡。
就这样，陶渊明从二十九岁出任江州祭酒，到四十一岁辞去彭泽令归里，前后十三年间，徘徊于进退之际，游移于仕隐之间，最终选择了终生归隐的道路。在这十三年中，陶渊明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他的诗作往往既流露了“有志不获骋”的悲愤，又表达了“素襟不可易”的节操。因此，一旦撒手官场，归耕田园，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解脱之感。《归去来辞》充分表现了他的欢愉之情：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颺，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
他把那种脱却尘网、归耕田园的喜悦心情描绘得何等淋漓尽致，把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设想得多么富有诗意而令人神往！
然而，真实的隐居生活却是清苦而艰难的。归田后的第三年（408）夏天，一场意外的大火把他那“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住宅化为灰烬，他只得与家人寄居在门前的船上，直至初秋还没有定居下来。从此，他的生计更窘迫，心情也不像刚刚归田时那样兴奋了。在他的笔下出现的已不是鸟语花香，优美而充满生机的田园诗画，而是“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己酉岁九月九日》）的凄凉衰败的景象了。他对农业劳动的艰难也有了深切的体会，以至于发出了“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的感叹，但可贵的是，诗人并没有被灾难劳累所吓倒。他坚定地表示：“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陶渊明四十七岁时由园田移居南村。这是离浔阳城外不远的一个村庄，也是陶渊明向往已久的一个地方。他所看重的主要是这儿的人文环境。他写道：“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在这里，陶渊明结交了一批较好的邻里朋友，其中既有与他一起躬耕南亩、共话桑麻的农民，也有可堪“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友，包括参军、主簿一类的小官，以及与他经历差不多的隐逸之士，例如与他共称“浔阳三隐”的刘程之和周续之，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文人“圈子”。他们经常在一起饮晏酬唱，使陶渊明得以暂时忘却眼前的烦恼。他的《移居》二首生动地描写了这种邻朋交游之乐。其二云：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
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
衣食当须纪，力耕不我欺。
然而诗人的家境仍每况愈下。他在五十岁时写了一组《杂诗》，其中第八首写道：
躬耕未曾替，寒馁常糟糠。
岂期过腹满，但愿饱粳粮。
御冬足大布，粗纟希以应阳。
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
表现了他贫贱不移、初衷不改的精神。
他在五十四岁时写的《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中说：“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生活景况之一斑。但他固志守节，一再拒绝了朝廷和官吏的征召。檀道济作江州刺史时，携着粱肉来到陶渊明家里，此时贫病交加的陶渊明已病卧床，好几天揭不开锅了。檀道济对陶渊明说：“夫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这是一种胁迫与责问的口气。陶渊明断然地说：“潜也何敢忘贤，志不及也。”檀道济只好悻悻而去。
宋文帝元嘉四年（427），陶渊明终因贫病离开了人间，卒年六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