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文学特色
《史记》——一部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巨著。它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年左右的历史。这部“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不仅创立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而且以其文学性成为我国第一部以人为中心的文学作品，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史传文学之祖。
一、典型形象，生动逼真。
《史记》作为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传文学，无论是本纪写的帝王、世家写的诸侯，还是列传写的各类代表，都是人物传记。从黄帝到汉武帝，上至帝王将相、文武大臣，下至平民、商人、医生、学者，乃至起义领袖等等都有记载和描写。四千多个呼之欲出的人物犹如历史之网上的纽结，为人们认识自黄帝以来的历史提供了依据。
司马迁笔下的典型形象栩栩如生，各具风采。他刻画的帝王，都能突出其主要特点，汉高祖的无赖、汉惠帝的软弱、汉文帝的仁厚、汉景帝的刻薄，各具特色，互不雷同。他描写的官吏既有杜周、张汤等酷吏的典型，又有像石奋那样恭敬小心的官僚典型；既有孙叔通、公孙弘等善于阿谀逢迎的典型，又有张释之、汲黯等刚直不阿的典型，这是一类缩小了的社会现象，或褒或贬，寄予了作者的爱憎亲疏，体现了共性和个性的完美结合。
司马迁笔下的典型形象丰满完整，与先秦历史散文中关于人物的描写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那一时期因为写人是服务于记事的，因此人物形象单薄干瘪。而《史记》在写人方面既能全面地反映人物的姓名、出身、家庭、官职、思想、性格、经历、结局等等，又能突出个性特征。他所描写的蔺相如，不是不分主次、面面俱到，而是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会”、“廉蔺交欢”三个典型事例集中刻画了蔺相如的思想品质。他通过“完璧归赵”写了蔺相如的勇和智，在使秦之前，面对朝廷百官的无奈，他勇敢地说：“王必无人，臣愿奉壁往使。”入秦之后，面对秦王对赵国的非礼与无信，蔺相如在看出秦王无意偿赵城之后，借口“璧上有小毛病，请让我指给你看”取回了和氏璧；面对秦王为夺和氏璧假意以十五城交换，蔺识破其中的诡计，于是借故拖延交璧的时间，暗中派人将璧送回赵国。这一连串的描写，突出地表现了蔺的智。渑池会上则突出地表现了蔺的勇，当看到秦王为了侮辱赵王强迫赵王鼓瑟时，蔺以“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相威胁，逼迫秦王击缶；秦御史写下“秦王令赵王鼓瑟”，相如针锋相对，让赵御史写下：“秦王为赵王击缶”；等等。在描写廉蔺关系上，面对廉颇的咒骂，蔺“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忍辱负重，一改往日“一奋其气，威信（伸）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关。”通过这样的描写，蔺大智大勇的形象便跃然纸上。因此，“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史记会注考证》引）。
二、刻画细腻，精心描绘。
《史记》的人物生动逼真，与司马迁的写作艺术有关。在以后的历史传记中，能够像司马迁写的那样成为史传文学的，恐怕是后无来者。司马迁在人物的描写上，其艺术手法多种多样。概括起来，主要有下列几点：
第一，精雕细刻，细节传神。司马迁在人物的写作手法上，不仅注重各具特色的典型描写，而且为了增加人物描写的个性特征，在细节的描写上是独具匠心的。《史记》的典型形象之所以生动逼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细节的描写。在《李斯列传》中描写李斯入仓观鼠的细节，惟妙惟肖，通过这个细节，揭示了李斯一生的品格。他看见仓里的老鼠和厕所里的老鼠的不同境遇，觉得仓里的老鼠有吃不尽的粮食，住宽敞的房子，也不必担心人与狗对它的干扰，而厕所里的老鼠吃秽物，还要饱尝人与狗的干扰。因而发誓要做仓里的老鼠。从此，他“学帝王之术，弃楚入秦”；尔后，面对赵高之谋，他选择了仓里的老鼠的道路，没有坚持最初反对赵高废公子扶苏而立秦二世的做法，怕的是“释此不从，祸及子孙”；接着又“重爵禄”，不惜“阿顺苟合”。一个细节生动地展示了李斯的人生轨迹，可谓细中见大。
第二，矛盾突出，效果强烈。铺写矛盾冲突集中、尖锐的场面，是司马迁塑造典型形象的又一手法。为了更好地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增加作品的戏剧效果，司马迁在冲突之中刻画人物，最突出的要数鸿门宴了。而《项羽本纪》则更像是一篇有史实依据的短篇小说，矛盾冲突迭起，引人入胜。“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司马迁把项羽和刘邦双方的主要人物放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之中，构成了强烈的戏剧效果。在这里，司马迁描写了刘邦在张良等人协助下，收买项羽，争取项羽，挫败范增，从而在鸿门宴上化险为夷的过程。在《项羽本纪》中的中心矛盾是刘邦和项羽的矛盾。这对矛盾在鸿门宴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项羽和刘邦原本是反秦的盟友，但随着秦的灭亡，为争夺王位，刘项成为死敌。在鸿门宴上，刘项的矛盾曲折复杂。开始，矛盾激化，主导是项羽。随后，刘邦恭维项羽，刘邦先通过项伯传达给项羽，其后，刘邦亲自对项羽讲，最后樊哙当着大家的面讲。如此一来，年轻的项羽向刘邦方向转化。本来刘邦与项羽的矛盾十分尖锐，结果，却成了刘邦与项羽的大臣范增的矛盾。宴会上范增多次使眼色给项羽，示意项羽杀掉刘邦，而项羽无动于衷。于是范增要项庄以舞剑为名杀死刘邦，而刘邦的人项伯以剑对舞保护刘邦。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张良出去引来樊哙撞宴，场面更加惊心动魄，只见樊哙一面饮酒，一面高谈阔论，使项羽无言以对。这种激烈的冲突，使项羽、刘邦、范增、张良等人物的特征充分得到展现。
第三，描写心理，曲径通幽。司马迁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有时不进行直接的描写。而是用旁人的话予以揭示。在《吕太后本纪》中写道：“孝惠帝崩，发丧，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张辟强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曰：‘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强曰：‘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辛、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丞相乃如壁强计。太后悦，其哭乃哀。”太后的这种由悦到哀的心理变化，不是直接描写，而是通过张辟强与丞相的对话予以描述。
三、崇尚审美，“烂然”、“尔雅”。
《史记》作为一部史传文学具有不朽的美学价值。它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奇。扬雄说：“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君子篇》）苏辙认为《史记》“颇有奇气”。
司马迁的“奇”表现在历史人物的选择上以奇为基点。他所选的“傥非常之人”是奇人。这些人在逆境中发愤著书是奇迹，而所著之书是奇文。这是第一奇，如屈原等。有些人虽然个人品质不好，但在历史上有一定的贡献，如张仪、商鞅、李斯等。这是第二奇。还有一些人并无真才实学，而是“恭谨无与比”或“媚上”，为了鉴戒来者而选入。这是第三奇。
司马迁的奇又表现在语言的使用上多奇妙之处：一是善于运用民谣和成语。如《货殖列传》中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李将军列传》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二是多用排比句和重字句。如在《淮阴侯列传》中写蒯通劝韩信，为加强劝说的作用一连用了四个排比句：“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虿之致螫；骐骥之躅，不如驽马之安步；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虽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聋之指麾也。”在《魏世家》中说：“韩必德魏、爱魏、重魏、畏魏，韩必不敢反魏。”以强调无忌劝魏王的诚恳。三是语言接近口语。如“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通俗易懂。
司马迁的奇还表现在他喜欢“文辞烂然”、“文章尔雅”的奇文。他立《三王世家》在于其中有些文章的文辞“烂然”；他欣赏《离骚》，因为《离骚》兼有“《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的特点。
四、用互见方法，塑典型形象。
司马迁在《史记》中采用互见法描写典型人物。所谓互见法是将某个历史人物在一篇文章中主写，而将其与他人有关联的部分写入他篇。用这种方法一方面可以全面刻画典型人物，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在他篇中写的内容起到衬托该篇主题的作用。例如《项羽本纪》集中塑造了项羽的英雄性格，而在韩信传中又描写了项羽的残暴。一方面通过这样的描写肯定韩信用兵的独到之处；另一方面又间接批评了项羽，侧面补充了《项羽本纪》的不足，同时还避免了同一事件在两个不同传记中分别表达可能造成的重复。在《魏公子列传》中刻画了魏公子礼贤下士、维护正义的高大形象，而在《范雎蔡泽列传》中对魏公子又作了另一侧面的描写，让人们了解到魏公子除了正面的优点以外，也还存在着畏秦而不纳魏齐的缺点。
五、悲剧色彩，旨在奋起。
《史记》全书所刻画的人物中，大多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但是这种悲剧色彩的主旨不在悲，而在奋起。
在这部作品中写人物的有一百一十二篇，而一半以上是以悲剧人物姓名为标题的，还有二十多篇没有用悲剧人物姓名为标题，但是中间涉及到悲剧人物。
《史记》中的悲剧人物，一类是胸有大志、锐意进取的人其结局悲惨。如商鞅辅佐秦孝公变法，为日后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奠定了基础。由于他代表了历史的发展要求，因此受到了旧的卫道士的反对和迫害，最终被车裂而死。陈涉为人佣耕，却有“鸿鹄之志”，发动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农民起义，最后竟被叛徒杀害。
第二类是于国有功的人物，他们或为朝廷立过战功，或忠心爱国，但命运坎坷。如韩信“于汉家勋可比周、召、太公之徒”，但被刘邦下令斩于长乐钟室。屈原忠于国家，坚守节操，但几次被放逐，最后投汨罗江而死。
第三类是曾经有过显赫的业绩，但由于自身的缺陷和失误最后导致失败。如项羽曾是汉秦中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但轻信和政策的失误，使他最终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兵败乌江，自刎而死。
除此之外，还有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牺牲品，有晚年凄凉的杰出的帝王等等。但是，不论多少类悲剧人物，也不论他们的不幸结局是否相同，但是这种悲剧人物描写中蕴含的悲壮成分、奋斗精神和激励作用却是后世的人们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