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诗歌之外，陶渊明也擅长文赋。他的辞赋和散文留存下来的虽然不多，但却同样取得了别人无法企及的成就。明末文学家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词》中说陶渊明“文雅兼众体，岂独以诗绝哉？”“《感士》类子长之倜傥，《闲情》等宋玉之《好色》，《告子》似康成之《诫书》，《自祭》若右军之《誓墓》，孝赞补经，传记近史。”可见陶文博采众长而又独步一时。

《桃花源记》是陶文中广为传颂的名篇，其实这篇记是《桃花源诗》的序言，但某种意义上它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诗本身。陶渊明在这篇三百多字的小品文中，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里的居民自由而平等，好客而热情，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靡王税”，即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很显然这个“世外桃源”寄寓了陶渊明的社会理想。尽管这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只能是空想，然而它无疑凝聚了千百年来人们对一个更为合理、美好的社会的追求，因而获得了永恒的魅力。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庐山脚下也心驰神往，咏出了“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的名句。

《桃花源记》不仅以深邃的思想性见称，而且艺术性很强，线索清楚，结构完整，语言朴素，生动而流美，因而历来为人传诵。明代罗其鼎在《渊明词序》中说：“渊明文章风节，盛绝一时，自其记若诗（指《桃花源诗并记》）传颂后祀，遂使桃花源名胜千古。”

陶渊明的辞赋以《归去来兮辞》最著名。这是一篇他与官场生活决绝、为自己理想献身的宣言，全文四五百字，几乎是抛珠溅玉，跳脱而出，诗人那种如出笼之鸟、漏网之鱼的载欣载奔的心情跃然纸上。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作非！

宋代陈自柔在《休斋诗话》中说：“陶渊明罢彭泽令，赋《归去来》，自命曰辞。迨今人歌之，顿挫抑扬，自协声律，盖其词高甚，晋、宋而下，欲追蹑不能。……《归去来》则自出机抒，所谓无首无尾，无终无始，前非歌而后非辞，欲断而复续，将作而遽止，谓洞庭、钧天而不淡，谓《霓裳羽衣》而不绮，此其所以超然乎先秦之世，而与之同轨者。”的确，这篇辞无论是叙事、抒情、结构、语言，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欧阳修对此辞推崇备至，他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一篇而已。”（见元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引）

陶渊明的《感士不遇赋》激烈地抨击了三季以后的封建社会。诗人用“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描写了社会现实的黑暗可怖；“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揭露了社会风气的败坏；“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而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写出了这种社会是非的颠倒及其对人才的压抑。“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这就是陶渊明对三季以后封建社会的总的评价。文学性与思想性相得益彰是这篇赋的显著特点。

《闲情赋》在陶集中是一篇别具一格、引人注目的作品。以赋的体裁抒写爱情的绮思而卒章归于闲正，乃汉魏以来文人惯用的方式，从张衡、蔡邕到王粲、陈琳等代不乏人，蔚成风气，华章佳作，不一而足，而陶渊明作为一个有才气的诗人，“园闾多暇”，亦不免“染翰为之”。在这篇赋中，陶渊明一反惯常笔法，以绵密的意象、流宕的笔致描摹了一位旷世秀群的美人，并铺金错采，以大胆炽烈的比喻和想象，反复咏唱了对她一往的情深，显示了陶渊明才能与性情的另一面，可谓风流蕴藉，香艳华丽。诗人一连写了“十愿”：“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正因为如此，这篇独具特色的作品引起了后人的广泛争议。萧统认为陶渊明诗文中“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而苏东坡则说“渊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鲁迅在《“题未定”草六》中以幽默的笔调写道：“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啊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鲁迅不仅肯定了《闲情赋》是大胆的反封建礼教的表现，而且认为它在艺术形式上亦是“坚实而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