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生平和创作道路
杜甫（712—770），字子美，河南巩县人。远祖杜预是西晋时的名将。杜预精通《左传》，曾留言说：“德不可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及也。”意思是要遵循儒家关于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的训导，而着力于建功立业和著书为文。杜甫的家族基本上秉承了这条祖训：“奉儒守官”。也就是说以儒家思想自律，以出仕做官为业。到唐代武则天时期，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更以诗文著称，是驰名天下的“文章四友”之一。“吾祖诗冠古”、“诗是吾家事”这样的家庭条件对杜甫的一生自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杜甫生于唐玄宗即位的那一年即先天元年（712），是和开元盛世一同成长起来的。由于盛唐时代文化氛围浓厚，擅长诗文乃是出仕做官的必要条件，所以杜甫从小就刻苦学习，尤其专注于做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游》）他熟读儒家经典，广涉文史知识，打下了深厚的书本知识基础。同时，由于盛唐时代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绘画、书法、舞蹈、音乐都十分发达。青少年时代的杜甫又深受这些艺术的熏陶。他六岁时在郾城目睹过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的绝技：“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以后，又听过著名歌唱家李龟年在岐王府的演唱，观赏过“草圣”张旭的书法。这些都开阔了杜甫的眼界，无疑有利于他诗歌艺术的提高。
十四五岁时，杜甫与一些年长的文学家有了往来，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有人甚至称誉他是班固、扬雄一类的人物。少年杜甫跃跃欲试，于开元十九年（731）便离家出游，开始到广阔的社会练翅翱翔。
杜甫先游历了晋的郇瑕（今山西临猗），与韦之晋等人相识。接着又南行吴越，到了金陵、苏州、杭州以及钱塘江、镜湖、剡溪、天姥山等地。这一带是历史文化遗迹比较集中的地方，吴越争霸的故址，秦始皇巡幸的足迹，王羲之、谢灵运等著名文人歌咏过的名山秀水，像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又像是一幅宏丽的山水画，启迪着年轻的杜甫，开阔了他的胸襟，激发起他的爱国热情。
开元二十三年（735），二十四岁的杜甫从天姥山奔赴洛阳，参加了科举进士考试。这一年总共只录取二十七人，杜甫落第了。“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他认为这次落第是因为文章不合时宜，“忤”了主考官，所以并不介意，于次年又开始了青年时期的第二次漫游。
杜甫这次漫游是在齐赵（今山东及河北南部）一带。当时他的父亲杜闲在兖州（今山东兖州）任司马，家境比较宽裕，吃穿不愁。杜甫“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显得朝气蓬勃，十分浪漫。在此期间，他结识了苏源明、高适等人，并留下了一些表现少年豪情的有名诗篇，如《望岳》、《画鹰》、《房兵曹胡马》等。其中《望岳》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画鹰》的“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都反映出杜甫对前途的充分乐观与自信。
开元二十九年（741），杜甫从山东回到家乡，在首阳山下修建了几间窑洞作为住所，与司农少卿杨怡的女儿成亲。首阳山下有杜预和杜审言的坟墓，闲居时不免使他想到祖先的功业，于是，写了《祭远祖当阳君[1]文》，颂扬杜预的武功和智慧，并借以自励。过了两年，杜甫打算前往长安谋取功名，不期在洛阳与“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杜甫一下子被这位飘逸豪纵、名满天下的浪漫诗人吸引住了，于是改变计划，决定随他一起东行，开始了青年时期的第三次漫游。
杜甫与李白情趣相投，二人一见如故。他们一起游历了汴州（开封）、孟渚（山东单县）、齐州（济南）、兖州等地。
途中又遇见诗人高适，并拜访了名儒李邕等。所有这些交游对杜甫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思想上，李白的反抗权贵、追求理想，高适的关心黎庶、胸怀抱负，都使杜甫深受濡染；而李邕的肯定与赞许则使杜甫的心灵深受鼓舞。在艺术上，李白和高适都是以“思藻壮”见长，杜甫在与他们的切磋中自然得到了很大启发。尤其是李白，向来以奔放豪迈的七古著称，杜甫自此以后七古陡增，诗境也更为开朗。至于李邕，则由于特别推崇杜甫祖父杜审言的五言排律，使杜甫倍感激奋，后来竟呕心沥血写出了一百二十多首五言排律，并首创千字律诗。
杜甫青年时期的三次漫游前后长达十余年，是他一生中最豪迈、最快意的时光，也是他人格定调、诗文奠基的关键阶段。盛世的繁荣富庶、社会的兴旺蓬勃，深深烙入了杜甫的灵魂，使得他在日后的苦难岁月中始终不渝地保持了坚强的乐观精神。
天宝五载（746），步入中年的杜甫已到了担负家庭重担的年龄，于是，他来到国都长安求取功名，准备好好干一番事业：“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此时是怀着火热的政治理想的。
天宝六载，玄宗下诏：“有一艺，诣毂下。”（有一技之长的都来应试）杜甫满怀希望地参加了这次考试。但是奸相李林甫已把持朝政，他害怕举子们批评朝政，更害怕真正的贤士上来会危及他的地位，于是精心策划了一个无人及第的局面，却上表称贺玄宗“野无遗贤”。杜甫受到了平生第一次沉重的打击。
经过这次打击后，杜甫开始认识到朝政的黑暗。但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他决定再试一试投诗干谒的门道。杜甫先后向尚书左丞韦济、翰林学士张、大将军哥舒翰等人投献诗文请求引荐，可是都没有结果。此时，由于父亲在奉天任上去世，杜甫的经济来源也中断了，生活陷入困境。为了寻找出路，维持生计，他“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羹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杜甫对社会黑暗的认识日益加深了。
天宝十载（751），玄宗接连举行了祭祀玄元皇帝（即老子）、祭祀太庙、祭祀天地三次盛典。杜甫趁机献“三大礼赋”，结果得到了玄宗的重视，命他待制集贤院，由宰相试文章。于是杜甫有了一次终生难忘的殊遇：“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然而由于李林甫的专权、唐玄宗的昏聩，这次幸遇仍毫无结果，杜甫依然困居长安，生活变得更加艰难：“饥卧动即向一旬，蔽衣何啻联百结。”已是陷于饥寒交迫的境地了。
在饥寒的生活中，杜甫一天天清醒起来，他逐渐打破了对盛世的幻想，预感到社会的危机。“致君时已晚，怀古意空存。”“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在赠答好友郑虔的《醉时歌》中杜甫写道：“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即郑虔）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德尊一带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甚至，对引为“素业”的儒术也表示怀疑：“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杜甫说出这样的话，表明了他的思想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
天宝十四载，由于杜甫又献了《封西岳赋》和《雕赋》，并投赠韦见素等人，终于被任为河西尉。这是一个“拜迎长官”、“鞭挞黎庶”的差使，杜甫拒绝受任，于是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职责是看守兵甲器仗，管理门禁钥匙，官阶八品下等。困守长安十年，杜甫得到的就是这么一个小官。
然而在这困顿的十年间，杜甫看到了统治阶级的腐朽，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思想变得深沉起来，感情逐渐跟人民大众贴近了，诗歌的思想性也升华到一个空前的高度。杜甫写于这个时期的诗现存一百多首，相当一部分是二百字以上的长篇。其中天宝十载的《兵车行》、十二载的《丽人行》都是古今传诵的名作，显示了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标志着他创作道路上的一个新起点。
早在天宝十三载秋，因长安米贵，杜甫已把家小送至奉先县（今陕西薄城）寄居。十四载十一月，杜甫“官定”后，即往奉先探望家小。谁知一走到家，“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联想到一路上饿殍遍野，而皇帝和宠妃们却在华清宫通宵作乐，杜甫满怀悲愤，奋笔写下了著名的史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诗是杜甫长安十年困居生活经历的总结，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夕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巨大的政治危机，显示出杜甫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完全成熟。
就在杜甫写这首《咏怀五百字》的时候，“安史之乱”爆发了。安史之乱是大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是一次各种社会危机的总爆发。但由于安禄山、史思明等叛军将领都是胡人，而且他们又对汉族人民大肆屠戮，对中原先进的生产力着意摧残，因此这场战争具有了民族战争的性质。广大汉族人民反对这次叛乱，把平叛视为爱国，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然而，这时的诗坛却变得萧条了，曾经被盛唐诗人们热烈歌唱过的一些题材，像山水、田园、边塞、游侠等在叛军的铁蹄下已经失去意义。老一辈的诗人无法适应骤变的形势，而新起的诗人又不具有厚实的创作功底，无法及时地把时代的面貌反映出来。“天未丧斯文，老杜乃独出”。就在这个时候，杜甫唱响了时代的最强音。他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用诗歌及时地反映每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不断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对国政产生积极的作用。在这几年里杜甫与自己所属的士大夫阶层隔离开来，和灾难深重的人民贴得更近了。
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带着一家人走在难民的行列中，他们以野菜充饥，遍尝了动乱给人民带来的苦楚。后来，杜甫听说肃宗在灵武即位，便把家人安顿在羌村，只身北往灵武，投奔朝廷；不料，在半路遇到叛军，被押解到长安。幸好因他官职卑微，没有被囚禁，因而有机会一睹此时的国都。沦陷的长安，经过叛军的野蛮践踏，昔日的辉煌已面目全非。杜甫便写下了《哀江头》、《哀王孙》等诗，及时地加以记录。他身处危难，心忧家国，时刻都关心着复兴战争的成败。当唐军大败于陈陶和青坂时、杜甫又写下了《悲陈陶》、《悲青坂》等诗，沉痛哀悼为国捐躯的将士，并对唐军仓促应战提出了意见。《春望》一诗便是这一时期杜诗的名作，充分表现了诗人深沉的爱国主义感情。
至德二载（757）夏天，杜甫利用茂盛草木的掩护，逃到了朝廷所在的凤翔，得到肃宗的接见，被任命为左拾遗，官职虽不大，但却负有直接向皇帝提出不同意见的职责。杜甫热切地希望在此危难之秋有所作为，因此奋己所能，不顾一切地直言进谏。就在作谏官的头一个月，他“见时危急”，上疏营救房官，反对肃宗罢他的相，结果触怒了肃宗，险些被杀，当时幸亏张镐营救，才免于一死。闰八月，肃宗因不喜欢杜甫在他身旁，便“优诏”杜甫羌村探亲。两鬓斑白的杜甫只得徒步离开朝廷返回家中。在路上他看到战争之后留下的凄惨景象，不由得五内如焚，回到家便把沿途的见闻以及自己对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苦难的关切写到了长篇史诗《北征》中。
至德二载九月，长安收复。十一月，杜甫携家至长安，仍在朝廷任左拾遗。杜甫与肃宗的关系一度曾有所好转，他出入宫廷，忙于朝见、值班、祭祀；闲来则与王维、岑参、严武等往来唱酬，很少创作反映人民生活和社会问题的诗篇。文学史上有不少诗人正是这样因安于现状而消沉下去。然而有幸的是，大唐王朝却再一次以打击的方式成全了我们的诗人。肃宗乾元元年（758）六月，杜甫又因房官事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他怀着被遗弃的屈辱心情离开了宫廷，离开了长安，又走向满目疮痍的社会，走近流亡饥饿的人民，最终走上了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峰。
乾元二年（759）初，唐军以数倍于敌的兵力将叛军包围于相州（今河南安阳一带），眼看着叛乱可以平定了。但是，昏庸的肃宗对郭子仪、李光弼等名将心有疑忌，不让他们作统帅，而派宦官鱼朝恩前往监视，结果唐军因没有统一的指挥，士气低落，竟然溃散于中原一带。当时，杜甫刚从洛阳办完事返回华州，路经之处正是唐军与叛军往来拉锯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杜甫便将沿途所见所闻写成了《潼关吏》、《石壕吏》、《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和《无家别》。这就是光照千秋的不朽之作——“三吏”、“三别”。这组诗歌深刻地反映了王朝统治者、安史叛军和人民大众之间的复杂的矛盾关系，揭示了叛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暴露了统治者的腐朽凶残，昭示了人民大众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至此，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发展到了顶点。
这年夏天，安禄山的部下史思明夺取了叛军的最高领导权，自称大燕皇帝，准备攻取河南；又值关内久旱不雨，人民生活雪上加霜；而朝廷内部仍在进行着激烈的党争，排挤打击玄宗旧臣。面对这种情况，杜甫感到，通过朝廷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希望渺茫，当务之急是要考虑衣食自立的问题。就在这年七月，他毅然放弃官职，带着全家来到秦州（今甘肃天水）谋求生计。在秦州大约只住了三个月，生活便陷入困境。后来听说同谷（今甘肃成县）情况较好，一家又迁向同谷。不料同谷情况更糟，杜甫只好启程入蜀，开始了漂泊西南的生活。
肃宗上元元年（760），杜甫一家到了成都，靠着亲朋的帮助，在成都西部浣花溪畔建了一所草堂，这便是文学史上一处有名的圣地——杜甫草堂。饱经战乱和迁徙之苦的杜甫此时总算有了一个安身之地，便认真地经营起来。他向朋友们要来树苗，将四周环境点缀美化，又细心修筑水槛，以便向外眺望；在草堂壁上，他请韦偃画马，请王宰画山水，自己又亲手题了诗。于是一个小小的草堂便具备了无限的生趣。这时身心得到暂时休息的杜甫，写下了《为农》、《江涨》、《漫城》、《春水》、《卜居》以及《春夜喜雨》等赞颂大自然表现生活情趣的优美诗篇。但是，他并没有忘记国家的动乱和人民的苦难，期间又写下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枯棕》等悲叹人民不幸、表现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优秀诗篇。
上元二年十二月，杜甫的好友严武出任成都尹，给浣花溪畔的草堂又增添了许多热闹。严武曾写诗劝杜甫出仕，杜甫虽然没有应允，但为严武出了许多有利于国家人民的好主意。代宗宝应元年（762）七月，严武奉命入朝，杜甫送他至绵州，在临别赠诗中写道：“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可见杜甫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国家前途和人民的利益。
与严武分别后，由于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在成都作乱，杜甫回不了成都，遂流亡到梓州（今四川三台）一带。他访问了陈子昂的故居，对陈子昂的人品与诗文作了高度评价：“千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不久，传来唐军收复河北的消息，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杜甫兴奋已极，写下了生平第一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千载而下，当我们读这首诗时，仍可清晰地感觉到诗人那颗激烈跳动的赤心。
广德元年（763），严武在长安推荐杜甫为京兆功曹参军，杜甫没有赴任。次年，严武再次出镇两川，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本打算东下长江的杜甫闻讯后便改变计划，又回到成都，回到浣花溪畔。六月，严武推荐他作节度使府署的参谋，领检校工部员外郎，并授予皇上所赐的绯鱼袋（代表品级的信物）。后人因此又称杜甫为杜工部。可是，杜工部不善于官场周旋，不到一年便辞去了这一职务。
杜甫这一段生活比较安定富裕，但他总为衣食寄人而深感不安，在赠严武的诗中就不无辛酸地说：“宽容存性拙，剪拂念道穷。”永泰元年（765），杜甫的好友严武以及高适等相继去世，杜甫失去依凭，遂于这年五月率家室离开草堂，泛舟东下。
杜甫一家自成都经嘉州（今乐山）、戎州（今宜宾）、渝州（今重庆）、忠州（今忠县）、云安（今云阳），于永泰二年（766）四月到达夔州（今奉节），由于得到夔州都督柏茂林的关照，便在此居住下来。这时杜甫已身患多种疾病，但却更加发奋写作了。他有意总结自己一生的经历和创作的得失，有计划地写下了许多组诗。《忆昔》、《壮游》、《遣怀》、《咏怀古迹五首》，《秋兴八首》等都是其中的优秀作品。这一时期杜甫做诗的态度也与壮年时期有所不同，“晚节渐于诗律细”，“颇学阴（铿）、何（逊）苦用心”。所作诗文很能体现其沉郁顿挫的风格。
在辗转于巴山蜀水期间，杜甫的政治热情丝毫不曾衰减。中原的战乱、西部的边患、蜀中军阀的混乱，以及当地人民的生活都是诗人时刻关心的问题。严武去世后，蜀中许多官吏拥兵自重，相互攻掠，给广大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杜甫用他愤怒的诗笔进行揭露与抨击：“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他进而想到故乡、想到国家：“故乡门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边。”他日夜祈望着动乱平弭：“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
杜甫在夔州住了三年，于大历三年（768）得到亲友催他东下江陵的消息。“形胜有余风土恶”的地理环境、“艰危作远客，干请伤直性”的内心愧疚，以及与日俱增的思乡情绪，使得杜甫作出了离开夔州的决定。他将几年来置下的薄产——四十亩果园赠与“南卿兄”之后，便带着家人乘船出峡，开始平生最后一次漂游。
杜甫一家先到了湖北江陵，然而江陵的亲友并没有给他多大帮助，于是杜甫决定北还老家。可是当行至湖南时，刚好遇上商州兵马使刘洽叛乱，北返道路阻断，只得南移公安县。不久公安也发生变乱，杜甫一家便漂泊到岳阳。在这里，杜甫登上著名的岳阳楼，面对烟波浩渺的洞庭湖，他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写下了著名的《登岳阳楼》诗：“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诗中苍茫寥廓的景色、困苦飘零的身世、忧国伤时的情怀浑然一体，充分展现了诗人当时的心境。
后来，杜甫得知青年时代的好友韦之晋在衡州（今湖南衡阳）任刺史，便南行潇湘前往投奔。到了衡州，一打听才知韦已改任潭州刺史，于是又北返潭州（今湖南长沙），不料韦氏已于大历四年（769）夏病故。杜甫无依无靠，迫于生计，只好在渔市设摊卖药，以养家糊口。大历四年，开元、天宝年间最著名的音乐家李龟年也流亡到潭州，与杜甫相见，两人悲喜交加。杜甫写下了平生最后一首七绝《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表达出对昔盛今衰的无限感叹。
这年四月，湖南兵马使藏玠在潭州作乱，潭州城内火光冲天，一片混乱。杜甫只得带着全家行舟南逃，打算去郴州投靠舅父崔伟。不想船行至方田驿，遇到大水，被困数日，幸亏耒阳县令聂氏派人送来一些酒肉，杜甫一家才免于饿死。南行不成，杜甫遂又决定北返老家。
大历五年（770）冬天，在由长沙去岳阳的水路上，杜甫仰卧舟中，贫病交加。忽然，他挣扎着坐起来，向妻儿要过纸笔，一时间涕泪纵横，伏枕疾书：“……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就这样，怀着对国家、对人民的无限牵挂，五十九岁的诗人在湘江之上与世长辞。
杜甫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更是伟大的一生。他早年怀抱理想，热衷仕途，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做一位盛世宰相。但是，在残酷的社会现实中，他累遭挫折，终于只有怀着悲愤的心情放弃从政的希望，漂泊江湖，潦倒而终。然而可贵的是，无论人生境遇如何，杜甫始终保持了年轻时候就树立起的人生信仰和政治理想，而且越是坎坷，越是执著。他在对国家、对人民的真诚关切中，实现了精神的自我提升，成为历代文人的精神楷模。
杜甫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儒家，但又有所发扬和突破。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却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却不管在不在位，都要谋其政。尽管“身已要人扶”，却仍说“拔剑拨年衰”。尽管“万国尽穷途”、“处处是穷途”，却仍然“不拟哭穷途”，“艰危气益增”。儒家的“忠君”在杜甫的思想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但他的“忠君”是和爱国、爱民相统一的。他“忠君”的目的是希望君王能振兴国家、关怀人民，因此他对统治阶级的祸国殃民深恶痛绝，进行了空前深刻的揭露。儒家也谈“节用爱人”、“民为贵”，但一面又轻视劳动人民，不屑于体力劳动。杜甫则自始至终坚持了民本思想。他接近劳动人民，也喜欢劳动，甚至愿为广大人民的幸福牺牲自己。“重民、爱国”乃是杜甫诗歌的主要思想基础。
总之，用杜甫自己的话来说，“穷年忧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的最高理想和主要手段。他拿这些来要求自己，也拿这些来劝勉朋友。他称赞御强权、哀民生的元结：“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他赠言严武说：“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他对好友裴虬则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正是这些进步思想，以及贴近人民的生活实践，铸成了杜甫那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坚忍不拔的顽强性格，和胸怀广阔的乐观精神，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最具思想性的伟大诗人。
[1]即杜预。——编著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