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隐离朝

英宗治平三年（1066），苏洵在汴京病故，苏轼兄弟扶柩归葬，在家为父亲守丧。直到熙宁二年（1069）守丧期满，他们才又回到朝中。此时，神宗与王安石正忙于推行新法，旧的规章被纷纷裁除，朝政中涌动着求新求变的浪潮。苏轼向来关心国事，看到王朝统治的疲软不振，也极力主张改进。早在科举策论里他就曾阐述过时政弊端，后来踏入仕途，更是撰写了一系列奏章，呼吁改变现状。说起来他与王安石应该是志同道合了。然而，他们对如何改革的看法不同，王安石主张雷厉风行，急于求成，苏轼却认为改革必须慎重行事，不宜操之过急，以免引发混乱。这样，在皇帝与宰相都厉行变法的大形势下，苏轼的反对意见就成了一种不谐和音。最令人担忧的是，在革新空气过热的局面下，像苏轼这样本来不乏正确成分、如果认真吸取也会为变法带来助益的稳健派的意见，却很容易不加分析地被归于守旧势力一方，成为朝廷所打击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苏轼感到难于在朝中立足，就请求外任，于熙宁四年出任杭州通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