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安家的曹雪芹

宗学毕竟不是曹雪芹的久居之地，在教习宗室子弟的地方，有一位桀骜不驯、诗酒狂放的当差者，肯定也不会为宗学主管所喜，也许是曹雪芹越来越同自己的上司合不来，也许是原来的上司休沐后，新任上司不能容他，大约在乾隆二十一年前后，他离开了宗学，开始另觅立锥之地。他找到了北京西郊靠近香山的一个叫做黄叶村的小村庄，这是一个地处偏僻的村落。他的朋友们是这样描写这一村居的：“碧水青山曲径斜，薛萝门巷足烟霞”；“于今环堵蓬蒿屯”，“庐结西郊别样幽”；“野浦冻云深，柴扉晚烟薄；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透过这些诗化的语言，我们可以知道，曹雪芹的这个新居，坐落在一个幽僻而荒凉的山脚下，屋前有水，房舍的四周长满了高高的蒿原，是名副其实的山村蓬屋。曹雪芹从来没有做过农活，不会像陶渊明那样躬耕垅亩，戴月荷锄，那么他将何以为生呢？他是有家有口的啊！从敦诚给他的一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这似乎是说，他曾经有过一段投亲靠友和为人作馆作幕的经历。曹家毕竟是个大户人家，过去阔的时候，也没少资助和帮助过别人，而且亲戚朋友应该是很多的，曹雪芹在走投无路、生计无着的时候，也可能去登门求助或求贷过，当然不会一点收获都没有，但受到人家的冷遇和白眼也是肯定的。他把自己的这些遭遇讲给了好朋友敦氏兄弟听，于是才会有上述那首诗。

不管怎么样，曹雪芹是在京郊西山的一个小山村里安下了家，这里虽然荒僻了些，但却远离“帝都皇城”那一是非之地，而且山水清幽，野趣盎然，令人心清气爽，这就可以使他更加集中精力地致力于文学创作事业。但是，贫穷困苦却如影随形地一直压迫着他，这是可以想见的。潘德舆在《金壶浪墨》中就曾记载说：“或曰传闻作是书（《红楼梦》）者少习华庑，老而落魄，无衣食，寄食亲友家，每晚挑灯作此书，苦无纸，以日历纸背写书，未卒业而弃之，末十数卷他人续之耳。余曰苟如是，是良可悲也！吾故曰其人有奇苦至郁者也。”奉宽在《〈兰墅文存〉与〈石头记〉》注十一中也说：“古老相传，撰《红楼梦》人为旗籍世家子，书中一切排场，非身历其境，不能道只字。作书时，家徒四壁，一几一杌一秃笔外无他物。”这些记载，都不会是望风捕影的瞎说。他的朋友敦诚就说他：“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在穷困的逼迫下，他只好靠卖画来维持生计。曹雪芹多才多艺，诗画双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画几张画卖点钱，倒也可以聊补无米之炊。敦敏就说过：“题诗人去留僧舍，卖画钱来付酒家。”可见卖画确实是他生活费用的来源之一。依据他的一些友人留下来的诗句来推断，曹雪芹比较擅长画山水，也善画石。敦敏有《题芹圃画石》一诗：

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

醉馀奋扫如椽笔，写出心中块垒时。

从诗中我们可以想见曹雪芹的画并非等闲之作，而是他胸中郁勃之气的倾吐，他借用石头的奇姿硬骨来表达自己傲世抗俗的性格和“无才补天”的愤懑；同时，我们也可以知道曹雪芹画画时的风采；酒酣挥豪，兔起鹘落，顷刻而成，掷笔傲然，真是一位有性格、有气度的艺术家。

曹雪芹安家山村，确实穷得可以，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家徒四壁，瓮无储粮，偶尔有好友从城里跑来看他，他也没有很好款待客人的能力，而往往是朋友们自带酒肉，或者是“司业青钱留客醉”，现去人家借钱买酒招待。这种窘迫境况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因而也常常施以援手，时加接济，这也是曹雪芹的生活来源之一。虽然如此，他却并没有为这种艰难的境况所压倒，依然是狂歌自得，孤标傲世，其潇洒开朗、诙谐戏谑的性格和风度，一点也未消减。他看到情投意合的人，便诗酒流连，抚掌而谈，而对那些不入眼的俗物，却毫不客气，白眼以待，一点也不给面子。敦诚说他“狂于阮步兵”，贫而不谄，贫而益骄，这就是曹雪芹！

在天气和心情好的时候，他也喜欢进山转一转，观巍峨的群山，赏芬芳的花草，并顺便探访周围的古寺。西山一带颇多寺庙，大大小小，遍布于林峦泉壑之间，有的兴盛，有的破败，也有一些高人才子看破红尘隐居于此，曹雪芹有时访访他们，看两页经书，作半日清淡，也很感惬意。正如敦诚所说：“暇时阅两三贝叶，或与一二老宿相与啸傲于荒林古刹中，以少息世缘耳。”更多的时候，他只是独自寻游于破寺败庵之中，凭吊残踪，寄托感慨，有时兴来难抑，就随口吟诗，以抒心胸，“君诗曾未等闲吟，破刹今游寄兴深”；“蝉鸣荒径遥相唤，蛩唱空厨近自寻”。那种荒山野岭，农人不去，公子不游，“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谁曳杖过烟林”，只有曹雪芹一人时常前去徘徊瞻顾，兴发无端。

除了山中漫游，曹雪芹经常去的地方就是附近的小酒馆，过几天就去沽点酒，提回家慢慢消遣，有时兴致来了，就在酒馆要一碟小菜，自斟自饮，怡然自得。当然，他手中有闲钱的时候少，大部分情况都是赊账，待到攒到一个时期，或卖画得几个钱，或有朋友赠予了几个钱，他就前来销账，据说在卧佛寺东南佟峪村的关圣庙前有个小酒馆，曹雪芹就常常光顾这里。

乾隆二十八年，即公元1763年，这一年春季，天旱无雨，农户连庄稼都种不上，曹雪芹的家里就更加困难了，他身体也日渐衰弱，以致敦诚三十岁生日时请曹雪芹过去吃酒，他都没能去。春末夏初，北京周围又痘疹流行，几乎半数的家庭都有人染疾，其中尤以小孩为甚。当时有人用诗记下了这场灾难：“三四月交十月间，九门出儿万七千。郊关痘殇莫计数，十家襁褓一二全。”曹雪芹只有一个儿子，是已经去世的妻子所留下来的。他对孩子爱之甚深，这也是他唯一的希望所在。在痘疹流行的时候，曹雪芹天天提心吊胆，生怕自己的孩子也得上这种要命的病。然而，酷霜偏摧独根草，就在夏天快要过去，曹雪芹正在庆幸总算逃过了这场灾难的时候，孩子却染上了痘疹，他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眼看着儿子的病势一天天地沉重，终于不救。他的身心被彻底地摧垮了，整日默默地流泪，哀伤欲绝，最后自己也病倒了。一个有衣食之忧的人，在大灾之年，不要说拿不出钱来治病，就是想吃一顿可口的饭菜也不可得。就这样，一个旷世的才子，世界级的文学巨星，再也未能起来。几个月后，在当年的除夕之日（这已进入公元1764年2月），正当人们燃放鞭炮、送旧迎新之时，曹雪芹竟极其凄惨地离开了人世。曹雪芹死后，身后只遗下一位续弦的妻子，几束未竟的书稿，笔砚零落，备极凄凉。三五好友凑资为他置办了棺衾，草草葬了。一代文豪没有活到五十岁，就过早地被黑暗的时代夺去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