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于新旧党争之间

宋神宗病故后，继位的哲宗赵煦年方十岁，由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一向反对变法，掌权之后立即起用因反对变法而被贬职的司马光等旧党入朝担任要职，将新法逐一废去。因为反对新法而遭贬的苏轼自然也被算在旧党之列，于元祐元年（1086）被召回朝中。当局对他连连擢升，一年之内三度升职，由起居舍人直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的要职。然而他那直言无忌的性格却丝毫未改，当司马光不问是非地对新法全盘予以否定时，苏轼又据理力争，认为应该从大局出发，摒弃个人恩怨，对那些经过实际验证是行之有效、利国利民的新法应予以保留。这样，本来受到旧党大力提拔的苏轼，又与旧党产生了意见分歧，不合时宜地为新党说话，使他深为旧党所嫉恨，屡屡遭到构陷。苏轼难以在朝中立足，只得又一次要求外任，于元祐四年出知杭州。从苏轼本人来说，本来没有党派意识，他觉得自己只应该站在为国为民的立场上行事。然而当时北宋王朝的党系之争已经根深蒂固，士大夫们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这场险恶的纷争，那些善于见风使舵的人自然会官运亨通，平步青云，而像苏轼这样骨鲠直言、端正不倚的士大夫就很容易成为党派攻伐倾轧的牺牲品。

到了杭州后，苏轼一如既往地尽心为政。杭州地方连续发生水旱灾情，苏轼一面上表反映情况，一面积极组织救灾活动。为了根治水旱之灾，他招募灾民疏浚西湖，筑堤植树。经过一番整治，既解决了西湖的淤塞问题，又美化了自然环境，使得西湖一带波清、树茂、草绿、花红，“望之如图画”。杭州人民感念苏轼的功德，便将湖堤命名为“苏公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