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前言
许格尔 撰
[205]我获得殊荣得以在此稍赘数语，略述下列专为英国而作的五篇讲演的缘起、目的和特点。这些讲演乃是我诚挚敬爱的好友特洛尔奇教授的最后遗著，他已于今年2月1日不幸逝世。
从1896至1914年，我一直在仔细研读特洛尔奇博士的主要著作。1901年4月间，我在海德堡大学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他见面，相聚有一周之久。此后我们互相通信，无所保留地讨论种种宗教哲学问题，直到1912年年底。其后通信暂停，但我们的友谊不变，可惜不久以后因世界大战，我们被迫沉默下来。再后来，1920年12月，特洛尔奇教授成了我重新取得联系的第一位德国人。我们彼此十分倾慕，完全自发地坦诚相交，一如既往。今年1月底，我初次研读不久前的下列讲演时，见到有几处，特别有两处，是在1914年以后更为尖锐地提出的更新看法，令我不胜惊异，迫使我再度彻底思考这些论点。
[206]由于要把这几篇讲演译成英文，我不得不对德文文本逐字斟酌以求精确。不论德文本还是英文本，我都这样读过至少六次。
早在1920年春季，特洛尔奇博士应伦敦大学当局邀请，为该校高年级神学生作三次讲演——讲题由他自己选定。正因如此，“伦理学与历史哲学”成了特别值得重视的一个题选，因为他借此将他在另外场合下尚未写完的《历史主义》第二卷的主要结论，在讲演中先行提了出来。由此，对于《历史主义》一卷(1922年底出版)中许多层次广泛的前期研究所取得的还只是假定的结论，我们便获得了确切的认知。英语初译文本由另外四位译者提供，但极让人费解，伦敦大学英王学院院长巴克(Ernest Barker)博士精心修改了这些译文，为本译本的完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
特洛尔奇博士原要在伦敦、牛津、爱丁堡，最后再回到伦敦作讲演的。为此，他写作了另外两篇讲演稿，其一是应韦普(Clement C. J. Webb)教授之邀为牛津大学所作的讲演，题为“基督教在世界诸宗教中的地位”——该讲题是韦普博士选定的。另一篇论述“政治、爱国主义和宗教”，要对“伦敦宗教研究学会”宣读——该学会理事会提议他讲“爱国主义与宗教”，但经他要求扩充为现题，这当然显示出这一命题的独特之处。在爱丁堡声望仅次于大学的新学院，他选定了论述基督教的讲演；麦金托什(H. R. Mackintosh)教授作为接待特洛尔奇博士的东道主，为此盛举尽心竭力，使一切臻于完善。
论“基督教在世界宗教中的地位”的这篇讲演，针对非基督的世界诸宗教，吐露出一种很可喜的、超出一切自由思想论调(Freigeisterei)之上的人性气息和动人的博学气息，并透露出一种声音。这声音令人想起德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红衣主教库萨的尼古拉(Nicolaus v. Kues)——他曾建议基督教与伊兰斯教结成联盟，应对人们对宗教的冷淡和怀疑。但是特别在这里，特洛尔奇博士强调个体性概念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207]历史中的神性理性……绝不以一致性和共通性为目标。……甚至可以说，科学和逻辑的适用性，在不同的天空下和不同的土壤上，直到最深和最内在的根基里，都存在着强烈的个体差异。
与罗曼—日耳曼民族的基督教相比较，东方基督教完全是另一种基督教。的确可以说，俄罗斯的基督教乃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基督教的发展无可估量。……一种真理，即便主要是对我们而言的真理，也的确是真理和生命。
早在1907年，特洛尔奇就在《国家与教会的分离》中断言，真理永远是复数，从来都不是单数。实际上，真理并不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而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和方式显现出来。这真是一种很有趣的挑战性理论，虽然它并未满足人皆有之的那种对于普世适用的真理的饥渴，甚至不能充分解释此种饥渴的事实。
《伦理学与历史哲学》这一题目下有三篇讲演，以极细致和极多方面的深入探讨，极好而又极深刻陈述了良知道德和文化价值伦理学之间的种种深刻区分，以及二者之间互相寻求、互相补充之点。我认为，在任何别的地方都不存在其光辉和内容足以与这许多宏论相提并论的东西，就连在黑格尔那里也不存在。黑格尔关于这些论点固然说过一些妙语，但他很快又跌回他那些粗暴的一元论，这种一元论对于特洛尔奇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这一切尤其在伦理学讲演的头两讲中得到了表达。第三讲则以成果颇丰的论证，阐述了人类形形色色的重要社团中人格化的性质(die personenhafte Natur)，并同样成功地坚持这样一个高度重要的事实：人人都同时在多个这样的社团间——家庭、等级、职业、宗教社团、国家——生活着，并且在每一种结合体中都确实遵循该结合体所特有的内在法则。但在第三讲中，这类卓识在宗教问题上意味深长地有所保留，因为特洛尔奇博士对于宗教上一切制度性的、明显可见的、传统性的事物，比早先更甚地流露出一种经常性的警惕，认为它们是某种业已僵化或者必然会使人僵化的东西——它们如今实际上只是为那些意志薄弱、行动要靠拐杖的人们，并且通过这种人才继续存在的某种东西。而且，宗教的社会层面由于其“孤注一掷”(salto mortale)的信条，更由于其日趋剧烈的个人主义，所受到的限制更加可观了——那种个人主义原本就丝毫不懂怎样对待首要在于培育共同性的宗教建制。
[208]早在1901年4月，特洛尔奇博士就使我获悉，“孤注一掷”乃是他的思维特性。我注意到，在他看来，耶稣的生平和教导固然可以完全算作神的启示，但是他认为，正如保罗书信的威言明述，教会和圣礼却与耶稣的精神相异，简直必须视为与之相违背。但是，这些看法还完全不曾涉及宗教史的必然性原则，而他在1911年那场对我而言堪称经典的讲演“耶稣的历史性对于信仰的重要性”中，则直接强调了宗教中某种全然属于历史因素的、无可替代的价值及其所特具的影响作用。
引述如下其实令我感到不快的观点，是为了解释这位伟人的思想和表述的落差张力。这种落差在其海德堡大学的年代中曾让我失望，但在其柏林大学的为时不长的最后岁月，对他这一时期的许多亲密友人来说，这种落差却显得愈发有趣。迈涅克(Friedrich Meinecke)曾在其十分美妙的论文《特洛尔奇与历史主义问题》(Ernst Troeltsch und das Problem des Historismus, Deutsche Nation, März 1923)中，非常精确地描述了我在这里的关注点：
他的朋友们……因他逝世而失去了生活中一道最强烈的光源。他们在互相交换对他的印象时必定会承认，他的实证的主导思想和目标同他精辟的历史观察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会被误解；虽然他最终能毫无歧义地发展出自己的意愿和思想，但他有力的言语却常常莫名其妙地失灵。
的确如此。而他又如何能够不是如此呢——如果他总是让他的个体性观念、孤注一掷观念以及类似种种天马行空地流露出来？
其实，他在绪论中就已付出许多无法形容的辛劳：每当涉及他认为唯一值得付出全部艰辛的事，即阐述信仰转变和信仰生活之辨时，他就已在抗议它们间纯然一跃(überspringung)的关系了。
本集中最后一篇讲演《政治、爱国主义、宗教》，虽然在专业的政治活动家那里很可能完全遭到忽视，但却受到英国听众的热烈欢迎，尤其是因为他那既有识又有胆、处处都与我们每个人相关的重要的概念区分。[209]我认为，未来属于这种概念区分，正如现时对于这类工作大都绝对甚至专横地加以拒斥。毕竟在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专家许多世纪以来一直在嘲笑的事情，有很多如今都成了明显的事实。准确地说，抱怀疑态度的人们毕竟——即使仅从可能的结果来衡量——根本是跟着有信仰的人站队的。
可以肯定，这位突然从我们中间被带走的人，或在此岸或在彼岸，都是一位怀有信仰的人，虽在极度苦痛的大风浪、失望和孤立之中，仍始终不渝地持守信仰。从1901年4月到1923年1月，特洛尔奇在写给我的信函中从不矫揉造作，也从不陈词滥调地表达他的信仰，不管是在经历过极度受压抑的苦痛之后，还是在一切焕然生辉的欢乐之中。他的信仰一如基督徒对全能永生神的信仰，不可动摇，位于他内心最深处，带来使人坚强的力量。此种信仰毫未暗澹，鲜明如在童年，并且有着在成人精神和成人意愿中更为加深和延展的救主基督的形像。对他说来，基督自始至终都是他的最终力量，这位基督作为神，却化身为了最卑微的人形。
这两个确定不移的信念是特洛尔奇的分析和理论的基础，而它们产生于一个别样的世界，产生于那许多早在他诞生之时就已经围绕着他，并在他父母身上存在着的积极的精神价值和力量之中。特洛尔奇曾在《基督教会的社会学说》(Soziallehren, 1912)一书中，很精彩地谈到幼年受洗比年长受洗具有较大的思想丰富性，因为幼年受洗确实早在我们能够完全有意识地自行教育之前，通过许多成熟了的信教者的实例，使我们印象深刻地明白我们应当成为怎样的人。而在我看来，这位伟大人物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传统在他身上的强大真实性。这一传统如今永远地存在于他的著作之中，也会被人真心诚意地接受。
但愿以下各篇讲演的读者同样不忽视他的生活和信念的这些根基。这些根基，承他慨允己心，来自他那纯净丰饶灵魂的最深处。那么，就让这些本身业已意义丰富的、承载着并透射出他的精神个性最后的深度和广度的讲稿发光吧。对于这个人而言，一切人所共有甚至细枝末节的自我吹嘘，一切哪怕只是略露端倪的自大自负，永远都是全然陌生的。而我们，他的忠实友人，则将因这位伟人得以继续发光而深得安慰。[210]因为对于我们而言，他过去、现在、将来都无比重要。
192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