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各个时代》 ( 1854)序言
兰克 撰 谷裕 译
[中译编者按]1854年9月25日至10月13日，兰克应邀为巴伐利亚国王讲了19次世界历史，从古罗马、中世纪、近代早期讲到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讲稿随后以“历史上的各个时代”为题出版，副标题是“为巴伐利亚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所做的讲座”。头两讲是序言，阐述了整个讲座的基本思想。
序 一
引 言
为本次讲座，首先需要就两点达成共识：一是从哪个时段讲起，二是主要概念(Hauptbegriffe)。
先谈讲座的起始点。考察很久远的时代、很偏僻的状态，离本次讲座的目的过于遥远。它们虽对当下仍有影响，但不过是间接的影响而已。为避免在历史中走得过远，我们将从罗马时代讲起，因为这个时代汇聚了极为不同的重要因素。
以下我们再就两点达成共识：一是普遍意义上的“进步”概念(Begriff des Fortschritts)；第二点也与此相关，即何为“主导理念”(die leitenden Ideen)。
1 如何理解历史中的“进步”概念
若如某些哲人认为的那样，人类整体是从一个既定的原始状态朝着一个积极的目标不断发展，那么似乎就得以两种方式想象：要么有一个普遍的引导意志促使人类从一点向另一点发展，要么人类精神天性中似乎有某种趋向，驱动事物必然地向某个目标发展。
我认为这两种看法在哲学上站不住脚，在历史上也无法证实。哲学无法接受该观点，因为第一种情况[即普遍意志引导],径直扬弃了人的自由，让人成为无意志的工具；而在第二种情况中[译按：即人天性中存在某种趋向]，人只能要么是上帝，要么什么都不是。
上述观点在历史上也无法证实。首先，人类绝大部分如今仍处于原始状态，处于开端阶段。其次，问题是：何为进步？人类的进步表现在哪里？——在伟大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有一些因素已在罗马和日耳曼国族中固定下来，此中倒是存在一个逐级发展的精神力量。而在整个历史中，确乎也有某种相当于人的精神的历史力量显而易见，这是在原初时代就已奠定的运动，然后一直保持着某种持续性。只是归根到底，人类只有某个系统的人群参与了这场普遍的历史运动，另一部分人却排除在外。在一般意义上，我们也不能把那些正处于历史运动中的民族，视为处于持续的进步中。
倘若我们把目光转向亚洲，就会看到，文化从那里发源，而且这块大陆经历了很多文化时期。只是整体来看，那里的运动更多是一种倒退式的运动，因为亚洲文化最古老的时代才是最灿烂的时代，接之而来的第二个、第三个时代，也就是古希腊和古罗马元素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就已经逊色，及至蛮族即蒙古人入侵，亚洲文化就彻底结束了。
针对这一事实，有人想要求助于地理进步假说[按：即文化进步有地理上的规律可循]。倘若有人比如彼得大帝认为，文化是绕着地球转的，即文化源自东方，也必将回到东方，那我必须从一开始就声明，这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宣称。
其次，要避免一个谬误，即认为多个世纪以来的持续进步同时包括人类本质和技能的所有分支。历史向我们展示——仅举一例——比如在近代，艺术在15和16世纪上半叶最为繁荣，相反，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前七八十年，却大多走了下坡路。文学同样如此，这门艺术只在某些时期真正繁荣，历史并未显示它在千百年中不断向更高水平发展。
倘若我们排除地理发展法则，倘若我们看到，另一方面，正如历史教导我们的，在很多民族中已开始的发展不总是包括各个领域，而这些民族可能走向没落，那么我们就会更清楚认识到人类持续的运动到底在何处。人类持续发展，是因为掌控人类的大精神趋势(geistige Tendenzen)时而分开，时而联合。在这些趋势中，总有某个个别的倾向占得上风并使得其余的退居其后。
比如16世纪下半叶宗教因素占得上风，文学相对就靠边站了。相反，18世纪对功利的追求赢得了市场，艺术及其相关活动就要退让。可见，人类每个时期都表现出某种大的趋势，而进步的基础就在于，每个时段都有一定的人的精神运动，它交替推出不同的趋势并在其中显示自己的特性。
倘若与上述观点相反，认为进步表现在人类的生命在每一个时代都会大幅提升，或每一代都完全超过前一代，故而最后出现的一代就是更受欢迎的，而此前各代不过是后代的传送者(Träger)，那么，这就等于说神是不公正的。这样一个几乎只是过渡性(没有正位，mediatisiert)的一代本身不会有意义。其意义仅在于，它是通往后一代的阶梯，与神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关联。而我却认为，每一个时代都直接与神发生关系，每一个时代的价值都不在于从它里面产生了什么，而是只在于它的存在、在于它自己本身。只有当人们必须把每一个时代都看作自身有效的，认为每一个时代都极具考察价值时，对历史的考察，尤其是对历史中个体生命的考察，才获得了完全特殊的吸引力。
故而，史学家首先必须集中考察人在某一时段如何思想和生活，这样就会发现，除了某些不可改变的永恒的主要理念，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特殊的趋势、特有的理想。既然每个时期自身便有存在的权利和价值，我们也就断乎不得忽视从其中发展出来的东西。其次，史学家还必须意识到各个时期之间的不同，从而考察相继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内在必然性。
在此的确可以看到某种进步。但我不想因此就认为这种进步是一种直线运动(in einer geraden Linie bewegt)，我认为，它更像一个以自己的方式为自身开辟道路的潮流。神——恕我直言，我认为他在人类总体历史中俯瞰整个历史上的人类——在他看来，各个时期都是等值的，因为在他面前没有时间[区别]。人类教育的理念或许本身有真理可寻，然而在上帝面前，人类每一代都有平等权利，史学家必须这样看待问题。
在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历史中，无条件的进步、最大程度绝对的上升也是有的，比如物质利益方面。就物质利益方面来讲，即便没有巨大变革，也几乎不会发生倒退；然而在道德领域却无这样的进步可寻。当然，在道德理念方面，可以发生量上的进步；同样，人们也可以认为精神领域在量的方面有所进步，比如今天比以前有更多受众欣赏文学艺术中的伟大作品。但是，如果想成为一个比荷马更伟大的史诗诗人，或者想成为一个比索福克勒斯更伟大的悲剧作家，那就贻笑大方了。
2 如何看历史中所谓的主导理念
哲人们，尤其黑格尔学派就此提出了某些理念，根据这些理念，人类历史如同一个逻辑进程，按正题、反题、合题，或按积极、消极规律无限发展。然而在经院哲学中，生命本身则消失了，同样，这种历史观、这种自身按不同逻辑范畴发展的精神的进程，其基础便是我们上文已摒弃的观点。
按上述哲人的观点，只有理念才具有独立的生命力，所有人不过是用理念填充的阴影和模板。同样按彼学说，世界精神相当于是通过欺骗来创造事物，并利用人的激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该观点或学说的基础，则是极端的、对神和人的不恰当的想象，但它径直引出了泛神论。于是人就成了形成中的上帝，成为借助蕴于天性中的精神进程生出了自己的上帝。
我理解的主导理念不是别的，正是每一个世纪占主导地位的趋势。人们只能描述这些趋势，却不能最终用一个概念来概括总结，否则，我们就回到了上述被摒弃的观点。
可见，史学家的任务是拆析各个世纪的大趋势，展开人类的伟大历史，这历史本就是不同趋势的结合体。从神的理念的立场来看，我认为人类蕴藏着无限多样的发展可能性，它们将逐渐显露，而且是按照我们所不知的法则，这些法则比人所想象的更充满奥秘、更伟大。
序 二
在上讲(序一)部分，我们主要考察了“进步”的概念。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进步”概念并不适用于所有不同事物。比如它无法应用于普遍意义上世纪与世纪之间的关系，即不能认为，一个世纪是在为另一个世纪服务。进而，进步的概念也无法应用于艺术、文学、科学和政治领域的精神产品，因为这些精神产品直接与神发生关联。它们尽管立足于某个时代，但其本质和创造性却独立于之前和之后的时代。好比修昔底德创造了历史书写，后人无论如何都无法超越这种创造性。
同时，在个体的道德和宗教存在方面也几无进步可寻，因为二者同样与神之间存在直接的关联。人们只能承认，早期的各种道德概念并不完善[所以可以有进步]，然而自从基督教出现，并且与此同时真正的道德和宗教出现后，在此就不可能再出现进步了。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在希腊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某种关于国族的想象，诸如允许复仇之类，而基督教则清除了这种思想。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基督教之前的不完善状态对基督教本质的形成做了准备。相反，基督教是一个突然的神性显现，正如伟大的精神产品无一不本身就带有直接被光照的性质。柏拉图之后不可能再有柏拉图；例如，我或许没有充分认识到谢林在哲学方面的贡献，但我也不认为他就超过了柏拉图。柏拉图在语言和风格方面，尤其在他的文学表述方面是不可超越的。但若涉及内容，则不可否认，谢林可使用更多前人所提供的素材。
与上述领域不同，在关系到认识和控制自然的方面，则有进步可循。就认识自然来讲，古人尚处于童年阶段；就控制自然来讲，古人也无法与我们相比。这进而与我们所谓的某种扩张联系在一起。道德和宗教理念的扩张，抑或所有人类理念的扩张，处于持续不断的进步之中。在曾经的文化中心，文化就有一种向四外发散的趋势。但这绝不等于说，进步在各个方面都毫不间断。进步更多会无条件地发生在物质性领域，诸如精密科学的建设和使用，又如在把不同国族和个体引向人类和文化理念方面。
反过来再看，在各人文科学领域，尤其在哲学和政治领域，是否真的出现过进步。在哲学领域，恕我直言，最古老的哲学，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成就的，足矣。在纯形式方面人们从未超越它，即便在物质性方面，新近的哲人现在也在重提亚里士多德。政治领域同样如此：政治的普遍原则，古人已以最大的可靠性给出，以后的时代拥有的不过是更为丰富的经验、更为丰富的政治尝试而已。我们现在的政治当然建立在已有的历史状态上，比如，立宪君主制或长期君主制的问题从我们今日的立场来看不言而喻，但它们离不开既有的历史状态。因为谁也不能说，在君主制的理念中就已存在与不同等级(Stände)的关联。也就是说，后来的时代胜过古人的地方，仅在于在政治领域得到了更多的经验。
同样，人民主权(die Souveränität des Volkes)或君主主权(die Souveränität des Fürsten)的问题并不能通过科学来解决，而是需要以历史途径通过党派建构来解决。至于历史书写领域，也与政治领域别无二致。如上所述，无人会生出狂念，要成为比修昔底德更伟大的历史书写者，而我自己则有狂念，在历史书写中成就某些与古人不同的东西。因为我们的历史洪流比之古人的更为宽广，因为我们试图把另一些囊括了各民族整体生命的潜力引入历史——一言以蔽之，因为我们试图把历史把握为一个整体。
至此，我们解决了本期讲座的几个主要概念和出发点，以下我们将转入讲座的正式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