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宪法的发展与自由保守主义者的英国观

与麦瑟施米特(M. Messerschmidt)的杰作《英国视角下的德国》(Deutschland in englischer Sicht)类似，我们将以德国史学家的英国观为例，展现史学在1890至1930年代经历了哪些变迁。显然，德英关系决定了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们研究了新兰克学派和英国政治体系领域一些重要专家的政治思想和活动，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尤其是通过分析这些学者对英国这个宪政国家典范的看法，发现德国的历史研究在评判议会民主制和西欧思想界时的确凿线索。研究英国史的时候，德国史学家往往会深入地讨论英国政治体系的特征，因此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并不缺乏文献资料。此外，我们还可以断定，当代史的影响和对当下的兴趣也非常有助于细化这些史学家的史观。我们研究的重点是三位举足轻重的学者，他们很早就被视为威廉帝国时代具有批判性的代表人物，自1945年以来尤其如此。通过将这些学者所持英国观的发展与当代德国历史联系起来，我们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帝制德国向魏玛共和国议会民主制的过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些德国史学家对英国宪法发展过程的兴趣？

我们的出发点是瓦格茨(A. Vagts)[126]提出的问题。他在评论梅耶(A. O. Meyer)[127]《德国人与英国人——大历史中的本质与发展》(Deutsche und Engländer-Wesen und Werden in großer Geschichte,1939)时，[128]要求研究恨与爱(Haß-Liebe)的现象，并且要特别考虑自由保守主义市民阶层的宪法政治观念以及努力。自雷贝格(A. W. Rehberg)[129]和达勒曼(F. Ch. Dahlmann)[130]以来，德国的学者式政治家的政治思想始终贯穿着对英国国家秩序的惊叹，但同时期的宪政现实却日益表现出各种与之分离的趋势。这个现象说明，欣策(O. Hintze)有关国家和军队结构以及立宪君主国的研究，在史学和类型学上都有充分理由。[131]

许贝尔、特赖奇克、德尔布吕克和马尔克斯等人[132]的研究和时事论文在不同程度上说明，在德国学者对英国宪法的历史个性的肯定和他们自己的政治判断之间存在矛盾。这些学者的政治判断意味着德国与英国的发展差异更加深刻了。[133]对那些致力于改革德国宪法机构的政治思想家而言，作为欧陆强国的法国本来可以，也应该成为典范，但事实却非如此，相反，英国成了他们的样板。梅尼克和特洛尔奇也认为，法国的体制在德国无法生存，因为法国的理性主义和中央集权思想违背德意志的特性。法国的宪政现状和对外政策的矛盾构成了一道无形的高墙，把试图在法国更精准地寻找良方的想法挡在了外面。[134]

我们不在这里详述这些政治思想家的知识来源。他们都是自由思想家，能够从广博的阅读中生发出自己的一套理论，因而不适用于所谓的“影响研究”。只有当思想上的类似之处确实有助于澄清某些构想时，我们才会标注这些影响，但我们不会认为，这类由于文献来源和方法上的保留态度而可能存在的影响关系是必然和绝对的。进行思想来源的比较，与我们认为重要的内容恰好南辕北辙。由于前期工作缺失，且资料不充分，我们不得不放弃探究英国那些在地方自治和帝国改革问题语境下讨论改变议会制体系的思潮——如狄骥(A. W. Dicey)、洛(Sidney Low)和自由统一党人的观念，这些思潮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凭借当时的方式，联邦国家结构与议会主权之间不能协调，管理广大地区与国会议员繁琐而责任重大的监督权也无法统一。同样，我们也不得不放弃把试图改变议会体制的新构想和俾斯麦帝制改革的类似讨论进行对比。

国家结构确保了英国在国际政治上的成功，对德国学者而言，这种国家结构的制度性前提并不是秘密，但他们对于英国行政体系优势的肯定和了解仅限于认为，这种制度性前提条件只对英国本身有效。因此，他们用社会政策的结果去抵消英国治理方式的优劣，并认为德国在重要的国家问题上更胜一筹。除了说明英国的优势之外，他们还知道揭露英国这座国家大厦的阴暗面和漏洞，以此为俾斯麦所建立的德意志帝国辩护，说它是一种具有独特价值的现代国家类型。

如果这些学者的历史—政治研究还认为英国在某些方面维持着引领方向的地位，那么，其原因不外是他们认为，英国进行了大有希望的实验，试图让国家和人民、权力和自由/文化、政治和伦理协调一致(帝国主义权力的辉煌正是为此而建)，使保守和自由的元素在国家和社会结构中保持平衡，而同样的计划在德国的政治中还只是被作为任务提出来。英国在一个更早的阶段就开始着手解决德国当下的问题(作为现代工业国的民族统一国家的构建)，并且在这条路上展现了一些积极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对德国而言，英国实乃历史的典范。德国人可以为这种时间上的领先地位赋予指明方向的意义，但也能投入大量积累，以参照前车之鉴，防范许多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