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审视历史主义危机
为了能在合适的范围内说明历史主义的危机，[37]防止人们在如此短的时代间隔后高估这一现象(然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需要指明，这一危机按照其类型而言，并不是全新的现象。当然，这一对史学的反驳有非常宽广的进攻前线和清晰的本质，这似乎意味着它可能不会更早出现；而对于许多尝试解答历史、宗教和世界观问题的人们而言，这个如此撼动了历史思考的现象，也不会在欧洲思考的任何一个更早阶段出现。然而，在历史主义危机之前，已经出现了无数不同的、更小范围的危机。而如果我们将此前的十年想象为一个在历史理论视角下充满高贵、和平和友好精神的时代，就是在颠倒黑白。
16、17及18世纪，特别是上世纪和本世纪初的历史思考，在其内部是统一而紧密的；这些历史思考包含了尖锐的对立，并一直处于充满活力的流动和内在的变化之中。较早的时代也绝不缺少对历史思考的本质性讨论。1700年前后，法国耶稣会会士哈尔杜安(Hardouin)宣布，公元13世纪前流传下来的书面材料几乎全部是伪造的，特伦托大公会议之前的所有教会会议都是非历史的，维吉尔(Vergil)的《埃涅阿斯记》(Aeneis)——这部作品以寓意的形式描绘了彼得(Petrus)去往罗马的旅程——是本笃会教士的作品，贺拉斯(Horaz)颂歌也是非历史的，因为它也是由本笃会会士引出并以比喻的方式来解释的。[38]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这些深奥难懂的古怪念头和现实的批判难度所激发出的批判冲动，绝不亚于当代人们对以科学方式实施的历史理论性的质疑。这种批判虽是一种对于历史流传文献的全面进攻，距离对史学的本质性质疑却并不遥远。在法国启蒙运动的基础上，将史书视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谎言[39]的倾向得到广泛传播——即使没有今日哲学思路的美化，这也是针对史学的根本性质疑。
在19世纪，历史思考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广泛传播和深化，然而也并不缺少个体激进的反对声音。我只需提起叔本华[40]对史书的根本性敌意，或是在这一时代被广泛阅读的杜林(Eugen Dühring)的实证主义作品，后者将史书描述为一出“理念向后转向的皮影戏”。[41]面对这些质疑，历史理论意识得到了增强：它尝试证明史学的可能性并已在18世纪取得了瞩目的成就。[4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伟大代表人物已经细致地思考过重要的历史理论问题了。
在接下来的19世纪，史学家从“专业角度”热情地参与了历史逻辑和历史理论的研究。我们应该注意到《史学杂志》(Die Historische Zeitschrift)最初出版的几年，和诸如德罗伊森(Droysen)、洛伦茨(Ottokar Lorenz)、伯伦汉(Bernheim)等史学家，或是想到关于兰普雷希特的史学争论所带来的丰富文献。其中一篇文献得到广泛传播，它从哲学角度论述了历史理论，正如狄尔泰、李凯尔特、西美尔和特洛尔奇在近代对历史理论做出的论述一样。另一方面，任何一个时代都不缺少以天真自负的技巧从事史学研究的史学家，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什么样的理论深渊旁活动。在所谓的科学革命之后，在历史主义危机中以及在其之后，可能存在过，也仍可能存在这样不曾反思自身技巧的专家。
以上概述指明，“历史主义危机”并不是全新的，而是一种状态的尖锐恶化；而且，这种恶化早就以某种方式出现了。但历史主义危机的意义绝不应因此被削弱。为了防止误解，我们应该再次强调，在欧洲人文历史早先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没有发生过一个如此撼动了历史思考的事件。历史主义危机如何到来，其最近的原因、决定性的历史关联是什么，这些问题已经无需赘述，因为答案显而易见：这一危机整体上是各种立场的分化结构，而这些立场中的大部分都可以理解为重大的政治、社会、经济和精神变革的局部现象。这一变革在世界大战之前已经可见，但战后才逐渐变得清晰而重大。我们在“历史主义危机”中论证的总体问题，经常通过彼此分化的调解，与作为事实和经历的世界大战和世界革命产生联系。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到，这一变革在世界大战前已经萌芽了。
贝克尔(Carl Heinrich Becker)在他的《历史意识中的转变》[43]中描绘了一种针对历史世界的观点，这一观点在本世纪20年代得到发展并被完全改变。我在这里只谈及德国的历史主义危机。特洛尔奇针对其他国家的类似进程有过以下的论述：
这一危机……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涉及不同的范围。最少受到影响的当然是美国人，他们只有很短的历史，并将欧洲视为一座博物馆……在英国，历史主义的危机更多是基督教价值体系的危机，我们可以通过历史批判和历史对比感受到这一危机……在法国，巴莱(Barrès)作为战争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反对根除文化、知识主义、审美和普遍主义，并最为严厉和激进地要求肯定自身的民族及其一切历史财富、权利和要求，由此，他以历史主义暴力地战胜了历史主义。在意大利，未来主义已经打响了反对一切史学的战争，它也宣告，只有当下力量的巨大发展才能将我们从史学、博物馆和旅行指南中解脱出来。[44]
在俄罗斯，人们则“完成了反对所有迄今为止的历史的最为宏大的当下实验，并获得了新的经验，这些经验将为新的历史思考提供根据，而所有旧时的经验都将过时”(页584)。海纳曼(Fritz Heinemann)和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分别在《哲学新道路》(1929)和《时代的精神状况》[45]中给出了对当下危机的分析。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在他的讲座“反历史主义”中从狭义上切中了“最后”指涉的形势，沃士勒(Voßler)译出了这篇精彩的分析。此外还有约尔(Karl Joel)的《在当下思考中克服十九世纪》 。[46]科勒(Walther Köhler)在他于海德堡关于“教会史中的史学和超史学”的就职演说中，也提供了对于“在单一史学专业的视角下理解现代问题总体”的洞见。[47]
我们最好通过危机的不同症候来追踪其进程，而非通过单线描述。我们在上文已经谈到，这一危机的主要特征是“历史主义”概念的传播。如果这场自从世界大战后就席卷欧洲的巨大精神危机把握住了历史思考和史学科学的单项学科划分，并追求阐明和分析总体的历史流传资料，它就并不只是部分现象，而是同时处于自身的根本性特征中，从而也是历史主义的危机本身。历史主义危机撼动了总体思考，而这种总体思考以某种方式被判定为“史学” 。这一危机以其最极端的现象力图使19世纪发生的思考历史化地倒退。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它对当下极端反对历史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反映。接下来，我们将只讨论作为部分现象的危机，即只讨论那些在历史学科领域内可见的症候。
这一危机的清晰症候是，世界大战之后的数年中，人们对政治史和战争史表现出明显的疲乏。这种疲乏容易理解，它首先是全体公众数年来全身心参与战争活动的结果，同时也是人们并不能以历史的方式处理如此丰富的事件的后果。历史材料——首先是所有国家的新闻界提供的材料，接着是档案出版物——以这种方式无限且不可预知地增长，以至于迄今为止，针对此类历史事件序列的科学加工程序已经不能再应付了。正如1813年的莱比锡战役一样，我们已经不能继续一边考虑所有在世界战争中发生的伟大行动，一边同时描绘大战本身了。世界大战涵盖巨大的范围，它的分解带来不计其数的前线和阵地战的无数事件，使这种描绘成为不可能。我们必须洞察到，为何总结性的历史描述已经不能应付这一重大事件。而面对历史细节，我们也失去了兴趣——这是多年来我们被给予了过多的历史细节材料后不可避免的后果。另一个令人沮丧的印象也导致了这一后果：无数的英雄行为在纷繁浩杂的事件中消失并最终失去影响。
于是，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渴望理解战争作为伟大事件在其更深的存在层次中的根源和终极“意义”。在战争时期，人们还经历了另一事件，这个事件同样极大减小了他们对历史事物的兴趣：人们发现，信息和实际真相在许多情况下并不一致。信息中已经隐藏着一种特定的观点，甚至隐藏着一种服务于传播特定观点的政治意愿。贝克尔指出了“关于信息和事实关系、关于历史根本概念的难忘一课”，这是德意志民族通过世界大战所吸取的教训：
至今为止，大众思考对所流传信息的客观性几乎没有提出任何质疑。主观性似乎首先在解释和评价信息时渗入。而现在，如下事实才明确起来：在这些信息自身中就藏有一种历史立场；不仅如此，这些立场总是能够得到表达。[48]
这样一来，结果一定是对历史事物的质疑和淡漠。
正值这一兴趣重心转移之际，自从1918年以来，一种激动的革命气氛又直接侵入历史学科领域。“新建”和“重建”的口号被移植到科学领域，一场“科学革命”即将到来。接下来，科学传统，即流传下来的科学活动，好像不能再继续维持了。事实上，这种科学活动以一种得到保障的、在坚实基础上建立起的文化生活为前提，以当时科学领域的一种不受时代事件扰动的悠闲状态为前提，以重要的金融手段为前提——这就是战前的德国或整个欧洲。如果说，那一代在战前就已经投入工作的学者能够维护与先行的科学研究的伟大时代的联结，并使其良好发展，那么，我们很快便能断定：
年轻一代这种暴力的、遁入实用和喧嚣世界的感觉，从内向外危及了科学的成果和力量。[49]
但这很快就不只关乎科学活动在原有范围内的维持了。科学职业和作为职业的科学本身成了讨论的对象；[50]如果人们想要继续从事科学活动，就应该采用与之前——这指的是被不公正地视为完全不可接触的战前时代——“完全不同”的方式。如今，历史的判断得到更新，大范围的“历史修正”必须得到实施，随着新教皇权的垮台，关于德国历史的“小德意志”观点似乎也结束了，而一种主要是以天主教为导向的德国历史的“大德意志”观点得到了表达。因此，建立历史标准的复杂问题在历史书写内部重新开始发展。[51]
此外，史学的新方法得到传播。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世界史形态学概要》(1919)引起史学领域的空前轰动，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史学作品在短期内激起过如此大的反响。[52]考虑到1835年与1919年文学出版物得到广泛传播所需的不同条件，人们最多可以拿大卫·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的《耶稣传》(1835)与之相比。
不过，比起斯宾格勒(到目前已被确定)的影响，大卫·施特劳斯的影响明显更深远：前者像一颗流星般出现又消失，20年代后期，他在处理自己于1920年前后集中撰写的著作《学术青年》时，已经几乎不严肃了。无需说明，当年这部作品激动人心的力量已经耗尽。斯宾格勒的思想触动了一些人，而布莱希格(Kurt Breysig)在战前已经阐明这一思想，后者则与兰普雷希特产生共鸣。[53]对那些对历史感兴趣的人而言，布莱希格此时重新进入他们的视野。[54]许多与斯宾格勒产生共鸣的历史思想家也都与他交往，这其中首先是种族学家、非洲研究者费罗贝尼乌斯(Leo Frobenius)及他的学者圈，这一圈子早在战前就已经形成。[55]
与此同时，一种完全不同的史学方向出现了，它与斯宾格勒历史观点的兴起都带来了令人惊讶的影响，这就是聚集在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及其创作周围的圈子，贡多尔夫(Friedrich Gundolf)是这批学者中最富天赋、同时也是文学上最多产和最为成功的领袖。[56]在贡多尔夫之前，西美尔在其创作的最后阶段贡献了许多重要作品。这些作品已经在尝试把握现象的形而上学内容，它们也在某种程度上与格奥尔格圈子有关，并由此构成了这一学派的早期阶段。西美尔《历史哲学问题》的第三版就题献给了格奥尔格。[57]与格奥尔格带有静态古典特征、以常态与“形态“为倾向的性格及创作相似，胡塞尔提出的现象学哲学也以其“本质观”(Wesensschau)在20年代模糊得多的历史意识中产生了影响。[58]
尽管如此，一种独特的新浪漫主义已经出现。它接受了对于事实研究实证主义的、纯粹智性的限制，证明了因果论完全不适用，并在此之上向外追求“综合法” 、“象征”和创造性，以及一切脱离了条件和时间流逝的事物。如果这种新浪漫主义富有活力，[59]那么实证主义衍生出的研究方式就仍具有效力，并在当下保持着重要的科学强力和巨大的拓展力。这就是如今韦伯(Max Weber)所拓展的社会学，特洛尔奇将它应用于教会与教义史领域，舍勒(Max Scheler)和一个广泛拓展的学派将它提升为知识的社会学。伴随这种社会学类型学而来的是一种在心理学——心理学和世界观类型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文科学类型学。在这里，做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是狄尔泰。约尔总结了不同的新型类型学：
狄尔泰和诺尔(Nohl，此处可能指Herman Nohl，著有 Die Weltanschauungen Der Malerei)的世界观类型，斯普朗格(Spranger)的生活形式及雅斯贝尔斯和荣格(Jung)的灵魂类型，新的心理学的想象与记忆类型，种族类型，斯宾格勒的文化类型，纳德勒(Nadler)的本源类型，奥托(Otto)的音乐类型。[60]
约十年前出现的(由洛伦茨提出的)代际学说则经历了复兴和美化性质的完善。[61]人文历史的类型学尤其在曾经风行一时的“处理单个文化时代的人类类型”的尝试中得到发展：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在他的《希腊文化史》(Griechische Kulturgeschichte)中对希腊和希腊化的人类进行了探讨；魔力的、阿波罗式以及浮士德式的人类在斯宾格勒的文化史幻像中得到了抬升；此后，其他学者也开始尝试描绘中世纪的、哥特的、北方的、新教的和伤感的人类。[62]
最后，战后由弗洛伊德(Siegmund Freud)奠基的精神分析也得到广泛传播，它在战前已开始应用于特定的历史问题，并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洞见。这一理论对史学的影响相对有限，[63]但上述追求、本质观、现象学和社会学开始在人文科学的其他单个学科中产生巨大影响——在文学、艺术史、古典哲学中，它们的踪迹随处可见。
我在这里无法处理这些单一学科。我当然不是妄称要概览不在我自己的科学领域中的事物。一般而言，人们认为以上所描绘出的时代历史倾向会在所有的学科领域中生效，而一些特殊情况则只能在某一学科自身的特殊情况中得到解释。对局外人而言，文学领域中尤其是西萨兹(Herbert Cysarz)的《作为人文科学的文学史》(Literaturgeschichte als Geisteswissenschaft)(1926)，成了争取概念澄清的引人注目的表达。在艺术科学领域，李格尔(Riegl)，沃尔夫林(Wölfflin)，德沃夏克(Dvorak)，斯特泽高斯基(Strzygowski)，这些名字象征着全新的追求；在古典语文学领域中出现的则是为阐释柏拉图做出的近代努力，尤其是蒂利希采用新方法开展的敏锐研究。[64]
当然，这里并不缺少反对力量。例如，在史学中继续存在着较古老的、主要在事实领域保持不变的事物：一方面是如历史哲学一般的精神史，另一方面则是拒绝社会学的历史书写。[65]此外，在史学中还可能产生如克勒尔(S. Kähler)、洪堡(Wilhelm v. Humboldt)和施塔特(Staat)的著作一般的完全反唯心主义的作品，这些作品以一种之前无法达到的、不存在任何幻想的现实主义使万物具象化了。所谓的辩证神学或是危机神学同样以强烈反对精神史传播的姿态发展起来，对此，巴特和其他人都提出了根据。在这里，作为纯粹事实史的历史被保留在其领域内。但这并不只表示，每一种“历史哲学”以及对历史事物的每一种精神史的处理都将遭到反对，而是说，一种独特的历史概念首先从基督教信仰中发展出来。而根据这一神学倾向支持者们的判断，这一概念会压迫所有专业史学，使其成为一种次等的尺度。[66]
所有这些追求，即社会学、辩证神学、类型学说，和以综合法、本质观为目的的倾向，都尝试贬低迄今为止的史学，因而是历史主义危机的症候。除此之外，在20年代“学者”圈中，科学、专业的历史书写立场还受到了另一方面的威胁：历史通俗文学迎来了新的蓬勃发展，在这种文学中，历史书写和小说的界限变得很模糊。这种现象当然并不仅限于德国，但就德国而言，这一时期的作家路德维希(Emil Ludwig)关于歌德、拿破仑、威廉二世和俾斯麦的作品获得了巨大的文学成就。[67]
正如在科学危机中总是出现的情况一样，这场历史主义危机也伴随着一场充满活力的关于历史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探讨。特洛尔奇全面分析了自启蒙运动以来伟大的历史哲学家和史学家，触及了论题的核心(总结出自《历史主义及其问题》)；我们也应提到若塔克、布莱希格、凯泽(Keyser)和其他学者[68]的研究：他们针对许多单一问题展开研究，特别研究了狄尔泰从施莱尔马赫传统中发展而来的历史理解问题。[69]
此外还有历史的分期问题——如今，我们更加尖锐地感知到了这一问题的相对性。[70]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们并没有完全看透时期划分在其结构内部的问题。这些反对历史的质疑渗入了所有这些问题，而莱辛(Theodor Lessing)正以这一质疑处理了历史问题(“作为赋予无意义以意义的史学”)。他的激进主义遭到被史学家和哲学家的普遍拒绝，却在读者圈内得到广泛传播，这从他作品的印发数量(第四版，1927)就能够看出。同时，这也更加激化了危机情绪。[71]
在20年代后期，海德格尔促成的现象学变革终于开始对历史问题产生重大影响。对历史哲学问题持中立态度的胡塞尔现象学，与狄尔泰思想在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中得到结合，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72]
整体而言，在1926至1927年前后，下述印象可能还广泛存在。贝克尔曾经这样描述：
历史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对客观历史观的信仰已经消失；因此，先前受到鄙视的主观性、被建构性、哲学性、艺术性和宗教性，都被给予了一种意料之外的、近乎唯一的价值……它们被过高地评价了……时代意识的立场转向了历史。[73]
正如这里展示的一样，危机情绪很大程度是在此期间平息的。在20年代末，这一印象就不断得到巩固，相符的表达自此频频出现。如奥托·曼曾说：
一门体弱多病的科学(普遍的危机意识和对于这种意识的公开论证表明了这种确信的正当性)回归到了健康状态……在我们之前的几代人对于这些富有成果的问题拥有坚定的立场。[74]
自1920年代末以来，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对之前热情从事的方法论和其他理论性论证的厌倦情绪，伴随着向新工作的明确转向出现了。[75]人们对这一危机情绪感到厌倦。危机的水域开始变浅，我们已经可以断定，哪些海岸线的变化将被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