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1919过渡危机中历史主义者的改革措施

至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停留在指明精神问题领域的设问特征上，现在则必须简要勾勒梅尼克、特洛尔奇和韦伯作为积极的学者政治家所迈出的脚步。在上文所论述的事实背景下，本文接下来将精确地描述我们的精神史研究应当涉及的各种视角。

在一系列历史—自我批判的思考当中，梅尼克曾试图界定他本人及其熟人圈子产生的政治影响力的意义。梅尼克的说法同时证明了他们的一种魏玛民主制之父的意识，[168]这种意识最清楚地体现在特洛尔奇的一批《观察家书信》(Spectator-Briefe)当中。美国史学家克尔曼(E. Kollmann)不无根据地将这些书信称为“谈论民主制与共和国的书信，写给鄙夷民主共和的有教养者”。梅尼克本人则认为，这些书信是其所在的友人圈子的思考产物，并将1917年这个圈子赖以形成的“自由与祖国民族同盟”称为“魏玛同盟”(Weimarer Koalition)的前身。[169]

汇聚在这个团体里的有教养的德国人虽然认为，人民共同体的思想是在世界大战中进行民族自卫的前提和手段，但他们也感到有义务向那些迄今为止被打上国家公敌烙印的阶层作出妥协。他们认为，现在真的应该给这些“帝国之敌”有意识地认同自身民族归属的机会。因此在这个社团的口号中，自由的位置还排在祖国的前面，但这两个概念实属一体两面，不可分割。既然祖国同盟的活动以追求一种与工人阶级妥协的政策为目标(为改革政策创造更广泛的基础)，梅尼克和特洛尔奇——与韦伯不同——就试图按自己的方式对帝国领导层施加影响。

在帝制德国的最后阶段，梅尼克和德尔布吕克一样，实际上已然是巴登大公马克西米连(Max von Baden)[170]的私人政治顾问，作为史学家和政治家的梅尼克认同这位大公的宪政方案。[171]1916/1918年，韦伯得以通过议员瑙曼和豪斯曼(ConradHaußmann)传播自己的思想，其原因有待日后分析，而梅尼克则有机会为贝特曼-霍尔韦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和库勒曼(Richard von Kühlmann)出谋划策。[172]

这些事实当然不能说明他们对政治事件产生影响的程度，但却见证了这些学者政治家的活动，见证了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和意愿为有志于改革的国务要员效劳。在论及学者政治家的时候，我们更关注的是这些学者为政治家们提供了哪些思想武器，而不是为了探察这些学者的影响力。如果要考察其影响力，那么，首先必须说明这些教授在舆论中的社会和政治态度，其次要研究那些有对宪政施加实际影响力的机会的人物，比如德尔布吕克(《普鲁士年鉴》，柏林周三社等)。

当然，这种学者参与的枢密政治的高峰发生在德意志共和国的头几个月，关于新宪法的工作，国务秘书索尔夫(Wilhelm Solf)[173]咨询梅尼克，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74]及普洛伊斯问计于韦伯，都在这段时间。凭借对帝国—普鲁士问题的历史及政治研究，梅尼克有资质负责宪法问题中最困难的部分；索尔夫请他审查保罗教堂宪法草案在当下的适用性。韦伯则凭其关于议会民主化的著作，以专家的身份参与了1918年12月的柏林宪法咨议会。另外，梅尼克与韦伯还通过研究报告影响了各党派政治家的观念形成，耶林内克(W. Jellinek)在概述中将他们归为那些意见能被当局听取的评论家。[175]

革命期间，韦伯曾供职于法兰克福报(Die Frankfurter Zeitung)。[176]特洛尔奇的政治事业也带有直接的政治影响力，他在巴登议会(Badische Kammer)中代表其大学的利益，并且从1919年起，以德国民主党(DDP)代表的身份参与普鲁士邦议会(Preußische Landesversammlung)，任普鲁士文化部议会次长，尽管如此，他关于宪政的活动仍然仅仅局限于政教关系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