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历史主义的概念
在研究历史主义概念的过程中，我读到了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的如下句子：
一个全新的口号从生活中孕育出来，最初还闪耀光芒，它通过驱使零散的个别现象统一为整体关联，往往并不会发展出意料之外的成果。因此，若有可能，澄清和界定口号只能逐渐实现。人性、人道主义、民族、民族主义、历史主义、个体主义等等——到处都是这些多义、模糊的口号和概念，它们同时也富有成果、不可或缺，并且在使用中逐渐得到澄清和深化，即便这一过程从未完全结束。[1]
[迈内克]针对“历史主义”概念特征的简短总结佐证了下文的研究(在这里，我们并不考虑迈内克此外引出的概念)：在这里，一个多义的、闪光的口号(“历史主义”)因其模糊性被赋予了人们所能想到的最为不同的含义，这些含义有时处于直接对立的关系中，以至于这一概念一有希望得到实现，人们就会想要根除它。但这也是一个从诸多“模糊口号”中脱颖而出、追求科学概念之荣耀的词语，一个已经证明了自身多么富于成果且不可或缺，并逐渐得到澄清与深化的词语。如果没有自觉的工作，这种澄清与深化当然不可能发生。
我们首先要确定，这一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它有何种不同的意义？这些问题马上将我们引向各种有趣的观察。
单单一个事实就会使许多人惊讶，即直到过去三十年，“历史主义”这一概念才在人文科学领域中为人所熟知。据我所知，在19世纪90年代，这一概念在史学、神学和哲学领域所流行的科学语言的使用中还没有成形。首先，人们在书中徒劳地寻找它，希望能够猜测出这一概念的含义，这本书就是尼采的《论史学对生活的利弊》(1873/1874)。尼采在书中清晰地认识到并严厉地谴责了这个被后人描述为“历史主义”的概念，亦即片面、夸张的史学，但即便如此，“历史主义”这一概念仍没有形成。[2]
当然，这一表达可能早在19世纪就已经形成并得到使用了，就像近年成为时尚的词语Problematik[成问题]一样——后者在本世纪初流行的科学语言中仍不常见，但可能在早些时候就已经出现。据我所知，“历史主义”[这个词语]可以被证明最早出现在国民经济学学说中。华格纳(Adolf Wagner)在《政治经济学基础》(Grundlegung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1892)[3]中反对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和他所在学科中更年轻的代表学者的观点，并指责该学科的“历史主义”倾向(时在1886年)。[4]
华格纳对历史主义的理解是“一种对于经济史和经济理论在任务、方法和处理方式层面的差异的模糊”。华格纳在《政治经济学基础》序言中谈到了这种自负的思考方式：
正如更为年轻的历史主义处理一切不在其航道上移动的事物一样——这里说的是所有不适于历史归纳的事物、所有希望将具体的经济史等同于政治经济学的事物。
通过威斯特法尔(O.Westphal)的《俾斯麦的敌人》(1930,S.154)，我将注意力转向了华格纳对“历史主义”这一概念的应用。
到了世纪之交，[历史主义]这个词开始在哲学、史学和神学领域内传播，但它从一开始就具有多种含义。通过在此处以及下文中展示的“历史主义”概念逐渐传播开来的过程，我们当然只能确定这一过程留下的单个的、某种程度上只是偶然发现的踪迹。但是，即使我们彻底研究观察视域内全部时间的所有科学文献，以寻求其“完整”的呈现，结果也仍会有许多漏洞，因为对这一概念起决定性作用的口头传播并不能通过历史手段把握。仍需澄清的问题是：历史主义的概念是如何从国民经济学进入史学、哲学和神学领域的(而这一概念在此过程中可能被重新定义)?
我猜测，“历史主义”的首次应用出现在神学内部，因为神学领域首先出现了对史学威权的强烈质疑，这一质疑来自克勒尔(Martin Kähler)。这种猜测并不错，却没有将我们引向所期望的目标：克勒尔并没有使用Historismus，而是在与Kritizismus[考据主义]的类比下采用了Historizismus。[5]
以下是“历史主义”概念发展的几个例子。
1904年，施密特(Ferdinand Jakob Schmidt)在柏林参与了一个节目，该节目的制作受到了卢瓦西(Alfred Loisy)关于“新教与教会”著作的启发。施密特在节目中反对立敕尔(Albrecht Ritschl)的神学，并指责后者的神学实证主义。这种实证主义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心理学和史学的实证主义，为此，施密特也提到了心理主义和“历史主义”。他认为，心理主义和历史主义是经验心理学和经验史学对精神和思想领域中本质性知识的代替。[6]
1905年，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提到“艺术与诗的无能模仿——如同1850至1870年代人文科学徒劳无功的历史主义” 。[7]
西美尔(Georg Simmel)在《历史哲学问题》(Probleme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的新修订版本中，给了“历史主义”这一表达式又一不同的含义。西美尔的研究是知识理论性质的，正如康德打破了认识自然这一天真的唯实论(Realismus)，西美尔也尝试克服认识历史的唯实论。也就是说，他在康德理性批判的意义上提问：“历史是如何可能的？”他将对于我们的精神正在形成的产出能力的天真误解描述为“历史主义”。[8]就我所见，西美尔对这一概念不太令人愉悦的应用并没有得到继承和发展。他本应描述人们在面对作为自然主义的自然时那种天真的、唯实论的认识论态度，而他显然没有这样做。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这个词语主要在一种片面的史学的普遍意义上得到广泛传播。1913年，特洛尔奇在他关于19世纪史学转变的研究中提出：
历史的笼统知识和对于当下持怀疑心态的毫无成果所带来的印象，既让人负担沉重，又令人疲倦，而对过去的随意建构必然带来这种印象。史学难免转变为纯粹的历史主义，转变为重新唤醒彻头彻尾的相对主义。
他同时还看到，自然主义决定论与历史相对主义那种使人丧失活力的影响融合了起来。这种历史主义属于“这个世纪重要的基本特征之一”。[9]
1913年前后，人们还较少见到“历史主义”这一表达，而十年后却相当频繁地出现。十年前这一词汇只是偶然出现，十年后却已经被收入参考书。但是，参考书所给出的对“历史主义”词条的解释往往并不能说明问题。[10]事实上，这一词汇主要通过一场精神运动得到传播——这一精神运动在[一]战前业已开始，并在[一]战中，尤其在战后得到显著增强。这一运动力图坚决克服19世纪的思考，追求形而上学和综合法。
1922年，这一表达出现在一部伟大的历史哲学著作的标题中，即特洛尔奇的《历史主义及其问题》(Der Historismus und seine Probleme)。在这部文集中，也正如此后所进行的讨论一样，“历史主义”的意义有了显著的变化；[11]这本以“历史主义”为标题的书，也为这一词汇此后进一步的传播和保留下来做出了贡献。
自本世纪30年代以来，我们已经可以区分“历史主义”这一术语的三种不同含义。第一个含义指夸张、片面的史学，从而也是触及各种危险区域的史学。据此，“历史主义”首先指史学依照自己的意愿所进行的活动。必须加工整理历史材料。当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世界被详尽地研究(这些研究详尽而透彻，以至于在其中发现新的主题越来越困难)之后，人们就会开始进一步研究希腊文化、古代东方或是拜占庭世界。为了搜寻和积累这些新材料，人类的整个现实生活都被牺牲了。结果却是新的材料和更多的问题不断出现，并不断要求得到相同的加工和整理。
在这里，过去成了一种惨无人道的暴力：它以富于成果的创作的无限可能将生者吞食。而真正的研究者则会以热情和一种本分守己的感觉，献身于这种为历史本身服务的事业：“为历史而历史”(正如“为艺术而艺术”)。不容误解，这就是发展中的19世纪学界的基本氛围。而尼采在他“第二篇不合时宜的观察”中所抨击的对象(我们刚刚提及了这部作品)——尽管他做出了提醒和讥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才出现、发展并取得完全的统治地位。
今天，我们确信无疑地承认，“历史主义”这一表达正是在此种理解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与这种精神态度相关的显著弱点。我们看到，与一种审美、质疑或讽刺的特点相符合，这种对于在无数牺牲中汇集起来的材料的加工，如何以纯粹冥想的方式发生，随之而来的同时也是一种对于不可耗尽的个体性的充盈、对于力量游戏和事物持续变化的满意情绪，或者一种面对在本质上无法引向存在、只能在新的变化面前退却的永恒变化的断念和悲观主义。
审美主义、质疑、相对化所有“价值”的相对主义，它们充满威胁地抬起头颅，将史学置于纯粹观看的框架中，并剥夺了史学对于自身时代的每一种更为强烈的影响。史学家与汹涌澎湃的生活之间的联系被尽可能地隔开甚至切断了；史学家不能成为实践政治家，也不能成为神学的教义主义者。他常常也不具备这种能力，因为历史知识带给他的巨大负担压制着他的活动。
“历史主义”概念的第二个含义将我们引向了争取哲学和神学系统化的最新斗争。面对历史思考的要求，历史主义的概念被用于捍卫自身哲学和神学的总体看法。它在系统整体内划定了历史意义的界限。它的功能是限制性甚至是否定性的；这就将第一和第二个含义联系起来。“历史主义”这一概念所经历的变化的总量，与不同哲学和神学多彩甚至令人迷惘的充盈相符。这一充盈当然总是与所涉及的哲学和神学的总体结构有特定关系：它反映了“历史主义”概念在当下系统地呈现出的多彩的混乱状态。如果要寻找构建了每一个“历史主义”概念的隐秘功能，我们就会发现，一些思想家为了能够实施其系统化的看法，常常限制或否认关于历史思考的要点，而这些要点大多被描述为“历史主义”。
因此，人们用“历史主义”描述历史思考的一种确定的片面性和无约束性，正如激进的进化主义或是不受限制的相对主义，后者即对一切价值真实一视同仁。“历史主义”是不受到任何哲学认识批判的史学，它相信“客观”再现事实的可能性；但“历史主义”也是这种“客观”史学的对立面，是一种怀疑论的看法：“史学不可能得出任何可靠的判断。” “历史主义”是史学的要求：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认识只有在史学领域内才有可能，也只有在确定了历史事物的可证明性的条件下才能被穷尽。历史主义以实证主义的形式排除了一切追求“形而上学”或“综合法”的哲学与神学系统论。
“历史主义”也是在历史的道路上探寻哲学或神学真相、探寻常规和与本质相符合的认识的一种尝试，是对“综合法”的一种反实证主义的尝试。这一切都可以被“历史主义”所囊括。同时，这一词语的直接对立的不同含义常常发生碰撞，这在以下情况中最为明显：拒绝历史主义的研究者自己常被其他历史主义者指责为历史主义。因此，特洛尔奇不仅谈到伯努利(Bernoulli)的历史主义，[12]也以一种贬低的口吻谈到作为历史主义哲学家的狄尔泰(Dilthey)，在这里，特洛尔奇考虑的是质疑和“一种在史学中随意游走、可被多种事物触发的悲剧生命感”;[13]而沃贝明(Georg Wobbermin)则以特洛尔奇一贯的方式谈论历史主义。[14]
布鲁纳(Emil Brunner)是近代神学家中最为坚定的历史主义的拥护者之一。他以“中保”的化身成人作为根据，断言基督教的绝对适用性。他的这种看法面对的不仅是没有历史的理性主义，也是将耶稣视为宗教史高潮并因此赋予他“启示”头衔的历史主义。[15]在这里，历史主义相当于“历史实证主义”，它在不可理解的个体性中，在违背了“分解为理念”这一趋势的事物中发现了原本的历史和价值。布鲁纳将这种宗教哲学或者神学的历史主义理解为神学从晚期的施莱尔马赫到立敕尔、最终到达特洛尔奇的发展阶段。
不容置疑的是，当人们运用哲学家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的“历史主义”概念时，布鲁纳本人便成为当下历史主义的主要拥护者之一。我们可以读到李凯尔特的以下观点：
我们……最为坚决地——同时也是在宗教哲学问题方面——拒绝任何一种历史主义，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谈及任何一种成为历史的宗教，并认为这必须永远是唯一的宗教，那就是不合理的。每一天，新的、我们至今尚未知晓的历史个体和历史力量都可能出现。[16]
因此，“历史主义”这一表达以最为多样的方式被用作口号，是出于界定和防御的需要。这一用法往往模糊且不稳定。在战后，历史主义在神学辩论中更多与一个类似的亮眼的词“心理主义”相关联。“心理主义”的传播可能主要归功于坚决反对心理学的胡塞尔现象学；但在19世纪后期，这一词汇已经用于描述对心理学的一种片面应用或心理学对哲学的替代。到19世纪末，心理主义也已经开始在神学领域使用。[17]
特洛尔奇在1903年的文章中已经多次使用“心理主义”这一词汇：
英国的思想家在跟随和抗争霍布斯传统的过程中树立起在18世纪作为一切精神、习俗和历史问题的根本科学和导向手段的心理主义。[18]
1904年，特洛尔奇在同一篇论文中使用了“历史主义”和“心理主义”，二者出现的段落不同，也并无关系。[19]1908年，这两个词又出现在卡坦布什(Ferdinand Kattenbusch)的同一篇论文中，但被用于描述不同的思想家：“心理主义”被用于谈论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爱尔兰根学派(Erlanger Schule)和近代学界在心理学道路上追求神学的努力；而“历史主义”则是理解立敕尔神学的一种可能性：“面对在宗教理解的纯心理主义，立敕尔的观察可以被理解为纯粹的历史主义”。[20]
自从巴特(Karl Barth)提出“历史主义和心理主义”以来，这一双重口号主要出现在新教神学领域，《罗马书释义》中的一句话可能显著推动了这一口号的传播：
因此，尽管存在所有的虔信与非虔信的历史主义和心理主义，耶稣身上仍有一种永恒启示的障碍，这种启示是对亚伯拉罕和柏拉图早已洞见的事物的启示。[21]
巴特并没有补充两个词语的定义。但经由这一汇编，两个词都得到了飞速传播，因为那些在由巴特激起的神学圈子之外或之前活动的研究者，如沃贝明，也能够接受它们。沃贝明在巴特之前已经开始了反对历史主义和心理主义的斗争，但就我所知，这两个口号并没有在沃贝明更早发表的文章中出现。而对于巴特所提出的双重口号，温克勒(Robert Winkler)曾给出一个定义，这个定义也得到了最为晚近的教义学者的支持：
人们尝试着以历史手段尽可能真实地描绘的耶稣生活图景，如果不能的话，也至少要描绘耶稣的内在生活图景，并由此将宗教信仰置于一种被科学保证的基础之上。这就是历史主义。人们尝试着以心理学的手段来探究进入宗教经验的结构，以便科学地为自己保证一种宗教性的现实，这就是心理主义。但是，史学家必须承认，以他的手段并不能接近原本的宗教性；心理学家也必须承认，在他们关于宗教经验的工作中，宗教性从他们的双手中消失了。[22]
对“历史主义”概念的澄清，当然不能通过将其与另一个同样模糊的概念“心理主义”合并来实现。
除此之外还出现了这一概念的第三种用法。“历史主义”这一概念在这里不具论战性，而是以客观事实为特征。这一过渡出现在若塔克(Erich Rothacker)1919年创作、1920年出版的著作《人文科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23]中。若塔克将“历史主义”理解为人文科学的一种特定方向或态度，它在19世纪中叶从冥想热潮的消退中凸显出来，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德国唯心主义时期历史哲学冥想的影响，但在一种确实的感觉和与实证主义的类比中、在具有细微差别的时代思想烙印中得到了发展。
若塔克也谈及施普林格(Springer)的艺术史方法，并将其称为“审美历史主义”(ästhetischer Historismus)：冥想在这一方法中被搁置，对事物的纯粹历史性的把握占据了优先地位。由此，我们了解到自从本世纪40年代以来实现了赫特(Hetter)美学反思的历史主义，文学史家谢勒(Scherer)的科学思考因此也具有了历史主义的特征。类似地，若塔克也将单独的科学门类的历史化——即将它们从冥想的哲学中解放出来——称为历史主义。[24]
特洛尔奇则在他的巨著《历史主义及其问题》(1922)[25]中更加全面且非论战性地使用了这一术语。他想要排除掉这一词汇的次等的和必须克服的意义。“历史主义”对他而言是“我们的知识和思考的彻底历史化”，即前后一致地应用历史的“生成”(Werden)和历史的“已然”(Geworden-sein)的分类。
我们在“生成”的洪流中，在无尽的、总是全新的个体化中，在过往事物的确信中，在未被认出的未来方向中观察一切。国家、法律、道德、宗教、艺术在历史的“生成”洪流中瓦解，并只有作为历史发展的组成部分才能被我们理解。[26]
除此之外，“历史主义”这一概念在特洛尔奇这里还指总体的历史思考，包括形式的和质料的历史哲学的总体历史科学。[27]在这一意义上，特洛尔奇说：“自然主义和历史主义是现代世界的两大科学创造。”[28]“现代的质料科学思考的素材可以划分为历史主义和自然主义”；同时，自然主义“不表示或不应该表示一种辱骂的言辞，而是表示这项重要的原则：按照普遍自然因果论的自然科学原则去研究包括生命过程、神经过程和脑过程在内的总体躯干世界”。[29]
几乎没有人继承对历史主义概念的这一理解。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李特(Theodor Litt)的概念更具启发性：
对于自然主义，即那种思考方式与精神姿态而言，一个事实不言自明，即一切认识问题甚至生活问题的解决同样需要借助已经在自然科学领域得到证明的思考方法论。
特洛尔奇在他的著作中并不想战胜或克服历史主义的概念，这与此概念宽广的表达内涵相一致。但是，他强调了毫无界限地应用历史主义的片面和危险，这并不比毫无界限地应用“自然主义”所带来的危险更少。
自然主义毫无界限地导致一种可怖的自然化和一切生命的苍凉化，而历史主义则引向相对性的质疑。这种质疑未必是形而上的，但至少是对可知性和历史事物意义的相对性价值的质疑。这就是人们如今几乎不能听出的这两个词著名且糟糕的次要意义。
“毫无界限”这个词语以及上文最后一句都清楚地指明，特洛尔奇在他的著作中想克服的并不是历史主义，而是他的当代问题。就私人精神生活的塑造和新的政治社会关系的建立而言，时代的优缺点源于我们的知识和思考的彻底历史化；特洛尔奇从中看到了这一问题。[30]对照这种表述，特洛尔奇为一次不能成行的英国报告之旅而在临终前数周写下的文章的德文版标题不免令人吃惊：“历史主义及其克服”(1924)。这个标题是特洛尔奇自己想出来的吗？英文版本的标题是：“关于基督教的思考：其历史与应用”(伦敦，1923)。
另一个属于第三种“历史主义”含义的例子是曼海姆(Karl Mannheim)，他在一篇富有启发性的研究论文中处理了“历史主义”的问题。[31]对他而言，“历史主义”是“一种无法估计效果的精神力量”，是“我们世界观的实际承担者”，是一项总原则，该原则并不只是以无形之手组织总体的人文科学工作，同时也渗透于日常生活。“历史主义”是世界观本身，它形成于中世纪与宗教相联系的世界图景瓦解之后，也是在这之后世俗化的、带有超时间理智思想的启蒙世界图景结束之后。“历史主义”完全不是历史书写，而是“世界观”，其“哲学轴线”是发展的思想：
一种历史的思考和体验方式的首要切入点总是：能够经历精神灵魂世界的每个部分，并将其理解为处于洪流或“生成”之中。
曼海姆通过以下表述赋予这个概念一个不同之处：“历史主义”并不只是一种变色龙式的转化，它更意味着，人们在这一转化中可以理解一种秩序原则，理解“一切转化最为内在的结构”:
从对单个要点的细致研究中加工出这种总体性的结构或形态，这是历史主义的终极目标……这一目标同时也是已完结的历史主义的一种预期中的图景。
关于“历史主义”的三种含义就说明到这里。所有这些说明已经指明，如今我们与这一概念的统一运用相距甚远。对“历史主义”概念的使用是如此混乱，任何人都应该在准确说明他对“历史主义”的理解之后再使用这一概念。
那么，这一概念是否正在得到澄清？是否有某种清晰且有说服力的表达正在传播？事实是，这个概念在近代哲学与神学系统性中的用法是如此不一致，以至于我们很难断言，某一种特定的含义在可预见的未来是否会胜出。
与上述情况相反，在第三个义群内部，却有一种澄清的趋势正在出现。在此之前，也许我们可以稍加补充这一词语第三个意义的普及过程。克吕格(Gustav Krüger)在著作《历史主义与圣经》中联系了特洛尔奇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并将历史主义理解为“人类关于自身、文化以及价值的一切思想的基本历史化”(页6)。
在近代科学式的历史书写的意义下，迈内克在多弗(Alfred Dove)选集[32]的导言中两次运用了这个词：“历史主义在其逐步发展的过程中，还没有受到怀疑论的相对主义氛围扰乱”;“多弗的认识可能最为精细地表达了这种从当时德国历史主义的发展阶段中自然形成的世界观” 。布尔达赫(K. Burdach)对于由兰克和格林(Jakob Grimm)创造出的历史主义的观点与此类似。鲁特(Paul Hermann Ruth)关于阿恩特(Arndt)和历史的研究的副标题是《阿恩特与历史：为阿恩特研究及历史主义的问题历史而作》，它与特洛尔奇证明的“对于所有历史思考而言，沉思和活动在其建构性意义中构成了成问题的转换关系”有所关联，这部作品也指出了鲁特理解历史主义这一概念希望采取的方式。
李特在他对于此处问题富有教益的研究《科学、教育、世界观》(1928)中，使用了这一概念的积极意义。只要我们“在这种人类历史特征中认识到一种具有形而上意义的本质性断定”，那么在李特看来，这种历史主义就“绝不是人文科学的错误建树或越界”。历史主义在这里意味着“富有活力的精神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承载并实现着人文科学工作”。此外，李特也使用了这一概念的论战性含义。普雷勒尔(Hugo Preller)在《理性主义与历史主义》中也使用了这一概念：他非论战性地使用了“历史主义”的概念，并将其理解为由启蒙运动发展而来的、一贯相对主义且经验性的历史思考方式。
为了从内部澄清第三种含义，若塔克、特洛尔奇与曼海姆对这一概念的使用虽然仍有细微差别，但也具有共同特征，即非论战、客观的概念运用，以及这一概念在近代欧洲思考内部与一种特定历史现象的关系。然而，蒂利希(Paul Tillich)却反对特洛尔奇对这一词汇的这种客观、非论战性的运用——于是自然也关涉到若塔克和曼海姆对此概念的运用。蒂利希认为，“几乎不可能长久地将这一概念从其糟糕的次要含义中解放出来”。[33]蒂利希的反对中有一个正确的要点，但我认为仍存在一个问题：人们能否运用特洛尔奇式的或是类似的对这一术语的非论战性理解。蒂利希反对意见的正确之处在于，这样一种次要含义能够也将会不断出现，但尽管如此，人们也仍能够在纯粹客观和非论战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语。
一个在斗争中被打上烙印、长久以来作为斗争词汇来使用的概念，成了一种对特定历史现象的纯粹事实性的描述，这并不是第一次。例如，在语言上以类似的方式被塑形、同样在斗争中创造出来的词语“虔敬主义”——在科学语言使用中，它成了对近代新教主义特定历史尺度的纯粹事实性、非论战性的描述。自然神论、有神论、泛神论和理性主义的情形也与此类似：这些表达也都是在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它们一开始都具有消极的贬义；这些意义今天也可能继续留存下去。但在这些针砭的意义之外，它们同时也是纯粹事实性的、特征性的科学概念。
语言推导和语感当然不能决定哪一种用法更受偏爱。希腊语的名词一般以动词形式为前提，比如“希腊文化”，其动词指的是像希腊人一样行动，调整自己以符合“希腊性”并模仿它。犹太教以及基督教形成的方式与此一致：两者的语感都在论战和中性之间波动。历史主义也是如此。正如其他无数在构词上以-ismus结尾的新词，Historismus的语言学构词也带来了相似的疑虑：历史主义本应该以一个动词为前提，这个动词可能代表着模仿研究，或给自己以研究者的外表。
因此。“历史主义”可能也会上升为一个以客观为特征的科学概念。问题只是：人们在何种现象上运用这一表达是最合目的且最自然的呢？就我所见，答案存在多种可能。“历史主义”可以是：
第一，思考的彻底历史化，是彻底的历史思考，也是作为历史“已然”和在不断发展中的历史“生成”被观察和理解的一切。然而有人会提出异议：“思考的彻底历史化”这个术语还不够吗？也有人会问，这个概念的含义对一种特定精神倾向做出了限制，如此一来，概念本身是否过于狭窄？
第二，从19世纪流传下来的史学方法连同其总的世界观背景，即总的史学思考方式。暂且不论史学思考方式、史学方法和世界观背景自身需要更加清晰的表述以排除误解，人们还抱有深重的疑虑：19世纪的史学思考方式是一个高度分化的尺度，其内部包含了最为多样的对立，这就导致“历史主义”这样的总体描述对其几乎没有任何效果。
第三，如果人们想要和曼海姆一样，在一种近三个世代逐渐可见的意义上表达“历史主义”这个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只存在于未来可实现的尺度上，即科学地认识“一切转化最为内在的结构”。除了实现这一认识的可能性并不确定之外，我们也不能充分洞察到，“历史主义”这一概念在今天如何上升为对科学理想的描述。而正因人们将其提升为对科学理想的描述，这个词语一开始具有的贬义论战性含义就会一直留存。另一个问题则是：人们能否纯粹特征性地运用这一概念，并将其视为一种对特定的过去的尺度的描述(我们已经宣称这完全可能)或对一个科学理想的描述。
第四，将这一概念应用于过去的尺度上——由此，这些尺度相比第二点就被更加确定无疑地改写了。“历史主义”这个概念应该与某个特定的史学家、史学家群体或史学家代际有关。将这一概念应用于19世纪中叶那些从冥想中脱离出来的史学家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很难洞察到，这一表达为什么可以涵盖这一现象，人们又该如何用“历史主义”解释这一现象。与此相反，尽管“历史主义”的概念指出了一切内部分化(我们在后文也将谈到)，将这一概念应用于在我们这个阶段之前的历史书写阶段，即1900年前后的历史书写阶段，在我看来仍是极富启发性的。
在与这一历史书写阶段的斗争中，“历史主义”的概念已经得到了提升。我们对“历史主义”的运用绝不是一种主观专断，而是与历史“已然”的连接贯通。在这种意义上，我使用“历史主义”这一概念，并将它理解为1900年前后的历史书写。我指的当然不是某个特定史学家的历史书写，而是将这一历史书写阶段的连续、典型特征统一为一致的图景。在第二章开头我将详细解释，这一图景有四个决定性要点：对于主客观问题的确定立场；对处于全面联系中的一切历史尺度的连贯分类；对普遍发展的构想；历史对内在性的限制。
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谈论“历史主义危机”，也至关重要。这一短语在本世纪20年代被随处使用。它出现在特洛尔奇的论述中[34](此人也以这一短语为标题写成了一篇论文),[35]也不时出现在蒂利希或其他人的作品中。[36]那些把“历史主义”仅视为论战性表达并将其用于确定的片面性描述的人，当然无法谈论一种“历史主义的危机”；而人们如果像我刚刚提议的一样表达“历史主义”这个词语，“历史主义的危机”这一表达就会显得非常自然。更为细致的思考甚至指明，这一短语实际成了一个口号：它展现出一种历史“标记”，这一标记完全切中了晚近精神史的特定总体。“历史主义的危机”是历史思考在世界大战后遭遇的危机。
因此，“历史主义的危机”这个短语与这一精神运动极其相配，因为它正来自这一运动并赋予该运动一种时代色彩，使其明显不同于历史思考所遭受的其他危机。“历史主义的危机”是一场以“历史主义”这一口号的传播为特征的危机，而这一口号通过其模糊和含混的性质，将1920—1930前后精神阵营的混乱以不可想象的方式展现在历史舞台上，如此鲜明而令人印象深刻。
接下来的研究应澄清问题，并查明“历史主义的危机”究竟是什么。我们将明确，这场在世界大战后发生的精神变革是否真正危及历史思考并使其面临危机，或是迫使历史思考经历了重大的变革。
在将目光转向这一任务前，我们还需要简要介绍这场危机的起源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