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结 语

郑君里作为演员、导演以及斯氏体系的译者和践行者，对表演艺术有着深刻的认知。他以斯氏体系为基础，结合自身的表演和导演经验以及对中国传统美学与电影本体的认识，最终形成一套相对科学、完善的表演观。在郑君里的导演创作中，其表演观得到了充分的实践。本书主要解决了四个问题：一、郑君里对斯氏体系的译介，这是他表演观形成的重要条件；二、郑君里在导演创作中对斯氏体系的运用和发展，这是他表演观的核心部分；三、郑君里把中国古典美学与传统表演艺术有机的融合，使它更具备民族性和开放性，从而进一步完善了他的表演观；四、郑君里在表演观上的创新性，即从电影美学角度阐述表演的职能与意义。在此宏大的学术视角下，表演本体得到了延伸。

郑君里表演观的根源来自斯氏体系，而斯坦尼本身就是一位伟大的导演，其体系围绕着导演如何帮助演员创造角色而展开论述。郑君里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建立了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运用—本土化”的学术典范，这在他的导演创作与表演观上均有体现。1941年，郑君里首次在演剧界提出“建立现实主义演出体系”的口号，他从导演的视角出发，分别对导演、演员、舞台装置和音乐进行了深刻的阐述。郑君里认为，现实主义是建立中国民族演剧、建立演剧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唯一路径，这也体现出他对中国民族表演体系的反思与探索。

在表演观的实践方面，郑君里对“心理—形体动作”法的思考要远远早于斯坦尼。在即兴表演理论及运用与“非职业”演员方面，郑君里的理念也比斯氏理念更为开放、大胆。在《乌鸦与麻雀》中，郑君里采用“即兴表演”的方式，并把它拓展到“直觉主义”的哲学层面。在《枯木逢春》中郑君里选择不同的“表演元素”对“非职业”演员进行指导，运用“潜台词”以及“心理行动法”帮助演员成功塑造了鲜活的人物形象。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创造性地提出“建立角色的透视表”的方法，以帮助演员在“非连续性”的拍摄中把握角色的总体感。

郑君里作为中国电影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研究其表演观，不应只孤立地研究他的表演领域，否则，便远离了他一直所强调的艺术整体性思想。郑君里早期在南国社所受到的“唯美主义”教育，对他后来的电影创作产生深刻的影响。他在“十七年”的创作中，拍摄出《宋景诗》、《聂耳》和《林则徐》三部历史人物传记电影。1951年，中国电影界在经历“批判《武训传》运动”之后，郑君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创作“宋景诗”，为新中国历史人物电影创作开辟了崭新的叙事道路，并对当下的电影创作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郑君里在电影表演民族化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用中国传统美学词语“意象”和“形象”来替代斯氏体系中的“内心视像”和“体现”，并辩证地探讨了二者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坚持运用“一元论”的哲学思想看待这个问题，即“意象”与“形象”是不可分割、相互共存的。在创作上，郑君里通过氛围布置为演员建立表意电影空间，使演员的表演达到“意境”的美学层面，这体现出他卓越的表演观。在《枯木逢春》中，他有意识地借鉴中国传统绘画的精髓，从传统卷轴绘画《清明上河图》中得到启发，创造性地运用移动镜头的方式，画面犹如画卷徐徐拉开帷幕。此外，郑君里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把古诗词的修辞手法运用到电影蒙太奇艺术和表演中，体现出他对中国民族文化与电影美学的深刻理解。

最后，郑君里的表演观突破传统电影表演的范畴，运用电影美学的理念重新审视表演这门艺术。他从蒙太奇、流畅性剪辑、戏剧性和纪实性、电影本体方面来全面考察表演的职能与意义，创造性地提出“三破”观点：“破公式老套”、“破自然照相”和“破舞台习气”。“三破”理念本质上是郑君里导演思维的革新，进一步体现出他对电影本体的自觉。总的来说，郑君里具有一种“跨越媒介”与“延伸本体”的表演观念。“跨越媒介”是指从斯坦尼的戏剧表演领域跨越到电影表演领域，而“延伸本体”是指拓展了传统表演的属性，即从电影风格（蒙太奇/流畅性剪辑）、电影类型（纪录片/故事片）、演员类型（职业演员/“非职业”演员）等方面延伸表演的基本属性。郑君里从对斯氏戏剧表演理论的吸收到电影创作中的运用与突破，再到民族化的思考，最后又在电影美学的视角下拓展表演的职能与意义。而这一切都是立足于他宏大的导演视角以及自身的表演经验和理论，促成他形成了完整、科学的表演观。

在新时期之后的电影创作中，表演艺术并没有本质上的变化。从第六代导演的创作手法上来看，大多摒弃“固定文本”的表演方式，采用即兴表演的形式。他们为了追求纪实性表演，在演员类型上，大胆地运用“非职业”演员。在当下的数字技术时代，“动作捕捉”“虚拟表演”已是现在演员必须要掌握的新技能。技术时代为电影创作提供了更多的便捷，但艺术创作的本质和规律依旧没有改变。表演艺术的本质依旧是人演“人”的艺术，塑造角色的规律依旧是“通过可见的行动揭示不可见的心灵”。而这些表演理念，郑君里早就进行了实践与拓展，期待他的表演观在当下和未来的电影创作与理论领域，可以发挥其更积极的一面。最后，由于自身研究能力有限，本书可能在广度和深度上还不够成熟，愿这种遗憾能在今后的学术生涯中慢慢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