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油气工业概况
（一）古代油气工业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开采和利用石油及天然气的国家之一。据史料记载，三千多年前，中国古代已发现了天然气，两千多年前发现了石油。由于天然气比石油更易从地层中逸出，遇火即燃，因此，在历史上人们认识天然气早于石油。
我国关于天然气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西周时代（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易经》一书中。书中记述的“泽中有火”很可能是沼气或天然气在水中燃烧的现象。
发现天然气较为可靠的记载是在公元前256—前251年秦孝文王派李冰为蜀太守时，曾兴修都江堰和开凿盐井，在四川邛崃县开采盐的过程中，发现了天然气且引起了通天大火。
对石油的最早记载出现在1900多年前东汉历史学家班固著的《汉书·地理志》中。书中写道：“高奴，有洧水，可蘸”。高奴系指今陕西省延安县一带，洧水是延河的一条支流，蘸乃古代燃字。这是描述水面上的油状物可以燃烧。
公元267年晋朝张华著《博物志》详细描述了甘肃酒泉石油的特征：“酒泉延寿县南山出泉水，大如笤，注地为沟，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黄后黑，如凝膏，燃极明……彼方人谓之石漆水”。表明当时称石油为石漆水，而且已开始观察和采集，用作润滑油、燃烧、照明。
“石油”一词是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公元1031年—1095年）在《梦溪笔谈》中首次提出来的。书中记述：“富延境内有石油，旧说高奴县出脂水，即此也。”“石油……生于水际沙石，与泉水相杂惘惘而出”。他用油烟作墨，墨光如漆，比松墨还好。他预言：“此物后必大行于世……盖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预见了未来石油利用的广阔前景。
在历史上，石油不仅用于润滑、燃烧、照明和医药，而且也用于军事上。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在公元578年，酒泉人以油烧毁突厥族攻城的武器，保全了酒泉城。北宋神宗六年（公元1073年）在京都汴梁军器监设有专门的“猛火油作”，加工石油并制作兵器。
《华阳国志》记载，在秦始皇时代，四川临邛郡（今邛崃县）人们已利用钻井开采天然气煮盐。其记载情景为“有火井，夜时光映上昭。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顷许如雷声，火焰出，通耀数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终不灭也。井有二水，取井火煮之，一水斛得五斗盐，家火煮之，得无几也”。有时一口火井可烧盐锅700口。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天然气气田的国家。宋末元初（13世纪），已大规模开采自流井的浅层天然气。《富顺县志》描述“火井在县西九十里，深四、五丈，经五、六寸，中无盐水……”。
1835年四川自流井的兴海井深达1001.4m，日产气约5000～8000m3。1840年又钻成深1200m的磨子井，钻穿嘉陵江灰岩深部储气层，产气量达40×104t/d以上。当时发生井喷，火光冲天，三十里外可见。
这些事实说明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我国劳动人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在世界石油与天然气勘探开发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篇章，也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二）近代油气工业
中国近代油气工业可以上溯到1878年，以清政府在台湾设立中国第一个开发石油的行政管理机构——矿油局、钻成第一口近代油井作为起点，但直到1939年甘肃玉门老君庙油田的投产开发，才称得上建立了近代石油工业的初步基础。中国自从有了近代石油工业以来，已走过了120多年的历程。前70年（1878～1949年）是漫长的断续发展时期。20世纪40年代，相继发现了玉门、延长、独山子油田和四川气田。在这期间，我国许多地质学家，如李四光、谢家荣、孙健初、潘钟祥、黄汲清、翁文波、王尚文等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对我国油气地质研究、油气田调查勘探做出了重大贡献。虽然还缺乏对当时中国油气地质条件的深刻认识，但提出了陆相沉积物中存在石油的可能性。这种认识可以看作是以后发展起来的陆相生油理论的萌芽，这一时期可以称为中国油气地质学的初创时期。
旧中国遗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力量极其薄弱的烂摊子。1949年，全国只有玉门老君庙、陕北延长、新疆独山子3个小油田和四川圣灯山、石油沟2个小气田；有3个勘探处、8个地质调查队、大小钻机7台；石油职工1万多人，技术干部700人，而石油地质技术干部仅28人；油田生产单位只有玉门、延长两个，实际采油井加起来也只有33口；年产天然原油7×104t；石油地质储量29×106t，估算的远景石油储量仅27×108t。
新中国的油气工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奋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纵观新中国成立后的50多年，我国油气工业的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时期。
1.恢复和发展时期（1949～1960年）
这一时期以玉门油矿为基地，在恢复生产的同时，先后在陕北、柴达木、川西北、准噶尔荒地南缘进行石油钻探，相继发现了冷湖油田、克拉玛依油田和四川天然气田。1958年，石油勘探战略东移，找油领域由传统的山前坳陷带，转移到东部覆盖沉降区。经过原地质部和石油部的大量普查工作，松辽石油勘探局于1959年9月26日在松辽盆地中部大庆长垣钻探的松基3井喷油，从而发现了大庆油田。9月27日，在吉林省境内发现了扶余油田。次年组织大庆石油会战，到当年底，探明了大庆油田的地质储量，证实其是个特大型油田。这一重大发现一举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布局。
大庆油田的发现，使非海相沉积物生油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而且非海相沉积可以形成具有工业价值的油藏，乃至大庆这样的大型油田。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有不少学者曾明白无误地提出了石油“也能够来自淡水沉积物”的观点，但是，“陆相生油”真正实现观念上的突破，将其作为石油地质学中的重大课题来加以研究，并逐步形成科学理论，则是在50年代末大庆油田发现之后才开始的。
1957年，谢家荣指出：“大陆沉积中有机物可能主要是由陆生植物分异而来的……陆相地层才是最可能的生油层。”1959年，侯德封在探索西北地区油田形成地质条件时，指出“潮湿与干燥气候的时代转变，有利于生油层的形成”。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则提出了“内陆潮湿坳陷”说，强调了古气候条件对陆相生油的重要性。田在艺等在详细分析总结准噶尔、塔里木、鄂尔多斯、四川、柴达木、酒泉等盆地油气田形成的地质条件时，强调了长期坳陷的作用。石油科学研究院在翁文波院长的主持推动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对我国陆相盆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先后出刊了三集《石油勘探研究报告集》（1960～1964年），强调了“深水坳陷”的作用，指出“长期的深坳陷有利于生油层的形成”、“盆地深坳陷的特征和分布，对油气的分布起着主要的控制作用”。至此，初步形成了中国陆相生油理论的基本轮廓。
2.高速发展时期（1960～1978年）
大庆油田发现后不久，我国石油勘探重点转移到渤海湾盆地。其中，在1961年，东营凹陷华8井喷油，揭开了华北地区渤海湾盆地石油勘探的序幕。1963～1964年，黄骅坳陷黄3井与港5井先后获得工业油流，发现了大港油田。1964年东营凹陷坨2井获高产油流，次年又相继钻成数口日产千吨的油井，从而证实了渤海湾盆地中第一个高产大油田——胜利油田。
继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之后，1965年7月在太平房构造首获工业油流，至1969年相继发现了兴隆台等6个具工业油流的构造，发现了辽河油田。它们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在渤海湾盆地这样构造复杂的地质条件下，同样可以找到大油田。
1975年7月3日冀中坳陷任丘构造上的任4井喷出日产超过千吨的高产工业油流，产油层位为埋藏于第三系之下的震旦系雾迷山组（古风化壳），宣告了我国第一个古潜山类型高产油田的诞生。1975年底，地震勘探证实任丘古潜山成带分布。经过1976年会战，一举拿下古潜山油田，成为继1960年大庆油田探明之后，我国石油储量增长的又一个高峰年。
油气勘探的一系列突破，保证了石油工业的高速发展。1963年我国原油年产量达648× 104t，实现了“石油基本自给”的历史性转变，1965年突破千万吨（1131.5×104t），1973年超过5000×104t，1978年突破亿吨（1.04×108t），使我国跃居世界产油大国的行列。
这一阶段高速发展的油气勘探实践，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油气地质学理论的进展。大庆油田和渤海湾油气区的发现，使陆相生油理论得以确立并不断得到深化和系统化。实践证明我国陆相沉积盆地具有良好的烃源岩，生烃潜力大，这为以陆相沉积盆地为主体的我国提供了丰厚的油气资源基础。通过大庆长垣的油气勘探，总结出了一套坳陷盆地砂岩背斜油藏的勘探思路和油气聚集理论，即“源控论”。
渤海湾油气区经过近20年的勘探，总结出一套断陷盆地复式油气聚集（区）带的理论。这是中国油气地质学理论的一项重大建树和重要组成部分。在油气聚集理论方面的另一个进展便是以任丘古潜山油气藏为代表的“新生古储”潜山油气聚集理论，在渤海湾盆地油气勘探实践中创立的断陷盆地复式油气聚集（区）带理论及相应的滚动勘探、滚动开发技术为石油增储上产做出了重大贡献。
3.稳定发展时期（1978—现在）
在原油产量达到亿吨以后，我国石油工业仍在稳步增长。到2000年原油产量超过1.65×108t。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部主力油田相继进入了开采中后期，寻找稳定的油气资源战略接替区，日益紧迫地提上了油气勘探的议事日程。80年代后期，国家明确提出了“稳定东部，发展西部”的战略思想。在努力做好东部油田稳定生产的同时，加强了西部地区，特别是塔里木、准噶尔、吐哈、柴达木和鄂尔多斯盆地的油气勘探工作。经过10多年的艰苦努力，在塔里木盆地已陆续发现雅克拉油田、轮南油田、塔中和塔河油田等，在准噶尔盆地新发现了火烧山油田、北三台油田和石西油田，在鄂尔多斯盆地发现和开发了安塞等油田。1990年，西部地区产油964×104t，到2000年猛增到2593×104t，弥补了东部油区的产量递减，保障了我国原油年产量的稳定上升。
这一时期，以陆相生油理论为重点，中国石油地质理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胡见义等论述了“中国陆相石油地质理论基础”。西部地区的油气勘探进一步深化了对西部盆地地质特征和油气藏形成条件的认识。童晓光等研究指出，塔里木盆地是经历克拉通盆地和前陆盆地叠合复合的极为复杂的时空演化而形成的。从找油的角度来说，既要研究陆相生油，更要重视海相生油，特别是下古生界的生油；既要研究原生油藏，又要研究次生油藏；既要寻找构造油藏，又要注意非构造油藏；既找油又找气。这种多期次油气运聚、散失和保存机理的研究，正在获得突破。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天然气勘探获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八五”以来，天然气进入了储量增长的高峰期。5年（1991～1995）的探明储量（5509×108m3）相当于过去40年探明储量的总和。在鄂尔多斯盆地，已探明迄今中国储量最大的陕北气田；在四川盆地川东地区对高陡构造的突破，已发现42个石炭系气藏，储量超过2200×108m3；形成了中国中部两个天然气生产基地。此外，在塔里木、柴达木、准噶尔盆地、渤海湾盆地以及东海和南海莺琼盆地都获得重大发现。这样，截至2000年，全国已探明天然气储量13.68×1012m3。与此同时，天然气产量也在逐年增加，并且将随着天然气管道（网）及其配套工程的建设，其产量将成倍增长，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其比例也将有大幅度增加。
天然气勘探取得的成果是与天然气地质理论的发展分不开的。在“六五”至“九五”4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连续组织了科技攻关。“六五”期间煤成气理论的发展，形成了二元成气论，拓宽了中国找气领域，发现了崖13-1大型煤成气气田。“七五”至“八五”期间，天然气地质理论和勘探技术及大中型气田形成条件分布规律的研究，对天然气成因及其识别、天然气成藏条件与成藏模式、天然气资源测算、天然气聚集及天然气田分布规律等都有了系统总结，提出了中国煤成烃（气）理论、天然气运聚动平衡理论、天然气地球化学、天然气聚集（区）带理论等，初步构筑了中国天然气地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