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变第四

人限于其俗，俗各趋于变，天地江河，无日不变，书其至小者。钟鼎及籀字，皆在方长之间，形体或正或斜，各尽物形，奇古生动。章法亦复落落，若星辰丽天，皆有奇致。钟鼎、古文虽为刘歆伪造，而所采多春秋战国旧物，故奇古可爱。考据经义则辟之，至于笔画之工，则不能以人废也。秦分即小篆裁为整齐，形体增长，盖始变古矣。然《琅玡[1]》秦书，茂密苍深，当为极则。自此日变，若《赵王上寿》、《泮池刻石》、《坟坛刻石》，下逮《少室》、《开母庙》、《建初残碑》、《三公山》、《是吾碑》，体皆方扁，笔益茂密。至《褒斜》、《郙阁》、《裴岑》、《尊楗阁》、《仙友》等碑，变圆为方，削繁成简，遂成汉分，而秦分笔未亡。建初以后，变为波磔，篆、隶迥分。于是《衡方》、《乙瑛》、《华山》、《石经》、《曹全》等碑，体扁已极，波磔分背，隶体成矣。夫汉自宣、成而后，下逮明、章，文皆似骈似散，体制难别。明、章而后，笔无不俪，句无不短，骈文以成。散文，篆法之解散；骈文，隶体之成家，皆同时会，可以观世变矣。

汉末，波磔纵肆极矣。久亦厌之，又稍参篆分之圆，变为真书。今观元常诸帖，三国诸碑，皆破觚为圆，以茂密雄强为美，复进为分。《书势》所称毛宏之八分，增损此也。此如骈体之极，复尚古文。而骈、散之分，经数变之后，自是不可复合矣。

吾谓书莫盛于汉，非独其气体之高，亦其变制最多，皋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飞白，刘德昇作行书，皆汉人也。晚季变真楷，后世莫能外。盖体制至汉，变已极矣。

南碑绝少。以帖观之，钟、王之书，丰强秾丽；宋、齐而后，日即纤弱；梁、陈娟好，无复雄强之气。

北碑当魏世，隶、楷错变，无体不有。综其大致，体庄茂而宕以逸气，力沉著而出以涩笔，要以茂密为宗。当汉末至此百年，今古相际，文质斑，当为今隶之极盛矣。

北齐诸碑，率皆瘦硬，千篇一律，绝少异同。

北周文体好古，其书亦古，多参隶意。至于隋世，率尚整朗，绵密瘦健，清虚之风一扫而空。岂宙合不分，光岳晴霁，气运有当尔邪？南、北书派，自是遂合。故隋之为书极盛，以结六朝之局，是亦一大变焉。

唐世书凡三变：唐初欧、虞、褚、薛、王、陆，并辔叠轨，皆尚爽健。开元御宇，天下平乐。明皇极丰肥，故李北海、颜平原、苏灵芝辈，并趋时主之好，皆宗肥厚。元和后，沈传师、柳公权出，矫肥厚之病，专尚清劲，然骨存肉削，天下病矣。

夫唐人虽宗二王，而专讲结构，则北派为多。然名家变古，实不尽守六朝法度也。五代杨凝式、李建中亦重肥厚，宋初仍之，至韩魏公、东坡犹然，则亦承平之气象邪！宋称四家，君谟安劲，绍彭和静，黄、米复出，意态更新，而偏斜拖沓，宋亦遂亡。南宋宗四家，笔力则稍弱矣。

辽书朴拙，绝无文采，与其国俗略同。金世碑帖，专学大苏，盖赵闲闲、李屏山之学，慕尚东坡，故书法亦相仿效，遂成俗尚也。今京朝士夫多慕苏体，岂亦有金之遗俗邪？

元、明两朝，言书法者日盛，然元人吴兴首出，惟伯机实与齐价，文原和雅，伯生浑朴，亦其亚也。惟康里子山，奇崛独出。自余揭曼硕、柯敬仲、倪元镇，虽有遒媚，皆吴兴门庭也。自是四百年间，文人才士纵极驰骋，莫有出吴兴之范围者。故两朝之书，率姿媚多而刚健少，香光代兴，几夺子昂之席。然在明季，邢、侗，子愿。张、瑞图，二水。董、米万钟。四家并名，香光仅在四家之中，未能缵一统绪。又王觉斯飞腾跳掷其间，董实未胜之也。至我朝圣祖，酷爱董书，臣下摹仿，遂成风气。思白于是祀夏配天，汲汲乎欲祧吴兴而尸之矣。香光俊骨逸韵，有足多者，然局束如辕下驹，蹇怯如三日新妇。以之代统，仅能如晋元、宋高之偏安江左，不失旧物而已。然明人类能行、草，其绝不知名者，亦有可观，盖帖学大行故也。

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至于今日，碑学益盛，多出入于北碑、率更间，而吴兴亦蹀躞伴食焉。吾今判之，书有古学，有今学。古学者，晋帖、唐碑也，所得以帖为多，凡刘石菴、姚姬传等皆是也。今学者，北碑、汉篆也，所得以碑为主，凡邓石如、张廉卿等是也。人未有不为风气所限者，制度、文章、学术，皆有时焉，以为之大界，美恶工拙，只可于本界较之。学者通于古今之变，以是二体者观古论时，其致不混焉。若后之变者，则万年浩荡，杳杳无涯，不可以耳目之私测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