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变第五
文字之变流，皆因自然，非有人造之也。南北地隔则音殊，古今时隔则音亦殊，盖无时不变，无地不变，此天理然。当其时地相接，则转变之渐可考焉。文字亦然。《汉志》称《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则非刘歆伪体，为周时真字也。其体则今《石鼓》及《说文》所存籀文是也。然则孔子之书“六经”，藏之于孔子之堂，分写于齐、鲁之儒，皆是秦之为篆，不过体势加长，笔画略减，如南北朝书体之少异。盖时、地少移，因籀文之转变，而李斯因其国俗之旧，颁行天下耳。观《石鼓》文字与秦篆不同者无几，王筠所谓其盘灾敢弃，知文同籀法是也。今秦篆犹存者，有《琅玡刻石》、《泰山刻石》、《会稽刻石》、《碣石门刻石》，皆李斯所作，以为正体，体并圆长，而秦权、秦量即变方匾。汉人承之而加少变，体在篆、隶间。以石考之，若《赵王上寿刻石》，为赵王遂廿二年，当文帝后元六年，《鲁王泮池刻石》，当宣帝五凤二年，体已变矣，然绝无后汉之隶也。至《厉王中殿刻石》，几于隶体，然无年月，江藩定为江都厉王，尚不足据。左方文字莫辨，《补访碑录》审为“元凤”二字，《金石萃编》疑为“保岁庶”等字，则“元凤”固不确也。《金石聚》有《凤凰画象题字》，体近隶书，《金石聚》以为元狩年作，江阴缪荃荪谓当从《补访碑录》释为“元康”，则晋武帝时隶也。《孝禹碑》为河平三年，则同治庚午新出土者，亦为隶，顺德李文田以为伪作无疑也。《叶子侯封田刻石》，为始建国天凤三年，亦隶书，嘉庆丁丑新出土。前汉无此体，盖亦伪作，则西汉未有隶体也。降至东汉之初，若《建平郫县石刻》、《永光三处阁道石刻》、《开通褒斜道石刻》、《裴岑纪功碑》、《石门残刻》、《郙阁颂》、《戚伯著碑》、《杨淮表纪》，皆以篆笔作隶者，《北海相景君铭》曳脚笔法犹然。若《三公山碑》、《是吾碑》，皆由篆变隶，篆多隶少者。吴《天发神谶》，犹有此体。若《三老通碑》、《尊楗阁记》，为建武时碑，则由篆变隶，篆多隶少者。
以汉钟鼎考之，唯《高庙》、《都仓》、《孝成》、《上林》诸鼎有秦隶意，《汾阴》、《好》则似秦权。至于《太官钟》、《周杨侯铜》、《丞相府漏壶》、《虑尺》，若《食官钟铭》、《绥和钟铭》，则体皆扁缪，在篆、隶之间矣。今焦山《陶陵鼎铭》，其体方折，与《启封镫》及《王莽嘉量》同为《天发神谶》之先声，亦无后汉之隶体者。
以瓦当考之，秦瓦如“维天降灵甲天下大万乐”当、“嵬氏冢”当[2]、“兰池[3]宫”当、“延年”瓦、“方春萌芽”[4]等瓦为圆篆。至于汉瓦，若“金”字、“乐”字、“延年”、“上林”、“右空”、“千秋万岁”、“汉并天下”、“长乐未央”、“上林甘泉”、“延寿万岁”、“高安万世”、“万物咸成”、“狼千万延”、“宣灵”、“万有”、“喜万岁”、“长乐万岁”、“长生无极”、“千秋长安”、“长生未央”、“永奉无疆”、“平乐阿宫”、“亿年无疆”、“仁义自成”、“揜衣中庭”、“上林农宫”、“延年益寿”，体兼方圆，其“转婴柞舍”、“六畜蕃息”及“便”字瓦，则方折近《郙阁》矣。盖西汉以前，无熹平隶体，和帝以前，皆有篆意，其汉砖有“竟宁”、“建平”。秦阿房瓦“西凡廿九六月官入”字纯作隶体，恐不足据。
盖自秦篆变汉隶，减省方折，出于风气迁变之自然。许慎《说文·叙》，诋今学谓：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苍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盖是汉世实事。自苍颉来，虽有省改，要由迁变，非有人改作也。吾子行曰：崔子玉写《张平子碑》多用隶法，不合《说文》，却可入印，全是汉人篆法故也。桂未谷曰：《说文》所无之字，见于缪篆者，不可枚举。缪篆与隶相通，各为一体，原不可以《说文》律之。盖子玉所写之隶法，《说文》所无之缪篆，皆今学家师师相传，旧字旧体展转传变可见也。《志》乃谓秦时始建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许慎又谓程邈所作。盖皆刘歆伪撰古文，欲黜今学，故以徒隶之书比之，以重辱之。其实古无“籀”、“篆”、“隶”之名，但谓之“文”耳。创名而抑扬之，实自歆始。且孔子五经中无“籀”、“篆”、“隶”三字，唯伪《周官》最多，则用《庄子》、《韩非子》者，又卿乘篆车，此亦歆意也。于是“篆”、“隶”之名行于二千年中，不可破矣。夫以“篆”、“隶”之名承用之久，骤而攻之，鲜有不河汉者。吾为一证以解之，今人日作真书，兴于魏晋之世，无一人能指为谁作者，然则风气所渐移，非关人为之改作矣。
东汉之隶体，亦自然之变，然汉隶中有极近今真楷者如《高君阙》，“故益州举廉丞贯”等字，“阳”、“都”字之“邑”旁，直是今真书，尤似颜真卿。考《高颐碑》为建安十四年，此阙虽无年月，当同时也。《张迁表颂》其笔画直可置今真楷中。《杨震碑》似褚遂良笔，盖中平三年者。《子斿残石》、《正直残石》、《孔彪碑》亦与真书近者。至吴《葛府君碑》则纯为真书矣。若吴之《谷朗碑》，晋之《郛休碑》、《枳阳府君碑》、《爨宝子碑》，北魏之《灵庙碑》、《吊比干文》、《鞠彦云志》、《惠感》、《郑长猷》、《灵藏造像》，皆在隶、楷之间，与汉碑之《是吾》、《三公山》、《尊楗阁》、《永光阁道刻石》在篆、隶之间者正同，皆转变之渐至可见也。不能指出作今真书之人，而能指出作汉隶者，岂不妄哉？
八分之说，议论纷纭。蔡文姬述父邕语，曰：去隶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王愔曰：王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张怀瓘曰：八分减小篆之半，隶又减八分之半。又云：八分则小篆之捷，隶亦八分之捷。蔡希综曰：上谷王次仲以隶书改为楷法，又以楷法变八分。王应麟曰：自唐以前，皆谓楷字为隶，欧阳公《集古录》始误以八分为隶。东魏《大觉寺碑》题曰“隶书”，盖今楷字也。洪迈以晚汉之隶书为八分。吾邱衍以秦权、汉量为秦隶，未有挑法者为八分，比汉隶则似篆，以《石经》为汉隶有挑法者。包慎伯曰：凡笔近篆而体近真者，皆隶书也。中郎变隶而作八分。八，背也。言其势左右分布相背然也。按：王愔、萧子良谓“上谷王次仲作八分”，卫恒云“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又叙梁鹄弟子毛宏，始云“今八分皆宏法”。按：梁鹄已在魏时，毛宏更后。若毛宏始作八分，则汉、魏有挑法者，《石经》等碑已备之矣。若如包氏说“中郎始变隶作八分”，则中郎之前，《王稚子阙》、《嵩高铭》、《封龙山》、《乙瑛》等碑已有挑法，何待中郎变之？且中郎《劝学篇》云：王次仲初变古形。则非邕可知也。若如吾邱衍以篆“未有挑法者为八分”，则张昶《八分碑》乃即《华岳碑》，卫觊金针八分书及《受禅表》皆有挑法者。若从王氏之说，以今楷书为隶书，以汉人书为八分，斥《集古》谓“汉人书曰隶”为误，则《序仙记》称“王次仲变苍颉书为今隶书”，则谓八分为隶亦可。是永叔亦不误也。王次仲作八分，张怀瓘从《序仙记》，以为始皇时人，王愔以为建初时人，萧子良以为灵帝时人。虽不能辨，而有挑法之隶，起于安、和之时，亦必为建初前人，必非灵帝时人也。然建武时，《三老》、《尊楗》、《郫县石刻》，笔法已有汉隶体，则次仲之作，亦不可据。张怀瓘《书断》又云：楷、隶初制，大范几同，后人惑之，学者务益高深，渐若八字分散，又名之为八分。高南阜《八分说》：汉末伯喈始添掠捺，“八”字左右而分布之，是为八分。为分别之分，非分数之分也。翁方纲《隶八分考》，据此两说，引《说文》“八”字条：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并引“颬”字、“詹”字、“尒”字有“八”分义，以为必作分别、分列解，因攻齐胡公棺有隶为伪。诸家以八分先于隶为谬。又谓分剂、分量、分数之分，《玉篇》“扶问切，在去声，二十三问”，《礼记》“分无求多”，“礼达而分定”是也。此字自古无读平声之理。杜诗：大、小二篆生八分，押平声，即以“分”字音义论之，其为分布、分列之分可无疑惑，其说甚辨。按：古音无平仄之分，《离骚》“好蔽美而称恶”，与“恐导言之不固”，“哲王又不寤”为韵，则以入声之“美恶”，读为去声之“好恶”。《急就章》：万方来朝，臣妾使令。汉地广大，无不容盛。是以“于以盛之”之平声为去声也。则汉人无平、去声之别可知。《玉篇》、杜诗，皆在沈约之后，岂足据乎？
原诸说之极纷，而古今莫能定者，盖刘歆伪作“篆”、“隶”之名以乱之也。古者书但曰“文”，不止无“篆”、“隶”之名，即“籀”名亦不见称于西汉。盖今学家本无之。惟时时转变，形体少异，得旧日之八分，因以八分为名。盖汉人相传口说，如秦篆变《石鼓》体而得其八分；西汉人变秦篆长体为扁体，亦得秦篆之八分；东汉又变西汉而增挑法，且极扁，又得西汉之八分，正书变东汉隶体而为方形圆笔，又得东汉之八分。八分以度言，本是活称，伸缩无施不可，犹王次仲作楷法，则汉隶也，而今正书亦称楷。程邈作隶，秦隶也，而东魏《大觉寺》亦称隶。八分可为通称，亦犹是也。善乎刘督学熙载曰：汉隶可当小篆之八分，是小篆亦大篆之八分，正书亦汉隶之八分。真知古今分合转变之由，其识甚通。以两汉碑考之，其次叙诚可见也。又如今人以汉文为散文，以六朝为骈文，而六朝人又有文笔之异。汉、魏之间，骈、散莫分，而与西汉、六朝少异，既可上列于散文，亦可下次之俪体，随时所称，以为文字。八分之说，殆犹是欤！中郎之说，盖当时今学家通称。但文姬述之不详，而为古学篆、隶所惑，故乱之千载耳。今为别之：自《石鼓》为孔子时正文外，秦篆得正文之八分，名曰“秦分”，吾邱衍说也。西汉无挑法，而在篆、隶之间者，名曰“西汉分”，蔡中郎说也。东汉有挑法者，为“东汉分”，总称之为“汉分”，王愔、张怀瓘说也。楷书为“今分”，蔡希综、刘熙载说也。八分之说定，“篆”、“隶”伪名从此可扫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