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世界上古史讲义》前言
雷海宗（1902—1962）是20世纪我国中外驰名的史学大家，以博闻强记、自成体系、贯通古今中外著称。他1922年毕业于清华学堂，随即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主修历史学，副科学习哲学，撰写博士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1927年荣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兼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31年为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系合聘教授。1932年后返任母校清华大学和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直至1952年。雷海宗在美国研究世界史，回国后最初也讲授西洋史，但不久就进一步研究中国史，发表《孔子以前的哲学》和《殷周年代考》等论文。在清华大学期间，雷海宗主要开设中国通史、殷周史、秦汉史、史学方法等课程，间或也接替其他教师讲授西洋史方面的课程。当时，在清华主讲西洋上古史的教授是一位白俄噶邦福先生，他是国际著名的世界古代史大师罗斯托夫采夫的学生。
1952年秋，根据中央教育改革和高校院系调整，雷海宗调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和世界史教研组主任，主要开设和讲授世界上古史课程。此课为一学年课，完全由雷海宗主讲，经过青年助教陈柟、喻松青记录整理，再由雷海宗审阅修改后油印成为教育部定的全国高校交流讲义，讲义末并附有上古时代中外历史对照表和世界上古史人名地名类名中外对照表。该讲义原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排版，准备正式出版发行，但因雷海宗1957年被划为右派而撤销。
雷海宗在新中国成立前主张的是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形态学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大相径庭。新中国成立后，他系统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自传中说感到自己“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使我好似恢复了青年时期的热情”。在《世界上古史讲义》（以下简称《讲义》）一书中，雷海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运用丰富的材料，对世界上古史作了系统的阐述。其特色在于有自己的体系，既摆脱了他原来发挥的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的框架，也不完全沿用苏联世界上古史教科书的一般结构。这突出地表现在：
第一，设第1章“总论——中国与世界”，下分五节。第1节“世界史的分期及其意义”开宗明义地根据唯物史观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按生产方式亦即社会性质的不同，划分为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五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世界历史则相应地分为氏族社会（公元前3000年以前）、上古（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5—6世纪间，以奴隶社会为主）、中古（公元5—6世纪间至17世纪，以封建社会为主）、近代（1640年至1918年，以资本主义为主）与现代（自1917年十月革命至现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时期）五个时期。第2节“世界上的人种和语言”对从古至今世界上存在的各个种族及其所属的语言系统作出系统而清晰的分类，并指出人种不能决定甚至也不能影响历史的发展。这一分类为一般历史教科书所缺乏，但却是同学所需要了解的。第3节“上古世界之文明古国”论述了文明古国的历史发展与大河流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指出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绝不是自然环境，自然环境仅在一定限度内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加速或延缓历史发展的过程，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唯一决定力量是社会生产方式。第4节“上古的中国”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史之中，打通了中国史和世界史之间的界限。该节以世界史为背景，概述了上古中国的历史，并通过对比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民性、民族性各方面说明古代中国在世界历史上所占的地位。同时强调中国人学习世界史，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要注意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和彼此间的相互影响以及中国对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
第二，基本上采取分区教学法，即按地区分别讲述各重要国家在整个上古时代（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五六世纪）的历史过程，但同时又重视各地区、各种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从整体上来把握世界史。全书共14章，除第1章为总纲并概述中国上古历史以及第14章为世界上古史总结外，第2、3、4章分别阐述印度、巴比伦与埃及的古代历史；但第5章则别出心裁地以“埃及、巴比伦的边区殖民地与边外诸族”为题，将埃及、巴比伦与周围地区的交往和文化影响作为线索，贯穿叙述在它们文化范围内的那些地区的国家与部族的历史，并探讨了世界上古史上第一次和第二次游牧民族大迁徙及其影响。然后，从第6章到第12章将同为西方古典文明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希腊和罗马合成一体，分为七个时段进行论述。这些时段是：王制时代（公元前1200—前750年）、城邦时代（上）——殖民与僭政（公元前750—前500年）、城邦时代（中）——雅典、斯巴达、罗马（公元前500—前362年）、城邦时代（下）——马其顿之兴起与罗马之开始强大（公元前362—前323年）、希腊化与罗马帝国成立时代（公元前323—前31年）、罗马帝国（公元前31年—公元192年）、波斯之再兴与罗马帝国之衰乱（公元192年至4世纪）。这种安排显然是独具匠心的。最后，特别设第13章“上古中晚期亚欧大陆之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集中探讨了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570年亚欧大草原的游牧部落与中国、希腊和罗马的关系与第三次游牧民族大迁徙。这一部分，后来扩大充实为学术论文，以《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为题，在《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6年第1期发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开拓创新意义。
第三，肯定了奴隶社会，但对奴隶制与奴隶社会的发展以及奴隶社会之转入封建社会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提出了疑问。在第14章“世界上古史总结”的第1节“奴隶社会之总的分析”中，雷海宗认为奴隶制度有家庭奴隶制和生产奴隶制两种类型，前者在阶级社会初期是奴隶制度的一般类型，后者是个别地区奴隶制度的发展形式。奴隶制度和奴隶社会存在于以畜牧或游牧为主的草原沙漠地区、以农业为主的大陆地区和商业自始即占一定重要地位的临海或近海地区。在游牧地区，奴隶逃亡甚易，奴隶制度得不到发展，奴隶社会阶段甚短，很快就进入封建社会。在地广人稠的大陆农业区，如中国、印度、埃及，奴隶制度也没有高度发展的可能，奴隶社会阶段必定甚短。如以奴隶劳动为农业的主要劳动，很快就会发现其不经济合算，奴隶很早就会转为农奴，或虽名为奴隶而实际等于农奴。以全世界而论，奴隶身份的农奴在封建社会阶段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在临近海洋的地区，如腓尼基、雅典和罗马，贸易和商品交换具有重要地位。工商业与奴隶制度关系密切，手工业作坊的制作、海上航行的摇桨乃至商人的商业经营往往依靠奴工，一般不发生奴工生产不经济或不合算的问题。因此，海洋区是唯一奴隶社会为时较长及奴隶制度发展较高的地区，工商业一直为维持与发展奴隶制度的基础。而且，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的差别远不如氏族社会与奴隶社会之间或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差别那么巨大，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多有交错，各地情况也多歧异。在第2节“三大疑难问题”中，雷海宗进一步就奴隶社会之转入封建社会提出三个疑问：第一，地中海世界于三至五世纪间由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的具体情况不清，这个问题现在尚不能解决。第二，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社会转化问题。与氏族社会转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转入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转入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时缺乏生产工具和生产力的明显进步，没有发生新兴阶级打倒旧阶级的革命。第三，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早迟的问题。世界各国从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的时间大不相同，情况不明，早迟相差太大。
此外，《讲义》高度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具体到关于金属器的使用与作用、希腊哲学的兴起与发展、罗马皇帝制度的演变以及东方宗教与基督教的兴起等都有精辟的论述，不一一列举。
1953年，雷海宗还配合世界上古史课程教学专门写出《关于世界上古史一些问题及名词的简释》（以下简称《简释》）长文，分三次在《历史教学》1953年第10—12期连载。《简释》分埃及、两河流城、两河流域以外的亚洲西部国家、印度、希腊和罗马六个地区，包括84个名词和问题，涉及世界上古史上这些地区的地理、种族、国家、人物、制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大部分名词解释比较简短，但都概念明确，一语中的，清晰易懂，便于掌握，解决问题，颇为实用。有的问题则作较详细的解说，联系古今中外，既说明问题的来龙去脉，又帮助纠正误解和偏见，显示出大学者的真知灼见。
1956年，经过四年来讲授世界古代史的经验总结与思考研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引下，根据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的精神和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雷海宗开始对世界上古史的体系和奴隶社会的问题提出新的认识，发表新的见解。1956年秋至1957年夏，他以崭新的姿态来讲授世界古代史课程。
首先，雷海宗对课程的整个体系作了新的调整和安排，将分区分国教学法改为分时段教学法，即不再一国一国地讲述，而是用综合年代法把整个上古分为几个阶段，在每个阶段中讲授世界各国该时期的历史。整个课程开头为“总论”及“上古前期前论”，然后分为“上古前期（上）（公元前2900—前2000）”“上古前期（下）（公元前2000—前1100）”“上古后期（上）（公元前1100—前500）：亚非国家”“上古后期（上）（公元前1100—前500）：希腊”“上古后期（中）：早期帝国（公元前500—前200）”“上古后期（中）：后期帝国（公元前200—0）”“上古后期（下）：总危机（0—300）”“上古后期（下）：总崩溃（300—570）”“上古晚期之东亚新兴诸国——朝鲜、日本、越南”和“上古中晚期亚欧大陆之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共十章。显然，这样的按时段再结合地区分章的体系在当时是颇为新颖的。
其次，对上古时期各时代的社会形态的名称和性质作了新的阐述。雷海宗自创“部民社会”的名词和概念，称上古前期建立最初古国的铜器时代为部民社会。所谓部民社会，生产力低，剩余生产品极有限，村社各成独立小天地，守望相助，自成局面，满足现状，闭塞保守，保留氏族社会之“太古”遗风。最基本生产资料——土地理论上属于神或国家及其化身与代表王所有，实际上归公社和各家族占有使用，广大劳动者——部民通过向神或国家和王提供劳役、实物地租而遭受王、神庙和贵族等统治阶级剥削。由于剩余有限，因而剥削就有限，必须大量集中，也就出现政治集中即专制主义，而村社之闭塞保守有利于专制主义的成立与维持，村社之原始平等的外衣也使阶级斗争不易表面化。一般人民全无政治生活，君主如神，神权思想即政治专制主义之意识反映，神意信仰必然排除进步发展观念，造成二千年间生产进步缓慢，社会思想普遍安于现状。至于上古后期，这是文明地区得到扩展的铁器时代，此时奴隶社会条件成熟，大陆国家可能继续维持部民社会，而临近海洋的国家和商品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则进入奴隶社会。
可惜，这次1956—1957年的新世界上古史讲授，因雷海宗被划为右派而未能编成讲义。但授课时雷海宗编写出非常详细的教学大纲，共96页，约5万字，可比较清楚地显示此次讲课的整个体系、脉络与细目。此外，随教学大纲还附有多幅历史地图和《世界上古史参考资料》（下简称《参考资料》）一本。该《参考资料》内容相当丰富，外文皆译成中文。其中包括《创世记》的“洪水故事”，《吠陀经》的《卢德剌颂》《尼罗河颂》，希罗多德著《希波大战史》的“埃及风土记”“金字塔”和“温泉门之战”，《汉谟拉比法典》（选录），《一个劳心者对于一切劳力者的一篇讽刺文章》（第十九王朝纸草底本），《哈梯王与埃及王的攻守同盟条约》，屠其第底著《丕娄波尼索大战史》卷一第二节的“人口移动”，《汉书》的《西域传序》，《文献通考》卷三三八“天竺”“大月氏”，法显著《佛国记》的“法显在印度”，《辛阿尔巴刻石》，亚里士多德著《雅典宪法》的“梭伦变法”，《十二铜表法》，《马可福音》的“耶稣事迹”，塔其屠著《日耳曼》的“公元一世纪的日耳曼社会”及其《纪年》的“罗马对基督徒之初次镇压”等选自中外各类历史文献的节录和碑刻62篇。
1957年6月，雷海宗在天津各社会科学学会学术讲座作了题为《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的报告，随后全文即在《历史教学》1957年第7期发表。他强调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的作用，认为人类迄今的历史，依生产工具而论，可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机器时代。从社会性质来说，石器时代属于原始社会，铜器时代属于部民社会，铁器时代包括古典社会和封建社会，机器时代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在雅典和罗马的短期特殊发展，只能看作封建社会的变种发展。这种变种，并不限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只要条件合适，也可出现。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属于铜器时代，是普遍于世界的一个大时代，并非亚洲所特有，可考虑使用中国和日本历史上指半自由民身份的“部民”一词来称这个时代为“部民社会”。铁器时代的前一阶段，马克思称为古典社会，“古典时代”的意识是有世界性的。古典社会和封建社会属于同一铁器时代的前后两个阶段，实际都是封建社会而稍有不同。
1957年后，雷海宗不再讲课。1962年时，曾先后讲过外国史学名著和外国史学史两门课程，该年底即去世。因此，可以说他晚年在南开十年期间所从事的教学研究工作主要都在世界上古史领域，而前面所列举和概括的诸著述则基本上是他1952—1957年间在这方面的全部成果。现将它们编集成《世界上古史讲义》及其诸附录出版，以飨读者，并纪念雷海宗先生诞辰110周年。
最后，应该指出，《讲义》编写于1952—1953年，因而未能将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上古史领域的考古新发现与研究新成果如线形文字B的释读等概括进去和反映出来，个别年代可能有待修正。雷海宗对外国古代人名、地名的汉译有自己的译法，与现在通用的译名不尽相同，不清之处读者可以利用附录中的中外译名对照表查找。本书包括内容极广，而讲义、译名对照表、教学大纲和参考资料皆为油印本，有不少错误，尤其外文字拼法错误极多，我虽加以改正，恐仍有遗漏与失误，请方家指正。全书最后附有八幅地图，是根据油印讲义和教学大纲附录的地图改绘而成。原油印资料只有“欧洲蛮族迁徙图（一）”，未见标有“（二）”或“（三）”的地图，特此说明。
（原文载于《世界上古史讲义》，中华书局，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