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之恩 山高水长——纪念吴廷璆先生百年诞辰
吴廷璆先生是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名教授、国际驰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特别是日本史方面的大专家。从1963年至1978年，我以资料员的身份做吴先生的助手，前后达15年之久。先生对我亲切指导，照顾有加，他的道德文章，感人至深。我虽然未能正式列入先生的门墙，但一直是以先生为恩师来敬重的。
第一次拜见吴先生是在1957年三四月间，那时我刚到南开大学做历史系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副博士研究生后不久。当时，吴先生在历史系任教并指导亚非史方面的研究生，但同时兼任校科研处领导，平时在校行政楼办公。先生在行政楼接待我时的和蔼面容和学者风度令我敬仰，当时的情景如今依然历历在目。先生说：你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开为研究生，我们高兴地欢迎你。你的导师雷海宗先生是史学大家，你要好好地跟他学习。接着，吴先生问我学过日本史没有。我回答说，没有专门上过日本史的课，但在北大时听过周一良先生讲授的亚洲通史，那门课上了三个学期，日本史是其重要内容，还有三次课堂讨论是专门围绕日本史的，分别为大化改新、明治维新和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吴先生说这很好，并谦逊地说自己前一时期写了一篇关于大化改新前后日本社会性质的文章，发表在1955年《南开学报》上，希望我看看，提些意见。之后，吴先生又问起我的籍贯和家世。我回答说，原籍福州，1934年生于开封，当时家父是河南大学教授。吴先生很感兴趣地说：“巧了，我1937年曾被河南大学聘往任教，可以说与令尊先后同事了。令尊什么大号？现在哪里工作？”我说：“家父王世富，现任天津市的河北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吴先生笑着说：“哦，那更巧了，原来王世富先生是你的父亲啊！令堂是否是耀华中学有名的英语教师？他们去年刚加入民盟，我在天津市民盟欢迎新盟员的大会上特别跟他们交谈过。”先生的一席话把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许多，我如沐春风，感到无比亲切。回去后，立刻借出《南开学报》，仔细阅读和学习吴先生关于大化改新的论文，深深拜服他的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论述，决心以后一定要好好地向他请教。可是，不久开展整风反右运动，雷海宗师和我先后都被划为右派，我被派往农村农场劳动，一去三年。我为失去了向吴先生学习的机会感到失望，更为辜负了吴先生对我的期望而惭愧。
1961年3月下旬，历史系将我从南开大学农场调回系资料室工作。不久，我接受了翻译外国史学名著选之李维《罗马史》选的任务，译稿由雷海宗先生校改，最后请吴先生审阅。这样，我归来后再次登门向吴先生求教。先生审阅后，充分肯定了经雷师修改后的我的译文质量；并鼓励说，我还年轻，虽跌了跟头，只要能批判错误，接受改造，努力工作，还是有前途的。在灰心绝望之际，听到先生的这些话语，我感到异常温暖，增添了重新站起来的力量。
1963年春夏之交，高教部和南开大学决定为吴先生配备助手，没想到先生竟垂青于我。当吴先生找我谈话时，我受宠若惊，忙说自己对日本史没有研究，又不懂日语，恐怕做不好工作。先生说：没问题，你的历史专业知识面广，基础好，又跟周一良先生学了亚洲史，能胜任日本史的研究工作。至于不会日语，你有语言才能，可以学嘛。于是，我承担了吴先生助手的任务。我衷心感激先生的这一知遇之恩，唯以努力工作为报。1963年至1965年间，我协助吴先生做了以下的工作。其一，筹建南开大学日本史研究室。其二，收集美国驻日大使、日本史专家赖肖尔的有关言论和著述，批判他的“近代化”理论。其三，收集西方近代专制主义和君主政体的资料，供吴先生进行比较研究和写日本明治维新论文参考。其四，将苏联十卷本《世界通史》中关于日本史的章节由俄文译成中文，供先生参阅。其五，听吴先生给本科生讲日本史和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流派批判的课程，做些教学辅助工作。其六，旁听李约瑟先生给本科生开的日语课，自学日语。在工作中，聆听先生直接的指导和教询，获益匪浅并进一步深刻地体会到先生学识之渊博，造诣之深湛，以及治学之严谨，诚大家也！可惜，这一期间，我先后参加了丰润县（今丰润区——编者注）“四清”、东亚毛纺厂半工半读以及“五反”等运动，日本史的研究工作未能顺利地展开。
1965年9月，我随历史系师生赴盐山县“四清”，直到1966年6月全体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我作为“摘帽右派”被打成“牛鬼蛇神”，自不在话下。吴先生虽未被定为“反动权威”，却被安置在“中间组”，即处于敌我之间的中间状态。1968年秋后，工宣队和军宣队入校，实现“大联合”。翌年转入“一批三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时，吴先生竟被编入“坦白从宽组”，成为“敌我矛盾”的“边缘人物”。先生自1930年代以来一直靠拢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进步教授和民主人士，现在却受到这种待遇，我不禁暗自为他担心，怕他受不了。但先生顶住了压力，渡过难关，跟随毛主席革命之心不变，令我钦佩。1970年7月，历史系大部分教师赴大苏庄劳动。晚上睡地铺，吴先生就睡在我的身旁。一日夜间，我梦魇，将先生惊醒。先生并不见怪，反唤醒我，嘱我安心睡眠，次日还要劳动。我深感先生的关怀，有若慈父。不久，我又被派往南开大学化工厂当工人，一别二年。
1972年9月，我从化工厂归来，在历史系教工农兵学员英文。第二年日本史研究室恢复，吴先生又调我回来工作。不久，一起去塘沽海关与港务局参加“批林批孔”，随后开展“评法批儒”，进而研究日本历史上的“儒法斗争”。1973年底，吉林大学、东北师大和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等单位在长春召开了关于日本史上的“儒法斗争”学术研讨会，吴先生代表南开大学应邀参加，我随同前往。北京商务印书馆的行政负责人、资深编审高崧先生也出席了会议。吴先生是日本史的权威，受到会议的高度尊敬。蒙先生推荐，我在会上宣读了《日本大化改新时期的儒法斗争》一文，受到欢迎，这是我有生第一次出席全国性学术会议并提交论文，颇为兴奋而内心又忐忑不安，暗想如果大家知道我的右派身份，不知将如何待我。返津时，吴先生与我及高崧先生乘坐一趟火车，一路谈笑风生，途经塔山附近时，还即兴赋诗一首，以表革命历史情怀。不久，高崧先生代表商务印书馆请吴先生主持，会同吉林大学的陈本善先生、辽宁大学的朱守仁先生和东北师大的伊文成先生，集中在商务印书馆住一段时间，共同编辑日本历史上儒法思想资料。我随吴先生前往北京，商务方面还有陈应年编辑参加。在吴先生的领导下，大家团结和谐，意气风发，积极努力工作，进行学术交流，十分融洽。一次，高崧先生知道我爱打桥牌，就约我到翠微路商务印书馆的宿舍与他和陈应年等一起玩桥牌。当晚，我就住在高家，与他同住一室。是夜，他忽然问起了我的右派历史问题。我不禁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在突出政治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你的情况大家怎会不知呢？但吴先生特别关照说你表现不错，早就摘掉了帽子，“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新问题，比较年轻和有才华，应按政策善待你，所以大家对你都挺好。我恍然大悟，进一步体会到了吴先生对我无微不至的爱护和照顾。
1975年后，在吴先生的赞同和支持下，我转而研究日本近现代外交史，与俞辛焞、米庆余先生合开此课，独自撰写了《三十年代日本的经济危机和战争》和《1941年的日美谈判》两篇论文，发表在南开大学日本史研究室编的内部刊物《日本历史问题》上。与俞辛焞先生合写的《美国对日政策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一文，则是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12期上发表。这些成果得到了吴先生的肯定，先生还让我为他主编的《日本史》一书的第13章“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法西斯的覆灭”撰稿。
1978年9月，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缺乏人手，于可先生代表教研室希望我“归队”搞我的本行世界古代史的教学科研工作。我觉得自己本是世界古代史方面的研究生，也翻译了《李维〈罗马史〉选》和《希罗多德〈历史〉选》等书，从长远看还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为宜，就征求吴先生的意见。先生说：你这些年为日本史研究室作出了贡献，我对你的工作很满意，也希望你继续做我的助手，但你本是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的研究生，落叶归根，理所当然，我不能不同意。这样，先生既允许了我调动工作，又表达了挽留之意和惋惜之情。
离开日本史研究室后，吴先生继续关心我的一切情况。1979年夏，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吴先生知道消息后非常高兴，向我表示庆贺，并勉励我不断前进。1981年5月，我担任了历史系副主任的职务，吴先生嘱咐我要谦虚谨慎，认真工作，任重道远。1982年11月初，我去希腊研修一年。行前，去吴先生家辞行。先生说自己早年曾写过关于古代中国和希腊文化接触的文章，希望我到希腊后专心读书，刻苦钻研，开拓创新，为中国的希腊史研究作出贡献。先生培养博士研究生后，最初还让我参加他们的论文答辩会。特别是在日本进步史家依田熹家先生申请吴先生作为导师主持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先生曾让我校改他的博士论文英文提要，并出席其答辩会，这是对我的器重。吴先生是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的常委，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召开时，吴先生年逾八旬荣退，我被推选为新一届政协委员。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接替我当了全国政协委员，我很高兴，可谓后继有人，希望你能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政议政，做好委员的工作。2001年3月，我的母亲在北京去世。吴先生知道后，送了花圈和奠仪。先生的恩情和谆谆教导我永远难忘，先生的学术成就、高风亮节和奉献精神永远鞭策着我前进。
值吴先生百年诞辰之际，谨以此文缅怀。另外，这部文集收录的《日本大化改新前后的阶级斗争和儒法思想》一文写于“文化大革命”“评法批儒”之时，无论是观点还是文风都带有“文化大革命”的时代烙印，现在看来似无多少学术价值，但作为一段不应忘记的历史陈迹，并折射吴先生和我在那段岁月的共同经历和彼此感情，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原文载于《吴廷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