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和《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一
1902年6月18日，雷海宗诞生于河北省永清县一户具有书香门第气息的中农家庭，父亲雷鸣夏为当地基督教中华圣公会牧师。雷海宗自幼勤奋好学，天资聪颖，记忆力极佳，在旧学与新学两方面都打下相当扎实的基础。1917年，他入北京崇德中学学习，1919年转入清华学校高等科学习。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青年雷海宗树立起强烈的爱国思想和献身科学的志向。1922年清华毕业后，他公费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学，兼修哲学。1924年，入该校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深造，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时年25岁。他深受导师美国著名史学家J.W.汤普逊的器重。与外国学生相比，中国留学生自以中国学问见长，雷海宗以纯外国历史为研究对象而获得优秀成绩，这是难能可贵的。
1927年夏，雷海宗返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副教授，1929年任历史学系系主任。1931年春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并在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中国古代哲学。雷海宗虽在美国专攻外国史，但他主张中国的史学家应贯通中外，以改造中国传统史学为己任。因此，他回国后，在中央大学与金陵女子大学不仅讲授西洋史，而且研究与讲授中国上古史与中国哲学史。在此期间，雷海宗先后撰写三篇文章：《评汉译韦尔斯著〈世界史纲〉》《克罗奇的史学论——历史与记事》与《孔子以前的哲学》。雷海宗在《评汉译〈世界史纲〉》中运用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的观点，认为人类史实际是若干文化区域各自独立的发展演变，很难写出一部结构精密、前后连贯的世界通史。他就此对英国作家威尔斯的《世界史纲》提出了批评。《克罗奇的史学论》实际为意大利哲学家克罗奇的名著《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1章“历史与记事”的翻译，雷海宗在译文前说明，“克氏的议论虽不免有过度处，但以大体言之，他的学说颇足以调剂我们中国传统史学偏于‘记事’的弊病”。《孔子以前的哲学》对《尚书》与《周易》中有关篇章的思想与年代进行分析考订，据以勾勒探讨西周时代初兴的哲学和春秋时代得以发展的哲学。最后认为：孔子是史官思想的承继者，与《尚书》的作者一样，专注于治国之道。老子或《老子》的作者是筮人思想的承继者，偏重玄学。日后中国哲学界最占势力的儒道二家是直接由孔子与老子传下来的，间接由无数无名的史官与筮人传下来的。另外，1931年7月他还以英文发表了《评顾颉刚主编〈古史辨〉第二册》一文。
1931年秋，雷海宗转任武汉大学历史学系与哲学教育系合聘教授，讲授西洋史与中国哲学史，其间他发表的《殷周年代考》一文采取新的研究方法，吸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提出“按温带人类生理，普通四世当合百年。中国古今朝代，皆不逃此原则”的观点。先对已确知的中国历朝各世君主在位的总年代作出统计，以证明“四世当合百年”亦即“每世平均二十五年”的看法基本无误，然后根据已知的西周与周代君主的世数而推定周室元年当为公元前1027年左右，并进一步推断盘庚迁殷适为公元前1300年，汤定中原当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此文有高度学术价值与影响，已故美国著名中国史学家何炳棣主张应将武王伐纣之公元前1027年称为“雷海宗的年代”。 (1)
雷海宗在武汉大学讲授欧洲通史期间，编写出极其详细的《欧洲通史二》（5—20世纪初）铅印纲要。该纲要内容丰富，体系完整，层次鲜明，覆盖面极广，条目一目了然。其特点在于：（1） 打破国别界限与王朝体系，以全局的眼光，抓住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来讲述欧洲的历史；（2） 着重探讨阐发西方宗教、哲学、科学、文学与社会科学的嬗变发展及各个流派，19世纪尤详。此纲要至2001年始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以《西洋文化史纲要》书名正式出版。
1929年春，蒋廷黻被聘为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他励精图治，大刀阔斧地推行“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的方针。为此，他在1932年聘请精通哲学社会科学、掌握古今中外历史、既重考据更重综合的雷海宗返回其母校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雷海宗到清华后，与蒋廷黻相配合，开拓创新，努力建设独具特色的清华历史学系。1935年后，蒋廷黻离教从政，赴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雷海宗独挑重担，继任清华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直至1949年。清华历史学系的建树与发展，是与雷海宗的贡献分不开的。
雷海宗在清华重点从事中国史的教学研究。他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中国通史”课程。他编选大量史料，以《中国通史选读》为名，作为铅印讲义发给学生，共7册43章769节930页（1860面）。全书从史前石器时代一直编到溥仪退位，材料选自各方面文献，系统完整，内容极其丰富。值得注意的是，他打破了传统的王朝体系，以时代特征为标准结合重大历史事件和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与演变，来划分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此《选读》至2006年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雷海宗还讲授“殷周史”和“秦汉史”两门断代史课程，供历史系高年级同学选修。为了引进西方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介绍外国史学名著，并与中国传统史学相结合，他又开设“史学方法”一课，采取教师总体指导，学生重点读书、定期报告，全班展开讨论的教学方法，使课堂既生动活泼，又深入研讨，学生眼界大开，深有所获。此外，他也不时讲授外国史，包括西洋上古、中古、近代各个阶段。雷海宗声音洪亮，讲课极有条理，深入浅出，鞭辟入里。他讲解历史事件既材料翔实丰富，又说明前因后果，更揭示性质意义，使听者受用不尽。他记忆力极佳，走上讲台，只拿几支粉笔，但讲得井井有条，滔滔不绝，人名、地名、史实、年代准确无误。他学问渊博，口才好，思路清晰，教学认真负责，讲究教学方法，使讲课成为一门艺术，挥洒自如，引人入胜。
在教课之外，雷海宗潜心进行历史研究。作为一个受到西方教育和学术训练的爱国知识分子，他的研究方向与志趣在于从宏观的角度，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抓住若干根本性问题，对四千年来中国的传统社会与文化作系统的历史考察与解剖，并落实到中国的现状，找出弊端症结和解决办法。按照这一思路，从1934年至1937年，雷海宗连续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其中有《皇帝制度之成立》《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世袭以外的大位承继法》和《中国的家族制度》。这些论文大都刊载于清华大学1935年创办的《社会科学》杂志。《社会科学》杂志是雷海宗倡议创办的，并由他任主编。在宏观的综合性的论文外，雷海宗也进行微观的研究，写出考证性的文章，如《汉武帝建年号始于何年》和《章学诚与蓝鼎元〈饿乡记〉》二文。《汉武帝建年号始于何年》将《史记》的《封禅书》同《汉书》的《武帝纪》与《郊祀志》中的有关记载列表排比，得出结论：武帝建年号是在当时的三元七年，即有司建议的元狩七年，即武帝最后决定的元鼎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16年。此外，雷海宗还在《清华学报》和《社会科学》各期发表多篇书评，对当时新出版的国内外重要学术著作进行评介。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卢沟桥的炮声将雷海宗从宁静的清华园震醒。不久，北平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南迁。雷海宗对日寇侵华义愤填膺，随清华文学院师生经长沙、衡山、蒙自，最后抵达昆明。他在1938年2月发表《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热情歌颂全国军民浴血抗战、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与战斗精神；期望通过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文化将结束第二周，揭开第三周的帷幕。1938年底，雷海宗将前述《皇帝制度之成立》等六篇系列论文的篇名及次序稍加改变，加上《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及《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二文，合编成《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40年出版。《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篇幅不大，却是雷海宗的精品力作，出版后在学术界乃至一般知识分子中产生巨大反响，令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在昆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雷海宗任西南联大文学院历史学系系主任，继续开设“中国通史”等中外历史多门课程。他将大量的精力投入文章写作。其中有学术论文，如《雅乐与新声：一段音乐革命史》《全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与中古哲学》《古代中国外交》《司马迁的史学》《中国古代制度》等，但更多的文章，则是史论结合，古为今用，将古今中外的历史与现状贯通起来，为宣传抗日和进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服务。例如，《君子与伪君子》《近代战争中的人力与武器》等多篇文章。1940年4月，林同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后又在重庆《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雷海宗积极为之撰稿，因而与林同济等人被称为“战国策派”。他在《战国策》和《战国》副刊先后发表了《张伯伦与楚怀王》《历史警觉性的时限》《中外的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的怨女旷夫》《历史形态》《三个文化体系的形态》《独具二周的中国文化》等文章。所谓“战国策派”的基本观点和主要思路，是使用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的理论来考察历史与文化，分析当前的世界形势。该派认为，欧美文化现在正处在相当于古代中国的“战国时代”，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战国时代”所独有的大规模国际战争特征的表现，中国面对这样的局势，必须找出应对之策，自主、自立、自强地建国和战胜日本侵略者。
此外，雷海宗还积极地为《当代评论》半月刊撰稿。从1941年末到1944年3月，他既为《当代评论》写过多篇社评，如《埃及战争》《法属非洲——西方的第二战场》《罗邱会议》《突尼西亚盟军大捷》《法国解放委员会与法兰西前途》《苏捷协定与波兰前途》《德舰沙恩霍斯特号沉没》《苏联采用新国歌》《阿根廷与轴心绝交》等；又在该杂志发表《海战常识与太平洋大战》《战后世界与战后中国》《平等的治外法权与不平等的治外法权》《欧洲战后人的问题》《战后的苏联》等专门文章；还主持了“世界战局的总检讨”的座谈会，作序论发言和总结发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下半年，清华大学在北平复校。雷海宗仍担任历史学系系主任，并在冯友兰赴美讲学期间代理文学院院长之职。他继续讲授中外历史多门课程，并发表《历史过去释义》《春秋时代的政治与社会》《东周秦汉间重农抑商的理论与政策》及《人生的境界（一）——释大我》等学术论文。此外，还与林同济合编《文化形态史观》一书（上海大东书局于1946年5月出版）。
抗战胜利后，雷海宗仍然关心国内外形势与政局的发展，撰写大量时论性文章。1946年，他发表了《欧美民族主义的前途》《时代的悲哀》《和平与太平》与《国都问题》等文章。1947年，雷海宗发表了《妇女、女权》《航空时代、北极中心与世界大势》《理想与现实》《印度还政问题》《美国设国防部》《两次世界大战后的人心》《伊朗问题》《近代化中的脑与心》《报纸广告的分析》《史实、现实与意义》《转变中的逻辑》等文章。1948年1月，雷海宗在北平主编《周论》杂志，每周一期，直到该年11月19日停刊，共出版了两卷43期。他几乎为每期写一篇以上的社论，还先后发表《如此世界，如何中国》《副总统问题——一个历史的探讨》《全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中古哲学中与今日意识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论老》《弱国外交与外交人才》《纽芬兰自动并入加拿大》《论中国社会的特质》《锦州——古今的重镇》《人生的境界（一）——释大我》等专论。另外，他还为其他报刊撰写了专论《论美国在巴拿马受挫》《美苏两种世界主义比较》《南斯拉夫共产党大会》《促进耕者有其田，开征累进财产税》和《国际和平展望》等文。
1948年后期，全国解放形势日益明朗。尽管有关当局愿给雷海宗提供机票动员他“南飞”，但他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不得人心，毅然决定留在北平清华园，迎接解放，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思想改造等运动，热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雷海宗仍在清华历史系任教，但辞去系主任之职。1950年秋，他发表了《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学术论文，探讨古书中所见古代华北的气候与农业，指出其后逐渐发生的变化，并对今后华北的气候状况和农业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11月，雷海宗一方面连续发表了《翻译中的小问题一束》等七篇结合历史论翻译的文章，另一方面又接连发表一系列批判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天主教梵蒂冈教廷与耶稣会的文章，如《美帝“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背景》《耶稣会——罗马教廷的别动队》《耶稣会的别动队活动》《中国近代史上的天主教与梵蒂冈》《20世纪的罗马教廷与帝国主义》《今日梵蒂冈与世界罗马教简介》及《近代史上的罗马教》。
1952年秋，雷海宗调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为世界史教研组主任，主要从事世界史学科建设，讲授世界上古史，兼及世界近代史与物质文明史。他编写出的《世界上古史讲义》被教育部定为全国高等学校交流讲义。在这部著作中，雷海宗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运用丰富的材料，对世界上古史作了系统的阐述。其特色在于有自己的体系，既摆脱了他原来发挥的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的框架，也不完全沿用苏联教科书的一般结构。主要特点有：（1） 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史之中，在第1章“总论”中以世界史为背景，概述了上古中国的历史，通过对比，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民性、民族性各方面说明古代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打破了中国史与世界史之间的界限，并强调中国人学习世界史应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2） 重视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从总体上来把握世界史。专设第13章“上古中晚期亚欧大陆之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集中论述了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570年亚欧大草原的游牧部落与中国、希腊和罗马等地区国家的关系以及世界上古史上第三次游牧民族大迁徙。这一部分后扩大充实为学术论文，以《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为题发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拓荒意义。（3） 结合奴隶制度和奴隶社会的整个历史，分析了家庭奴隶制和生产奴隶制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奴隶制度在游牧地区、大陆农业地区和靠近海洋地区三种不同地区的发展，认为海洋区是唯一一个奴隶社会为时较长、奴隶制度发展较高的地区，工商业一直是维持并发展奴隶制度的基础。《世界上古史讲义》直至2012年始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1956年，雷海宗在世界上古史课程中对整个体系作了新的调整，将分地区教学改为分时段教学，并对上古时期各阶段社会形态的性质与名称作了新的探讨。1957年，他发表了长文《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的一些问题》。雷海宗强调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的作用，认为人类迄今的历史依生产工具而论，可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机器时代。从社会性质来说，石器时代属于原始社会；铜器时代属于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可称之为“部民社会”；铁器时代包括古典社会和封建社会；机器时代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奴隶制在雅典与罗马的短期特殊发展，只能看作封建社会的变种发展。古典社会和封建社会属于同一铁器时代的前后两个阶段，实际都是封建社会而稍有不同。在此之前，从1953年起雷海宗作为编委在《历史教学》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它们是：《有关马克思的两篇文件》，《关于世界上古史一些问题及名词的简释（一）、（二）、（三）》，《答“容克”两字的含义》，《世界史上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榷》，《欧洲人的“教名”及一般取名的问题》，《关于公元纪年各种西文名词的意义及中文译名问题》，《关于公元纪年问题的补充说明》，《读高级中学课本〈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历法的起源和先秦的历法》以及《基督教的宗派及其性质》。
1957年8月，雷海宗受到批判，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此后，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患慢性肾脏炎不治之症，严重贫血，全身浮肿，步履艰难，停止了教学活动。但雷海宗虽身处逆境，仍关心国家大事，精心译注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的有关章节；亲自指导王敦书翻译《李维〈罗马史〉选》，加以校改，该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62年出版。
1961年10月，雷海宗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为了把有限余生和满腹学识献给人民，他于1962年克服病痛，在校内乘三轮车来到阶梯大教室门口，拖着沉重的步伐重上讲台，精神抖擞地为一百多个学生先后讲授“外国史学名著选读”和“外国史学史”两门课程，一直到当年11月难以行动时为止。1962年12月25日，雷海宗因患尿毒症和心力衰竭病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享年60岁。1979年3月，雷海宗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2003年12月与2012年6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分别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纪念雷海宗百岁和110岁诞辰的大会。
二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是雷海宗的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作，集中体现了他的治学特点。该书完成于1938年，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年，出版于1940年。全书分上、下编。上编的主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实际由他自1934年到1937年发表的五篇系列学术论文合成。前三篇从军队、家族制度与政治首领三个不同的方向探讨秦汉以上的中国——动的中国。第四篇专讲秦汉以下的中国——比较静止的中国。第五篇合论整个的中国历史。当时抗日战争尚未全面爆发，他对中国旧文化提出了较多的批评和非议，因为他觉得“若要创造新生，对于旧文化的长处与短处，尤其是短处，我们必须先行了解”。
第一篇是《中国的兵》，这原是雷海宗发表于1935年《社会科学》创刊号首篇的力作。关于中国的兵制，历代学者都有研究，但雷海宗另辟蹊径，运用社会学、心理学、军事学的眼光，研究“兵的精神”，从当兵的成分、兵的纪律、兵的风气和兵的心理等方面来考察中国的兵，由之探究中华民族盛衰的轨迹与原因。他论述道：中国春秋时代上等社会全体当兵。战国时代除少数文人外，全体人民当兵，近乎征兵制。汉代通过“更赋”制度使上等社会不服兵役，终于实行募兵制，将卫国责任移到职业兵（大部为贫民、流民、外族兵、囚徒）肩上。由军民不分，经军民分立，到军民对立，专靠胡羌兵，这就使国势日衰，社会病弱，中原终于成了汉代那些属国的属国。东汉以下兵的问题总未解决，只有隋及盛唐承袭北朝外族的制度，百余年间曾实行半征兵的府兵制度，这也是汉以后中国汉族自治的唯一强盛时代。雷海宗认为，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光明坦白的社会，这是武德的特征。中国二千年来社会上下各方面的卑鄙黑暗恐怕都是畸形发展的文德的产物。偏重文德使人文弱，文弱的个人与文弱的社会难以有坦白光明的风度，只知使用心计；虚伪、欺诈、不彻底的空气支配一切，使一切都无办法。中国兵制的破裂与整个文化的不健全其实是同一件事。东汉以下，兵的问题总未解决，乃是中国长期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振兴武德，实行征兵制，叫良民当兵，尤其是一般所谓的“士大夫”都人人知兵，人人当兵，才能使中国自主自立。
第二篇是《中国的家族》（原名《中国的家族制度》）。文章一开头就提纲挈领地指出，中国的大家族制度曾经过一个极盛、转衰与复兴的变化；这个变化与整个政治社会的发展又有密切的关系。春秋以上是大家族最盛的时期，战国时代渐渐衰微。汉代把已衰的古制又重新恢复，此后一直维持了二千年。雷海宗随后论述，春秋以上的大族不只是社会的细胞与经济的集团，并且也是政治的机体。春秋时代大家族仍然盛行。宗法的大家族是维持封建制度下贵族阶级地位的一种方法，封建破裂，此制就难以独存。一到战国，各国贵族被推翻，宗法随着消灭，大家族根本动摇。商鞅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废大家族，规定二男以上的家庭必须分异，否则每人加倍纳赋。各国变法之后，家族制度没落，可由种种方面看出。丧服制与子孙繁衍的观念可说是旧日家族制度的两个台柱。清楚严明的丧服制是维持一个人口众多的家族的方法，子孙繁衍是使大家族继续存在的方法。但到战国大家族破裂之后，这两根台柱随之倒塌。小家庭的生活与子孙繁衍观念之淡薄也影响人口的增长。两汉时代的政府既设法提倡人口的增加，又不断设法恢复前此几近消灭的大家族制度。孝道的提倡与三年丧的宣传同时并进。至西汉末，经过百年间的提倡，三年丧制重建起来。到东汉时，可说孝的宗教已经成立，大家族重建的运动已经成功。此后，大家族是中国社会国家的基础，是社会的一个牢固的安定势力。不只五胡之乱不能把它打破；此后经过无数的大小变乱，社会仍不瓦解，就是因为有这个家族制度。但大家族与国家似乎根本不能并立，近百年来在西方文化强烈冲击下，大家族制度遭到破坏，小家庭兴起。家族制度，或大或小，是人类生活的必需条件。大小两制，各有利弊。未来的中国究竟采取如何形态的家族制度，甚为紧要，颇堪玩味。值得注意的是，雷海宗将人口论与节制生育的理论引进了对中国家族制度的研究之中。
第三篇是《中国的元首》（原名《皇帝制度的成立》）。文章开宗明义地说明，中国历史上四千年间国君的称号甚为简单。当初称王，王下有诸侯。其后诸侯完全独立，各自称王。最后其中一王盛强，吞并列国，统一天下，改称皇帝，直至清末。称号的演化虽甚简单，内含的意义却极重要。雷海宗随后论述，西周时期，周天子称王，周室为列国共主。春秋时代周王虽无实权，其天子地位未被否认。春秋列国由诸侯与世族合治，诸侯为地位最高的世族，任何一国或任何一国的世族无独吞天下的野心。战国时代世族被推倒或势力削弱，统治者是国君和一般无世族的传统与心理的出身贵贱不齐的文人。这些文人是国君的忠心拥护者，其权势荣位来自国君，也可被国君随时夺回。全国权柄都归国君一人一家，一般臣下皆仰给于君上。国君只谋求其一人一家的利益，列强都想独吞中国。公元前334年后，列国相继称王。列国称王的意义在于既向周室完全宣布独立，又暗示想吞并天下，因为“王”是自古所共认为天子的称号。公元前288年，最强大的秦、齐两国约定平分天下，秦王称西帝，齐王称东帝，除楚国外，天下由二帝分治。最后，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合并六国，开创了前古未有的大一统局面。他令丞相御史议称号，决定君称“皇帝”，自称“朕”与“始皇帝”，表示政权完全统一，操于皇帝一人之手。从此，皇帝就是国家，国家就是皇帝。汉室的成立是天下统一必然性的又一明证，统一是解决天下问题的唯一出路。汉袭秦制，汉室虽是平民出身，皇帝的尊严并不因之减少，反而日趋神秘，行封禅，按五德终始说自定受命之德。皇帝开始神化，立庙。皇帝的地位愈发崇高，不只是政治的独裁元首，并且天下公然变成其个人的私产，而寄生于皇帝私产上的人民则等同于皇帝的奴婢臣妾。皇帝是唯一维系天下的势力，民众则是一盘散沙。皇帝制度本身到西汉末年可说已经完全成立，此后二千年间皇帝制度的本质与特性始终未变，宋以下皇帝的地位更为尊崇。但近百年来西方势力的侵入动摇了清廷的统治。辛亥革命的爆发，使战国诸子所预想，秦始皇所创立，西汉所完成，曾经维系中国二千余年的皇帝制度，以及三四千年来曾笼罩中国的天子理想，一股脑结束。废旧容易，建新困难。在未来中国的建设中，新的元首制度也是一个不能避免的大问题。
第四篇是《无兵的文化》。此文是雷海宗应对《中国的兵》一文发表后学界有人认为该文三国以下所讲太简，似有补充之必要的意见而写的。他说，二千年来中国兵的本质的确没有变化，若按有关史料写篇长文不难，但这样勉强叙述一个空洞的格架去凑篇幅，殊觉无聊。反之，若从侧面研究，推敲二千年来的历史有何特征，却意味深长。他接着指出，秦以上为自主、自立的历史，人民能当兵，肯当兵，对国家负责任。秦以下人民不能当兵，不肯当兵，对国家不负责任，因而一切都不能自主，完全受自然环境（如气候、饥荒等）与人事环境（如人口多少、人才有无与外族强弱等）的支配。秦以上为动的历史，历代有政治社会的演化变革。秦以下为静的历史，只有治乱骚动，没有本质的变化，在固定的环境下，轮回式的政治史一幕一幕地更迭排演，大致可说是汉史的循环发展。这样一个完全消极的文化，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说没有国民与政治生活，可称为“无兵的文化”。但无兵的文化，轮回起伏，有一定的法则。于是，雷海宗从政治制度之凝结、中央与地方、文官与武官、士大夫与流氓、朝代交替、人口与治乱、中国与外族等七个方面，对中国秦汉以下比较静的二千年历史的特征与轮回起伏的法则展开论述，内容丰富，精彩纷呈。应当指出，雷海宗在这里并不对史实进行叙述和考证，而是运用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优生论、人口论与环境观等学科的眼光及方法，对各个问题加以推敲探讨，他的研究分析深刻，见解精辟。最后，他提出，中国虽屡次被征服，却始终未消灭，因为游牧民族的文化程度低于中国，入主中国后大都汉化。但鸦片战争后，局面一新。新入侵的外族是一个高等文化的外族，不只不肯汉化，并且要同化中国。中国会否遭遇古代埃及与巴比伦国家文化灭亡的命运？雷海宗认为，中国地面广大，人口众多，远非古埃及、巴比伦一隅之地可比。另外，中国有独特的语言文字，汉文与其他语文的系统都不相合，不是西洋任何语文所能同化的。民族文化创造语言文字，同时语言文字又为民族文化所寄托，互不可分。语言文字若不失掉，民族必不全亡，文化也不至消灭。西洋文化中国不妨尽量吸收，只要语言文字不贸然废弃，将来终有消化新养料而复兴的一天。
第五篇是《中国文化的两周》（原名《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文章中，雷海宗先是指出，日常所谓的“西洋史”包括埃及、巴比伦、回教、希腊罗马、中古以下的欧西等五个文化；但人类历史不是一元的，文化是个别的，不能把几个不同的个体混为一谈而牵强分期。每个文化都有它自然发展消长的步骤，合起来讲，必讲不通。必须把每个文化的时间与空间的范围认清，明确其独立性，然后断代的问题以及一切的史学研究才能通行无阻。他随后以高屋建瓴的气势与简洁洗练的笔触，对新石器时代以下整个中国文化的历史作出全面系统的分期断代的概述。雷海宗认为，中国四千年来的历史可分为两大周。第一周，由最初至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中国传统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这时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一周，除所谓史前期外，可分为五个时代：封建时代（公元前1300年至前771年）、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至前473年）、战国时代（公元前473年至前221年）、帝国时代（公元前221年至公元88年）和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时代（公元88年至383年）。淝水之战是一场决定历史命运的战争。此后，中国文化由古典的第一周进到胡人血统与印度宗教被大量吸收的第二周。第二周，由公元383年至今日，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地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这时的中国是一个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随着北族入侵，汉族就大规模地渡长江向南方移殖开发。江南与岭南到第二周地位日渐提高，政治上成为重要区域，文化上最后成了重心。第二周也分为五期：南北朝、隋、唐、五代（公元383年至960年）；宋代（公元960年至1279年）；元明（公元1279年至1528年）；晚明盛清（公元1528年至1839年）和清末中华民国（公元1839年以下）。第二周的各代之间仍各有特点，但在政治社会方面没有本质的变化，不过保留秦汉时期的制度与规模；然而在文物方面，如宗教、哲学、文艺之类，却有真正的变化。近百年来，西学东渐，中国文化各方面受到绝大的冲击。现在第二周显然已快到结束之时，但何时结束，如何结束，尚很难说。与历史上其他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之有第二周是特殊的例外，得天独厚，大有可为。他最后问道：我们是否能创出尤其未闻的新纪录，去建设一个第三周的伟局？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下编的主题是探讨抗战建国中的中国，由雷海宗写于1938年的两篇文章《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与《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构成。上编诸文完成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是研究历史、观照现实的长篇学术论文，注意力集中于传统文化的弱点，对于中华民族的坚强生命力只略微提及，未专门解释。中国文化第三周只在最后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打着问号，尚未作答。下编二文写作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是联系历史、直接讨论现状的政论性文章，比较短小精悍。第一篇文章的主题在于解释此次抗战的意义与士兵之所以英勇，说明中华民族虽老而仍有朝气的原因。第二篇文章则直接以“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为题，表示雷海宗对于前途的希望与信仰。他呼应上编，从兵、家族与元首三个方面来讨论建国与新生的问题。
在《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中，雷海宗第一句即宣布，此次抗战不只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大事，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中国军队的英勇获得了友邦军事观察家的同声赞扬，可与古今任何正在盛期的民族军队相比，值得大书特书。他随后列表指出，历史上其他民族的文化发展只经过由分裂到统一而后再分裂衰亡的一周过程，而中华民族的文化却经历了二周，其原因在于两千年来中国南方地区的大开发，保持并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元气。在别的民族已到老死的时期，中国反倒开拓出这样一个伟大的新天地，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无可比拟的例外。两千年来养成的元气，今日全部拿出，作为民族文化保卫战的力量。此次抗战的英勇，大半在此。雷海宗最后宣称，抗日战争是中国第二周末的“淝水之战”，甚至比淝水战争尤为严重。成败利钝，长久未来的远大前途，都系于此次大战的结果。第二周的文化已是人类史上空前的奇迹；但愿前方后方各尽职责，打破自己的非常纪录，使第三周文化的伟业得以实现。
在《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一文中，雷海宗首先指出，中国是在抗战中建国，正在结束第二周的传统文化，建设第三周的崭新文化。他接着说，二千年来中华民族所种的病根太深，非忍受一次彻底澄清的刀兵水火的洗礼，万难洗净过去的一切肮脏污浊，创造民族的新生。“新生”一词的一个最重要意义就是“武德”。“旧中国传统的污浊，因循、苟且、侥幸、欺诈、阴险、小器、不彻底，以及一切类似的特征，都是纯粹文德的劣根性”，应该恢复战国以上文武并重的文化。每个国民，尤其是处在社会领导地位的人，必须文武兼备。非如此，不能有光明磊落的人格，不能创造光明磊落的文化，社会不能有光明磊落的风气。兵制与家族制度不能分开。旧的大家族必须废除，小家庭也不是绝对无疵。大家族与小家庭的调和不是绝不可能。一个平衡的家族制度是健全生活与民族长存的必不可缺的条件。建国运动，创造新生，问题万千。但兵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家族是社会的基本问题，元首是政治的基本问题。三个问题若都能圆满解决，建国运动就必可成功，第三周文化就必可实现。雷海宗最后慷慨激昂地大声疾呼：“生逢二千年来所未有的乱世，身经四千年来所仅见的外患，担起拨乱反正、抗敌救国、变旧创新的重任——那是何等难得的机会！何等伟大的权利！何等光荣的使命！”
雷海宗将《世袭以外的大位承继法》一文作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的附录。该文以罗马帝国的皇帝和回教初期的教主为实例，说明人类史上政治元首亦即政治实权者在世袭以外的继承制与方法，目的在于给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共和国家之政治实权领袖的更替承袭提供参考。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出版后，学界受到震动，大后方读者为之振奋。例如，中国世界史著名学者吴于廑先生当时是西南联大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他对中国历史分期的看法深受雷海宗的影响。1940年3月，他以吴保安之名在《今日评论》第5卷第12期发表《第三期的浪漫时代》一文说，“从对中国历史的分期说，我们依傍于雷海宗教授的《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那篇大文。雷先生新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则因战时得书不易，至今仍未见着。但据我胡乱猜想，其基本立场或仍与上述一文相似”；“中国的历史，却是一个不算例外的例外。谓其为不算例外者，因中国历史也有这种生长谢灭的现象。谓其为例外者，因它于衰谢之际还能够镕铸新力，返老重生。这其中的道理，雷先生于他那篇大文里言之备悉”；“上面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略论，大部依据雷先生那篇《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缩写而就”。
又如，另一位世界古代史大家胡钟达先生，当时还是正在福建武夷山大王峰下苏皖政治学院学习的青年学生，读到《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时，深感兴味盎然，精神振奋。胡先生之女胡月龙在回忆其父的《学园生平——女儿眼中的父亲》一书中说，“雷先生的中国文化二周论、三周论在爸爸看来更具真知灼见”；“雷先生这一新颖的论点，足以鼓舞国人抗日战争的士气，坚定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对爸爸也有极大的吸引力” (2) 。
从根本上看来，雷海宗在《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中的历史观和历史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不相同。但是，他的贯通中外的渊博学识，打破欧洲中心论和传统王朝体系的努力，独树一帜的囊括世界、光耀中华的历史体系，以及强调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特色，重视胡人血统、印度佛教和南方开发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的看法，在当时学术界是颇为难得和有显著影响的，对今天我们研究中外历史也甚具教益与启发意义。有学者以雷海宗的名字来概括其学术成就：声音如雷，学问似海，史学之宗。
（原文载于《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14年）
(1)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商务印书馆（香港），2004年，第124页。
(2) 胡月龙：《学园生平——女儿眼中的父亲》，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