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宏俊《古代斯巴达政制研究》序
城邦是古希腊的基本政治单位，也是研究希腊史乃至世界古代史的重要的切入点。丹麦著名古典学者摩恩·汉森及其主持的哥本哈根城邦研究中心正是从这个切入点，联合世界各国学者，在古希腊史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20世纪80年代，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界在林志纯先生带领下，曾经对古代世界的城邦开展过广泛研究，那可以说是国内城邦研究的巅峰时期，其代表作是日知（林志纯先生的笔名）主编的《古代城邦史研究》。这次研究更多的是对古代城邦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强调城邦的普遍性，并将它推广应用于古代埃及、西亚、南亚与中国；但对古希腊城邦的研究略显不足，这与古希腊城邦在整个城邦问题研究中的地位似乎不太相称，而且没有涉及斯巴达城邦。
在古希腊城邦中，雅典和斯巴达无疑是两个最重要的城邦。但雅典因为资料相对于后者更为丰富，加之，古代雅典曾经的民主政治比较繁荣，这一遗产与现代西方主流意识相契合，吸引了更多的学者。再者，古希腊文化主要借助于雅典作家的作品而流传至今，其他地区的作品或因为产量较少，或由于存世稀缺，因此，对古希腊文化的研究尽管戴着古希腊的“头衔”，也更多反映了雅典的特色。相对而言，对雅典的研究要比对斯巴达的丰富得多。这种研究格局与斯巴达在古希腊的国际地位、政治地位乃至文化地位有点不相匹配。斯巴达从公元前6世纪中期开始通过缔结“伯罗奔尼撒同盟”，执希腊半岛之牛耳，直至公元前5世纪70年代中期。其后雅典取代斯巴达成为希腊世界最强大的城邦，但半个世纪之后，斯巴达得到波斯帮助，再次超越雅典，直至公元前4世纪80年代。此后，尽管有底比斯、雅典等邦短期称雄，但其实力实际上已经与过去的雅典、斯巴达不可同日而语。可见，斯巴达在更长的时间内是希腊世界的最强大、最具影响力的城邦。斯巴达的成功使得斯巴达的政治制度也引起了希腊各国，尤其是雅典知识分子的关注。这其中又以柏拉图与色诺芬为最。斯巴达成为柏拉图现实版“理想国”的雏形；色诺芬则投靠斯巴达，写下了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传》及《斯巴达政制》两部作品。过去，一般认为斯巴达的文化不发达。其实，公元前6世纪中期以前斯巴达的诗歌、艺术、建筑、雕刻、陶器制作等还是相当昌盛的。至于众口流传的所谓斯巴达人的传统精神，这更是值得人们玩味探讨的。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古典学与古代史学界以英国为代表，充分利用不列颠雅典学院在斯巴达及拉科尼亚地区长期考古发掘与勘察的成果，加强了斯巴达研究，人才辈出，作品纷呈，琳琅满目。例如，K.M.T.克莱姆斯的《古代斯巴达：一个对证据的再考察》（1949），G.L.赫胥黎的《早期斯巴达》（1962），A.H.M.琼斯的《斯巴达》（1967），W.G.弗勒斯特的《公元前950—192年斯巴达史》（1968），E.劳逊的《欧洲思想中的斯巴达传统》（1969），D.M.路易斯的《斯巴达与波斯》（1977），J.T.胡克的《古代斯巴达人》（1980），C.A.包威尔主编的《古典斯巴达：在她成功背后的技术》（1989），C.A.包威尔与S.霍德金森合编的《斯巴达的影子》（1994）等专著。著名学者M.I.芬利1968年在法国发表的《斯巴达》论文，以及牛津马克思主义史家德·圣·克鲁瓦院士的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1972）中关于斯巴达的论述，对英国乃至国际的斯巴达研究都有重要的影响。
当代英国最著名的二位斯巴达史权威是保罗·卡特勒治与斯蒂芬·霍德金森。卡特勒治1975年发表《朝向斯巴达革命》论文，崭露头角；1979年出版《斯巴达与拉科尼亚：一部公元前1300—362年地区史》，一举成名。其后，接连出版《阿格西劳斯与斯巴达危机》（1987）与《希腊化与罗马时期的斯巴达：双城记》（1991，与A.J.S.斯泡弗思合著）等专著及多篇论文。霍德金森1983年发表论文《古典斯巴达的社会秩序与价值冲突》，脱颖而出。其后，接连发表斯巴达社会经济史领域论文多篇，如《古典斯巴达的土地制度与财产继承》《继承、婚姻与人口统计学：古典斯巴达盛衰的透视》《公元前4世纪的斯巴达社会：危机与持续》等，并与包威尔合编《斯巴达的影子》一书。20世纪90年代，在英国先后分别召开了关于斯巴达的艺术、考古与历史的三次国际学术研讨会。1997年9月举行的关于斯巴达历史的国际会议盛况空前，会议代表来自四大洲12个国家，其成果由霍德金森与包威尔共同主编，以“斯巴达的新透视”为名于1999年出版，扉页题写“献给乔弗雷·德·圣·克鲁瓦”。2000年新世纪伊始，霍德金森马不停蹄，立刻出版大部头专著《古典斯巴达的财产与财富》。卡特勒治再接再厉，2001年将其以往发表的斯巴达论文修订集合成专著《斯巴达反思》出版；2002—2004年又将自己30年来研究斯巴达之心得精华提炼凝聚成《斯巴达人》一书普及世界发行。这一切预示着斯巴达研究在21世纪将有新的发展。
19世纪后期西学逐渐传入中国后，国人才开始知道斯巴达的名字。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内学者关于斯巴达的研究大致上始于黑劳士问题。这一研究是在社会形态问题争论的大背景下展开的。改革开放后，北京师范大学刘家和先生在《世界古代史论丛》发表长篇重要力作《论黑劳士制度》。这原是他1957年在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代史研究班研修时的毕业论文，受到苏联专家与林志纯的指导与好评，经过20多年的进步思考锤炼而后正式公开问世，乃我国斯巴达研究的开山奠基之作。可惜，刘先生以后专心研究中国古代史与史学史，未把斯巴达研究继续下去。在刘先生的启发下，1983年我利用在希腊雅典访学的机会与图书条件，写了《斯巴达早期土地制度考》一文，提交给该年5月在河南郑州大学召开的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第二届代表大会，年末在《历史研究》发表。可是，以后我虽继续关注国内外斯巴达研究的状况，却未再写这方面的文章。
祝君宏俊毕业于扬州大学（原扬州师范学院），少年英俊，聪颖勤奋，严谨治学。后为北京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专攻古希腊史，由郭小凌先生任导师，亦受教于刘家和先生。虽其博士学位论文乃关于古希腊的伦理思想方面，但他已开始关心及从事斯巴达研究。2004年荣获博士学位后，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与我合作，集中精力进行斯巴达史博士后研究。不久，他的第一篇论文《斯巴达的“监察官”》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可谓一炮打响。2006年，他从南开大学出站，又得于沛先生垂爱，进入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做博士后，继续从事斯巴达研究。2008年上半年，他到英国诺丁汉大学古典学系斯巴达与伯罗奔尼撒研究中心访学，得到霍德金森的指导。至今，宏俊在这一领域研究已经十余年，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我作为他在南开的博士后合作指导老师，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目前出版的这部著作就是在南开大学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而成的，当时的出站报告主要研究了中央政权机构，现在的成果则增加了斯巴达的地方管理部分，这样构成了对斯巴达政治制度更为全面的研究。尽管书中的某些观点还可以继续探讨，继续研究，但无疑是我国关于斯巴达研究的第一部重要专著，对我国的世界古代史、古希腊史研究也很有意义。我国的斯巴达研究有厚望焉！
是为序。
［原文为王敦书为祝宏俊《古代斯巴达政制研究》
（中国编译出版社，2013年）所作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