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恩师 终生难忘——纪念邵循正先生诞辰110周年
邵循正先生是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名教授，是国际驰名的历史学家，特别是蒙元史、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对外关系史等领域的大专家。1952至1954年间，我先后在清华和北大历史系上过他讲授的中国通史（四）即明清史和中国近代史两门课程，是他比较喜爱的学生之一。
第一次听到邵先生的名字是在1950年。当时，我在天津耀华中学高中二年级学习，已决定次年高中毕业后报考清华大学历史系。是年夏，父亲有事去上海，回来后对我说：“在火车上，遇到了邵循正先生。邵先生是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是蒙元史和中国近代史以及中国对外关系史的专家，精通英、法、德、蒙古、古波斯等语言文字。我向他介绍了你的情况，说明你准备明年报考清华历史系。邵先生与我们王家还有一定的姻亲关系。你知道溥仪的老师陈宝琛吧。他是我的祖父的姐夫，我称他大姑公。而陈宝琛的弟弟则是邵先生的外公。大家都是福州人。”我听了后，立刻记在心里，决心将来考上清华后，好好向邵先生学习。
1951年10月上旬，我考上了清华大学到历史系报到，系主任周一良先生接待了我。晚上在工字厅开全系师生迎新大会，当周先生一一介绍系内教授时，我从远处第一次看到了邵先生。会上人很多，我比较腼腆，没好意思挤过去向邵先生做自我介绍。我想，来日方长，有的是机会与邵先生相见。没想到，不久邵先生即随全系大部分师生离北京去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至12月才回来。但随即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其后又转入了老师的思想改造运动。
1952年2月底，新学期开始，邵先生给我们一年级同学讲中国通史（四）即明清史。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与邵师接触较多。我曾到邵师家拜谒先生，老师和师母亲切地接待了我。邵师母出身名门，风度雍容华贵，待人和蔼可亲。邵师仔细地询问和了解我的学习情况与知识根底，听了我的汇报后，高兴地说：看来，你的基础知识相当扎实，英语也不错。不过，你应当知道，历史不只是一些年代、地点、人物和事件，历史有其规律性。研究历史，不仅要掌握考订史料，弄清史实，还要了解各个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探究事变发展的原因，因此要有正确的历史观，要有比较丰富的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与修养。我感觉，你以往的学习可能偏重记忆，今后要在理解上多下功夫，要提高理论水平，加强综合分析和逻辑思维的能力。目前，要好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至于外语，你的英语已基本过关，现在学习俄语很有必要，当认真学。令祖父留学法国多年，法文非常好，将来可以跟他学法语。邵师语重心长的这番话，令我茅塞顿开。回去后，我反复思考，深感先生的教诲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自己以往学习上的弱点，并立竿见影地为我以后的学习和研究指明了道路。的确，过去年幼，父亲的教育主要在知识的灌输。他说：你现在年纪小，把我教的记住就行，至于高深的理论，以后长大了再学习和思考。现在，我是大学生了，自应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抽象思维的能力。邵先生的谆谆教导，使我终生受用不尽。
邵先生学问渊博，对明清史也很有研究。从朱元璋建立明王朝直到鸦片战争前清王朝由盛转衰，无论是明末农民大起义，还是入关前的满清，或康、雍、乾的盛世，邵师在课堂上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都有充实而精辟的讲述。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对外关系，先生娓娓道来，如数家珍，精彩纷呈。期末考试时，我答得很好，先生给了高分。
1952年10月，根据中央教育改革和院系调整的安排，清华大学由综合性大学改变为工科大学，文理科各系并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学的学生都并入北大历史系，讲课的教授只有周一良先生和邵循正先生一同前往。1953年9月至1954年6月，邵师给我们三年级同学开中国近代史一课。这是一学年课程，上学期从鸦片战争讲到中日甲午战争，下学期从甲午战争后讲到五四运动前夕。中国近代史是先生一生专门研究的领域，因此讲起课来，驾轻就熟，长袖善舞，旁征博引，顺手拈来，皆成妙谛。他视野开阔，目光敏锐，对从1840到1918年的中国近代史作出了全面、系统、深刻、透辟的论述。这从他草拟的全国综合性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与翦伯赞、胡华合写的《中国历史概要》的近代史部分，以及《邵循正历史论文集》内的有关文章中可见一斑。这里，只回忆一下对邵师在课上、课下就学习和治学方法所谈的一些话的个人体会。
第一，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邵师在课堂上多次强调，要运用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阐述的思想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关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述来研究中国近代史。
以下，引用邵先生《辛亥革命前五十年间外国侵略者和中国买办化军阀、官僚势力的关系》一文的前三段话。
“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其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不断地寻找代理人，作为执行它的意志的工具。
当然，外国侵略者最注意控制封建反动势力的中枢政权。清政府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开始接受外国资本主义半殖民地的统治秩序而逐渐买办化，经过甲午战争和镇压义和团农民革命而和帝国主义进一步结合。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就堕落到完全接受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财团的共管。五十年中逐渐买办化的清封建政权，是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工具。
但是，外国侵略势力决不以控制北京政权为满足。由于清政权本身就不能有效地统治中国各地区，由于列强彼此间矛盾的发展，由于他们在中国各地区侵略利益的大小不同和力量的强弱不同，由于新型军阀官僚各派别间相互的争夺和地方势力对于清中枢政权的冲突，更重要的，由于广大中国人民的不断反抗斗争，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各国就分别地在中国各主要地区寻找和它本身侵略利益结合的代理人，以求达到进一步侵略的目的。” (1)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于买办阶级之外，帝国主义列强又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为了造成中国军阀混战和镇压中国人民，帝国主义列强供给中国反动政府以大量的军火和大批的军事顾问”。 (2)
两相对照，一眼就可看出，邵先生的这三段话是对毛泽东的这些论述的深刻领会、运用和发挥，是他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对中国近代史上外国侵略者与中国封建政权和官僚买办势力的关系作出的极其精辟的理论概括。
第二，邵先生认为，历史著作浩如烟海，五花八门，良莠不齐。学生上大学，刚入门，看不过来。看了写得不好的书，受了误导，反而不好，不如不看。必须看好书，老师的任务就是告诉学生本门课程领域内的好书，指点学生读好的教科书和专著。读好书时，必须细读，精读，用心读，直到真正掌握了全书的观点和材料，加以融会贯通。然后，在此书的基础上，再看更多的书，增加新的知识、材料和观点，不断充实、丰富、提高，乃至修正已有的认识。邵先生形象地称这种读书方法为“滚雪球”的读书方法：以一个根本的雪球即好书为核心，然后将雪球愈滚愈大，知识也愈滚愈多，但总有一个核心。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邵师让我们精读的好书就是：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研究历史，必须根据史料，凭史料讲话。邵师非常重视史料，强调要掌握史料。所谓掌握史料，首先指占有大量史料。史料不嫌多，还要努力发现新史料。但更重要的，是要考订和鉴别史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和要读好书一样，运用史料时要精选使用最重要的典型史料来说明论证问题，不要零碎、庞杂、冗赘。邵先生学问渊博，掌握大量史料，写文章时旁征博引，但决不罗列史料，使用的多是第一手的最能说明问题的可靠确切的史料。记得刚上中国近代史课讲鸦片战争时，邵师开列了四部参考书，即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筹办夷务始末》，夏燮的《中西纪事》和梁廷彤的《夷氛闻记》。该课程的第一次课堂讨论就是关 于鸦片战争和林则徐的评价问题。我根据邵师的讲课内容，仔细阅读了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一书中的有关部分和一些重要史料，在课堂讨论上作了比较系统的发言。会后，邵师对我说，你的发言很好。中国近代史一课的口试成绩，先生给了我优秀。应该说，邵师的“滚雪球”的读书方法和掌握精选史料的观点给我一生的读书治学指明了方向。
第三，学生听课，必须记笔记。邵先生强调，学生上课时应做到“四到”，即耳到、眼到、手到和心到。耳到，指听好老师讲课。眼到，是注视老师的板书和姿态。手到，指把老师讲的都记下来。心到，则是聚精会神，用心思考，毫不旁骛。除听课外，对老师的有关著述也必须认真阅读，这样才能更好地领会老师讲课的精神和内容。邵师不无得意地讲起他在法国听伯希和讲课的往事。伯希和是法国著名的大学者，精通汉学、语言学和中西交通史，掌握多种语言文字。他是大学问家，讲起课来，自然旁征博引，联系多种文字，有点令人如堕五里雾中。学生听课不太懂，问问题也不得要领。邵先生与众不同，最初听课时一言不发，除用心听讲记好笔记外，课下还仔细地阅读思考伯希和的有关著述，于是逐渐掌握了伯希和讲课的中心内容和关键问题。五次课听下来，邵师开始向伯希和提问题，一语中的，直指要害。伯希和大为惊讶，深感这个年轻的中国人后生可畏，当刮目相待。
其实，上邵先生的课时，必须做到“四到”。名家讲课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邵师上课前，并不写出全部讲稿，往往临场发挥。他喜欢带一摞书，在课堂上从书中翻出重要的文言文史料抄在黑板上。他比较瘦弱，讲话声音较轻，中气不足，学生坐在课堂后面不易听清。他的呼吸器官不太健康，又喜欢抽烟，烟瘾很大，有时一句话没有讲完，就咳嗽起来，或停下来点火抽烟。因此，听邵先生的课，必须“四到”。我上中国近代史课时，总坐在前排，注意抄下邵师在黑板上写的史料和文字，用心听先生的讲话并记录下来，有时还要揣摩出他未讲完的那段话的意思予以补上。我的笔记是记得比较全和好的。当时，我辅导一位捷克的留学生，他记不好邵先生讲课的笔记，下课后我按自己的笔记慢慢地给他再讲一遍，他十分满意。
邵先生治学严谨，惜墨如金，厚积薄发。只出版了一部专著，即其研究生毕业论文《中法越南关系始末》；发表了将近40篇文章，皆收入《邵循正历史论文集》。他是大学者，学问渊博，研究深刻，不写则已，写出的必是上乘佳作。这里，仍以《辛亥革命前五十年间外国侵略者和中国买办化军阀、官僚势力的关系》一文为例。该文前三段对主题作了言简意赅、提纲挈领的理论概括，然后转入正文，共三节，不过一万字。邵师以翔实丰富的重要史料，如李鸿章和周馥的《奏稿》《字林西报周刊》，张之洞的《奏稿》和《电稿》，胡钧的《张文襄公年谱》，盛宣怀的《恐斋存稿》，以及英文的《马格里传》《施阿兰使日记》和《蓝皮书》等，分1860—1894年、1895—1904年和1905—1911年三个时期，对英、法、德、美、俄、日等列强侵略者和中国湘系淮系北洋系官僚买办势力、曾国藩、李鸿章、曾纪泽、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盛宣怀等代表人物的复杂关系作出了条分缕析、鞭辟入里、淋漓尽致的论述，诚大手笔之作。先生站得高，看得远，写得深。此文写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发表于创刊不久的《历史研究》杂志，具有高度学术价值，在关于外国侵略者与中国官僚买办势力的关系的研究领域内有开拓创新和指导意义。可惜，先生1973年过早去世。如果天假以年，相信在改革开放的繁荣盛世和安定环境下，邵先生必定会发表更多的作品，对中国的史学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1955年夏，我大学毕业，10月底离北大历史系分配到武昌建筑工程学校任教，教政治课中国革命史。翌年初，学校放寒假。我从武汉回天津，途中在北京停留两天，特到北大去看望邵先生。先生对我说：相信你能把课教好。此外，武汉在近现代史上是中国的重镇。在课余时间，你可以去市图书馆仔细系统地阅读武汉地区的报纸杂志，有目的地发现和积累资料，加以整理研究，几年下来，必有所获。先生对我的关心和指点，使我非常感动，终生难忘。
1957年1月，我离开了武汉，考上了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副博士研究生，导师是雷海宗先生。是年5月初春假期间，我到北大历史系去看望过去的师长和同学。自然，首先去拜见邵先生。邵师兴奋地接待我说：听说你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南开为世界史方面的研究生，我很高兴。雷海宗先生是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在清华是我的前辈和多年同事，你要好好地向他学习。我答应称是，并说以后还要经常向邵师请教，请其仍一如既往地不断给我以指导与教诲。万没想到，这竟是我和邵师的最后一次见面，告别竟成永诀。其后一个多月，就开始了反右派斗争，雷海宗师和我都先后被划为右派。1958年3月，我随南开大学下放干部队伍去农村和农场劳动三年。后虽摘掉右派帽子调回历史系里当资料员，但一方面由于运动不断忙不过来，另一方面我也无颜再回北大历史系见诸师长，直至1973年邵先生去世。
1974年，由于承担的日本史研究的工作需要，我曾随吴廷璆先生去北京大学历史系访问周一良先生，事后还顺便看望了齐思和先生。我多么想也去探望邵先生一下，可是先生已于一年前仙逝。天人永隔，形影缥缈，杳不可见，惆怅万分。之后不久，我着重研究日本外交史，先后写了几篇这方面的文章。最后一篇是《沙俄侵占旅大及其与其他帝国主义的争夺》，在《历史教学》1979年第7期发表。这是一篇中规中矩的国际关系史方面的论文，我按照邵先生指导的研究方法，使用了中、俄、英、德、日等国的外交文件、资料和专著，对围绕沙俄侵占旅顺大连问题列强各国之间展开的外交谈判与折冲进行了探讨。写此文时，我内心是将它献给邵师的，我想象如果有灵，邵师见到此文会感到欣慰的。
邵先生虽早离去，但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他的教诲一直指引着我成长前进。
（原文于2019年北京大学历史学院纪念邵循正先生诞辰
110周年会议上宣读）
(1) 《邵循正历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47页。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8—6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