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好掌门人魏宏运先生
魏宏运先生是又红又专、德才兼备的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好掌门人，是国际闻名的中国现代史尤其是关于华北根据地的大专家。在魏先生九十华诞的喜庆之际，我愿通过简略回顾近60年来魏先生与我之间平凡而又有些特殊的接触与关系，来表达对他政策水平与高尚人格的感知。
1957年2月，我考上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副博士研究生，到历史系办公室报到，第一次见到了魏先生。他当时是历史系系主任助理和历史系中国共产党党支部书记，也是中国近现代史教研组的教师。他表示欢迎我到南开历史系来读研究生，并说雷海宗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学问渊博，希望我能好好跟着雷先生学习。我是一个普通群众，与魏先生的专业也不相同，除系里开会时见到外，没有更多的接触。我对他初步的印象是：年轻、能干、直率、有魄力。
不久，1957年4—5月间，全国开展“整风鸣放”运动，至6月转入反右斗争。魏先生是南开历史系全系整风反右运动的领导人，特别是教师方面的直接负责人。当时，历史系研究生只有四人，与进修教师合在一起，属于教师队伍。7月中下旬，南开大学反右斗争初步告一段落，开始放暑假。历史系教师方面只批判了两个人：一个是教师，一个是研究生。雷先生与我都没有受到冲击。8月中下旬，由于康生点名，天津市与南开大学对雷先生进行了批判。大约10—11月间，魏先生找我谈话，让我对自己在鸣放时期的言行写一份思想检查。我写完交上去后不久，魏先生又找我谈了一次话，认为我检查得不够彻底，让我集中问题再写一份检查。我按要求又写了一份交上去后，暂时未见下文。
1958年1—2月间，南开大学展开“反右补课”与处理右派的运动。我在历史系受到了批判，被划为右派。对研究生右派的处分由重到轻依次有四种：开除学籍，劳动教养；撤除学籍，劳动监督；取消研究生资格，另外分配工作；免于处分。对我的处分是第三种，即取消研究生资格，另外分配工作。说实在的，这时我对魏先生有怕的心理，怕见到他，怕他找我谈话，怕再出什么问题。那么，我对他有没有怨恨之心呢？那倒没有。我觉得，反右斗争是党中央决定的，魏先生只是执行中央的政策，对我没有个人的恩怨；而且给予我的处分还是比较温和宽大的，没有把我送去劳动教养或劳动监督，就是不幸中之大幸。
于是，我忐忑不安地等待分配工作，不知将被分配到什么地方担任何种工作。我内心仍想继续搞历史业务，希望系领导与魏先生考虑到我的业务与外语能力，能网开一面留我在南开历史系工作。一个月过去，3月下旬人事处通知我去天津市西郊大韩庄随南开大学下放干部队伍劳动，名义是随队下放，不是处分。我感到高兴，因为这样的安排虽最终结果还在未定之天，但毕竟我暂时还算是南开大学的人，如果改造得好，有可能留在历史系或南开大学工作。我想，这种安排肯定征求过历史系领导与魏先生的意见，或就是他们提出的，由此我看到了一线光明，内心也产生了一份感激。这样，我开始了长达三年之久的先在大韩庄、后在南开大学农场随南开大学下放干部队伍劳动的生活。在此期间，我受南开下放干部队部管辖，与历史系及魏先生断绝了联系。1959年，党中央公布了给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的决定。次年10月，我在南开大学农场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回到了人民的队伍。我希望能调回历史系工作，但听说历史系的党领导已经有了变动，历史系设总支，党总支书记是从外面调来的李云飞书记，魏先生好像暂时不在系里。我仍然在南开大学农场劳动。
1961年3月下旬，下放干部队部通知我被调回历史系。我万分高兴，赶快到历史系办公室报到，见到了魏先生。魏先生对我说：“回来了就好，在资料室工作吧，我也刚回来不久。”话不多，但代表历史系容纳了我，安排了我的工作；并说明他刚回来不久，接替李云飞同志担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我想，调我回历史系工作，显然是魏先生的意见，至少是他同意的。
一个多月后，5月初郑老从北京参加文科教材会议归来，召集教师开会传达会议精神，并说明在史学方面会议决定由吴于直先生主持编译一套《外国史学名著选》，南开历史系接受了选译李维的《罗马史》与希罗多德的《历史》两部名著的任务。会后，郑老与魏先生找我谈话，将选译任务交给了我，说《李维〈罗马史〉选》必须尽快译出，先出版小册子单行本，有问题可请教雷海宗先生。我感到无比兴奋，觉得他们把选译外国史学名著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来完成，是对我的信任和对我的业务与外文能力的肯定。在雷先生的指导与审校下，我很快完成了李维《罗马史》的选译工作，在7月1日之前将译稿寄给吴于廑先生作为对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的献礼。考虑到雷先生与我的右派问题，我只写南开大学世界古代史教研室译。约两个月后，系办公室通知我说，吴于廑先生来信询问《李维〈罗马史〉选》究竟是谁翻译的，让我与吴先生联系。我随即写信告诉吴先生我与雷先生的政治情况。没想到，吴先生回信说，《李维〈罗马史〉选》将出版，为尊重译校者的劳动准备署我们的名字。1962年夏，《李维〈罗马史〉选》与吴先生主持翻译的另两本《普鲁塔克〈传记集〉选》和《朗克〈教皇史〉选》一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获好评，受到史学界的重视。《李维〈罗马史〉选》的具体署名是王敦书译和吴廷璆、雷海宗校。这样的安排固然是吴于廑先生提出的，但肯定是跟南开历史系的领导及魏先生商议后决定的。这本书是我的处女作，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我的“成名作”。我感谢吴于廑先生，也感谢郑老和魏先生。
1963年夏，魏先生有一次在历史系资料室给青年教师做“关于走又红又专道路”的报告，手拿蒲扇，讲得非常生动。他号召大家一定要“红”，要“政治挂帅”，要学习理论，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同时也必须“专”，要钻研业务，认真读书，写出好文章。他提到了沈元，说沈元发表了一篇《〈急就篇〉研究》，就进了“翰林院”。他的这段话留给我深刻的印象，使我受到很大的鼓舞。沈元在1957年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本科生，被划为右派，后离开北大，自己在北京图书馆用心读书。1962年写出《〈急就篇〉研究》一文，在《历史研究》发表，一炮打响，被黎澍看中，调入中国社科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工作。1963年在《光明日报》的“史学”又整版发表《洪秀全与太平天国》一文。我想，魏先生这样说，表明他是爱惜人才的。我在资料室只要好好工作，作出成绩，还是有前途的。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正式展开。当时，我随魏先生及历史系大部分师生都在河北省盐山县参加“四清”运动。6月15日全体调回南开大学，被卷入“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但世事难料，很快魏先生被打倒迫害，受尽折磨。但他守住底线，不承认自己反党，我佩服他的气节。我因自己的情况，也很同情他的遭遇。在万炮齐轰、墙倒众人推的时刻，我没有写过一份揭发批判魏先生的大字报或材料，在所谓的“牛鬼蛇神组”里也没有发表过一次针对他的言论。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1978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在南开历史系，尝尽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魏先生两落再起，再次成为系领导人。1979年夏，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职称定为讲师，讲授世界古代史课程，工资恢复到1956年在武昌任中等专业学校教师时的69元水平。大约1980年时，我突然接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的亲笔来信。他欢迎我回北大，推荐我去季羡林先生主持的南亚研究所工作。我有点心动，又犹豫不决，就持信去见魏先生，征求他的意见。他亲切地接待了我，微笑着对我说：“老王啊，留下来吧，很快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听了他的话，我感到了温暖，就没有离开南开。
1981年5月，我在天津宾馆参加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大型学术研讨会时，南开历史系进行系主任换届选举，魏先生蝉联当选。这次对副系主任人选采取“组阁制”，即由系主任提名任命。没想到，魏先生竟提名我当他的副手。消息传来，我大吃一惊。我有自知之明，从来没有梦想当“官”。我是一个普通群众，不是党员，却当过右派；没有领导和管理的经验，只有接受监督被管理的经验。不过，我为人还算比较老实肯干，尊师重道，不搞小动作，不阿谀奉承，也不落井下石，在世界史专业与英语水平上有较好的基础和能力。我想，魏先生大概比较了解我的这些情况，才会信任我，委托我担任副系主任的工作。
在魏先生的领导下，南开历史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国务院学位办公室批准成立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及世界地区国别史三个博士点，先后召开了数次关于明清史及华北农村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大型国际研讨会。魏先生本人出版了多部学术著作，多次出国讲学，享有很高的国内外学术威望，并成为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历史学科评议组评议员。在魏先生的关怀支持下，我也逐步成长，学有所成，才能得展，比较迅速地晋升为副教授与正教授，多次到国外研修讲学，1990与1995年作为中国史学家代表团成员出席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90年被国务院历史学科评议组评为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博士生导师，1993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我衷心感谢魏先生对我的帮助与提携。
总括上述，可知魏先生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是南开历史系的好掌门人。反右斗争时，初期在系里教师、研究生的队伍中只批判了两个人，数量是比较少的。后来，由于康生的点名，才不得不批判雷海宗先生，并最后牵连到我。处理右派时，根据中央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精神，对我留有余地，给予出路，没有一棍子打死。虽给我以取消研究生资格、另外分配工作的处分，却没有完全放弃我，还给我随南开大学下放干部队伍到农村农场通过劳动改造思想的机会。在我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回到人民队伍后，调我回历史系资料室工作，给我选译外国史学名著的任务，尽量调动我的积极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改革开放后，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魏先生就进一步信任我，任用我，发挥我的才能。魏先生是一个睿智的大学者，他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爱护人才，造就人才。魏先生是一个高尚的人，和蔼可亲，平等待人，一视同仁，与人为善。他自称“老魏”，不喜欢别人称他“魏书记”或“魏主任”，喜欢大家叫他“老魏”，也叫我“老王”。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与人为善。魏先生是仁者，是一直与人为善的。
（原文载于江沛编《仰望锲斋——贺魏宏运先生九十华诞》，
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