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历史·时势·人心》前言

雷海宗《历史·时势·人心》前言

雷海宗治学的根本特色是将史学研究与当代的政治现实结合起来，通过宏观地考察比较中国与外国的历史，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与积极方面，寻求抗战建国的途径。他不仅撰写学术性的历史论文，而且自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直至1948年底，发表了大量分析时势、评论政局的文章。何兆武先生在《缅怀雷先生》的文章中，特别指出雷海宗与林同济“两人开我国近代地缘政治学的先河”，提到“雷先生所写的一些分析国际形势的文章”。我以前编的《伯伦史学集》中只收入了很少量的这方面的文章，这对于全面地了解研究雷海宗的思想，特别是他对当代时局的看法显然是不够的。因此，这里将雷海宗所写的着眼于现实的历史论文以及各种政论性文章，按发表时间顺序编辑成集，取名《历史·时势·人心》。“历史”和“时势”之意十分清楚，表示本文集内容多为有关历史与时势的文章，读者一看自明。“人心”之意，需要略说几句。“心”含有“心灵”“精神”“思想”之意。雷海宗非常重视“心”的问题。他研究中国的兵的精神，强调光明磊落的人格与史学家的主体意识，主张历史的了解虽凭借传统的事实记载，但了解程序的本身是一种人心内在的活动，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一种宇宙人生观用于过去事实的思想反映。所以，“人心”二字，既表示本文集所收的文章涉及抗日战争和二次大战后人心的问题，如《两次大战后的世界人心》《近代化中的脑与心》《时代的悲哀》等文，更表示所有这些文章是作为历史家和政论家的雷海宗的拳拳爱国忧世之心的体现与结晶。

以下对本文集所包括的雷海宗的文章的类别、出处、发表时间及其意义略作说明。这里选编的文章主要分为两大类：与现实相联系的史学研究的学术性论文和针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政论性文章。这些历史论文是：《皇帝制度之成立》《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世袭以外的大位承继法》《中外的春秋时代》《古代中国的外交》《历史过去的释义》《历史的形态与例证》等。它们大多发表于《清华学报》、《社会科学》、《战国策》半月刊、《大公报》之《战国》副刊等报纸杂志，后编入《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和《文化形态史观》二书中。为避免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完全雷同而有囊括擅取之嫌，有几篇文章保留原来最初发表时的题目（《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书中这些题目有所修改），并且未收入《中国的家族制度》一文。对这些文章我以前已作过评介，读者也比较熟悉，不赘述。

除前列的历史论文外，本文集收集了大量的雷海宗所写的政论性文章（其中有个别是介于历史与时论之间的杂文或随笔），长短不等，共50多篇。这些文章都写于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以及二战结束至北平解放时期，主要发表于《战国策》《当代评论》《独立时论》《观察》《周论》等期刊以及一些报纸。由于数量太多，不可能也不必须一一列举，对文章的内容与意义读者一看自明。这里，仅择数端要者略述一二。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卢沟桥的炮声将雷海宗从宁静的清华园震醒。不久，他随清华师生南迁，最后到达昆明。雷海宗对日寇侵华义愤填膺，开始直接写政论性文章，号召全国军民坚决抗战，通过艰苦卓绝的战争考验，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文化进入第三周。他在1938年2月13日汉口《扫荡报》发表《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第一句即宣布：“此次抗战不只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大事，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接着热情歌颂，“我们此次抗战的英勇，是友邦军事观察家所同声赞许的”，“我们最好的军队可与古今任何正在盛期的民族相比郓人”。随后，列表指出人类历史上其他民族的文化发展只经过由分裂到统一而后再分裂衰亡的一周过程，而中华民族的文化却经历了二周，其原因在于两千年来中国南方地区的大开发，保持并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元气。也正因此，今日才能如此英勇抗战。最后，他宣称：“第二周文化已是人类史上空前的奇迹；但愿前方后方各忠职责，打破自己的非常纪录，使第三周文化的伟业得以实现！”半年多后，雷海宗又写出《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一文，进一步说明目前中国是在抗战中建国，正在结束第二周的传统文化，建设第三周的崭新文化。主张抗战建国应是持久的，整个中华民族必须经过悲壮惨烈的磨炼，才能洗净过去的一切肮脏污浊，创造民族的新生。他慷慨激昂地写道：“生逢二千年来所未有的乱世，身经四千年来所仅见的外患，担起拨乱反正、抗敌复国、变旧创新的重任——那是何等难得的机会！何等伟大的权利！何等光荣的使命！”这两篇文章后构成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雷海宗的名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的下编。雷海宗的抗战建国的激情与中国文化二周三周说的理论在当时的知识界产生巨大反响，令人耳目一断，精神振奋。例如，胡钟达先生就是如此。当时，他还是正在武夷山大王峰下苏皖政治学院学习的青年学生，读到《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时，深感兴味盎然。胡先生之女胡月龙在回忆其父的《学园平生——女儿眼中的父亲》一书中说，“雷先生的中国文化二周论、三周论在爸爸看来更具吸引力”，“雷先生这一新颖的论点，足以鼓舞国人抗日战争的士气，坚定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对爸爸也有极大的吸引力”。 (1)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20天后雷海宗在当年12月29日的《当代评论》第1卷第25期发表《海战常识与太平洋大战》一文，说明随着太平洋大战的爆发与发展，海战日益重要，引人关注，但海战与陆战大不相同，一般人对海战很不熟悉了解，因而写此文向国人介绍海军与海战的常识，以便大家可以清楚国际的形势与海战的情况。雷海宗以平实明快的笔触，极有条理地对海军的各类舰种（主力舰、巡洋舰、驱逐舰、航空母舰、潜水艇、鱼雷艇、铁甲舰、炮艇等）的构造与性能、舰上大炮的口径与射程、海军根据地的作用与意义、海战的类别、进攻要塞登陆战的困难、海上正面决战的方式，以及海军统帅在决战中的地位、责任与作用，深入浅出地作了全面系统而详细清晰的分析和解说。半年后，雷海宗在1942年7月24日的《当代评论》第2卷第5期发表的《战后世界与战后中国》一文中，强调中国要发展海军。他着重指出，“今后的中国必须兼顾海洋，否则就只有永作他人所封闭的内地国。无海军而成强国，是不可能的事”；“将来我们必须认真地自造海军。制造军舰，尤其是主力舰，只有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才能胜任。谈到‘力’的建设，由始至终都离不开工业化”。他进一步将海军建设与面向南洋联系起来，写道：“以二千年来的自然趋势而论，南洋与中国的关系可说是有必然性的。我们将来要建设海军，除一般的作用外，主要的着眼处就是南洋。”1943年12月26日，德国主力舰沙恩霍斯特号被英舰队击沉。雷海宗在1944年2月1日的《当代评论》第四卷第七期撰写《德舰“沙恩霍斯特号”沉没》短评，除分析此事的重要战略意义外，再次号召国人重视海防、海战与海军建设。他强调，“中国如不图强则已，如果想要名实相符的独立，最少要有足以自卫的海军。我们是一个温水海线特别长的国家，海门大开，如无最低限度的可用的海军，就等于没有国防。要建海军，今日虽然不是开始的时候，但应当是准备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心理准备就是一般社会对于海防的注意与研究”。在今日南海风云激荡、我国大力加强海军建设的时刻，重读雷海宗约70年前发表的这些文章，我不能不深深钦佩他学识的渊博和目光的敏锐与前瞻。

1942年10月下旬，英军偕同友军在东北非埃及发动反攻，大败德、意联军，向利比亚地中海沿岸进军。11月7日，美军在英国空军的协助下，调动大批舰队，由大西洋及地中海向西北非法属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大举进攻，纷纷登陆占领莫卡多尔、卡萨布兰卡、阿兰、阿尔及尔、布基等港口。雷海宗欢欣鼓舞，在该年11月22日的《当代评论》第3卷第2期上同时发表社评《埃及战争》与专文《法属非洲——西方的第二战场》。在前文中，他称盟军在埃及的胜利是“有把握的胜利”，其影响甚大，“埃境的德军肃清之后，轴心对于苏伊士运河的威胁就可彻底解除”；而由于美军在法属非洲的登陆，“埃及的战事已与盟军的登陆行动打成一片，战事的范围与意义更加扩大”。在后文中，他称美、英在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的登陆是盟军在非洲开辟了“酝酿将近一年之久的第二战场”，认为此次进攻统一指挥，布置周密，“对轴心的精神是一种莫大的打击”。非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埃及的英军与在阿尔及利亚的美军分别沿地中海海岸西进和东进，必将“肃清整个北非的轴心势力”，在利比亚和突尼西亚胜利会师。“若果如此，整个的地中海即在盟军的控制之下，意大利的海军等于无形被困”，不但可以减轻苏联所受的压力，而且“盟国对于南斯拉夫与希腊的轴心势力可以时常由空中予以打击，而对两国的抗德势力则可予以秘密的甚至公开的援助”。一个月后，1942年12月27日的《当代评论》第3卷第7期刊登了雷海宗主持的世界战局的总检讨座谈会的全部记录。雷海宗先在序论中就军需品生产和海上交通线运输线的维持与控制两个问题，对二次大战开始时与当前的同盟国与轴心国双方的状况作出对比，指出目前同盟国的态势逐渐超过轴心国，“但距离足以取胜的目标尚远”。最后，他分别由西太平洋及东亚大陆的远东战场与西亚北非及欧洲大陆的欧非战场，按日本有否再度进攻的计划、同盟国何时方能反攻、苏联是否要加入远东战场、北非战局的未来、苏德前线之前瞻、东西两大战场何者先见和平或同时结束等问题，对到会各专家学者的发言作了条分缕析的总结，认为各位专家的意见“都特别指出盟国的困难情形与目前仍有的缺点，可以纠正许多错觉的看法与盲目的乐观，但这绝非对于战事没有把握”。他指出轴心国的困难肯定更大，而且同盟国的空军已明显处于优势，“在双方海陆的力量约略相等的局面下，占有空中绝对优势的一方，就很有取得早期胜利的可能”。雷海宗的这些文章与发言，显然有助于国人进一步认清当前的战局与形势，保持最终取得胜利但不盲目乐观的信心与情绪。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战后的国际国内局势风云变幻，错综复杂。雷海宗以“力”与“利”为重心，用地缘政治学的眼光来看待国内外政治，观察国际形势，寻求中国的对策。

雷海宗在1947年6月发表的《理想与现实——政治兴趣浓厚时代的两个世界》一文（《独立时论》第1集第39—40页）中认为，人生最现实的莫过政治，离开现实，根本无政治可言。就对内而言，政治，即或是最上乘的政治，也不过是勉强调和大多数人之间的兴趣矛盾与利益冲突；如能使矛盾不太严重，使冲突不表面化，就已是政治尽善尽美的境界。就对外而言，只要有列国的局面存在，国际的政治必为尔虞我诈互相排挤的世界，诈虞排挤的最后结果总是战争。若极端地讲，和平时期不过是两段战争期间的休战状态而已。“政治的对内争夺与对外欺诈，古今相同，绝无二致。战争的频繁，今日与二千年前无异。人性的难测，今与古同。所不同的，只是知道耶稣或苏格拉底的政治家，有时可多有一些响亮的名词供他们利用而已。”看来，雷海宗的政治观是有一定的“强权政治”的色彩的。

1948年1月，雷海宗在北平主办《周论》周刊，于《发刊词》中标榜本刊不“追随信仰的潮流”，而是“采取科学的方法，保有客观的态度，维持冷静的精神”来探讨政治以及人生其他方面的问题；宣称：“我们的武器是思想，是概念，不是名词，不是口号。在一切名词都已经变成口号的今日，千篇一律的话我们不愿再说一遍。我们只以科学、客观、冷静自勉”。在《周论》创刊号上，他执笔撰写专论《如此世界，如何中国》和社论《政治的学习》两篇文章。

在《如此世界，如何中国》中，雷海宗首先指出，世界各国可分为三类：强国、自保之国与殖民地。强国为“力”的中心，其力的自然趋势为向外发展。殖民地为强国“力”的发展对象，许多名义上仍有独立主权的弱小国家实际也属此类。自保之国介乎二者之间。但任何一国都不是注定永属三类中固定的一类。二次大战前，强国有美、英、苏、法、德、意日等七国。中国处于殖民地地位，日本坚要中国永为殖民地，中国决心要进为自保之国。二战后，德、意、日失败投降，可说已成殖民地。美、苏、英、法、中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今日法国只能说是一个自保国。战后的英国，与法国所差无几，好像还是强国，但元气大伤，“日不没”帝国已经崩溃。胜利者只有美苏两国。“战后的美国，除照旧控制整个的拉丁美洲外，接收了不列颠帝国的大部，接收了日本帝国的大部，包括日本本部在内，接收了纳粹帝国的一部，此外并无形间承表了法国与荷兰的南洋帝国。整个的大西洋，整个的地中海，整个的近东与中东，都是美国的天下，太平洋与南洋也是清一色的美国世界。战后的苏联，接收了纳粹帝国的大部，就是东欧与中欧，只把西欧留给美国；又接收了日本帝国的一部，就是中国的东北与太平洋边缘的南库页岛与千岛群岛。此外苏联想要进入地中海，插足近东与中东，但都为美国所阻。在最后还有一个全新的地带成为美苏的争夺对象，就是北极圈内外的冰天雪地世界。”

雷海宗问道：“在英法仅能自保，美苏到处对立的今日世界，中国居于何种地位？”他认为，今日诚然已无像日本那样臭名昭著的非致中国死命不可的侵略者，但同时也绝无人会善意地赞助推进中国自强自保的运动。美国既已握有太平洋，占领日本，安能不进一步迈上东亚大陆？我们最多只能希望，在我们自求上进时，没有再像日本那样的外力出来蛮横干涉。求人不如求己，被日本中途打断的建国运动，我们如要继续完成，只有依靠自力。“自力更生”并非空的口号，而是我们求生的唯一途径。“国际局面一张一弛，随时可以完全破裂，我们中国谋求自保的机会恐怕甚为短暂，只有全国人士痛下决心，紧抓机会，发展自力，方能应付未来的大难，中国才有永远自保的希望。”

民主政治是中国必须面对并解决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雷海宗在《政治的学习》中对此进行了论述。他说，民主政治是今日政治的主流，每一个人对于民主政治都当设法有比较切实的认识。现根据美英等已有历史根底，并且今日仍把民主政治维持不坠的国家的实际情势，对于实际民主政治的特色，作概括的说明。

第一，民主政治与人民知识程度的关系。要实行民主，人民知识的水准必须相当的高，并且相当的整齐。人民若知识程度太低或太高低不齐，民主政治就难以谈起。但所谓知识，并非专指识字而言。在识字之外，一般人民必须有切实的知识，有自由判断的能力，有辨别是非的训练。必须如此，一个人才算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民主政治才能实现。

第二，民主政治与人民修养的关系。知识是理智的问题，可以学习。修养是做人态度与整个人格的问题，不是从书本中学来，必须由日常的处世为人与实际经验中练习得来，它比知识或者还要重要。民主政治所需要的人格修养，就是心地开阔，互相容忍，每个人都能尊重他人不同的意见与主张。凡是以自己为绝对的是，看别人为绝对的非的人，他即或终日民主不离口，实际却是一个极权主义者。此种人只在自己势力小的时候才讲民主，一旦得势，极权的原形立刻毕露。所谓容忍别人并不是对自己的主张缺乏信心，而是每个人都当承认政治以及人世问题的复杂性，任何人都必有所偏，都只能认识真理的一面，很难认识全面。这是民主政治的根本态度。

第三，民主政治的方法。民主的方法就是妥协，在互相让步下求一切问题的解决。这与上述的容忍态度，密切相关。既然任何重大问题难求各方意见完全一致，而又非解决不可，最合理的办法就是在讨论中尽所欲言，同时接受异见之可采纳之点，在互相妥协让步下最后求得一个客观合理的解决方案。为可能的事求得最合理满意的办法，就是最高的政治艺术。具体说来，实现民主的妥协政治，要靠代议制度，议会是民主政治的实施场所。在一个民主国家，从事政治的人不只能够主政，并且也要练习真能代替人民监政。

第四，民主政治的根本性质。民主政治是一种变的政治，变而不乱的政治。民主国家每隔几年大选一次，各政党提出政纲，请人民选择，人民多数所拥护的一党就上台执行自己的政纲。民主国家通过大选经常的给人们一种改变现状的机会，是时常在变的，但变而不乱，是用和平的、合法的方式，按部就班地去改变。

雷海宗最后说：“我们都要民主，但要民主并非就可以民主，民主政治并不是呼之即来的。‘要民主’只是‘可以民主’的初步，前面的路途还远得很。但行远自迩，我们只要虚心学习，终有达到目的的一天。”以上，可以说是雷海宗的民主政治观，这对于国人也许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雷海宗的政治理想是什么？他喜欢从哲学的高度看问题，在1941年3月10日昆明《中央日报》第4版“人文科学”第10期上发表《全体主义个体主义与中古哲学》一文，后略加修改，以《全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中古哲学中与今日意识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为题，再刊载于1948年4月23日的《周论》1卷15期，可见对此文的重视。他在文章一开头，就提出人类自群居以来，时常遇到一个很难满意解决的问题，就是个人与团体的关系的问题：是个人的利益高于团体的利益，还是团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团体高于一切的说法，可称为全体主义；个人高于一切的说法，可称为个体主义。两种主义的竞争，在各国之内与国际之间，都是人类目前的切肤问题。共产主义与各形各色的社会主义，都是有全体性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都是有个体性的”。

雷海宗进一步指出，欧洲中古经院哲学采取一个非常抽象的方式，即“共相对特相的关系”来讨论全体与个体的关系的问题。“共相”亦即“全体”，是指每个器物成其为这种器物的共同的道理；“特相”亦即“个体”，是指每种器物的具体的特殊的形态与表现。一派哲学家特别注意共相，认为形而上的道是唯一的实在，形而下的器只是偶然的外相，是共相的临时表现，是为“唯实主义”：唯有共相是实在的。对立的一派恰恰相反，特别注意特相，认为具体的当然就是实在的，只有具体的才能称为实在；共相只是人们为方便起见找到一些特相的共同点，而给这类特相所定的“名”，是为“唯名主义”：一切所谓共相都是人定的名称，只有每个特相才是实在的。

两派争论不休，相持不下，都不妥当，就出来第三派，提出调和折中的说法。先是12世纪巴黎大学的阿贝拉，他认为特相与共相都是实在的，但特相是具体而存在的，共相只存在于特相中。但教会方面不满意，认为他的思想是一种变相的唯名论。13世纪中期，意大利哲人圣多玛，吸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认为共相与特相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两者都是实在的，并且是不可分的。他提出“畴范”与“物质”的概念，主张任何器物都有它所以成为器物之理，就是它的畴范，亦即过去的所谓共相；但每一器物又有它所依据的物质基础，所谓特相的“特”点就是由物质而来。畴范与物质的关系并非绝对的，物质为可能性，畴范为完成体；畴范是物质的目的，物质是畴范的依据。圣多玛的思想，不久被教会承认为正宗的哲学，史称其为折中唯实论。

雷海宗按照圣多玛的理论，主张：“物质与畴范，特相与共相，并不是对立的，可说是相依为命的。个体与全体是不可分的，个体主义与全体主义都不妥当。健全稳定的时代，个体不是全体的牺牲品，全体也不是个体的工具，两者相生相成，全体靠个体而成立，个体靠全体而实现。”他由此联系历史与现实，认为“十三世纪是封建文化的最高峰，美满的哲学系统也于此时成立。任何稳定美满的时代，有形无形间实际都是服膺此种折衷的哲学思想的。只有在变乱的时代，极端唯实的全体主义或极端唯名的个体主义才占上风”。看来，雷海宗的政治理想，或者说他所推崇的健全稳定美满的时代，是在全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间持折中的态度，认为个人与团体相依相成，个人不是团体的牺牲品，团体也不是个人的工具。团体靠个人而成立，个人靠团体而实现。不过，应该指出，他把苏联与东欧各国称为“极权国家”是不正确的。雷海宗的这些文章都写于1949年前，其中对苏联与共产主义有认识失当之处，希读者辨明。

雷海宗早年留学美国，接受西方的教育，但出于热爱祖国之情，对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全球扩张政策，特别其在亚洲的野心是有所警惕、反感与抵制的。在《认识美国对日政策的一贯性》的社论中（《周论》1卷13期），他揭露美国扶持日本的政策日益显著，“美国显然的是要将日本建为西太平洋的一个经济堡垒与军事重镇，用以控制北亚、东亚与东南亚的大陆”。大声疾呼：“我们必须头脑清醒，须知美国的扶持日本是在日本未败以前就已决定的政策，正如近年来在中国的一切举措是抗战未了前就已决定的政策一样。”在《对港九，望英伦》的社论中（《周论》1卷2期），雷海宗捍卫中国对香港、九龙的主权，对英国在九龙制造的拆屋事件表示愤慨，义正词严地谴责英国道：“在日本人之先而对中国推行鸦片政策的是英国，最早强迫中国接受不平等条约的待遇的是英国，在整个十九世纪领导列强向中国施行压迫的是英国。”而在二次大战中英并肩作战时期，两国邦交中一个“最不必需的不快回忆”是“一九四三年一月中英签订平等新约时英国的拒绝交还九龙租借地与退还香港征服地”。现在，1948年1月，大英帝国已呈土崩瓦解之势，处处收缩，处处撤退，大部权益被美国所接收，却偏偏在香港、九龙挑起事端，态度专横，声势逼人。他怀疑，在英国的背后有美国的黑手在活动，指摘英国说：“如果是一个已无自由意志的破落帝国，迫不得已而代人受过。岂不大可哀怜！”1948年7月，有所谓“西藏代表”六人，到华盛顿与美国探讨发展贸易的问题。雷海宗提出抗议，在《由西藏派代表赴美说起——美国接收大英帝国的又一例证》的社论中（《周论》2卷3期）痛斥美国所谓的“友谊”，写道：“最近西藏的突发事件更加挑动了我们怀疑的心情。美国对于大英帝国的接收，似乎是有全面性的：自治领也好，殖民地也好，势力范围也好，只要其地稍有可取，美国直接的或间接的一股脑都接收过来。连西藏尚未被遗忘，世界上可被遗忘的地方也就微乎其微了。试思在大战期间，美国曾替我们把东北卖掉，现在它自己又对西藏打主意；我们很愿意知道，下一步友谊的表示，将在何地演出！”

《望农林部早日起行——谈拟议中防沙南侵的长城林带》（《周论》1卷10期）是雷海宗结合历史谈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篇重要短文，是他的环境史观与环境史学的具体运用与体现。他指出，从西周到隋唐，前后两千年间关中之地是中国的政治重心所在，古代西北的政治文化地位绝不是建于半沙漠状态的基础之上的，“沃野千里”是战国盛唐间对于关中一致考语。五代以后，长安不再成为中国首都，绝非偶然，是西北逐渐破落半沙漠化所致。今日西北各省的枯干景象，主要是由于山林草地遭到砍伐破坏。“靠近沙漠的西北之地，山木一尽，等于是邀请流沙南移。”早在2200年前的孟子，就发出过“牛山濯濯”之叹，注意到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无情的砍伐林木，本是一个全国性的悲剧，西北的情形只不过最为严重而已。”他认为，防沙造林保护生态环境，是一个与民族长久生命密切攸关的重要实际问题；语重心长地敦促农林部早日首先在西北，推行沿蒙古新疆大沙漠东南边缘植造防沙南侵的长城林带规划。

最后，《〈史学方法〉课堂笔记》是讨论史学方法的纯学术性的作品，与本文集的基调并不相同，但考虑到学界一般关心而不清楚雷海宗史学方法课程讲授内容的情况，故作为附录收入以飨读者。

（原文载于《历史·时势·人心》，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有删节）

(1) 胡月龙：《学园平生——女儿眼中的父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