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牛待有操刀手 书生留得一分狂——缅怀史学大师吴于廑先生
吴于廑先生是我国世界史领域的史学大师，对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及世界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今天，武汉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联合召开纪念吴于廑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我能受到邀请出席盛会，感到极大的光荣。关于吴先生的纵横发展整体世界史观、世界史上农本与重商、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关系、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十五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外国史学史与史学名著以及世界上古中古史等方面的学术思想，各位学者自会有全面、深刻而精辟的论述，我这里只想谈一下52年前即1961年自己有幸受到吴先生的垂青与教益的经过，缅怀先生对我的知遇之恩与提携之情，表达我对先生的感恩之心与仰慕之忱。
1955年11月，我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服从分配到武昌马房山武昌建筑工程学校（今武汉理工大学）任政治课教师，教中国革命史。当时，我仍有志于进一步研究世界史，曾到武汉大学图书馆了解外文藏书情况。我早闻吴先生的大名，但自惭形秽，作为一个无名小辈，不敢贸然打搅先生。因而，虽近在咫尺，却无缘向先生问教。1957年1月，我离开武汉，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为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副博士研究生，导师是雷海宗先生。但半年后，经过反右斗争，雷先生被划为右派。1958年2月，处理右派时反右补课，我不幸被补划为右派，受到取消研究生资格、另外分配工作的处分。其后，随南开大学下放干部队伍去农村农场劳动，长达三年之久。经过劳动改造与接受批判，1960年10月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1961年3月，调回南开大学历史系资料室任资料员。
1961年4月，中宣部与高教部在北京召开文科教材会议，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郑天挺先生赴京开会，他与周一良先生为历史组副组长，组长是翦伯赞先生，吴于廑先生与周一良先生共同负责主编四卷本的世界通史。5月初，郑天挺先生回津向南开历史系教师传达会议情况。特说明会议决定高等院校历史系增设外国史学史与外国史学名著选读二门课程。为此，需要选译一批外国史学名著，供学生阅读，每部约四五万字，先各出版分册单行本。南开大学历史系承担两部史学名著即希罗多德的《历史》与李维的《罗马史》的选译任务。整套外国史学名著选由吴于廑先生总负责，任主编。
会后，郑先生与历史系党总支书记魏宏送先生对我说：“这两本外国史学名著的选译任务就交给你来完成。希罗多德的《历史》全书已有中译本出版，选译可暂缓。李维的《罗马史》从未译过，应尽快选译出来。”听到他们的话后，我惊喜交加，非常激动。当时作为一个年轻的“摘帽右派”，我很悲观失望，觉得自己不过26岁，却背着如此沉重的政治历史包袱，前途茫茫，不知等待着我的将是何种命运。没想到，系领导将选译名著的任务交给自己，说明对我尚有所重视与信任，自己未来还是有前途的。但又怕任务完成不好，就对他们说没有把握。他们让我去找雷海宗先生请教，于是时隔四年，再登雷师之门。
在雷先生的指导与配合下，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很快将李维《罗马史》选译完毕，并加上作者简介与有关注释，在7月1日之前将译稿寄给吴于廑先生，作为对党的四十周年生日的献礼。由于考虑到自己“摘帽右派”的身份和雷先生还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我在译稿和信中只以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具名。
暑假过后，系办公室通知我，吴于廑先生来信，询问李维《罗马史》选译者究竟是谁，让我与吴先生联系。我就给吴先生写信，说明我和雷先生的政治情况，所以译者使用教研室的名义。出乎意料的是，吴先生很快再次直接写信给我，并把整部译稿一并寄来。首先，肯定了译稿，决定采用并出版。其次，先生表示，尽管我与雷先生有右派这样的政治问题，但为尊重译校者的劳动，决定出版时仍分别使用我与雷先生的名字。最后，先生说，对译文的个别地方作了某些修改，特寄来征求我们的意见。接到信后，我非常高兴，喜出望外，感到自己看到了前途与希望。对译稿我仔细地阅读了一遍，觉得虽然修改的地方不多，但都恰到好处，独具匠心，是点睛之笔。显然，吴先生在百忙当中将全部译稿，对照英语原文作了细心的考虑。例如，有一处英语原文是“law of nations”，我直接译作“国际公法”，吴先生改为“各族法”，并在信中加以说明。从古代的情况看，使用“各族法”一词，自然更为贴切。
李维《罗马史》选译完毕后，就开始着手希罗多德《历史》的选译工作。乍一看来，这项任务似乎比较简单，因为已经有了中译本。然而，仍存在应该选此书的哪一部分的问题，而且也需要将现有的中译文对照原文做一下校对的工作，必要时可进行一点润色或加工。我原有意选择该书中关于雅典的梭伦与吕底亚王克洛伊索斯的对话，以及波斯王大流士掌权前与其同党关于采用何种政体的讨论这两部分。同时，《历史》一书的中译者王以铸先生说，他是根据古希腊文原著翻译此书的，而我不懂古希腊语难以校对。既然与吴于廑先生已有过通信联系，我就写信向吴先生求教。当时，吴先生已借调到北京，住在中央党校与周一良先生共同主持世界通史的编写工作。天津离北京很近，吴先生就回信约我到中央党校面谈。
1961年11月中旬的一天午后，我怀着兴奋而又有点不安的心情，来到了中央党校招待所的门厅，等待到约定的下午二时去谒见仰慕已久的吴先生。还差几分钟时，忽见周一良先生走了出来，我激动地赶快上前叫了一声周先生。之所以激动，因为周先生是我的恩师。在1951年考入清华历史系报到的第一天，周先生就作为系主任接待了我，之后即教我中国历史文选一课；并入北大后，又教了我三个学期的亚洲史。那时，周先生是相当欣赏我的。可是，反右斗争后，我从“得意门生”变成了“不肖弟子”，无颜再面对师长。现在，稍有转机，多么希望能听到老师说一两句鼓励我的话啊！可是，这次我是来见吴先生，而不是周先生。周先生立刻认出了我，并知道我要见吴先生。他很忙，有事急着外出，未能多交谈，就匆匆地说吴先生正等着你，于是话别了。我未免有点失望，心情又稍沉重了一些，不知吴先生将如何接待我。
准时敲门后，吴先生打开门，我作了自我介绍。与著名的前辈专家第一次见面，而自己还有政治问题，我不禁内心忐忑，行动亦感失措。但是，吴先生亲切地与我握手，让我进屋坐下，还给我倒茶。他的慈祥的面容、炯炯有神的目光与和蔼可亲的谈话，使我如沐春风，紧张拘束之感一扫而空。吴先生对我选译的李维《罗马史》表示满意，认为能按要求很快保证质量地翻译出来是不容易和下了功夫的。至于希罗多德《历史》的选译工作可以放慢一些。不懂古希腊文不要紧，一部名著往往有不止一种译本，希罗多德的《历史》就有好几种英译本，可以根据英译本另行选译。《历史》一书主要讲的是希波战争的历史，所以不宜选译梭伦与克洛伊索斯的对话和大流士等人关于不同政体的讨论，应选译希波战争部分。但《历史》中关于希波战争的叙述很长，要摘出五六万字来反映希波战争的主要面貌，既有删节，还保持一定的连贯性，需要动一番脑筋。吴先生表示，这个工作由他去做，等考虑好后，他会将应选译的章节写在信里寄给我。最后，先生问我的年龄，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很年轻，不过27岁。不要灰心，好好努力。将来还是有前途的。”告别后，我如释重负地回到了天津，感到先生让我另译希罗多德的《历史》选是对我的信任，嘱我不要灰心好好努力是对我的关心与鼓励。
1962年春夏之间，首批三部外国史学名著选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分册单行本，它们是：《普鲁塔克〈传记集〉选》，由吴于廑、谢义伟与曹绍廉等先生翻译；《朗克〈教皇史〉选》，由施子愉先生翻译；《李维〈罗马史〉选》，由王敦书译，吴廷璆、雷海宗校。这三本由吴于廑先生主编的史学名著选同时问世，一时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与重视，获得好评。三本书的译校者，除我之外都是老一代的知名学者。《李维〈罗马史〉选》是我的处女作，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说是我的“成名作”。我，一个默默无闻的后生小子，尤其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彷徨失措、走投无路的“摘帽右派”，正是由于吴先生的照顾和支持，才得以附诸位名家的骥尾，拨开迷雾，看到光明。对于吴先生的知遇之恩与提携之情，我感激涕零，终生难忘，无以为报，只能借今日的会场倾诉衷情，略表寸心。
1962年秋，吴先生应南开大学历史系邀请，在学校礼堂做关于希腊化时代的学术报告，讲得非常精彩，受到热烈欢迎。报告后，历史系教师在资料室与吴先生座谈，雷海宗先生抱病参加，与吴先生相见。从他们的握手与目光中，我看到了两位史学大师的相互情谊与共同心声。这时，我的希罗多德《历史》选的译稿已初步完成，正交给雷先生审阅校订，但雷先生身体不好，还要讲课，来不及看，暂时搁了下来。不料，该年12月末，雷先生去世。我只好将译稿取回，独立做完最后的审定工作，在1963年春寄给吴先生。之后，我随杨生茂先生翻译美国南北战争史资料，不久转而做吴廷璆先生的助手，从事日本史研究，不再与吴于廑先生联系。在之后的“文化大革命”风暴中，有时我不禁遥望南开，念及远在武汉的吴先生，不知先生安否？甚至想，千万不要因为允许《李维〈罗马史〉选》的译校者用我与雷海宗的名字而受到牵累与批判。我也曾想过，不知《希罗多德〈历史〉选》的结果如何？甚至担心由于译稿未经雷先生校订而质量稍差未被采用。直到1978年10月，我重回世界古代史教研室工作，并与同事于可先生访问武汉大学历史系，再见到吴先生。先生与我谈起史学名著选译之事，我不由得询问希罗多德《历史》选译稿的情况。先生惊讶地说：“早就出版了，你怎么不知道？你可问商务印书馆的赵淇先生。”后来，在商务印书馆我见到赵淇先生问起此事，赵先生说，1966年初已将《希罗多德〈历史〉选》一书的稿费与20本书寄往南开大学历史系，并从书橱中拿了两本样书赠给我。回南开历史系一问，办公室的老人才回忆起此事，说当时我正在河北省盐山县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无法给我。我回来时，“文革”已爆发，立刻成为“牛鬼蛇神”，系里又比较乱，此事就拖下去忘却了。现在，书早已没了，钱还在银行中。
以上是我在吴先生的关照下选译李维《罗马史》与希罗多德《历史》的经过。从此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先生的道德文章与高风亮节。先生爱护青年，提掖后进，善于发现人才，培养教育人才。先生胸襟开阔，气魄恢宏，敢冒政治风险，顶住政治压力，信任有过政治历史问题的可造就的年轻人才与受过批判的老年成名学者，允许他们公开具名发表著作。先生工作极端负责，不遗余力地悉心指导、仔细审阅各部名著的章节选与翻译文稿，严把质量关。先生谦虚谨慎，虚怀若谷地征求与听取译者对审订修改部分的意见。先生的高尚品德与无私精神是难能可贵，令人钦佩，值得我们学习的。
吴先生不仅是史学大师，对文学也有很高的修养与造诣，擅长创作旧体诗词。多年前，戚国淦先生曾跟我盛赞吴先生与他诗词唱和的情景。可惜，我没有机会欣赏享受吴先生的诗作。后来，周一良先生赐赠我他著的《毕竟是书生》，最末载（《平生读史叹无边——纪念老友吴于廑》）文章，其中有吴先生1979年写的七律诗一首：
枫叶惊秋又一年，京华回首胜游仙。
金甍玉砌长安道，紫苑红旗万里天。
临老著书知不足，平生读史叹无边。
解牛待有操刀手，伫看新编覆旧编。
周先生说此诗“虽是谦挹之词，也表达了踌躇之志”。我的体会，“临老著书知不足，平生读史叹无边”是“谦挹之词”，“解牛待有操刀手，伫看新编覆旧编”则是“踌躇之志”。
之后，我在《人民政协报》上又看到一篇文章提到吴先生以“竹林幻叟”之名写的一首词：
浣溪沙
丹枫何处不爱霜，谁家庭院菊初黄，登高望远看秋光。
每于几微看世界，偶从木石觅文章。书生留得一分狂。
我为之心灵震撼，深感吴先生学者兼诗人的浪漫情怀。窃以为，“书生留得一分狂”，当是应对苏东坡的“老夫聊发少年狂”之句，却也透露出先生的“踌躇之志”；“丹枫何处不爱霜”或受杜牧“停车坐看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影响；“谁家庭院菊初黄”则也许受到李白“谁家玉笛暗飞声”的启发。然而，“登高望远看秋光，每于几微看世界”二句，我觉得似乎可以引申为阐发先生的宏观史学与微观史学相结合，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治学方法，亦即前诗所说“解牛”的“操刀术”。将以上两首诗词联系起来，我斗胆集其中四句成七绝诗一首，以表述吴先生的治学方法、治学精神与晚年对自己的期许。
每从几微看世界，登高放眼看秋光。
解牛待有操刀手，书生留得一分狂。
（原文载于《吴于廑学术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