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承柏——往事不如烟
承柏，与你相识，已有51年之久。这里所说的“相识”，只是指最初认识，并不表示相互交往。至于真正“相交”，则是七年以后的事了。第一次见到你，是在1956年9月。我正报考雷海宗先生的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副博士研究生，旁听雷师按新体系讲授世界上古史课程。当时你在市委文教部工作，也来听课。你少年英俊，衣着朴素，骑着自行车，肩挎书包，匆匆而来，认真听讲，用心记笔记，下课后即离去。听说，你家学渊源，父亲是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著名哲学家冯文潜教授，舅舅是天津市图书馆馆长兼南开大学外语系教授黄钰生先生。你长我一岁，1951年毕业于南开中学，尽管出身于大学学术名门，却放弃考大学的机会，直接参加革命工作。
这种情况，我是十分熟悉的。新中国诞生后，百废俱兴，国家需要大量人才，青年工作亦不例外。因此，一些品学兼优的高中毕业生，纷纷不报考高等学校，就投入革命的洪流，以宝贵的青春报效祖国。我与你同届毕业于耀华中学，同学中如娄肇昆、孙正华等也都这样。对于你们这些优秀的热血青年，我是五体投地佩服的。一直到1957年6月，我与你多次在雷师的课堂上相遇，但没有进一步交谈往来。
1957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雷师与我未能幸免，都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你也卷入其中，受到了处分。之后，我随队下放，在农村农场劳动，摘掉帽子后1961年3月底调回历史系资料室。在此期间，我们不曾见过面，听说你曾下放农村，后回来在《历史教学》杂志社工作。
1963年夏，按照中央的精神，南开大学历史系为杨生茂先生和吴廷璆先生配备助手，将你由《历史教学》调到南开当杨先生的助手，我则为吴先生的助手。由于政治历史问题，我们不能享受教学人员的待遇，只能当教辅人员。于是同在资料室，以资料员的身份做助手的工作，分别从事美国史和日本史研究，直到1979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为止，长达16年。
在共事中，我深切地体会到你有一些显著的优点和特点：
首先，学识广博，功底扎实，对哲学社会科学和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有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和认识。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你的学养却远远超过了一般大学生的水平。研究历史必须掌握材料，而你对南开大学图书馆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藏书了如指掌，需要任何资料都能轻车熟路地随手找到，不愧为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公子。例如，一次我与你谈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外交档案，你就将德文的四十卷本关于欧洲内阁大政治的德国外交文件集从南开大学图书馆中提了出来。
其次，刻苦钻研，好学不倦。你白天在资料室上班，晚上还常常在资料室看书工作，挑灯夜战直至深夜。阅读时不仅专心致志，而且眼明手快，随时抄录卡片，真正达到眼到、手到、心到。你之所以能够博闻强记，勤奋苦学是你取得成就的关键。
再次，天资聪颖，精力过人。你记忆力好，读书有过目不忘之能，陈年旧事都能记得一清二楚。不仅如此，理解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更强。你理论水平高，视野开阔，目光敏锐，综合概括和具体分析面面俱到，你文思敏捷，洋洋数千言，挥笔可就；口才亦佳，侃侃而谈，滔滔不绝，堪称全才。
最后，工作积极负责，待人诚恳热情。你随杨先生研究美国黑人运动，后探讨美国对外关系，同时翻译《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为创建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作出巨大贡献，成绩斐然。对资料室同仁，关心热情，谦逊谨慎，康懋娴、朱桂仙等同志都对你有极好的印象。我随吴廷璆先生研究日本明治维新，吴先生治学广博、注意比较研究，让我搜集西方君主专制政体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有关材料。你知道后，主动说自己曾涉猎过英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和自耕农的问题，记了大量卡片，就拿出来供吴先生参考。
值得记忆的是查良铮先生。他笔名穆旦，是我国著名新诗诗人，中英文极佳，还精通俄语，翻译了大量拜伦和普希金的诗作。但由于1955年的“外文系事件”和1957年的反右斗争，受到错误批判，被迫停止了教学和创作，离开外文系到图书馆搞编目，大材小用，能不得展。1964年，杨先生将他借调到美国史研究室工作，任务之一是校改1963年上半年我在杨先生指导下翻译的有关美国南北战争的资料文献。因为“客卿”的身份和背着政治历史问题的包袱，查先生在研究室保持低调，比较沉闷。一次我在室内闲聊时，谈到中英文的文学翻译问题，说像“云破月来花弄影”句中的“弄”字，不知英文怎样才能翻译得传神。我这里是用王国维的话，他在《人间词话》中说：“红杏枝头春意闹”和“云破月来花弄影”二句，着一“闹”和“弄”字，就境界全出了。我觉得在英文中这两个字很难译好。没想到平日沉默寡言的查先生突然插进来说：可以啊，翻作“play”就行。画龙贵在点睛，查先生的“play”一字，实在绝妙。尽显先生的文采和造诣。我记得，当时承柏你也在座，不知你听了后有何感想！
为了帮助青年教师提高英语水平，查先生给你和张友伦同志开课讲英文，我听说后也来参加。查先生采取启发式的教学方法，以一本英语文学小说为课本，让每人先自学，上课时各讲一段，再互相提出意见，展开讨论，最后他进行总结和讲解。我们获益良多，可惜不久历史系师生赴盐山参加“四清”运动，课程中断。我深以能当查先生的私淑弟子为荣，我想承柏你大概也有同感。1977年初，查先生过早地抑郁去世，令人扼腕。十年前，我去北京万安公墓给雷师扫墓，竟发现查先生之墓也在附近。我恭敬地给他行了礼，愿先生与雷师相邻做伴，在万安公墓安息长眠。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我和你都被编入“牛鬼蛇神组”。负责管理我们的组长是梁卓生先生和杨圣清同志。在盐山“四清”时，杨圣清与我同在一个村，对我比较熟悉和了解。一次会后，杨圣清对我说：王敦书，你和冯承柏二人英文不错，在世界史方面比较有才，你应该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好好认识和批判自己的问题，将来还是有前途的。我听了后，感到一丝暖意。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风大浪中，受冲击的我和你还能被革命派视为有用之才，幸甚，幸甚！此事我没有告诉你，如果知道了，你感受如何？1968年下半年，工宣队进入南开，实现大联合。一次全系师生与工宣队一起去西堤头劳动，任务是两个人一同抬大筐运土。我想第一次与工人师傅一块儿干活，应有良好卖力的劳动表现。可是，二人共同担土，必须互相配合，不能找体力差的人搭配。而你吃大苦，耐大劳，体质不错，还在农村长期经受过体力劳动的考验，就找你一起挑土。我们连续干了三个小时，没有休息，每筐土都装得满满的，工宣队赵师傅不由向我们投来了略带惊讶和赞许的眼光。承柏，你辛苦受累了。
1969年11月初，历史系师生由天津东郊区四合庄突然撤回学校，随即紧急疏散，长途步行至河北省完县（今顺平县——编者注）南伍侯村“拉练野营”。劳动之余，听老乡说数年前，解放军在16里外满城县周围山中修筑工事时，发现了宝藏，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地将珍宝运往北京。你、我和李元良等人听后很感兴趣，甚至想给北京考古所写信询问。自然，这只是说说罢了。不过，一次休假时，我们商量过后，带了手电筒和绳索，按老乡所说的方向，兴致勃勃地前往探寻。最后，居然在满城县外小山丘的山腹中找到墓穴。我们攀缘而下，在一片黑暗中摸索到了墓道和墓室，但空空洞洞，一无所有，徒劳而返。后来，才知道这是西汉中山王陵的遗址，国宝金缕玉衣就是在此发现的。现在回想起来，在紧急疏散之际，以“戴罪之身”，发思古之幽情，探无名之古墓，虽无所得，亦可谓历史学者的浪漫。惜畴昔同往者承柏、元良俱已作古，能不慨然？
1970年7月，深入“斗、批、改”，系里同学全体毕业，教师纷纷学工、学农，到农村插队落户。我去南大化工厂当工人，你则往南开大学农场学农劳动，一别二年。1972年9月，我回到系里给工农兵学员教英语，后恢复日本史研究室的工作。你也归来，继续美国史研究。不久，系里接受外交部的任务，翻译联合国资料，由黎国彬先生总负责，你和我也参与其事。后来，我随日本史研究室到塘沽、北京进行“评法批儒”，停止了联合国资料翻译。你则坚持下来，一连数载，成为黎先生最得力的助手，为我国参加联合国后翻译联合国资料尽心出力，功莫大焉！
1974年前后，据说周总理号召编写世界各国的国别史，因而南开大学历史系分担了撰写或翻译三个拉丁美洲国家专史的任务，亦由黎先生负责领导，其中有尼加拉瓜史。黎先生觉得我们没有独立编写该专书的条件，仅能进行翻译，但图书馆中连一本正规的外文尼加拉瓜史也找不到。结果，只好从有关的拉丁美洲史、美国史的各种著作中梳爬出尼加拉瓜史方面的部分，再整理连缀起来，译出构成一部比较完整的尼加拉瓜史。这个相当艰巨的工作，黎先生就主要交给你，再加上我来担任。经过良好的合作和积极的努力，终于在黎先生的总指挥下完成了任务，由天津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版，获得了好评。在共同工作中，我充分感受到你充沛的精力和深厚的功底，受益不浅，实为快哉！
1979年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你和我都得到了平反改正，离开资料室，成为讲师，获得了新生。1981年上半年，我们双双“起飞”，你经过考试赴美留学二年，我则担任历史系副主任之职。你从美国来信，报告了在费城研修的情况。我给你回信，除问候外，也说明自己的政治条件和工作能力都差，目前暂时按“上传下达，集思广益，谦虚谨慎，鞠躬尽瘁”的方针办事，重要的工作则待你学成归来担任。这是你我之间唯一的一次通信。
1983年11月，我从希腊回来，你已返国。见到你神采奕奕，非常高兴。我感到你经过在美国二年的刻苦研修，有了惊人的突破。首先，你的英语特别是在听、说、写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其次，你对当代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和史学的理论有了更加广泛深入的理解和掌握。再次，你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对博物馆学和世界博物馆概况展开了具有拓荒意义的研究。这一切都是我自愧不如的。
1984年后，我从事世界古代史和古希腊罗马史教学研究，你则在美国史和博物馆学方面发展，彼此工作不同，接触较少。后来，你负责全校文科工作，继而担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见面更少。偶然相遇时，匆匆只打一个招呼而已。但君子之交，情长谊深，尽在不言之中。近十年来，你健康状况渐差，患冠心病和糖尿病，身体消瘦，曾住过院。我到医院去看望你，嘱安心静养。你出院后坚持游泳，锻炼身体。退休后还受聘于天津纺织工业大学，每周前往上班。你的敬业奉献精神，我深深敬佩，应向你学习。
2002年12月15日，我主持召开雷海宗与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纪念雷师百岁寿辰。你在会上宣读了《史学大师雷海宗1957年蒙难始末》长文，披露了雷师被划为右派的真相和内情，表达了对雷师的敬重与感情，其中有些事是连我也不甚清楚的。此文随即在《历史教学》2003年第2期发表，颇有影响。最后一次听你做报告，是关于国家博物馆设计的立项问题。你熟练地操作电子计算机进行讲解，口若悬河，条分缕析，头头是道，令我心折。2005年12月中旬，雷师之女雷崇立、赵以钧夫妇由加拿大来津，约我与你和郑克晟、傅同钦夫妇在起士林西餐厅共进午餐，谈笑甚欢。临行依依告别，互道珍重，不意这竟是我与你最后一次聚首。
我近年亦患冠心病。2007年元旦前后，曾想过你与病魔斗争，坚持锻炼和工作的情况，觉得似可与你交流一下，学习你的经验。讵料几天后突然传来噩耗，悲痛不已，忙赶至府上灵前行礼，因令郎、令媛在美尚未赶回，向遗体告别仪式日期未定。我请郭明同志届时告诉我，但一直没有接到通知，待打电话问院里，却说昨天已火化了。回想起“文革”期间1973年12月5日先父在家中病逝，你与克晟兄赶来行礼的情意，我竟未能向你的遗体告别，伤哉！
逝者已矣，但往事并不如烟。午夜梦回，缅怀故友，殊令人悲。谨草此文，寄托哀思，并效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诗韵，集句成诗一首：
南开园里寻常见，雷师堂前几度闻。
五十一年相识久，落花时节倍思君。
（原文载于《史学集刊》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