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城市与古希腊文化——谢光云《古典时期的雅典城市研究》序
古希腊文化是欧洲文明的源头，并通过西方文化对中国以及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恩格斯明确写道：“如果对于希腊人来说形而上学在细节上总是有理的，那么对于形而上学来说希腊人就从总体上总是有理的。这就是我们在哲学上如同在其他许多领域中常常不得不一再回到这个小民族的成就上来的原因之一，这个民族的广泛的才能和活动使他们在人类发展史上享有为其他任何民族都不能企求的地位。” (1)
在古代，并不存在希腊国。希腊（Hellas）一词不是国名，指的是希腊传说中始祖希伦（Hellen）的子孙后代希腊人（Hellenes）所居住的地方，最初在中希腊东部，以后包括希腊半岛，乃至其他地方。希腊人组成了数以百计的城邦，其中雅典和斯巴达最为强大和重要。先师雷海宗先生在1957年指出：“几百年来欧洲学者推崇古希腊传下来的作品为经典或古典，而这些作品绝大部分都出自雅典，所以在崇古的文人的心目中，完全不自觉地就把雅典扩大为希腊，雅典代表希腊，雅典就是希腊……雅典和另外几个类似的城邦，只不过是希腊世界中的几个孤岛，雅典并不能代表希腊世界。” (2) 45年后，郭小凌先生肯定雷海宗的观点，认为：“他还指出研究古代世界史的方法论问题，就是不应该把雅典等同于希腊、把雅典的奴隶制等同于整个希腊的奴隶制。依据这一方法，他认为奴隶制在雅典和罗马的发展只能是特殊的、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只能看作整个封建社会大背景下的变种，这一看法较剑桥大学教授芬利提出的类似看法早了23年，至今仍没有失去重要的参考价值。” (3) 诚然雅典不等于希腊，不能拿雅典史代替或代表希腊史。但应该看到，雷海宗讲这番话时，主要是在讨论古希腊的奴隶制和奴隶制社会，郭小凌谈的也是奴隶制这个方面，如果要探讨古希腊人的诸多伟大成就，如商品经济的繁荣、民主政治的建树、文化艺术的辉煌、抗击波斯侵略的胜利、提洛同盟的创设和雅典海上“帝国”的扩张等，则不能不重视雅典，甚至以雅典为代表。因此，研究雅典史对于古希腊史乃至整个世界古代史来说，都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中国学术界历来重视研究雅典的历史和文化，在这个方面发表的文章多不胜数，亦不乏佳作。但是，对整个雅典的历史展开全面深入论述的专著尚不多见。现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出版解光云博士所著《古典时期的雅典城市研究——作为城邦中心的雅典城市》一书。这是一本比较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专书，对中国的雅典史研究作出了贡献。
希腊语polis（英译city⁃state，中译“城邦”）一词，主要具有城市、国家和公民集体三方面的含义。古代城邦问题一直是中外学者关注和研讨的热点。我个人以为城邦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公民为主体、国家为本质的共同体。我国学者研究雅典城邦往往着眼于公民集体和国家体制的方面，以雅典政治制度的历次改革与变法为基本框架，再加上社会、经济、军事、文化的内容，来分析和叙述雅典的历史。解光云博士别开生面，另辟蹊径，以作为城邦中心的雅典城市为主题，从这个角度切入古典时期雅典的历史，既分成专章又抓住整体地论述雅典城市是雅典城邦的工商业经济的中心、民主政治的舞台、文化繁荣的园地和征战扩张的核心。最后，还概括性地剖析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和印度列国时代城市发展与文化繁荣之间的关系，试图说明东西方古典文化繁荣的城市因素乃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共性。这样的探讨，显然是有创新意义的。
从史学的发展来说，20世纪是“新史学”勃兴的世纪。世纪之初，中国的梁启超和美国的鲁滨逊先后提出了“新史学”的口号、思想和理论。其后，各国的史家皆有发挥。至下半叶，法国的年鉴学派崛起，将“新史学”大大推向前进。“新史学”与“旧史学”亦即以朗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根本不同，在于“新史学”极大地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把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从传统的政治领域扩大到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从集中于少数“大人物”的业绩，转向广大民众的活动，将历史学和整个社会科学融会结合起来。如前所述，可以看出解光云所著《古典时期的雅典城市研究》一书的特色和优点，就在于从标题到各章节内容都符合“新史学”的潮流和趋势，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吸取城市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来探究古典时期雅典城市的发展及其在城邦共同体各方面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
解光云君在20世纪90年代初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的硕士研究生，接受史学大师吴于廑先生的教诲和熏陶。在1993年4月上旬武汉大学庆祝吴先生八十寿辰的学术研讨会上，他对吴先生的史学成就和道德文章作了系统的发言，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惜吴先生迅即去世，解光云未能进一步跟随吴先生学习。2001年，他考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在我的名下为世界史专业古希腊罗马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2004年夏，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本书就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
吴于廑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和提携之情。44年前，吴先生主持全国的外国史学名著选译工作，南开大学历史系将翻译《李维〈罗马史〉选》的任务交给了我。当时，我才26岁，刚摘掉右派帽子，从南开大学农场返回历史系任资料员。由于这种特殊的政治身份，选译完成后我未敢具个人姓名。吴先生了解实际情况后，表示应承认和尊重译者的劳动，竟在出版该单行本时列上了我的名字。在当时“左”的气候下，让一个年轻的“摘帽右派”公开具名发表著作，是极其困难和要冒政治风险的。我永远感激和钦佩吴先生作为一个大学者的开阔胸襟和恢宏气魄。
1993年4月9日上午，吴于廑先生在与他和齐世荣先生共同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全书各分卷主编谈话时溘然仙逝，将他的毕生精力和最后呼吸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事业。当时，我正坐在先生的对面，目睹了这悲壮一幕的发生经过，既感极端震惊悲痛，更无限崇敬先生的献身敬业的高尚精神，决心之后一定要竭尽忠诚地继承和完成先生的未尽之业。现在，解光云博士的《古典时期的雅典城市研究——作为城邦中心的雅典城市》一书终于问世，吴先生的在天之灵当会含笑九泉，我能为吴先生指导解光云成长略尽绵薄，幸甚！幸甚！
吴于廑先生在1979年曾以四行诗句表述他当时进行历史研究的情怀和体会：
临老著书知不足，平生读史叹无边。
解牛待有操刀手，伫看新编覆旧编。
敦书愿引此四句与解光云博士和读者诸君共勉！是为序。
（原文是为谢光云《古典时期的雅典城市研究》所作之序，载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7页。
(2) 雷海宗：《伯伦史学集》，第393页。
(3)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第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