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仰止 师恩永恒——怀念胡钟达先生
胡钟达先生是中国世界古代史方面著名的大专家，是我一生学习和研究世界古代史的恩师。众所周知，雷海宗先生是我1957年为南开大学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副博士研究生时的导师，但他1962年即去世。林志纯先生1979年后对我有知遇之恩、提携之情和同乡之泽，但我未能有幸得列他的门墙。然而，胡钟达先生是把我引进世界古代史殿堂的恩师，并一直关怀支持着我对世界古代史的学习研究，直到进入21世纪。
一
1951年10月，我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因大多数教师不久即离京参加土改运动，人手缺乏，所以新生一年级只上中国通史课，无世界史课程。12月下乡师生回来后，不久即投入“三反”“五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1952年春，雷先生给高年级同学开世界中古史一课，我旁听过几次，但系里没有设世界上古史课程。直到1952年10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北大、燕京三校历史系合并后，我们本科二年级同学才与新入学的一年级同学如马克垚、朱龙华、周良宵等，一起上世界古代史课程，任课教师就是胡钟达先生。所以，胡先生是我学习世界古代史的启蒙老师。
记得第一次上世界古代史课时，心情十分兴奋，因为我的兴趣在世界史方面，而这是我第一次正式上世界史课。上课铃声响过后，在全体同学安静而略有一点紧张的气氛中，刚过而立之年的胡先生精神焕发地走进教室登上讲台。他中等身材，面如银盆，目光炯炯，神采奕奕，声音洪亮，带有苏北口音。先生学问渊博，语言生动，口才极佳，抑扬顿挫，激动人心。有一次讲荷马史诗，讲到奥德修斯海上漂流和化装成乞丐返家的情景，全场为之神往。下课后，同学纷纷议论说讲得太精彩了。1952年时，世界古代史是一门新学科，全国开此课的学校不太多，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来讲授更是不易。然而，胡先生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和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以及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有关论述，以高屋建瓴的气势对整个世界古代史从原始社会到古代东方和希腊罗马进行了深入浅出、系统全面的讲述。先生不仅重视理论，详细分析社会经济制度和阶级矛盾，而且掌握具体史料，对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展开细致的探讨。如对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埃及埃赫那吞宗教改革、雅典民主政治、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罗马平民与贵族的斗争、斯巴达卡斯奴隶起义和前后三雄之间的争夺与战争等，都有精辟的论述。先生还介绍西方重要史家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接受苏联学者的观点加以批判。如提到罗斯托夫采夫的名著《希腊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和《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并批评罗氏将古代经济现代化，企图把资本主义经济引入古代经济。先生还谦逊地向前辈求教，例如在讲古代印度史时说曾就有关问题向金克木老先生请教。
胡先生的系统讲授和谆谆教导，使我受益良多，在世界上古史的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功底和基础，并从胡先生身上学到了尊师重道、严谨治学的学风。如前所述，听胡先生课的学生包括历史系历史与考古两个专业的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全部同学，人数超过百人。在众多的学生中，胡先生居然较早地认识和注意到我，这另有机缘。1952年10月初，暑假结束在车站买火车票由津返京时，我突然遇到了雷海宗先生，就与他同车一起回清华。这是我第一次与雷先生长谈。他仔细地了解我的学习情况，告诉我必须用功读书，并且要读好书。知道我的兴趣在世界史方面，已经读完了原文的海斯、穆恩合著的Modern History，他就系统地给我介绍世界史方面应读的重要基本读物。他说，在世界上古史领域，最初可读Breasted所著的Ancient Times，这是一本比较简单的启蒙读物，更深的则是罗斯托夫采夫的二卷本的History of Ancient World。而Breasted更是著名的古代埃及史专家，著有History of Egypt和History of Egyptian People两部著作，前者较专门，后者较通俗。回到清华后，很快就合并入北大，不久开始上世界古代史课。我就从图书馆借出了Breasted的History of Egypt一书阅读。一天晚上，胡先生“送货上门”，亲自到学生宿舍里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辅导同学学习世界上古史。当时，我正在读Breasted的History of Egypt，就问胡先生书中关于埃及土地制度的一些问题。胡先生看到我在看这本书，稍稍惊讶地说：“我在图书馆想借此书，没有找到，原来是你借走了。”于是，他耐心地回答我问的问题，并指点我使用书末的人名、地名和专题索引，说这样可比较简便地查到并系统把握书中对有关问题的论述。临走时，胡先生语重心长地鼓励我说：“你才上大学二年级，不过18岁，就能读这样的英文专著，不容易，要好好用功啊！”胡先生，我永远记得您的这番话，它一直鞭策着我成长前进。
1953年深秋，胡先生举行婚礼，在北大工会的小礼堂举办了舞会。作为刚学完胡先生的世界古代史课程的学生（不是宾客亲友），我观光了舞会和新房。胡师母大家闺秀出身，秀外慧中，文静优雅，勤俭持家，是胡先生的贤内助，胡先生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能够挺过“文革”劫难是和胡师母的关怀支持分不开的。当时，我对世界史的兴趣主要在近现代史和国际关系史方面，所以之后就随齐思和、杨人楩、张芝联等先生学习世界中古史和近代史，未进一步钻研世界古代史，也没有再向胡先生问教。1955年9月，我大学毕业，后派往武昌建筑工程学校任教。
1957年2月，经过考试，我成为南开大学历史系由雷海宗先生指导的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的副博士研究生。同时，胡先生在1956年8月2日《光明日报》的《史学》和1957年6月的《历史教学》第6期接连发表了两篇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重要论文：《关于奴隶社会中奴隶的数目问题》和《雅典的民主政治及其阶级基础》。在前一篇文章中，胡先生有理有据地与李亚农、翦伯赞等前辈专家商榷，认为在古代近东和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里，奴隶的数目往往少于自由民，其数目大致相等或甚至超过自由民倒是少有的例外；在奴隶社会的初期，奴隶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显然很小，就是在其发展时期也只占相对优势，只有在极少数特殊条件下才占绝对优势。他还指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说的雅典、科林斯和埃伊纳拥有奴隶的数字可能间接来自古代作家雅典尼乌斯《宴饮丛谈》中的说法，但现在大多数古史学者都认为雅典尼乌斯的记载是夸大而不可靠的。在后一篇文章中，胡先生细致地分析了雅典民主政治从梭伦变法经庇西特拉图僭政到克利斯提尼改革的发展过程，揭示雅典民主政治的阶级本质是奴隶主民主政治，指出其进步性和狭隘性，着重论述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阶级基础，阐明雅典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成长之间的关系，主张雅典民主政治这个历史奇迹是奴隶主阶级当中两个阶层——贵族奴隶主和工商业奴隶主的妥协形式。他提出，公元前6世纪时地中海、黑海沿岸地区生产水平的高度不平衡促使爱琴海周围几个有海上运输之便的城邦得以充分发展海上贸易。雅典正是在这种特殊外在条件的影响下，商品经济有了迅速发展，从而引起了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通过阶级斗争，再加上梭伦的高尚情操和克利斯梯尼的深刻远见，终于建立了奴隶主的民主政治。仔细地读了这两篇论文后，我深深钦佩胡先生的学识和见解，决心之后要争取机会向胡先生好好学习和请教。可惜，是年夏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8月雷先生被划为右派。翌年2月处理右派时，我被补划成右派，随即赴农村农场劳动三年。1961年春调回历史系任资料员，1963年夏转向从事日本史研究，直至1978年。而胡先生1958年后即调离北大荣任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主任，转而研究蒙古史。这样，我一直没有与胡先生建立联系。在之后的“文革”岁月中，听到北大历史系诸师长如翦伯赞、向达、邵循正、杨人楩先后逝世的消息时，也曾想起远在塞外的胡先生，默默祈祷先生一切安好。
二
1978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全国气象一新。右派改正，我得到了新生，并回归本行讲授世界古代史。胡先生这时也经过落实政策，重新担任内大历史系主任，并转回来研究世界上古史。1979年夏，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成立，胡先生当选为研究会副理事长。我虽然与于可先生合作，向大会提交了《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一文，但没有出席会议，未能见到胡先生。1980年10月，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在曲阜召开古代城邦问题研讨会，我参加大会，并宣读了《关于城邦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胡先生出席了会议，一别27年，师生重聚，既异常欢欣，也不胜感慨。先生肯定了我的努力，亲切地勉励我说：“你耽误了这么多年，能不气馁，难能可贵，希望再接再厉，不但迎头赶上，而且更上一层楼。”会后，组织游泰山。我随胡先生和郭圣铭先生由中天门登南天门，并于翌晨同观日出，深感欣幸！
1980年初，胡先生撰写了《从“阿加”看授产奴隶的典型并论授产奴隶在农业生产上普遍使用的原因》和《关于奴隶社会的经济结构问题》两篇文章，分别发表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2期和《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论丛1980年第一辑《世界史学术讨论会文集》。在第一篇文章中，胡先生使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将民族学、历史学、西方古典学结合起来，利用民主改革前凉山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大量资料，详细阐明彝族中的“阿加”等级是授产奴隶的典型形态；有力论证授产奴隶与古典奴隶（物化奴隶）是奴隶等级或阶级中的两个等第，授产奴隶是具有完全意义的奴隶，与古典奴隶形异而实同，与农奴形同而实异；透辟说明授产奴隶在历史上的出现是适应农业生产特别是谷物生产的特点，在奴隶制时代奴隶与奴隶主两大阶级斗争的演变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必然现象。在第二篇文章中，胡先生明确提出，要确定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必须从它的横断面和纵断面双方来考察，从同时并存的各种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和发展趋势来考察。奴隶社会中存在着奴隶制、公社制、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雇佣劳动制、租佃制和农奴制六种生产关系，奴隶社会之所以为奴隶社会，在于奴隶制在各种生产关系中起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1） 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不管在奴隶社会的初期所占的比重是如何微小，但它是一种不断在发展着的生产关系；（2） 奴隶制生产关系决定着和它同时并存的其他生产关系发展的最后趋向。公社制、个体所有制、雇佣劳动制、租佃制和农奴制，不管在奴隶社会的不同时期占有多大的比重，它们只是直接或间接地向奴隶制转变的过渡形式，其发展的最后趋向总是向奴隶制转变。最后，胡先生表示，从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特别是生产工具看，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究竟存在着什么质的区别，这是他在思想认识上还未解决的问题。应该指出，这两篇文章虽发表于1980年初，但其构思、酝酿和应用于教学都是在50年代中期，其前提是奴隶社会乃是原始社会后人类历史普遍、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
1981年5月，天津召开了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型研讨会，我与于可先生参加了会议，并共同提交了《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几个问题》的论文。胡先生作为贵宾出席了会议，并振聋发聩地宣读了题为《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兼评五种生产方式说》的重要论文（后刊载于《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3期）。我敬听先生的高论，并在会下多次向先生请教，互相交流对各家观点的看法。胡先生在文章中大量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首先强调在马克思看来，“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既不是原始公社的生产方式，也不同于西方古代的奴隶制的生产方式或西方中世纪的封建制的生产方式，而是东方前资本主义时代一种具有本身特点的阶级社会的经济形态。然后论证，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生产方式代表的是原始公社生产方式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奴隶制和农奴制都是在原始社会解体时期就已出现，农奴制不是在奴隶社会末期作为封建主义的“萌芽”才出现的。法兰克人通过日耳曼和罗马两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是日耳曼人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典型，封建社会并不必须脱胎于奴隶社会。再次进一步说明，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生产方式在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上，在社会劳动分工的程度上，在劳动者与剥削者的人身隶属关系和被剥削的方式上，都只有量的形态上的差别，而无本质上的不同，因而它们是同一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同类型或模式。马克思是严格按照“封建主义”的传统含义来理解和使用这一概念的，列宁大大地扩大了“封建主义”的含义与使用范围。据此，战国以前中国的典型的封建社会可称为领主封建社会，秦汉至魏晋南北朝可称为士族封建社会，隋唐以后则可称为地主封建社会。其他历史上的东方国家，大体上也可称为封建社会。在古代希腊、罗马的部分地区和一定时期，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奴隶制曾达到相当发展高度，但在古希腊、罗马的整个历史中，仍然是“希洛特”型和“科洛尼”型以及其他类似的生产关系占优势，而它们属于农奴类型，并不是奴隶，所以也可把古希腊罗马社会看作封建社会。只要把“封建主义”的含义和使用范围加以扩大，不仅中世纪的欧洲社会是封建社会，整个古代东方社会、古代希腊罗马社会也可认为是封建社会。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生产方式可以认为是同一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同类型或模式。
1985年夏，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在胡先生的组织、支持和主持下，在内蒙古大学召开了规模盛大的古希腊罗马史学术研讨会。我作为研究会的秘书长，在胡先生的直接指挥下进行工作，对先生事必躬亲的热情和操劳深为敬佩和感动。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吴于廑先生出席了会议，并作了《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的重要报告。闭幕式当晚举行了宴会和舞会，与32年前胡先生婚礼的舞会遥相辉映。作为会议和研究会的成果，先生还主持出版了《世界古代史译文集》，并特别嘱我将雷海宗先生对施本格勒《西方的没落》第2卷第1章B节的译文遗稿收入文集首篇发表，以表示他对雷先生的尊敬。
1986年初，《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发表了胡先生的《再评五种生产方式说》一文，《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88年第2期又加以转载。胡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上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和更替的学说包括三个层次。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再由阶级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第一个层次。阶级社会可分为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第一形态（指前资本主义社会）和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第二形态（指资本主义社会），这是第二个层次。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再划为所谓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则属于第三个层次。前两个层次的划分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无可怀疑。但第三个层次的划分，即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之分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则属科学假说，有待检验。他运用大量的史料、历史事实和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说明，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分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个有前后高低之分的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从生产力看，两者之间找不出可以同农业革命、城市革命、产业革命相类似的显示生产力向一个新阶段发展的标志。从生产关系看，所谓奴隶社会中奴隶并不多，封建社会中奴隶也不少，奴隶制曾与农奴制长期并存，除了典型的奴隶与典型的农奴外，奴隶与农奴之间往往划不清界线。五种生产方式说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学说中的三个层次的划分不分主次地混淆在一起，其中既有遗漏，又未能对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所作的第三个层次的划分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不能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学说的一种全面的科学的概括。
1988年初，胡先生在《史学理论》1988年第1期发表了《论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长文，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和生动形象的笔触，展示历史发展不平衡性在古代世界的表现，通过对比中西古代历史显示古代中华文明的特色，说明资本主义是首先在封建主义的薄弱环节取得胜利的，坚信社会主义终将充分显示其优越性。他指出，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表现为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心先进地区往往在下一发展阶段转化为落后，而原来的边缘落后地区却往往后来居上，转化为先进，但这只是盖然性的规律，而非必然性的规律。大体说来，先进之转化为落后，往往是由于过时的或畸形发展的上层建筑成为顽固的历史传统，严重地妨碍着社会革命，致使社会发展缓慢、停滞甚至灭亡。而落后之转化为先进，则必然有进步的社会力量的集结，进行改革或革命，并从外部引进各种先进因素，加以吸收、消化并创新，促成了社会发展的飞跃。
是年夏，胡先生和我都被邀请参加在烟台召开的关于社会形态问题的史学理论研讨会。我向大会提交了《雷海宗关于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看法》一文，胡先生则宣读了《“五种生产方式”问题答客问》的文章，该文后发表于《文史哲》1988年第6期。在文章中胡先生详细说明，自己原来也一直坚持奴隶社会说，认为有无财产权是农奴和奴隶的一个根本区别，黑劳士（希洛人）型劳动者无财产权，因而是奴隶，是不同于古典奴隶（物化奴隶）的另一类型的奴隶——授产奴隶。但80年代以来，经过对有关古典史料的仔细考察，发现黑劳士型的劳动者具有财产权，属于恩格斯所说的农奴，因而从生产关系来说很难肯定古代希腊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是奴隶社会。另外从生产力来说，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代表着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但所谓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在生产力方面却看不出有什么质的区别，所以它们是同一社会经济形态。因此，胡先生承认，奴隶制在历史上曾长期存在，但人类历史上最先出现的阶级社会不能称之为奴隶社会；在人类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以奴隶制为主导的所谓奴隶社会阶段；不仅在古代东方不存在奴隶社会这一发展阶段，就是古希腊罗马从其整体来看也不是奴隶社会。他指出，在国内雷海宗教授在1957年就发表过同样的见解。
1988年10月，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了第三届代表大会，胡先生当选为研究会第二任理事长，我继续担任秘书长。在胡先生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研究会的工作顺利展开，良有成效。1990年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再次召开了大型的古希腊罗马史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1991年夏，根据民政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指示，世界古代史研究会与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合并为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胡先生和林志纯先生担任研究会的名誉理事长。
1996年初，胡先生写出了《古典时代中国希腊政治制度演变的比较研究》一文，并将初稿寄给我征求意见。获得先生同意后，我在该年3月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关于古代中世纪之政治与宗教的研讨会上介绍了胡先生的文章，受到了港台学者的重视和好评。此文后刊载于《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胡先生在文章中认为，中国的殷周时代和希腊的迈锡尼时代都是列国林立、强者称王的时代，王权的发展大体处于同一水平。中国从周克殷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希腊从荷马时代到城邦独立自由的终结，两者殊途同归。在这一时代，中国西周春秋时期的封建王权经战国时期的专制王权，到秦统一中国更转化为大一统专制皇权。而希腊的带有军事民主主义色彩的王权在初生阶段就向贵族共和过渡，其中不少城邦经过僭主政治后更向民主政治过渡，雅典是其典型。双方在政治制度的演变上显出鲜明反差。胡先生指出，在封建领主经济的基础上，只可能保留某些军事民主主义的残余，不可能产生民主政治；在地主经济和小农个体经济的基础上，只可能出现专制王权和大一统皇权，也不可能产生民主政治。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又是一种观念形态。民主政治的细胞是具有自由独立人格而且彼此处于平等地位的公民。这种政治公民又须以经济上具有独立自由人格而且彼此处于平等地位为前提。商品生产者的本质属性是彼此处于平等地位，自由地从事生产，并按等价交换的原则自由地交换其产品。所以，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产生民主政治的前提。古典时代的希腊从总体来讲是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社会，但在爱琴海沿海地带的城邦，以雅典为代表，由于种种机缘的巧合，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因而在人类的历史上，这里便成为产生自由平等观念的摇篮，成为民主政治的故乡。惊鸿一瞥的希腊古典文明同在古代世界绵延不绝、独领风骚的华夏文明遥相辉映，各具特色，各有千秋。从古代世界政治制度的发展史来看，由以少数城、邑为中心的小国的早期王权过渡到区域性领土国家的专制王权，再过渡到大一统专制皇权，这几乎是普遍规律。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政治的出现，只是古代希腊罗马历史中的一段辉煌变奏，一支奇妙的插曲。
以上我基本上按年代顺序概括地介绍了胡钟达先生在世界古代史研究方面的主要内容、巨大成就和重要贡献。当然，胡先生的见解只是一家的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者们自可发表不同的意见。必须指出，胡先生还在蒙古史领域发表了诸如《呼和浩特旧城（归化）建城年代考》《丰州滩上出现了青色的城》《13世纪蒙古族社会性质》和《明与北元—蒙古关系之初探》等高水平的论文。这固然显示了胡先生的渊博学识和深厚功力，但不能不承认，蒙古史的研究、十年“文革”的蹉跎岁月和各种行政职务的繁重工作都影响了胡先生在世界史方面的研究和写作。先生离休后，原想按自己的观点，编写一部世界史著作，但由于年老体衰，未能如愿。这是十分可惜和遗憾的。综观前述，可以看出胡先生治学有两大特点：（1） 学贯中西，融汇古今，视野开阔，坚持马克思主义，掌握丰富的史料，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高度，运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对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奴隶制与奴隶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外历史对比和古代中国希腊政治制度比较等宏观问题，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2） 具有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和科学态度以及大无畏的勇气，敢于指出恩格斯所说的希腊城邦奴隶数目之不妥，打破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五种生产方式的禁区，否定奴隶社会，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独立自主地提出和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我们应该继承胡先生宝贵的史学遗产，发扬他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优良学风，为世界古代史学科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对于我来说，先生之恩，山高水长，终生难忘。胡先生，您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本文于2011年在内蒙古大学中国世界古代史
专业委员会年会上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