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重于山——雷海宗的最后十年
雷海宗诞生于1902年。今年6月18日，将迎来他的110周年诞辰。出生于牧师家庭的他，自幼即打下良好的旧学与新学功底。1922年，他从清华学堂毕业，公费留美，入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学，副修哲学。五年后，他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回国。其后，历聘于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和武汉大学；1932年，他回母校清华服务，后长期担任清华历史学系主任（1035—1949，中间因抗战间断），并统领大家云集的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南开合并而成）史学系（1938—1946）；1952年，他因院系调整离开清华，来到天津南开大学，在那里，他一直工作到1962年病逝。作为一个成名很早的大学者，雷海宗早年就享有盛誉；后来，虽然他因为被错划为右派等原因，影响和名气曾一度衰落，但是，今天，“其声如雷，其学似海，史学之宗”这三句巧妙地将他的名字嵌入的评语，又一次得到众口传诵。
南开大学教授王敦书先生，是雷海宗先生的关门弟子。他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57年考入南开大学，师从雷海宗，攻读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的副博士研究生（当时向苏联学来的一种学位制度，大致与硕士相当，但实行四年制，有博士候选人之意）。1961年王先生回系工作，又成为雷海宗的同事。师从雷先生，受其亲炙，并先后被打成右派，到在其指点下做翻译、做研究，再到为雷先生送终，这位高足，已经成为雷海宗先生的世界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讲述雷海宗到南开后的晚年岁月，相信没有比王先生更合适的人选。
父亲之交 师生之恩
我与雷师的关系，用几句话来概括，很不容易。考虑再三，不知是否可用“父亲之交，师生之恩。受教恨短，勉承师学。凄凉送终，情同父子”。
雷师1922年毕业于清华学堂，我的父亲1923年清华毕业，他们是差一年的同学，彼此认识，但不很熟。之后美国留学和返国工作，都不在一个城市，可能未再见面。1947年和1948年清华迁回北平后接连两年举行盛大校庆，父亲都带我（当时我上初中二年级和初中三年级）从天津去北平参加清华校庆，见到了潘光旦、刘崇乐等长辈，但没遇到雷先生。1950年，我决定次年高中毕业后第一志愿报考清华历史系。父亲特告我，雷先生是著名的大史学家，嘱我考上清华后应好好向雷师请教学习。
1951年10月，我考入清华历史系，在系开学典礼大会上见到了雷先生。当时，人很多，没有时间做自我介绍。从父亲的关系说，按过去的礼节，我应称雷师为“雷年伯”。但这时，我只能随大流，称他雷先生，此后也一直如此。
新中国成立后，雷师积极参加了各种政治运动。他在新中国成立前有过反苏反共的言行，作为战国策派的主要成员，曾遭到左派的批判，而且过去还是国民党员，在党内担任过一定职务，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受到管制（后撤销），并且不再担任清华历史系主任之职。1952年初思想改造运动时，他在全系范围内作了思想检查，对过去的反动言行、战国策派理论与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进行了自我批判，并接受大家的批评帮助。作为学生，我参加了大会，听到了雷师和其他教师的检查。我是新生，刚17岁，对这一切毫无所知，所以没有发言，听了检查和批判，只知道这些东西是洪水猛兽，反动透顶。据说，雷师的检查是检查得比较好的。我还有一个印象，1951年前后，雷师曾在北京某一报上发表了一篇谈自己思想改造的短文，说开始懂得了为人民服务的丰富内容与真正意义。
对于1952年调往南开一事，雷师后来没有跟我谈过他的想法和心情，这里只能谈谈我个人的看法和感觉。当时三校三个历史系合并为一个北京大学历史系，人满为患，势必要调走一些人。问题是，调走谁和调往何处？我觉得，从业务水平来说，雷师学贯古今中外，自应留在北大历史系。但从政治状况来说，他调离北大是很自然乃至必然的。南开是全国著名的大学，抗战时期与清华、北大合组成西南联大，天津离北京很近，是全国第三大的直辖市，所以，能调往南开算是不错的了。雷师有自知之明，对于离开清华、北大前往南开，我想他应有心理准备，并且能够接受。
对于南开，雷师是有感情的，觉得自己与南开似乎有缘分。他知道自己将调南开的消息后，曾对清华的邻居张岱年教授说，25年前留学回国时，南开曾向他发过聘书，当时未能成行，而现在终于要去了，看来晚年将在南开度过。我觉得，雷师说的是一个事实。当时他的心情，与其说是自嘲，不如说是感慨，或者说是“四分感慨，三分无奈，三分自嘲”。
到南开后，校里领导对雷师是尊重和重用的，生活上也尽可能给以照顾。从居住条件来说，当时南开没有较优良宽敞的教授住宅。听雷师母说起，雷师仅夫妇二人来南开，对居住条件要求不高，只希望厕所有能坐的抽水马桶，因雷师解大手的时间较长，甚至有时候坐在那里看书报。南开就把校门口新盖的二居室的平房拨给他们，有单独的厨房厕所和能坐的抽水马桶卫生设备，虽比清华时的条件差，但也就可以了。
当时和雷师一起来南开的，还有郑天挺先生。南开历史系突然增加两个大师级的著名史学家，实力和声望大增。该系原来的教师队伍的力量并不算弱，但缺乏大师级的名教授，而且世界史方面稍差一些，尤其杨生茂先生有一段时间被借调到北京去编历史教科书，世界史人手就感不足。雷师来后，大大充实提高了南开世界史的力量。从1952年至1957年，雷师在南开主要讲授世界古代史，他声音如雷，学问如海，口才好，讲课极有条理，深受学生欢迎，课讲得好是全国闻名。由于杨生茂先生暂离南开，他讲授的世界近现代史课就由新从燕京大学调来的林树惠先生任教。但林先生口才欠佳，原来也不是研究世界史的，因而不受学生欢迎，课讲不下去了，只好由作为世界史教研组主任的雷先生代教，林先生则随班听课。按一般情况说，林先生此时的心情肯定是不高兴的，甚至会发生误会，迁怒于雷师。然而，实际情况是，林先生不但没有埋怨雷先生，反而深深敬佩雷师的教学学问和道德为人。1957年我到南开后，一次与林先生聊天，他特别谈到此事，并赞叹说：“雷先生的课讲得太好了，他讲歌德的《浮士德》，讲得都玄了。”雷师母还在怀念雷师的文章中说，批判雷先生时，有一位教师为雷师不平，称“雷海宗是我最好的老师”，这位教师就是林树惠先生。此外，雷师还开过物质文明史一课。他不但给学生正式讲课，还单独给青年教师讲专业英语和中国古代史。雷师不但世界史好，对中国史更有研究，在清华历史系20年间一直讲中国通史和殷周史与秦汉史。据雷师母说，雷师在家中给青年教师讲中国上古史时，甚至老先生也来旁听。雷师非常关心南开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外文藏书情况，与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冯文潜教授及其他专家合作，努力进行这方面的图书资料建设，大有成效。南开大学图书馆的教师阅览室的社会科学方面的外文工具书当时是全国一流的。在此期间，雷师写了多篇文章，主要都在他任编委的《历史教学》杂志发表。总之，雷师来南开后，对南开历史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人们说，郑天挺和雷海宗调到南开是南开历史系的幸事，确实如此。
以上是我所知道的雷师到南开来之后的一些情况。这一时期我不在南开，与雷师也没有接触，对他的情况了解不多，而且多为间接听来的。
我自己与雷师的直接接触，始于1952年10月初。那一日我在天津火车站排队买火车票回清华，突然有人从后面拍我肩膀，回头一看没想到竟是雷先生。他说来南开办些手续，现返回清华，于是我们同车赴京。在火车上两个多小时中，雷师先仔细了解我的学习情况和中外文基础知识，然后耐心细致而又高屋建瓴地给我讲应如何读书治学，并如数家珍地具体告诉我从世界古代史到世界近现代史，乃至国别史应读哪些名家的代表作。这是我第一次单独聆听雷师的教诲，尤其是雷师主动对我耳提面命、言传身教。如果说父亲为我打下了学习世界近现代史和国际关系史的基础，雷师则在两三个小时内把我领进了整个世界史从古至今的殿堂，并画龙点睛地授我以打开这神圣殿堂大门的锁钥。真是听师一席谈，胜读十年书，师恩重于山。
之后的三年，我在北大历史系学习，没有再见过雷师。
1955年夏，我大学毕业，由历史系领导统一分配工作。当时，南开历史系需要进人，我是有心去南开做雷师的研究生或助教的，但一切应服从组织分配，而且之前也不知有去南开的名额，所以只能心向往之。后来，几经周折，我被分配到武昌建筑工程学校任教。据说南开方面曾想过要我，但我已去武汉，来不及了。
1956年春，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全国学术空气大为活跃、浓厚起来，雷师开始招收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副博士研究生。在雷师的关怀下，我回到天津报考。11月中旬考完后，我告别雷师回武昌。令我终生难忘的是，12月初，我意外地收到雷师寄来的亲笔长信，他首先告诉我以特优成绩被南开大学录取，随后语重心长，嘱我之后当在他的指导下刻苦读书，在哲学社会科学、古今中外历史和古文外语各方面打下深厚的基础，几年后方能登堂入室，以便更上一层楼。由此，我深刻地体会到雷师对我关怀之深、期望之切、要求之严和做学问之不易，并把自己的学习志趣定位到世界上古中古史领域。
1957年2月，我向南开大学历史系报到，正式成为雷师1957年唯一招收的也是最后的一个副博士研究生。
受教恨短 勉承师学
（一）
入学后，雷师让我查录下图书馆内世界上古史方面的全部外文书目，然后逐一给我说明该书的主要内容和价值，指导我看最重要的书。并告诉我写文章最好深入浅出，即内容要深刻，但表达要浅显易懂。有时因问题太深奥不得不显得深入深出，但要尽可能讲清楚，让人看明白。最要不得的是浅入深出，即言而无物，没有价值，却咬文嚼字，故弄玄虚。雷师让我继续随堂听他给本科一年级同学讲的世界上古史课程以及给世界史青年教师讲的专业英语，并没有另外单独给我讲课。
1957年春，全国开展帮助党内整风运动，号召大家大鸣大放，夏季时即转为反右派斗争运动。雷师始终没有跟我谈过他对此运动和自己的表现与受到批判的看法与心情。当时，我只是系里的一个刚入学不久的非党团员的研究生，对此时校、系领导与雷师之间的关系与谈话皆不清楚。我只能谈一下自己对此的认识和感受。
一开始，雷师是和全国绝大多数的高级知识分子一样，心情振奋、知无不言地参加助党整风的。4月间，他先后两次参加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会，主要谈发展社会科学的问题。有一次他这样说：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树立的新的社会科学的看法，大家在理论上是一致的，承认马列主义应该发展，可是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恩格斯死时1895年的地方。1895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前革命问题。从了解整理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经验、建立新的社会科学来说，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也是经常修改他们的学说，他们注意到当时每一个社会科学部门的发展情况，掌握社会科学研究的材料和成果。可是以后人们就以为他们已解决了一切问题，社会科学不能再发展了。事实上并不如此，1895年以后社会科学上新材料很多，对旧材料有很多新的认识，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1895年到今天62年的课补上。”
雷师这段话，后来被错误地批判。6月，雷师在天津社会科学学会学术讲座上作《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的报告，并在《历史教学》1957年第7期予以发表，认为奴隶社会并不是人类历史上原始社会后普遍、必经的一个社会形态与历史阶段。这样的观点也在当时受到不公正地对待。
在南开大礼堂的一次大会上，雷师在发言中指出，应该多读一点黑格尔的著作，并说中国是个大国，人口众多，贫困落后，要治理好必定会遇到许多困难，出现不少问题。他指着主席台两侧的标语牌说：我相信这两句话，那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话音一落，掌声满堂。
过了些日子，雷师在天津市九三学社（他是其市委委员之一）作了关于民主问题的长篇报告（后刊载于该学社的刊物），结合自己在美国留学时的感受和参加土改的亲身体会完全正面地批判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歌颂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我想，这时他应该不仅有所警惕，而是已经预感到反右斗争风暴的气息了。
6月底，雷师给本科生讲的世界上古史课程结束。最末一堂课上，他最后说，宇宙无穷大，有无数的恒星，有的恒星有行星，可能有的行星的环境条件接近于地球，这种行星也可能出现像人类这样的高等生物，他们也可能组成为社会，这种社会也一定经过五种生产方式和奴隶社会吗？讲完后宣布下课，大阶梯教室近200个听课者全体起立，热烈掌声不绝。上这门课的南开历史系1956级学生共90人，其中很多是调干转业生，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即参军或参加工作至1956年转考大学者。他们有头脑，有思想，有工作经验，读书用功，出右派也多，大概十好几个。
1957年6月后，全国整风运动转入反右派斗争，南开大学反右斗争至7月底初步告一段落，放暑假。历史系教师和研究生中只划了两个右派，教师和研究生各一人，雷师和我当时都没有受到批判。我想，雷师之所以未受批判，可能是由于他的学术和政治地位都比较高，批判他要慎重一些；他的一些发言有学术性，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一时不易分清；而关于民主问题的报告却比较正确，站在党和人民的一边。我以为，天津市和南开大学学校及历史系的党的领导方面肯定对批不批判雷海宗的问题是有所考虑和研究的。8月中下旬暑假尚未结束，忽接到系里召开全体教师批判雷海宗大会的通知。据说，是康生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上公开点的名。他问天津来参加会议的市委负责人，天津为什么不批判雷海宗？因此，天津市和南开大学立刻多次召开了揭发批判雷师的大大小小的不同会议，整理和发表这方面的材料与文章。我参加了历史系两次由雷师做检查和大家进行批判的大会，另外还有雷师不出席的背靠背的多次会议。作为雷师所欣赏的弟子，我感到压力很大。但由于师生之情和有某种共鸣，并觉得别人已把言都发了，没什么可加的，我始终一言不发，没有讲过揭发批判雷师的话和写这方面的材料与文章。这大概也是我后来被划为右派的原因之一。
受到批判后，雷师停止了教学工作，他的心情肯定是痛苦的，健康急剧恶化。由于他受到批判，而我自己也处于很不利的地位，此后我没有再到他家去过，除了批判会与某些公开场合，也没有见过他和与他交谈。
1957年12月初的一个傍晚，我在南开大学中央的道路上散步，在苍茫的暮色中看到远方蹒跚地走来了一个扶杖的老人。走近一看，发现竟是雷师。看四周无人，我就走向前去难过地叫了一声雷先生。雷师见是我，就关心地问我最近的学习情况如何？听什么课？在看什么书？有什么问题？我简单汇报了自己的学习情况，说在听世界中古史的课，看这方面的外文参考书，顺便向他请教问题。雷师说，天气冷，在道旁寒风中不便久谈，明后天将把问题的答复写下来，插在系里各人的信件袋中。然后，我们匆匆告别。两天后，我果然在我的信件袋中发现了雷师的亲笔答复。雷师在受到批判、健康恶化、心情沉痛之际，还如此关心我的学习，并迅速写出答复亲手放在我的信袋里，真使我感激涕零，永志不忘。现在想来，仍痛感师恩深重，恩重如山。
1958年2月，南开进行反右派斗争补课和处理右派运动。我在历史系受到了批判，被补划为右派，接受的处分是：取消研究生资格，另行分配工作。雷师受到的是降职降薪处分，由二级教授降为五级，工资由280元降至170多元。3月下旬，我即随队参加下放劳动，未敢向雷师告别。1960年10月底，才在南开大学农场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总起来看，我真正正式作为雷师的副博士研究生或者说关门弟子，不过几个月，不到半年。所以，我用“受教恨短”四个字来形容。雷师是大学问家，“勉承师学”是说我想勉力继承雷师的衣钵，但只能勉强做到一点点。
（二）
虽然名义上不再做雷师的副博士研究生，但我后来仍有不少机会受教于雷师，可惜时间仍不长，不过一两年。
1961年3月底我从农场回南开历史系，系领导让我做资料员。我是“摘帽右派”，而雷师是尚未摘帽的全国史学界最大的右派，因此，我不敢去看他。在农村农场劳动期间，我与他没有接触，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回系后，听说他身体不好，在家养病，不担任教学科研工作。在过去的三年中，南开历史系甚至天津市可能开过批判雷师的大会，至少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批判他的文章，南开历史系也铅印辑录了雷师以前写的部分文章供批判之用。由于当时我不在系里，详情不知。
该年5月初，郑天挺先生从北京参加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回来，对我说：外国史学方面决定编译《外国史学名著选》，南开历史系承担了两件选译的任务，经商量决定，将具体的工作交给你完成，有问题可以向雷先生请教。于是，怀着兴奋的心情，相隔近四年，我再登雷师之门。
先生和师母见到我很高兴，但明显地憔悴衰老了，雷师近几年身患严重的慢性肾脏炎和贫血症，双腿浮肿，血色素甚低。我简单地汇报了自己三年多的情况，着重说明选译外国史学名著的任务，雷师欣然接受对我的指导和校改译稿的工作。
首先，选译李维的《罗马史》。雷师指导我选译该书最著名和精彩的关于高卢人攻入罗马的段落，并约好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我翻译一段，星期六晨将英译本与我的汉译稿送往雷师家中，由他在周末校改。几周后，选译工作完毕。雷师抱病在身，但仍紧张而认真地对我全部的译稿、注释与李维简介作了精心指点和仔细修改，使我在六周的时间内在英语理解、汉译文字、工具书使用和罗马史研究等方面大大提高一步，终生受用不尽。
1961年4月，苏联载人宇宙飞船发射成功，加加林成为人类第一个宇航员。五六月间，我到雷师家送《罗马史》译稿时，雷师正在如厕。等候中我无意地发现书桌上放着几页雷师亲笔写的英文长诗，拿起一看，原来是歌颂加加林上天的。未及细阅，雷师就出来了。我就放下诗稿，与先生谈有关选译之事。此后，我再没有见过这一诗稿，也没有与雷师谈过此事，因为“偷看”老师手写的东西，即使无意也是有些不礼貌和不好意思的。雷师英语极佳，写的英文长诗，当为文学精品。尤可注意者，雷师有浪漫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也曾写过关于人类进入“航空时代”的文章。在《人生的境界（一）——释大我》一文末，他展望：或进步不已的今日人类，或高于人类的新的灵物，终有一天能彻底明了宇宙，与宇宙化一，小我真正成了大我，大我就是小我。因此，当他知道加加林登上太空，人类开始由“航空时代”进入“航天时代”的消息后，受到极大鼓舞，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用英文写此长诗，歌颂人类对宇宙的征服与前进。可惜，诗佚人亡，渺不可知。不然，由此诗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明了先生当时的内心情境和精神面貌。
至1961年底，全国又有一大批右派分子被摘掉右派帽子，雷师也在其中。既然摘掉了右派帽子，就有资格讲课了，而雷师又健康日差，系里就提出要“抢救遗产”，希望雷师早日开课。这样，先生就在1962年春重登讲台，给历史系高年级本科生开设外国史学名著选读一课，由曹中屏同志任助教。我随班听课，在需要时为雷师选的名著有关段落从英文译成中文，由先生修改后油印发给同学参考。
教室在主楼一楼西侧大阶梯教室，可容纳二百多人。雷师家在校门口，离主楼甚远，先生身体衰弱，双腿浮肿，步履艰难，就扶着拐杖坐三轮车前往教室，由曹中屏接送。此课是一学期课，每周一次连上两节课。先生虽抱病讲课，依然“声音如雷，学问如海”，精神抖擞，旁征博引，内容丰富。听课的人包括南开历史系高年级本科生，还有大批外系乃至校外的旁听者，整个阶梯教室坐得满满的，盛况仍与1956年时相同。上课时，大家用心听，认真记笔记，只是由于雷师是受到批判的人，就不再给他鼓掌了。
1962年9月，雷师为南开历史系高年级本科生讲外国史学史一课。不久，曹中屏同志赴朝鲜留学，系里让我接替他原来担任的协助雷师教课和陪伴他去医院看病的工作。雷师记忆力极好，几乎过目不忘，讲课备有大纲，从不写讲稿。但讲外国史学史课时，我在他家曾发现他亲笔写的此课的讲稿，可见他在一生最后时刻认真的献身精神与负责的教学态度。先生曾让我抽调检阅部分同学的听课笔记本，以了解他们听课的情况。到11月时，雷师病重，行走困难，此课中断，殊为可惜。
雷师平常每星期去看病，最后几次已上不去楼，是由我背他上二楼的。还有一次，曾陪他去一个老中医私人家中看病。由于经常陪他看病，最后几个月我们接触较多，等候看病时通过交谈聆听教诲，获益匪浅，也使我对先生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谈话内容主要为学术问题，有时也涉及其他方面。
一次，偶然谈到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说自己原来与蒋介石没有直接的接触，对其认识不深，抗日战争后期蒋介石曾见过雷师，直接谈过话，由此获得的对蒋的印象不佳，觉得他不够当国家领袖的资格与气魄。先生还说过，闻一多是自己的好友与老同学，对闻一多被暗杀感到非常悲痛，他保留着暗杀闻一多的子弹头，以表示对好友的怀念和对国民党杀人凶手的痛恨。
雷师知识面极广，几乎无所不知，还都有自己的看法。试举一例。一次聊天，我说，小时候觉得时间过得非常慢，等周末来到好出去玩，感到仿佛要等好久，而盼过年更觉得太漫长了。可长大后，就觉得日子过得快多了，而老年人感到时间过得更快，好像一转眼就过了一年，又老了一岁。这是否是个心理问题？雷师说：是这样，好像大家都有过如此的心理和感觉，不过也许背后还有更深一层的道理。时间是物质存在和运动过程的形式，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仿佛是绝对的。但不同的物质或称物体的存在与运动过程的时间不同，时间可能有相对性。我们所称的时间与计时单位年月日，是分别指地球围绕太阳一周、月亮绕地球一周与地球自转一周的时间，这可以说是自然的时间，其快慢长短是固定不变的。而生物的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有所谓biological time（生物学的时间）的说法。生命的生长与运动实质是新陈代谢的活动，新陈代谢过程的时间就是生物学的时间，是有快慢的。小时候生命在成长，生命力旺盛，新陈代谢活动得快，相对于固定不变的自然时间，就觉得日子过得慢和长。长大了，尤其是衰老了，新陈代谢活动就愈来愈慢，相对于不变的自然时间，就觉得日子过得愈来愈快和短了。这也许有点道理。我不禁深深佩服先生学问的广博。
凄凉送终 情同父子
1962年12月初，雷师病情恶化，经诊断为由肾脏炎导致的尿毒症与并发的心力衰竭，于是住进总医院，这是天津市最好的医院。系里让我全天候陪伴，还派一些世界史方面的青年教师轮流照顾。系领导郑天挺主任和魏宏运党总支书记都来医院看过雷师。先生在天津家中只有雷师母一人，女儿女婿均在外地，他们在12月中旬都赶来天津伺候雷师。先生病况愈来愈重，最后三天，已昏迷不醒。
12月25日亦即基督教圣诞节凌晨零点三十分，先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代“史学之宗”，过早地与世长辞，年六十岁，身边只有雷师母、女儿、女婿和我四人。
两天后，系里让我告诉雷师母，总医院方面听说雷师是大学者，脑子特别好，希望能按惯例将先生的大脑留作标本，师母表示同意。所以，雷师的大脑当时是留在天津市总医院的。大约三天后，我一人代替系里和雷师母一家（他们因悲痛与需要相伴都留在家中）去总医院太平间，送先生遗体去天津市北仓火葬场火化。看遗体送入火化炉后，在场只有一个工作人员，我怀着崇敬而悲痛的心情向先生行了三鞠躬礼，然后让工作人员关炉门点火，送雷师在严寒的隆冬岁末驾鹤西行灵归道山。三天后，我一人前往北仓殡仪馆取回雷师的骨灰，骨灰盛放在雷师母特为此准备的一个景泰蓝的坛子中，师母等人由于伤心没有前去，并让我取回后暂存放在系里。系里开了追悼会，让我去校门口雷家接师母全家。师母给我系上已准备好的黑膀纱，到会场后发现别人没有戴黑纱，我就显得突出了。追悼会在南开大学主楼二楼历史系的一个教室中举行，系领导致了悼词，历史系教师约出席几十人，气氛是沉默和悲痛的。
因女儿在北大工作，雷师母准备迁往北京定居。一次，我去雷家，师母告诉我，有人跟她说，王敦书这么好地为雷师做一切的事，可惜你只有一个女儿而且早已结婚，那你就认他做干儿子吧。我想，雷师母这样说，就是有这个意思，于是就答应了，称她“干妈”，以后在信中都如此称呼，而且在雷师母及其家人面前提到雷师时也称他“干爹”。这样，我就成为雷师自己不可能知道的去世后的义子，所以我用“凄凉送终，情同父子”来概括我与雷师最后的关系。
尾 声
雷师骨灰安葬于北京万安公墓。我曾两次去北京看望雷师母，并去雷师墓前行礼。“文革”期间，联系中断。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9年我和雷师的右派分子问题得到改正，与雷师母恢复联系。她过去曾来信说整理出雷师的遗稿。我问她，现在遗稿还有没有？她说，“文化大革命”爆发，全家吓得不得了，抄家时雷师的遗稿、日记乃至照片都焚毁了，荡然无存。
1982年，《中国历史学年鉴》约我写雷海宗简介并加以刊登，这大概是自1957年批判雷师以来第一篇比较正面地介绍他生平的文章，也可以说有些开始为他恢复名誉吧。之后十年中，我先后发表多篇介绍与纪念雷师的文章。《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刊载我的《雷海宗关于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看法》一文后，一位澳大利亚学者阅后在文章中说此文意味着中国开始为雷海宗恢复名誉。1992年，南开大学历史系举行了雷师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2002年12月，又召开了雷师诞辰一百周年的大型纪念会。进入21世纪以后，雷师的旧著也纷纷出版或再版。
为纪念雷师诞辰110周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将于2012年6月16日召开大型纪念会。
我有过写一本雷海宗传的想法，别人早就多次劝我这样做，但我觉得自己对雷师尤其是早年与抗日战争时期的情况了解不足，掌握的材料不够多，不敢当此重任。雷师有写日记的习惯，这是写他的传记的极宝贵的史料与根据，可惜被销毁，荡然无存。我没有见过他的日记本，只看到过他病危时在病床上潦草地写的几行字：南开某某人来看我。
总起来说，雷师一生的浮沉与中国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左”的路线，雷师受到了错误的批判。但南开历史系领导对雷师还是比较温和宽容的。系主任郑天挺先生是雷师的老友与同仁，对雷师关心照顾自不待言。历史系党的领导干部魏宏运先生，按历史系刘泽华教授的提法，执行“中左”路线，即不“极左”过分激烈。他对雷师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和高级知识分子政策，虽不得不批判雷师，但对雷师的人格与学问是尊重和佩服的。他说雷师学问渊博，记忆力强，课讲得好，能用英语思维，1952年初思想改造运动时思想检查得比较好，并提出让雷师讲课以“抢救遗产”。“文化大革命”时，被批为雷师的保护伞与黑后台。在雷师的两次纪念会上都发了言，并写了纪念文章。
（原文载于《中国第四节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华书局，2016年，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