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视角下的美国
多重视角下的美国
拥抱帝国的视角
仅仅通过军事、经济等外部要素难以解释战后日本亲美意识的固化。军事上的日美安保体制以及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消费欲望确实对战后日本社会的亲美倾向起到了助长作用。但是，仅靠这些尚不足以解释清日本人亲美意识的全部。观察战后内在于日本的“美国”，还需要其他深层次的结构性视角，这是本书希望厘清的内容。概而言之，本书尝试从日本民众的视角，考察从二战时日本在东亚的帝国主义到战后美国的全球霸权，并讨论这一结构中所存在的连续性。这里我拟将战后日本的后帝国情结与大众消费中的美式文化（内在于日本的美国主义）相结合展开讨论。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道尔（John W. Dower）曾针对战前日本的天皇制与占领期美军对日本的支配之间的结构连续性做过精到的分析。道尔并不认为占领只是旧势力对外来势力的一味服从，它同时也是天皇和日本旧统治阶层面对战胜国及其占领计划对自身的影响时，如何适应占领体制，以及采取何种“怀柔政策”来应对外来者的问题。(1)
道尔正确地指出，天皇没有被追究战争责任是日美合作的结果，占领军与日本统治阶层在这一问题上利害一致，从而巧妙地处理了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这种“拥抱”的结果导致在一些重大问题被弃置的状况下塑造出了战后日本社会的基本构造，认识到这一点十分重要。占领体制“拥抱”了支撑战争总动员的天皇制，这让那些曾经遭受帝国日本蹂躏的亚洲民众没能在战后对日本的占领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也没有获得具有影响力的发言权。
道尔的研究固然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死角。他看到了从战时到战后的连续性中，战败国的民众如何将多样的欲望进行彼此衔接。道尔指出：“日本社会各个阶层的民众都经历了战败的苦难，也迎来了再出发的机运，我尽我所能聆听了他们发出的声音。”所以，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读到占领期民众“多样的、饱满的、充满矛盾的各种反应”。
但是，从整体上看，道尔的文章在论及政策制定者时笔锋犀利，而在论及普通民众，特别是贫困层、中间阶层以及农民时则又相对柔软。在描述这些群体时，相较于对战前的连续性，他更多强调的是“战败”给这一群体带来的解放机遇。民众反应的多样性在文中得到强调，但是没有充分阐明构成这一多样性基础的脉络，也没有解释清民众在超越国民国家(2)边界意义上的互动如何构成。该书虽然生动地描述了日本人的坚韧和主动性，但是对上述更深刻的问题的讨论却让人有意犹未尽之感。
要追问这些深层问题，即使研究的是战后日本的国民大众，也必须基于日本曾经在亚洲的所作所为，从其曾试图打造之帝国这一视角的连续性上去思考。虽论述略显粗糙，但查默斯·约翰逊正确地指出，与冷战期间苏联将东欧置于其保护伞下的帝国化行径相同，美国也将东亚置于其势力范围内，构建了所谓亚太地区的后帝国秩序。这一势力范围具体包括日本、韩国、泰国、当时的南越、老挝、柬埔寨、菲律宾等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3)毫无疑问，这一后帝国秩序的形成，某种意义上正来自于日本殖民地体制崩溃之后美国对日本帝国殖民统治圈的继承。
实际上，以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为中心的美国国务院政策组所制定的东亚战略重点，就是要把日本置于美国的霸权之下，并将其复活成为亚洲的经济大国。日本必须成为对抗大陆社会主义阵营的自由经济包围圈内的中坚力量。这一构想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复活，只不过其军事角色由美国代为行使。受到中国革命以及朝鲜战争的影响，美国将东北亚作为日本经济大后方的构想遭遇挫折，在此之后，东南亚开始发挥日本经济腹地的作用。美国在1940年代制定的这一亚洲战略，是日本、韩国等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直到1980年代末仍保持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4)
在这一战后秩序中，日本民众是如何形成与美国的“拥抱”关系呢？倘若说战后美国所主导的后帝国秩序是继承了战前日本的帝国主义，那么也可以说战后日本在美国的霸权体系下被解除军事负担的同时仍然是一个“准中心”，承担着经济发展的中心角色。换言之，对于这些生活在帝国中心部（即“日本本土”）的民众而言，他们曾经享有的地位并未完全丧失。毋宁说，战后的日本民众恰恰是通过“拥抱”美国这一拥有优越地位的他者的渠道，渐渐忘却了与亚洲的关系，并建构了新的自我认同。
作为他者的美国主义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书着重思考近现代日本日常意识中的美国主义（Americanism）。对于这一路径来说，最重要的是认识到“美国”既是地理意义上的“合众国”，同时也是超越其国界的全球性存在。换言之，美国是一种双重性的存在，它既是一个国家，同时也是一个“世界”。基于这一矛盾和联动的构造，我们需要认识到，美国化和美国主义既是统合美国社会的文化过程和原理，同时也是外部世界向其投射并接受其原理的过程。
对于20世纪的世界各国而言，美国既是他者又是自我。美国主义既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内在价值体系（自我指向的美国主义），同时也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所说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以及诸如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之类的术语指出的那样，是通过“作为他者的美国”这一视角所建构出的关系结构（即“他者指向的美国主义”）。两者彼此矛盾，却又复杂地相互作用。对于当前世界上情况复杂的各个地域，我们都可以通过反问美国主义的二重性在其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来对其进行解析。
美国化和美国主义并非限定在北美大陆的现象，而是在当前世界的各个角落不断重构。为此我们需要从世界史的宏观视角讨论这些数量众多的美国主义。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无论是对于本土的美国人还是世界各地的人们而言，“美国”都具有“自我”兼“他者”的双重结构。这一结构在现实中的文化实践和现象中不断得到检验。研究20世纪美国主义的文化地缘政治学时，我们可以通过具有不同身份属性的“美国”，通过为世界各地所接受的过程中不断变化发展的“美国”，来对其进行考察。
其中也有法国这样将美国作为对抗性的他者，并以此来重构自我身份认同的国家。理查德·库索尔（Richard F. Kuisel）指出，在二战后法国人寻求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中，美国扮演了重要的反衬角色。对于战后的法国人而言，“美国”并非只意味着购买到的柯达胶卷或是牛仔裤等标准化产品这么简单，它还包括高工资、社会流动、新产业组织、经营手法、市场战略以及以大众消费为基轴的生活方式。换言之，从文化价值和社会模式来看，对法国人来说，“美国”是不可忽视的存在。“美国”在战后法国人的意识中是极具诱惑性同时又带有威胁性的他者，这催生出了法国人重塑自我的集体意识。这一逻辑一旦产生，就会给外界一种“法国人厌恶美国”的固有印象。可以说，法国人是将美国作为他者进行外部化、固化处理，以此来强化法国人自我身份认同的意识构造。(5)(https://www.daowen.com)
此外，亲身经历过后殖民时代的菲律宾人甚至比美国人还要熟谙美国的大众文化（正如日本人制造的电器比发明它们的美国人制造的还要精巧），但是他们的生活却被置于与美国人完全隔绝的境地。卡洛斯·布洛桑（Carlos Bulosan）对一战后历经苦难的菲律宾人吸收“美国”的过程有过精彩的描述。
他出生于20世纪初期菲律宾中部的伊洛克(6)农民家庭，彼时菲律宾的独立运动遭遇挫折，亲美特权阶层掌握政权，“一步步地将菲律宾经济带入深渊”。菲律宾的年轻一代对美国有着异乎寻常的痴迷，这是长辈们完全无法理解的行为。贫苦的百姓为地主阶层艰辛劳作，年轻人却受时代风潮的影响，美其名曰“反传统”。布洛桑本人也积极学习英语，带着对贫困少年“亚伯拉罕·林肯”的敬仰，认真考虑赴美打拼事宜。
但赴美之后，他目睹的却是露骨的暴力、种族歧视、资本压榨、贪污腐败，其中很多都是他在菲律宾不曾见过的残酷野蛮的现象。在经历了赌场的纸醉金迷之后，他终于决定通过写作来找回自己。
布洛桑通过文学来重新发现美国，在他的笔下，即使现实的美国腐朽透顶，“但构成这个‘美国’的正是我们自己，无论是本土出身者还是外来移民，无论是高学历的精英还是目不识丁的文盲”。(7)
法国和菲律宾两国，不仅社会结构和经济状况不同，在各自的美国主义的构造上也存在很多差异。要言之，法国是把“美国”作为外部的他者来处理，并从与之的对抗中树立起自我认同；而菲律宾则是将自身置于“美国”之中来建立自我认同。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区别，这些案例至少表明，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而言，“美国”已经成为众多社群想象并塑造自我的重要媒介。由此，我们可以具体回溯战后掌握世界霸权的美国这一“他者”是如何在战后各国家、社会的自我认同建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
与此相对，战后的日本社会以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热情推进了美国式的消费。处于冷战期的美国发现，这些昔日日本帝国的末裔现在已经成为追随美国的模范，日本社会整体已经有能力以“美国”作为先进的模板来重新建构自我。1950年代以后广泛存在于日本的“美国”消费体系，见诸动漫、电视剧、歌曲甚至迪士尼乐园，滋生出无数被重新装点的“美式日货”。同时，以此类美国主义为媒介，日本亦开始重构战后的自我身份认同。
本书各章从既作为自我、又作为他者的美国这一双重视角出发观察日本社会，考察日本在同这个他者形象打交道时如何建构自我的过程。第一章主要考察从幕末到战前日本的美国形象的变迁。该章将提纲挈领地讨论美国从“自由”的圣地发展成为大众文化层面的“美国主义”这一形象变迁的过程，同时也将现代主义中关于性别议题等的讨论囊括在内。
接下来的三章主要考察战后日本对“美国”的接纳过程。具体分为三个空间层面来展开讨论，即作为国土空间的麦克阿瑟与天皇、作为都市空间的红灯区与海滩、作为居住空间的占领军住宅与家电。按照年代来划分的话，第二章主要讨论占领期，第三章涉及1940年代到1950年代，第三章则以1940年代到1960年代为中心。整体上而言，本书主要考察从占领期至1960年代美国主义在日本的多重作用。在战后日本对美国多重认知变化中，哪些已经断绝，哪些被忘却，以及受此影响下建构了怎样的战后主体——本书将把这些作为一个整体，来回答战后日本如何以延续战前的方式来建构后帝国秩序这一问题。
序章的最后，我想简单讨论一下本书副标题中的“政治无意识”一词。该表述直接受益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所著《政治无意识》(8)一书。本书希望用这一表述来思考战后日本人日常意识维度中无意识的部分，显然该部分是经过历史长期发展建构而来。诚如詹姆逊所述，这里所谓的“无意识”具有彻头彻尾的政治性。我认为历史并非单纯的叙事或文本，这也是本书的立场。我接受詹姆逊的主张：“作为缺席原因的历史，既然除了文本形式之外无法传达给我们……我们就必须先将这个政治无意识的部分予以叙事化或者文本化。”
也就是说，我们所体验的历史，往往是用相互关联的文本复合体的形式整合诸多的历史事件。在文本累积的过程中，重要的是将历史文本化纳入实践，文本会创造出某种可能性，也会忘却别的可能性。这种被创造出的可能性往往会成为我们自身观察社会的方法，从而发展成为所谓的“历史事实”，其实这是一个政治性的过程。本书中出现的麦克阿瑟和天皇的形象、美军基地、士兵以及生活方式领域中家用电器化的形象等，只是无数可以化为文本的现象中的几种而已。本书将关注这些文化现象，重点考察在战后日本，“美国”是如何介入日本人的政治无意识，以及其作为一种评判标准是如何发挥出作用的。
因此，本书的目标并非将日本国内亲美与反美的具体表现以二元对立的形态加以呈现。产生亲美与反美路径背后的文本化实践、不能通过二元对立的图式来解释的关联与冲突，以及在不同层面文本的相互碰撞中，在半无意识状态下进行的各种实践，这些都构成了这一课题的复杂背景。本书的目标正是要弄清楚在这一背景下，近现代日本人是怎样与这些被冠以“亲美”或“反美”之名的各种现象相衔接的。通过这些进一步的分析，我希望能够澄清20世纪全球军事政治意义上的地缘政治与人们日常生活所体验到的意义、欲望和感情等之间的联系。这一联系显然不能用单纯意义上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宏观与微观、文本与内容等所谓二元论式的衔接来解释。
(1) ジョン·ダワー『敗北を抱きしめて——第二次大戦後の日本人（上·下）』三浦陽一·高杉忠明·田代泰泰子訳、岩波書店、2000年。中文版参见，［美］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胡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2) 国民国家（Nation-state）：也译成民族国家，一般认为产生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诞生之后，指国家基于领土-主权原则下其政治疆域与文化边界相契合的区域，如今一般也理解为主权国家。
(3) ジョン·ダワー、『敗北を抱きしめて——第二次大戦後の日本人（上·下）』。
(4) ブルース·カミングス「世界システムにおける日本の位置」アンドルー·ゴードン編『歴史としての戦後日本』上巻、中村政則訳、みすず書房、2001年。
(5) Richard F. Kuisel，Seducing the French: The Dilemma of Americaniz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6) 伊洛克人（Ilokos），又称伊洛卡诺人，是菲律宾第三大族群。
(7) カルロス·ブロサン『我が心のアメリカ——フィリピン人移民の話』井田節子訳、井村文化事業社、1984年。
(8) フレドリック·ジェイムソン『政治的無意識——社会的象徴行為としての物語』大橋洋一·木村茂雄·太田耕人訳、平凡社、1989年。中文版参见，［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