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帅、“人间天皇”、伪天皇

三
元帅、“人间天皇”、伪天皇

致麦克阿瑟元帅的信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导演的两部与硫磺岛相关的电影《父辈的旗帜》（Flags of Our Fathers）、《硫磺岛家书》（Letters from Iwo Jima）于2006年上映，从媒体论的视角来看，这两部作品有颇多值得玩味的地方。⁽¹⁾《父辈的旗帜》中，在硫磺岛激战的年轻的美军士兵将星条旗插到了岛屿的最高点，而美联社将这一瞬间以照片的形式记录下来，该片主要讲述这张照片被赋予的价值，以及它是如何被政治彻底利用的。而《硫磺岛家书》则从日本士兵的视角出发，从那些牺牲士兵没能寄出去的家书入手，让民众知晓岛上发生的一切。

这两部影片所暗示的是，一张照片在美国往往能够产生重大的政治效果，而对于日本人而言书信却更加重要。照片关注特定的视觉形象并以此来汇聚大众的视线，而书信象征的是亲密的自他关系。事实上美军在对日占领的初期就很自然地意识到了照片的战略价值，特别是麦克阿瑟本人对其每一张照片所可能产生的政治效果都进行了计算。但是，对于当时的日本民众而言，照片这种表现形式似乎并没有产生占领军当局所期待的那种效果，反倒是战败后的日本人向新来的支配者邮寄了大量书信。

日本人在战败后大量地邮寄信件给麦克阿瑟元帅，其契机来自于占领初期日本政府的呼吁，当时的东久迩宫内阁为倾听民意，号召民众给政府写信反映意见。政府呼吁投书的报道与麦克阿瑟到达日本的报道出现在同一天报纸的头版。尔后每天都有数十封信件和明信片邮寄到首相官邸，其数量在10月初达到顶峰。不过，由于东久迩宫内阁很快倒台，这让民众给政府的投书失去意义。但是，这些战败国的民众敏锐地意识到，执掌日本实权的不再是政府，而是占领军，特别是占领军的总司令麦克阿瑟。民众就很自然地将投书的对象从首相转向麦克阿瑟。据统计，自1946年9月至1951年5月，记录在案的信件数量达到44万封，如果把1946年8月以前的数量包括在内，预计可达到50万封，这就是战败国的国民呈送给占领军总司令信函的数量。

GHQ在收到日本国民的投书之后，相关负责人会逐一阅读信件，并做成英文摘要，其中认为特别重要的内容则全文翻译。GHQ将这些信件视为与军事情报同等重要的文件，因为这些信件反映了被占领国的真实情况和社会心理，对于迫切需要了解这些侧面的GHQ来说，毫无疑问是重要的资料。麦克阿瑟在第一生命大楼的司令部，每日阅读这些信件。并且，他还选出比较重要的信件约3500封，现收藏于弗吉尼亚州的麦克阿瑟纪念馆内。麦克阿瑟就是这样的领导人，一边极力避免自身形象出现在被占领国的民众面前，另一边却通过间接手段深入了解日本人的心理和内部实情。

袖井林二郎对这些数量庞大的信件进行了长期研究。袖井认为，“日本民众并没有将这位外来的支配者视为异端，而是将其视为能够站在民众立场聆听民众倾诉的占领者”，如此数量庞大的信件反映了这一认识在国民层面的扩散。⁽²⁾事实上大多数信件充斥着满足麦克阿瑟虚荣心的溢美之词。其中不少民众认为，占领是一种“慈悲”行为，麦克阿瑟时而是“父亲”，时而又是“神灵”般的存在。不少人期望日本能够被美国兼并，他们本人则希望侍从麦克阿瑟或者加入到美国大兵的行列。此外，民众也纷纷寄赠礼物给麦克阿瑟，而在多数场合他本人都照单全收。信件中确实有部分意见、建言，但更多则是对占领军的美好愿望甚至谄媚之词。

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信件邮寄给麦克阿瑟，是因为“麦克阿瑟虽然就权力的掌控而言是近乎天皇般的存在，但是他比天皇更容易让人接近，民众可以同其建立更加直接的联系”，这是他本人获得广大日本民众信任的重要原因。⁽³⁾当时的人们视麦克阿瑟为“牧师”或与此相当的人物，他们可以倾诉自己的罪过，并祈求麦克阿瑟让他们脱离苦海。日本的民众从麦克阿瑟身上看到了能够让他们重新认识自我的他者视角。当占领军压倒性的存在感与当时日本人的情感构造相结合时，这种他者视角就像是一直以来天皇制感情的一部分衍生物抽离衍生而形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信件并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对支配者单纯的从属意识。正如道尔所述，它们并非单纯意义上个人崇拜的证据，“对于从未置身过‘战败空间’的日本人而言，他们急需在这一空间中展现新生自我”，而邮寄信件恰恰是满足其自我表现欲的具体行动。人们虽然向麦克阿瑟的权威谄媚，但这并非所谓“东洋式服从”能够充分解释的行为，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多种欲望交相混杂其中。与此同时，这些刚刚从战时绝对权威中解放出来的日本人，在急于自我表现的同时，其行为本身仍然留有战时权威塑造的情感余温。所以，这些战败国的民众欢迎占领军、祝贺新体制的行为，从结构上来看仍然与旧体制有着强烈的连续性，他们也正是以此种方式来呈现新的自我。

迎接天皇巡幸的人们

当时给麦克阿瑟邮寄信件和礼物的人们，与迎接天皇到各地巡幸的人们的心情是相通的。在昭和天皇发布“人间宣言”之后，地方巡幸成为“人间天皇”最重要的表现活动。天皇的此番巡幸是由以宫内厅以及天皇本人为中心的势力推动的，他们突破持否定性意见的外务省的阻碍，在获得占领军的许可后，将地方巡幸付诸实施。

但是，真正希望推动巡幸的是宫内省和天皇，还是占领军呢？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占领军当局有意重塑天皇的形象，希望通过战后的巡幸让裕仁代替麦克阿瑟成为战后新支配体制的关键角色，并对此极为重视。所以，“巡幸”其实是日美双方想到一块的结果。

最终，以1946年2月视察战后复兴、归国者救助情况为契机，昭和天皇陆续巡幸了神奈川县、群马县、琦玉县、千叶县、静冈县等地，同年10月又对爱知、岐阜两县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巡幸。次年6月他又巡幸京都、大阪、兵库、和歌山四府县，8月则对宫城、岩手、青森、秋田、山形、福岛等东北地区进行巡幸，9月对栃木县，10月对新潟、长野、山梨、福井、石川、岐阜等北陆、上信越地区，11月对鸟取、岛根、山口、广岛、冈山等中国地区⁽⁴⁾进行巡幸，在短暂的时间内，昭和天皇的足迹已经遍布本州各地。1948年中断一年后，昭和天皇于1949年到九州，1950年到四国，1951年则继续对京都、滋贺、奈良、三重等地进行巡幸。在占领期间，除冲绳之外，只剩下北海道一地没有巡幸，这一缺憾于1954年8月得到弥补。伴随着天皇巡幸的是新闻媒体铺天盖地的关于“人间天皇”的宣传报道。昭和天皇的各地巡幸不仅重现了明治天皇各地巡幸的盛况，同时与隐居幕后的麦克阿瑟一进一出，相得益彰，如此一来，作为麦克阿瑟替代品的昭和天皇的形象得以确立。

昭和天皇在战后所进行的巡幸，将与常人等身大的天皇近距离地呈现在普通民众面前，不啻为一种精妙的表演策略。铃木镇子指出，1945年11月的伊势神宫参拜可被视为战后巡幸的原型，而随着巡幸进入高潮期，民众对天皇的认知从对“神”的崇拜转换为对“象征”的期待，日本政府的这一战略得以顺利实现。⁽⁵⁾巡幸是“天皇与国民确立新型关系并彼此适应礼仪的过程”。⁽⁶⁾经此推动，“天皇成功变身为著名人士”。“菲拉多帽、西装、领带等服饰在身，行走起来却很不自然”的天皇，与此前作为帝国统帅的天皇相比，确实判若两人。⁽⁷⁾

但是，对战后巡幸期间民众的欢迎方式以及媒体的报道等进行仔细考察后，不难发现这样的事实：这种巡幸更多体现的是与战前的“连续性”而非“断绝”。例如，保阪正康针对1946年2月天皇巡幸神奈川时的研究报告指出，无论是各地的接待安排还是归国士兵应对巡幸的心态，都与战前完全相同。保阪指出，当天皇一行到达横滨市区重要的商店街时，街道两侧聚集了欢迎的人群，排在最前列的则是商店街的老板，他们秩序井然，扮演了安保警备的角色。自神奈川行幸之后，天皇的巡幸和行幸⁽⁸⁾陆续展开，巡幸也成为巨大的面子工程，许多当地的政治家也被动员加入欢迎天皇巡幸的队伍中。⁽⁹⁾

从对战前的“连续性”的接受程度来看，当地媒体的报道显然要比全国性主流媒体更加积极。相较于《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主流媒体的片段式报道，当地媒体则呈现出另一个极端，对天皇巡幸过程中的一举一动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报道。例如，1947年10月天皇访问上信越地区时，《信浓每日新闻》⁽¹⁰⁾的头版对天皇的访问做了非常细致的报道。仔细阅读每一条报道稿后可以发现，其内容和报道方式与战前明治天皇的巡幸场面几无本质差别。（图2-2）

在直接听取当地官员介绍的过程中，天皇会表现出眨眼侧耳、应许点头等动作。介绍完毕后，他往往会留下“继续努力”等鼓励话语。当地的民众发言常见的表达则都是“陛下亲莅至此，我等已然忘记过去遭受的苦劳。另外，逝去的人们也会安心满足”之类千篇一律的套话。然而事实上，这些包括当地民众感恩之语在内的评价却很少出现在报纸的报道中。在巡幸的对象地可以看到感恩至极的民众“双手合十、感激涕零、泣不成声”等描写，却唯独不见当地民众对“人间天皇”的直接感触和真实表达。

围绕天皇的这一系列巡幸，报社内部也不是没有质疑的声音。在结束长野行幸后的10月16日，《信浓每日新闻》刊发社论，对巡幸的“崭新性”表达疑问。社论首先断言，“我们所看到的天皇，即所谓的‘人间天皇’，还没有真正形成”。例如，“在不同地区、不同场所，人们迎接天皇的态度是不同的，比如有些地方专门装饰了‘奉迎门’，而有些地方则没有；沿路有些奉迎者高呼万岁，而有些则没有；陛下在各地虽然说了相同的鼓励的话，但是有些地方的民众感激涕零，而另一些地方则完全没有反应。因年龄、境遇的不同，民众对天皇的巡幸表达了不同的态度，与此同时，各地民风以及职业风格的差异也在巡幸的态度上呈现了出来”。

社论进一步指出，“这次巡幸过程中，最丑陋的一幕在于地方官员出于各自的政治目的而对巡幸进行政治利用。例如，天皇就农业所提出的问题，大多不是由当地的农民，而是地方议员花钱雇来的专业人士来回答”。县政府当局以及警察的态度可谓旧态不改，“警察部门只顾增加警车的数量，丝毫不顾及具体情况，认为他们的使命就是紧紧跟在天皇的后面”。

伪天皇的出现

不过占领期间围绕天皇身体所产生的变化，并不仅限于天皇这一传统的延续这么简单。天皇在对地方进行巡幸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口头禅“啊，这样啊”等也时常为民众所诟病。而与寄给麦克阿瑟的书信相同，在有关天皇的讨论中，民众也并非一味地折服于天皇的权威，同时也有将权威为我所用并且假借“天皇”这一身份来表现自我的案例。其中的典型就是1940年代末期活跃在日本各地的伪天皇。

战后不久，名古屋一位名为熊泽宽道的杂货商向占领军司令部提交了一份陈情书，表示他本人才是南朝正统的天皇，现任天皇裕仁作为北朝子孙理应退位。熊泽指出，现任天皇不仅仅是战犯，同时作为554年前通过阴谋与暗杀篡夺皇位者的子孙，不配拥有皇位。真正的皇位继承人是南朝的天皇，其第9代传人信雅王在移居到尾张时之岛时改姓熊泽直到现在。现在熊泽家还保存着“熊泽家文书”以及家谱等证据，其家纹也与现天皇家16朵花瓣的菊花纹相同。熊泽家自明治时期起就不断向政府陈情，但一直没有获得政府的正面回应。如今拥戴北朝天皇的日本遭遇战败，从美国派来了新的将军，正是一雪南朝600年耻辱历史的最佳时机。

熊泽有关自己才是真正天皇的声明本身疑点重重，不过这些可疑的说法被《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的特派员注意到，特派员对熊泽进行专访并且将采访内容刊载到报纸上。《生活》（Life）杂志的报道稿甚至还贴出了熊泽本人的照片（参见图2-3）。在舆论界引起广泛反响之后，这位“南朝天皇”的势力随之扩大。1946年到1947年间，海外媒体威信极高，这让他在国内也收获了不少拥趸。熊泽成立了“南朝奉戴同盟”，以大阪为总部，并在全国十三地设立支部，同盟会员据说有3000余人。熊泽甚至还放出风声，时机合适就以“大延天皇”之名继承皇位，并放言要在与南朝渊源深厚的吉野⁽¹¹⁾营造“皇居”。

到了这一阶段，或许是熊泽天皇备受吹捧的缘故，全国各地出现了多位自称“真天皇”的案例。其中，爱知县津岛出身的熊泽乃武夫宣称自己才是熊泽宗家的子孙，要与宽道竞争。同时，岐阜也有一位名为熊泽常光的人士自诩为天皇，而熊本则出现了两位“天皇”，其中一位总是穿着衣领上印有“法天皇”的短外衣，另一位则脚穿木屐、手持念珠。此外还有来自爱知县丰川和福岛县葛尾的两位人士，他们均称自己是继承南朝皇位的长庆天皇的子孙，并分别以“三浦天皇”“葛尾天皇”自称。冈山县则有自称后龟山天皇后裔的“酒本天皇”。在鹿儿岛的鬼界岛还有一位名为长滨丰彦的人士，他自称是当年“坛之浦合战”⁽¹²⁾中战败跳海的安德天皇的后代。据说安德天皇跳海后得救，隐居鬼界岛而维持皇统。事实上，该岛有很多关于安德天皇的遗迹和传说，作为继承岛上神社家系的“长滨天皇”，他本人也得到部分岛民的支持。如此看来，这些伪天皇的主张恐怕并非个人单纯妄想的产物那么简单。总之，在占领期间，日本全国上下多达30人自称具有正统皇位继承权。

这些伪天皇的出现并不是说明他们从情感上对固有天皇制的否定，也不意味着他们从根本上否定以天皇的肉身为权力中枢的体系。准确地说，伪天皇们是对天皇肉身抱有强烈热情，因此将自己与其同一化，这反映的是人们对天皇制情感结构上的共情。

天皇裕仁的巡幸与伪天皇的登场几乎同期发生，这看似毫无关联，但也绝非偶然。进入战后这一特殊的时期，对于那些想要保护裕仁天皇的民众而言，只有通过“人间天皇”的方式来粉饰“天皇的神性”，方可渡过危机。但是，在神圣性危机爆发的当口，人们的肺腑中所喷发出来的东西并不出自单纯意义上“世俗化”的逻辑，而是“神圣”与“戏谑”相混沌的机制的产物。在麦克阿瑟掌握无与伦比的权力的背景下，天皇作为至高无上的象征，其权力得以弱化，这为无数伪天皇的滋生提供了土壤，他们恰如狂欢节中扮演国王的小丑角色那般粉墨登场。

狂欢终归短暂。伪天皇的狂热随着占领期的终结而走向低潮。其中，作为话题人物一直炒作到最后的，正是上述首位伪天皇熊泽宽道，而他的命运也以悲剧告终。1951年他将天皇裕仁推向被告席，理由是“作为天皇失格”。他的诉讼被驳回，后来生活也陷入窘境。百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出没神户、东京的剧场，以“天皇”角色为亮点维持生计。但这些转型并没有取得成功，后来他皈依天理教，以东京葛饰一带的“法皇厅临时法务所”为据点四处奔走，于1966年去世。自1950年代中期以后，伪天皇被大众热捧的现象再也没有出现过，反倒是战后天皇制从此开始进入稳定期。

《真相》中的天皇形象

占领期间天皇制所面临的危机并不仅限于伪天皇的陆续登场。其实在整个战后史的历程中，天皇遭受火力攻击最猛烈的恰恰也是在这一时期。在媒体舆论界，以《真相》为代表的一批杂志对这一时期的天皇形象做了大胆表现。《真相》于1946年3月出版创刊号，刚上市就卖出了2万册，巅峰时期销量甚至超出10万。该杂志受到日本共产党的影响，最初甚至想用《天皇评论》作为刊名，足可见其对“天皇”的执念。特别是有关天皇的花边新闻是该杂志的专属，诸如《解剖裕仁君》《裕仁一家的配给生活探访记》《天皇果然是扫帚》⁽¹³⁾等十分吸引眼球的标题均出自该杂志的手笔。（图2-4）

该杂志最擅长的是有关“人间天皇”私生活的报道。《裕仁一家的配给生活探访记》（第20期）详细记载了天皇一天的配餐表，“裕仁氏是个十足的吃货，尤爱烤鳗鱼、天妇罗等油炸物配荞麦面，水果则喜欢香蕉，除官方宴请以外滴酒不沾，偶尔喝一点进口法国葡萄酒。皇后倒是酒瘾挺大，天皇在场的时候虽然不喝酒，但是每晚总要喝一杯啤酒，日本酒则要斟到茶碗八分满”。另外，该文还指出，天皇家平均每日蔬菜摄取量要比上野动物园的河马多，但是不及大象，诸如此类文风的内容在杂志中屡见不鲜。

在以《天皇皇后的日常》（第26期）、《天皇皇后的朝朝暮暮》（第27期）为题的匿名座谈会上，原宫内府的职员所谈论的内容从皇后对香水的爱好，到天皇夫妇寝室的双人床，乃至宫中女官的私生活，可谓无所不包。此外，在《科学家天皇的生态》（关西版）一文中，天皇作为生物学家的能力遭到质疑，文章称其研究工作其实完全是委托给天皇私设的研究所的职员来进行的。在《调查人间天皇的税金》（第18期）一文中，该杂志质疑“天皇既然回归到了国民身份，不纳税岂不是违背其作为人间天皇的本意”，并主张应该调查天皇家的纳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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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伊斯特伍德作为导演兼演员于1971年拍摄了《迷雾追魂》（Play Misty for Me），该片以电话为线索展开，但不可否定的是他本人也具有非常敏锐的针对媒体的批评意识。

(2)　袖井林二郎『拝啓マッカーサー元帥様』岩波現代文庫、2002年。

(3)　ジョン·ダワー『敗北を抱きしめて——第二次大戦後の日本人（上·下）』。

(4)　中国地区指日本本州西部广岛、冈山、山口、鸟取、岛根等县组成的广阔地域。

(5)　鈴木しづ子「天皇巡幸と象徴天皇制の確立」『歴史評論』1975年2月号。

(6)　坂本孝治郎『象徴天皇がやって来る』。

(7)　ジョン·ダワー『敗北を抱きしめて——第二次大戦後の日本人（上·下）』。

(8)　巡幸和行幸都是天皇离开首都对地方的访问，差别在于巡幸指一次出行访问多个地方，而行幸指仅访问一个地方。

(9)　保阪正康「天皇、天降る日」『別冊文藝春秋』1989年新春特別号。

(10)　以长野县为中心发行的地方报纸。

(11)　吉野位于奈良县南部，日本历史上的南朝政权所在地。

(12)　坛之浦合战指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一场战役，也是源平两家战争的最后一战，经此一役，平家所支持的安德天皇跳海自杀。

(13)　“天皇是扫帚”这一说法起因于对天皇到地方巡幸而展开的批评，因为天皇每到一处，当地都要打扫得干干净净，讽刺天皇发挥了扫帚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