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反越战运动的追问
来自反越战运动的追问
作为民族主义的反美
朝鲜战争爆发前后以共产党为中心的反美斗争、1950年代以农民的联合为基础的全国范围反基地斗争以及1950年代末期的反对《日美安保条约》运动，这三者之间有着共同的主线，即在所谓“反美”即“民族主义”的框架下展开。小熊英二在讨论战后在潜意识层面强烈支配知识分子情感的民族主义时，明确指出了1950年代反美斗争与当时人们的民族主义感情之间的紧密联系。
小熊指出，1950年代初期反美武装斗争的特征在于“对‘民族’的极端强调”。活动家们宣称，“当前的日本受到美帝国主义以及美国资本的控制而陷入‘殖民地化’和‘军事基地化’的境地，‘日本民族的独立’受到了威胁”。在他们看来，美国主导的媾和条约只是保守政权和垄断资本家的策略，“他们是将我们民族出售给外国资本从而维护自身利益和地位的民族叛徒”。为了“与这些卖国势力相斗争，只要身为日本人，我国95%的人口就应该支持上述（反美）纲领”。(1)
从文化的层面来看，这些运动也批判道：“美国文化的渗透让健全民主的日本民族文化遭到压迫，来自外国颓废的、殖民地性质的文化充斥日本。”他们赞扬“茶道、花道、大佛等所代表的日本文化”，“奉日本武尊(2)为民族英雄”。(3)于是共产主义运动披上了真正“爱国者”的国民运动外衣，批判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及卖国的美国主义，为战后混乱中失去方向的天皇制民族主义情绪提供了虽然怪异却非常直接的承载空间。
这种“反美”与民族主义的密切结合在反基地运动中也有着直观的体现。如前所述，支撑高涨的反基地运动情绪的是农民对其土地遭到掠夺的愤怒，这种愤怒之所以在“国民”层面获得广泛响应，恰恰就在于土地所具有的“日本主权”属性遭到了侵犯。与此同时，民众们对基地周边的卖春妇持有复杂的感情，又或者说，“日本的贞操”这一表述所体现的国家层面男子气概的重构，本质上就是战前日本父权制情感的延续。
这类民族主义感情从反基地斗争一直延续到1960年代的反安保斗争。知识分子中间能够充分意识到这一倾向的当推清水几太郎。清水在1950年代中期，以基地问题为中心编辑出版了儿童作文集《基地之子》以及教师的纪实文学《基地日本》这两部作品。(4)在清水的意识深处，潜藏着强烈的作为“民族之日本”的感情，然而当前日本这个“民族”却不得不接受殖民地化的悲惨处境。
日本的成人们多以一本正经的口气声称：“日本同以美国为代表的多数国家缔结了和平条约，成为了伟大的独立国家，而且美国军队会来保卫我们国家的安全。”我们中的很多人也不乏这样的想法，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其实还有硬币的另一面……基地孩子们的文章向我们全面讲述了和平条约、安保条约、行政协定这些看似可喜可贺的舞台背后的事实和真相。(5)
“舞台背后”就是“作为殖民地的日本”这一现实。他们据此认为：“长期以来，亚洲各民族作为殖民地民族处于复杂交织、弱肉强食的关系链中。如今，亚洲各民族已经挣脱屈辱的历史，获得了民族的独立。反倒是过去曾长期俯视亚洲各民族的日本国民深陷入了被殖民的境地。”
清水在后来1960年《日美安保条约》修改之际，以一篇震撼读者心灵的文章呼吁开展请愿游行。该文以《现在就去国会——关于请愿的呼吁》为题发表于1960年《世界》杂志第5期上，清水在文章中指出，10年前《旧金山对日和约》签署时，美国强制日本签署了《日美安保条约》，而这次修订让新的条约更加具有军事色彩，但问题在于这次修订并非来自美国的强制，而是日本国民基于自发性和自主意识而缔结。清水指出了问题的核心，因为大多数日本人认为即使签订了安保条约，世界的大势仍是裁军与和平共存，所以日本也没有必要担心被卷入美国所发起的战争。针对日本国内这种乐观主义论调，清水的看法如下：
我并不认为日本国民已经堕落到必须依靠外力才能生存的地步。世界大势并不是为了这种搭便车的国民而存在的。所谓“自助者天助”，日本国民所面临的课题只有日本国民自己才能解决，世界大势可不会帮忙……但是，对于已经在跑道上“滑行”的新安保条约，我们国民能够做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手里还剩下什么牌可以打？我认为是“请愿”……今天我们能做的就是向众参两院议长请愿。
早在战前，清水就敏锐地洞察到了当时蠢蠢欲动的大众感情。在其名著《流言蜚语》中对此已经有了相当精到的论述，这种观察也跟他对“民族”即“国家”的执念联系在一起。1960年反对《日美安保条约》运动中，针对日本的对美从属结构，清水已经看透民众基于民族感情而对日本从属于美国这一地位的反感。但是，他并没有走像政党层面那样循规蹈矩的反对渠道，而是直接面向草根阶层，发动大众运动来抗议。
清水的提案得到民众的积极回应，并成为1960年安保斗争发展成为无党派国民运动的重要契机之一。通过草根大众运动来实现民族的自立，清水的这一构想在1960年前后获得了国民感情上的深度信赖。但反过来说，这里也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陷阱，如果日本国民确实已经堕落到必须依靠外力才能生存的地步的话，那么清水所谓“作为民族的日本”的思想归宿应该向着哪个方向发展呢？答案已经明确。清水于1980年在杂志《诸君！》发表的题为《现在做个国家吧，核武器的选项》（「今こそ国家たれ 核の選択」）的文章中明确提出了日本应该发展核武器的诉求，这被认为是1990年代日本新民族主义（neo-nationalism）的先驱。这篇文章也标志着清水政治倾向的右转，但是这种右倾并非突然的变节，而是他对日本大众情绪感到绝望之时而产生的必然的结构性变化。
作为转折点的“越平联”
大众层面的民族主义远离对美批判是始于196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反越战运动，其标志是1965年“越平联”（ベトナムに平和を！市民連合、越南和平联合会）的成立。越平联诞生的契机可以追溯到1960年反对《日美安保条约》运动时成立的“无声之声会”（声なき声の会），该团体联合其他运动团体共同组成了这一反越南战争联合组织。越平联的初期活动包括在《纽约时报》刊登意见广告、彻夜讨论集会的电视转播等，由此明确传达出了日本战后知识分子的呼声。但是到了后期，运动开始超越战后知识分子的预期，扩大成为以年轻人为主体的草根市民运动。1960年代末，小田实的领导力与年轻阶层的热情产生共鸣，使运动呈现出与1950年代的反美斗争以及1960年代的安保斗争时截然不同的样态。
从发展脉络来看，越平联尽管具有与此前其他政治运动的连续性，但同时也蕴含着完全迥异的潜能。在早期阶段就看穿这一点的是鹤见俊辅。1968年，在为小田实主编的论文集撰写的序言中，鹤见指出越平联具有两方面的新颖之处。第一是草根阶层的非组织性。越平联的运动“总是像喷泉一样，不断有年轻的血液涌现出来”。这个运动组织内部与外部的界限非常模糊，总是会有热切投身运动的新人成为运动的核心人物，换言之，运动的核心部分经常是中空的。
在鹤见看来，越平联所具有的第二个特征是其去民族主义的倾向。他将其定义为“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这里的国际主义不同于“战前币原喜重郎、吉田茂等重臣阶层所主张的以欧美为中心的国际主义，也不同于当前日本统治阶层追随美国的国际主义”。这种国际主义与美国国内的反战势力产生共鸣，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对英勇抗击占有绝对力量优势的美国的越南人民的崇敬之情，以及从日常层面与亚洲各地民众运动携手斗争的情怀。(6)
鹤见还指出，“为何一直以来我们彼此之间的互助都被限定在国家的框架内呢？反越战运动教会我们的是超越国家框架的必要性”，鹤见强调的是越平联尝试从内部突破国家窠臼的组织属性。后来的伊拉克反战运动通过互联网而变成了全球公民大联合的社会运动，而其40年前的反越战运动其实已经旗帜鲜明地揭示出了美国以及日本在公民层面横向团结亚洲各地民众的可能性。(https://www.daowen.com)
美国人和日本人之所以能够产生这种越境的“国际主义”，其重要背景来自于自身作为加害者属性的自觉。在越南战场上的美军逃兵们的反战理由并不单纯。他们质疑的是“美国明明没有被侵略的危险，为何还要漂洋过海去屠杀越南人，当他们就这个问题思考自己的责任时，才意识到其症结在于美国社会中的权力构造”。也就是说，他们首先把自己置于加害者的位置，在自我追责的基础上反思美国人的战争责任。
鹤见俊辅认为，美国的这种反战运动在日本同样适用，同样有效。在日本，“大东亚战争”的推进者们在二战后成为了“战后民主主义”的中坚力量，其统治权力具有延续性。1945年以后，美国与日本沆瀣一气，相互掩饰彼此的战争犯罪。所以与越南战争一样，日本国内也没有普遍认识到自身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的加害者属性。只要日本国内缺少对这种加害者属性的深刻自觉，那么战后的日本人就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主义。(7)
鹤见良行的实践
鹤见良行是俊辅的堂弟，他通过参与越平联运动摸索出切身践行“国际主义”的具体方法。良行在参与越平联运动的早期阶段就发表过一篇名为《打消作为日本国民的念头》（「日本国民としての断念」）的文章中指出，“既然主权国家有赖于国民的存在，和平运动当然要否定作为一国国民的立场”，也就是说，“日本的和平运动应该有别于动员游行、集团间争夺主导权的斗争性运动，回归到与之截然不同的原理性地表平面”，在良行看来，这种“原理性地表”指的就是“打消作为日本国民的念头”。(8)
持有这一想法的鹤见良行为何会执着于越南战争，执着于美国呢？在1968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如此写道：
当触及美国的时候，我发现美国有让我血液为之沸腾的某些东西。同时，这个国家又让我的血液为之冷却。美国这个国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让我触动，究竟是为何呢？是因为日本和美国就像连体双胞胎一样，彼此命运难以分开吗？还是因为美国如同战时的军部那样，是以不透明的方式支配我的生活？又或者是因为我生长在这个国度，单纯出于血缘就会产生出这样的爱憎之情？(9)
此后鹤见良行仍频频使用这样的隐喻来批判美国。例如，在西贡（现在的胡志明市）的街头广场，遭到公开枪决的越南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员所发出的呼喊，折射出来的是另一个美国。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美国，是因为这个歧视黑人的国家必然会对亚洲人进行杀戮。日本则跟这样的美国缔结了安保条约，日本的企业在越南战争谋取暴利，而民众则在美国的庇护下忘却了曾经对亚洲的加害。鹤见良行也时常扪心自问：“作为从事日美文化交流团体中的一员，我自己不也是日美这两个不对等的身体中间血液循环的一部分吗？”(10)从鹤见良行的追问中可以发现一个脱离美国的权力与资本之后就无法自主生存的战后日本，以及从幼小到现在一直同这样的美国保持密切关系的鹤见良行本人。在这两个层面上，他本人对“日本内在的美国”的追问是重叠在一起的。
当然，这一问题意识的背后包含着他对战后日本与越南战争关系的不断追问。鹤见良行在1966年时就批判道，“无论是政权、官僚、资本，还是媒体、工会、公民，所有让日本社会得以运转的势力在日本介入越南战争的问题上，都没有建立起以事实为基础的最基本的认知”。实际上，“我们正通过众多细分化的渠道同越南战争产生联系，却对这些细分化渠道的整体结构无从知晓”。(11)鹤见当时所论述的焦点在于越南战争特需以及这种特需同日本重整军备之间的关系，但是后来随着战事的发展，对于鹤见良行而言，一个超出这一直接关系之上的更大的问题视角浮出了水面。
1970年，鹤见良行在对越平联的活动进行中期总结时作了如下发言：
越平联所从事的本应该是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那么为何它如今却逐渐成为日本分裂的战后体制下各类政治社会现象的代言者？一个重要的解释是，日本民众出于人性而对越南人民产生的同情出发，认为反越战运动是位于1960年安保斗争的延长线上。而安保斗争的出发点恰恰在于战后民主主义以及保护基本人权。在反对越南战争运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冲绳问题、越南特需、基地斗争、在日美军逃兵等各类问题最终定格在以日美为基轴的亚洲基本政治结构上，而维系这一政治结构的则是越南、冲绳、安保体制和美国。所以在日本国内出现了所谓“我们之内的越南”这样的认识。越南战争不是隔岸观火，而是把所有日本人都牵扯在内的战争。1960年时本应当被守护的日常市民生活，如今却成为应当被否定的东西。(12)
可以说，在1960年代末日本社会意识的变化中，鹤见良行意识到日本民众作为当事者同时也是加害者的自觉。越南战争并不是发生在美国的外部，同时也不是发生在日本的外部，而是发生在以日美为基轴的亚洲基本政治结构中。所以，我们不能从外部讨论越南战争，而应从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霸权这一结构出发来看待越南。我们所反对的越南战争，并不是作为“和平”的国家向处于“战争”的国家伸出的援手，而是要从根本上质疑这个所谓“和平”的构造以及看似在讴歌“和平”与“繁荣”的日本社会，鹤见良行主张反越战运动必须包含着以越南为视角来重新审视日本社会的涵义。
(1) 小熊英二『〈民主〉と〈愛国〉』新曜社、2002年。
(2) 日本古代传说中的人物，相传为景行天皇之子，有勇有谋、力大无穷。
(3) 小熊英二『〈民主〉と〈愛国〉』。
(4) 清水幾太郎·宮原誠一·上田庄三郎共編『基地の子』光文社、1953年；清水幾太郎·猪俣浩三·木村禧八郎編『基地日本』和光社、1953年。
(5) 「編者のことば」『基地の子』。
(6) 鶴見俊輔「ベ平連とは何か？」市民連合編『資料·「ベ平連」運動』上巻、1974年。
(7) 鶴見俊輔「市民的不服従の国際的連帯」市民連合編『資料·「ベ平連」運動』上巻。
(8) 鶴見良行「日本国民としての断念」『鶴見良行著作集2』みすず書房、2002年。
(9) 鶴見良行「米国ニュー·レフトとの対話」『鶴見良行著作集2』みすず書房、2002年。
(10) 鶴見良行「アジアを知るために」『鶴見良行著作集4』みすず書房、1999年。
(11) 鶴見良行「ベトナム戦争と日本」『鶴見良行著作集1』みすず書房、1999年。
(12) 鶴見良行「一九七○年とベ平連」『鶴見良行著作集2』みすず書房、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