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麦帅到来

一
麦帅到来

麦克阿瑟降临厚木

“佩里来航”约一个世纪后的1945年8月30日，联合国占领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空降日本本土。翌日，日本的报纸关于麦克阿瑟的到来的报道如下：

不久后，如巨鲸般镶嵌着五角星的机腹上挂起了银色的扶梯。机舱打开了，记者们屏住呼吸，而后麦克阿瑟元帅现身。他戴着墨镜，穿着单薄的卡其色上衣，没穿外套，手里握着竹制的烟管，长期在南方生活的他脸色偏红，但没有被阳光灼伤的痕迹，以他66岁的年纪来看算是很年轻了。他在下扶梯前不时驻足，眼睛向左右注视，这是在给照片拍摄组摆造型。接下来他才走下扶梯，站在了机场的停机坪上。（《朝日新闻》1945年8月31日）

麦克阿瑟搭乘的是一架名为“巴丹号”的道格拉斯C54运输机。“巴丹”是菲律宾一个半岛的名字，当年日军在入侵菲律宾时，美菲军队曾经在此与日军殊死搏斗。在这场战斗中，美菲两国死伤惨重。麦克阿瑟在巴丹战斗中率领将士们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与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日军作战，他在美国本土所要树立起的正是他在这场战斗中的英勇形象，同时抱着一雪“珍珠港遭袭”耻辱的期望。

然而麦克阿瑟最终却只是侥幸逃到澳大利亚，而温莱特（Jonathan M. Wainwright）将军率领约76000名余部投降。此后日军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死亡行军”，导致上万名美军士兵死亡。所以，“巴丹”承载着美国对日本的屈辱记忆。在负责对日占领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部（下文称“GHQ”）的核心人员中，就包括麦克阿瑟麾下经历过巴丹战役的旧部。所以，麦克阿瑟的对日占领，从各种方面来看都可以说是位于他在菲律宾近4年对日战争的延长线上。

但是，麦克阿瑟初访日本并不是在1945年。早在日俄战争刚刚结束的1905年，当时还是年轻将官的他就与身为美国陆军高官的父亲及母亲在东京会合，一家人在接下来8个月的时间访问了横滨、京都、神户、长崎以及亚洲各地，第二年作为旅行的收尾，又在东京和横滨度过了3个星期，此间也曾拜会过日本的军人。此后，他在从美国奔赴菲律宾的途中也曾停靠横滨。1937年又陪同菲律宾总统奎松（Manuel L. Quezón）访问日本，还差一点儿有机会见到天皇裕仁。

麦克阿瑟人生的大多数时间都在菲律宾度过，从距离来看，日本本就不算是一个遥远的国度。作为驻守美利坚帝国前线阵地菲律宾的将军，日本曾长期是他的最大威胁。如何压制日本帝国主义，确保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支配地位，是他最关心的事项。

所以，回顾麦克阿瑟就任占领军总司令之前的人生轨迹，他正是作为美帝国的精英军人扮演着亚洲殖民地总督的角色，这也为他成为东亚曾经最大的帝国——日本的主导者做好了准备。他年纪轻轻就担任陆军参谋长等要职，却因反对罗斯福的新政，被“发配”到远离本国陆军部和国务院的殖民地菲律宾，在那里作为美国霸权的代表发挥作用。1942年日本入侵菲律宾后，他经历了美菲军队的败退与反击，最终成为指挥对日占领的司令官，而且还是一位象征着美国在亚洲无上的军事霸权地位的将军。

麦克阿瑟这种具有父权倾向且过度表演的个性，完全与其作为帝国总督的地位相符。他这种自我表演的倾向其实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已经展现出来。当时参加欧战的麦克阿瑟，精于算计对方的反应，有意将自身置于危险的境地，故意不携带防身工具，反而用上独特的帽子、马鞭、毛衣、长围巾等不属于正规军队的服装，这也成为麦克阿瑟的典型装扮。他为吸引他人的注意可谓不遗余力。⁽¹⁾此外，一战期间，麦克阿瑟还曾在新设的陆军宣传广播部从事新闻审查工作。30年后麦克阿瑟降临厚木机场的风貌，可以说是他重视自我表演的集大成之作。

扶梯上的亮相徒劳无功？

麦克阿瑟空降日本这一决定性的瞬间最值得玩味的，是他本人的演技与日本媒体的报道之间产生了奇妙的反差。麦克阿瑟显然对自己从“巴丹号”扶梯下来的瞬间做了极为周密的设计，这一镜头日后成为经典，可以看出他对媒体视线的高度重视。麦克阿瑟到来这一天，他本人拒绝了日本政府的迎接，却允许媒体记者采访。在镁光灯的聚焦下，他从扶梯走下，时而停下脚步环顾四周，留给媒体充分的拍照时间。军服着身、军帽配墨镜、嘴叼玉米芯烟斗，这套固定装备配得上其作为空降到战败国的新支配者身份。

因此，在与占领有关的多数言论中，似乎是麦克阿瑟在扶梯上威风八面的形象充斥于第二天的新闻报纸，颇有压倒性征服战败国民众的感觉。但是，正如袖井林二郎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翌日的日本报纸似乎并没有将这张极具代表性的照片登载在纸面上。⁽²⁾例如，《朝日新闻》选择的是麦克阿瑟与艾克尔伯格（Robert L. Eichelberger）中将握手拍肩的照片，两位将军面带微笑，照片本身无法做出更多的解读。也就是说，尽管麦克阿瑟的降临意味着日本的新支配者的登场，但是翌日的媒体甚至都没有把此事放上头版头条。《朝日新闻》的头条介绍的是东久迩宫稔彦内阁直接问信于民，号召广大群众给政府投书的新闻。对于具有重要意义的麦克阿瑟抵日，仅仅放在次要位置进行报道。

那么，为什么麦克阿瑟精心演出甚至把表情都设计好的场景，没有在第二天被报纸拿来报道呢？其实并非没有合适的照片，后来反而是麦克阿瑟的这张照片作为日本投降的象征经常被拿来使用。但在1945年的时间节点，这张照片确实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

目前来看，比较容易想到的原因大概有如下几点。首先，这一时期的日本人中恐怕还没有谁会意识到这个人会位居对日占领的权力顶点。新闻媒体并没有认识到麦克阿瑟在这个被占领国家的存在感会如此强烈，所以并没有把他视为中心，而是将其与其他将军置于同一个镜头下平起平坐看待。但不管怎样，麦克阿瑟将军的威名早在战争期间就已普遍为日本国民所知，所以这一解释仍然不够有说服力。

还有一种解释认为，当时的新闻报道还要接受内阁情报局的审查，考虑到内阁情报局对天皇权威的固执，麦克阿瑟那张在扶梯上彰显威严的照片被报社主动放弃。刚投降的日本媒体系统已了解麦克阿瑟在占领军中的重要地位，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不愿使用扶梯上的这张照片。

但是事实的情况更为复杂。当时不仅日本的媒体，甚至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媒体也没有放他站在“巴丹号”扶梯上的照片。美国媒体热衷于报道与麦克阿瑟相关的话题是他与败走巴丹后遭日军俘虏的温莱特将军在日本的重聚，当然都是些触动读者泪点的报道。麦克阿瑟面带微笑、温情脉脉，以低姿态搀抱着经历残酷俘虏生活后生还而看似带有复杂表情的温莱特，这一幕不同于他在扶梯上戴着墨镜的威严形象，倒是有着兄弟情深的氛围。

总之，戴着墨镜、叼着烟斗站在扶梯上的麦克阿瑟形象，在1945年9月时并没有进入战败国日本普通民众的视野。当然，这一形象也没有成为当时对日占领的象征性一幕。

那么这张照片到底是在何时，以及如何开始频繁进入媒体的视线，并且上升到日本占领期官方记忆的重要位置的呢？如果麦克阿瑟在扶梯上的亮相最初的努力仅仅归于徒劳的话，那么其表演在日本大众中间开始发挥功效又是始于何时呢？

对于大多数日本人而言，从1945年8月15日（严格地说是9月2日）到1952年4月28日这6年半的占领期，与总司令官麦克阿瑟的存在密不可分。他本人至少到1940年代末都握有绝对的权力，这一形象刻印在日本人的日常意识中。那么，对日占领与麦克阿瑟的结合，是否仅仅是他自身形象所导致的结果？还是说这一麦克阿瑟的形象其实是日本人在“占领”这一过程中，潜意识里被组织化的心理机制塑造出来的产物呢？

麦克阿瑟与天皇会见的照片

为了解开这一系列疑问，需要关注与麦克阿瑟公众形象有关的另一张照片，这也是一张要理解麦克阿瑟其人很难回避的照片。自空降厚木机场大约一个月后，麦克阿瑟作为联合国占领军总司令接待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来访，即9月27日天皇裕仁的拜访。关于天皇与麦克阿瑟会见内容等，已经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涉及，笔者无意在此展开论述，当然这也超出了本书讨论的主题。这里想要讨论的是外界对访问过程中麦克阿瑟与天皇合影的分析与解读。

实际上这张合影透露出相当多的信息。照片中的麦克阿瑟和天皇并排而立，从一系列符号性的对立中可以看出战后日美关系的不平等。例如，伟岸的麦克阿瑟与矮小的天皇、年长的麦克阿瑟与年少的天皇、便装的麦克阿瑟与正装的天皇、两手放在背后放松的麦克阿瑟与直立不动略显紧张的天皇、嘴巴紧闭正面朝向镜头的麦克阿瑟与正脸反光游离在焦点之外的天皇，如此种种、不胜枚举。这些都象征着美国作为“成人”而日本作为“未成年人”，或者说美国作为“男人”而日本作为“女人”的不对等关系。美国陆军专职摄影师贾塔诺·法雷斯（Gaetano Faillace）当时拍了三张照片，从中只选取了一张，而恰恰是选取的这一张能够最直接明了地反映出当时日美两国地位的真实状况（参见图2-1）。(https://www.daowen.com)

因此，在说到战后日本的时候，这张照片总会被频繁地拿出来讨论。更确切地说，这张照片是作为日本战败的象征为无数的日本民众所接受。还有一点值得留意的是，围绕29日报纸的报道内容，占领军与当时尚存的内阁情报局产生激烈的冲突。冲突的起因简单回顾如下：上述麦克阿瑟与天皇会见的照片于28日流入日本的报社，各大报社计划将照片刊载于29日的头版，内阁情报局惊异于报社的这一举动，拟禁止当天的报纸流传到市面。占领军当局对内阁情报局的这一措施异常震怒，遂将“新闻及言论自由之追加措施”提前至27日发令生效，解除了内阁情报局禁止报纸上市的措施。受到这一系列冲突的影响，内阁情报局也不可避免地遭遇解体的命运。

从这一系列的前因后果可以看出，麦克阿瑟本人显然十分理解这张照片的重要性。实际上各家报社所刊发的文字内容各有不同，在标题和内容呈现差异性的同时，使用的照片以及在报纸版面中的位置却十分统一。例如，《朝日新闻》等多家报社将几日前《纽约时报》特派员对天皇的采访作为文字内容与合影照片放在一起，《每日新闻》则只刊载了合影照片，第二天才刊载合众通讯社（UP）社长休奇·贝利（Huge Baillie）对天皇的采访。虽然有如上差异，但在9月29日的报纸头版均不约而同使用了这张合影照片。因此可以认为，该照片的刊载从一开始反映的就是GHQ的明确意图。从占领军的角度来看，无论报道的内容如何，只有照片这一介质才能够吸引读者目光，因此将照片提高到重要位置。

会见的照片是“战败”的象征？

但是，根据有山辉雄的分析，日本方面即内阁情报局之所以禁止发布这一报道，其原因不在照片本身，而在于美国记者在采访基础上撰写的文字内容。在采访中，天皇针对东条英机误用宣战诏书一事进行了批评，但天皇不希望这一段内容在报纸上公开。⁽³⁾所以，在当时9月份这一时间节点，天皇与麦克阿瑟并肩合影的这张照片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至少在日本的新闻媒体、内阁情报局以及读者中间尚没有明确的定位。但是，不久之后，采访的文字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失去价值，反倒是这张会见的照片不断地被人们提起，其分量越来越重，作为战后日本曲折立场的象征而引起了舆论界的充分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在此过程中浮现的一种分析视角，即将与麦克阿瑟形成对比的天皇形象与战败后被占领的日本视为一体。坂本孝治郎指出，这张照片“释放给日本国民的最大信号是，在新来的占领权力的主导下，‘战败、降伏’的现实已经凌驾于‘终战’的修辞之上”。⁽⁴⁾

这里必须要认真思考的是，这种解释是从何时、基于何种文脉产生，又是如何演变过来的？另外，通过这种解释生发出怎样的历史观？照片在最初并没有特定意义，但是在经历社会的洗礼，被加以审视和阅读之后，就开始具有各种各样的意义。从今天我们对问题领域的关心来看，不证自明的一点是，它象征着战后那段时期的日美关系。然而，这张照片的象征意义是在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由一系列解释的连锁反应而确立起来的。因此，它留给我们的问题是，这张照片在战后日本的言说空间中，究竟是由谁提出并塑造出这一定位的呢？战胜国的最高司令官与战败国的元首二人的合影，对于战败国的民众而言是一张具有何种意义的图像？这张合影是如何经由媒介和话语从而形成有关天皇形象的主流解释的？

例如，有一组围绕民众听闻终战“玉音放送”⁽⁵⁾后泪崩的照片。佐藤卓己详细地考察了该组照片被媒体蓄意操作“半捏造”的过程。根据佐藤的解释，其中一些天皇的“赤子”听到“玉音放送”后所谓泪崩的照片，其实并非当时，而是战争期间在完全不同的情境下所拍摄的，照片中还有民众毫不知情的状况下被拍下的镜头。就是这些来源十分可疑的照片在“8月15日”的相关报道中与“玉音放送”扯上了关系，其后不断地被引用，最终奠定了其作为整齐划一的“玉音写真”的地位。⁽⁶⁾

佐藤的工作是分析这些不知由谁所拍摄且暧昧模糊的照片发展成为“玉音写真”的过程。即使照片的来历十分明确，照片的含义也会因媒体报道的语境以及图片说明文字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基于相同的逻辑，麦克阿瑟与天皇会见的照片是何时以及由谁所拍摄这些信息虽然很明确，但是这张照片仍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解释，因此不能单纯将其归结为“战败的象征”。所以，关于这张“会见合影”，仍然有必要深究背后不同的解释。

麦帅的紧张、天皇的迷茫

让我们变换前提条件来仔细看这张照片，麦克阿瑟与天皇在合影的时候，更强烈地意识到镜头的存在也更显紧张的不是天皇，而是麦克阿瑟。

北原惠详细比对了法雷斯所拍摄三张照片的细微差异，指出“三张照片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续拍摄。其中天皇在那两张没有被采用的照片中，两膝呈放松状态，身体有明显的变化。反观麦克阿瑟，他两肘靠后没有丝毫变化，可以看出，他在整个拍摄的过程中凝神聚焦，身体并非处于放松状态”。⁽⁷⁾如只观察照片，麦克阿瑟看起来确实比天皇更加放松。但是，我们却又有理由推断这种放松的人为属性，即是其在镜头面前算计好的表演。麦克阿瑟之所以要摆出这样的造型，恐怕是要充分展现出美国作为“占领者”的形象吧！

那么天皇的情况如何呢？正如北原所精准分析的那样，天皇姿态的细微变化以及不经意地张开嘴巴，只是尚不习惯近距离突然拍照，身体本能所做出的迷茫反应。因为在战前，天皇拍摄照片时，摄影师会在事先接受严格的调查，只能够在距离天皇本人数十米开外的地方拍摄。然而这次是摄影师突然近距离出现在天皇面前，“按动快门、迅速拍照”。

关于拍摄合影一事，对于麦克阿瑟一方而言，肯定经过了周密的准备，但是对于天皇裕仁而言，则是突如其来的安排。麦克阿瑟本人也多少能够意识到这张照片对于日本民众所具有的意义，所以将拍摄合影作为会见的重要一环，但是对于天皇而言，他本人是来找元帅会谈的，而不是为拍照而来。所以在拍摄的瞬间，他本人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为何拍照。

接下来的问题是，当时的日本人是如何理解这张照片的呢？如前所述，后来大多数的分析讨论认为这张照片是让日本人回忆起“战败”的震惊事件，也是象征战后日美关系定位的照片。例如，斋藤茂吉在读到这份朝刊（早报）后破口大骂“麦克阿瑟这个混蛋”，高见顺则以“古今未曾有”一词来表达其震惊之意。总之，透过这张照片感受到“战败”的追忆不胜枚举。所以，时代越是向后推移，将该合影作为“战败之象征”的解释越发普遍化。然而，在该照片被报纸刊载的1945年秋天，大多数读者真的将其与“战败”的屈辱感联系起来了吗？事实上恐怕未必如此。

约翰·道尔也指出，如果仅把这张合影视为象征着日本战败的屈辱性照片，其实是一种欠缺想象力的理解。毋宁说这张照片所释放的信号是“最高司令官宽待了天皇，且站在了天皇的一边（无论何时都是支持天皇的力量）”。⁽⁸⁾即使对于保守阵营的人士而言，这场会见也给他们带来了安心感，“因为日美关系已经超越了毁灭与被毁灭的敌对关系，发展成为支配与被支配的占领关系”。麦克阿瑟与天皇像一对夫妻拍摄结婚照一样并排站着，或许是在接受日美两国之间“拥抱”也可以说“结婚”的祝福。⁽⁹⁾

更有观点认为，这张照片在当时非但不是“屈辱”，更有可能跟战时的“御真影”⁽¹⁰⁾相同，被视为尊崇的对象。如北原所述，鸟取县特高科在调查该合影的反响时留下记录内容如下，“除部分人士认为有失陛下尊严而不满以外，大多数人士均能体察圣虑、满怀感激”。⁽¹¹⁾可以设想类似的反应在各地应该比较多见，只是囿于资料的限制无法证实而已。

这些反应对麦克阿瑟而言，或许恰恰是其公开照片后最期待看到的结果。他本人深知照片这一媒介所具有的效果，也因此对日本民众的反应抱有积极的期待。但是，他本人在照片中与天皇并排合影，恐怕也没有想过超出必要限度外地贬低天皇。麦克阿瑟或许至少希望在这些敬爱天皇的日本国民面前（至少他自己认为这样）呈现出作为天皇的保护者的一面。如果再稍加品味，或许他本人也希望自己能够在崇高性上比肩天皇。所以在看到这张照片的读者中间，有震惊者在所难免，但仍然不乏深感安慰者，以及一如既往地尊崇敬拜天皇者。更有甚者也许会将这张照片视为权力者沆瀣一气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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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マイケル·シャラー『マッカーサーの時代』豊島哲訳、恒文社、1996年。

(2)　袖井林二郎『マッカーサーの二千日』中公文庫、2004年。

(3)　有山輝雄『占領期メディア史研究』柏書房、1996年。

(4)　坂本孝治郎『象徴天皇がやって来る』平凡社、1988年。

(5)　这里是指裕仁于1945年8月15日通过广播的形式宣读《终战诏书》，因为天皇在战争中被神格化，所以被敬称为“玉音放送”。

(6)　佐藤卓己『八月十五日の神話』ちくま新書、2005年。

(7)　北原恵「表象の“トラウマ”——天皇/マッカーサー会見写真の図像学」森茂起編『トラウマの表象と主体』新曜社、2003年。

(8)　ジョン·ダワー『敗北を抱きしめて——第二次大戦後の日本人（上·下）』。

(9)　北原恵「表象の“トラウマ”——天皇/マッカーサー会見写真の図像学」。

(10)　指战前日本天皇与皇后的正式照片。

(11)　粟屋憲太郎『資料日本現代史2』大月書店、1980年。